译者序
奥雷尔·斯坦因是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学者。他于1862年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因为他父亲认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样做会使他能够融入主流社会，获得接近外界和更好发展的机会。斯坦因没有让父母失望，他获得了世界近现代探险时期以来最大的文化财富，成为唯一一位在世界地理探险和考古探险两方面，以及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崇高声誉”的名人。1943年，当他在阿富汗准备再次进行中亚探险考察时，病重不治，临终前请求英国圣公会为他举行葬礼。
受西方地理探险时期所宣扬的各种社会成功人士的典型事例影响，斯坦因从小向往的都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和中国唐代高僧玄奘经行的旅程。他花费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学习中亚和西亚的各种语言和文化，潜心研究历史和地理，用心编织人际关系，而后用其余的时间去探察古希腊人和希腊艺术进入中亚的路线，考察汉唐军队西进的道路和古战场，追寻玄奘经行的遗迹。因此，他越过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关隘，进一步研究西域的历史文化与艺术，唤醒沉睡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文化宝库，接触到延伸进入大沙漠的汉长城，叩开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诸多探险考察举措与收获，震惊世界。为了事业上的执着追求，斯坦因终身未娶，以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他所热爱与追求的考古探险事业和东方学研究中。
1883年，斯坦因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89年，斯坦因出任英属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正式开始其东方学学者生涯。这期间他研究克什米尔古代文化与地理，在拉合尔学习犍陀罗佛教艺术，并在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为之后的中亚与中国西部等地的探险做准备。
1898年9月10日，斯坦因正式启动其新疆探险考察行动计划，以意见书的方式上报旁遮普政府。他在意见书中写道：“我申请的项目是，要求地方政府和最高当局支持我计划的一次对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及其周围古代遗址的考古考察旅行。”1899年元旦前夕，印度政府内务部和财政部初步批准了斯坦因到中国新疆探险的申请。1899年初，斯坦因转入英属印度教育部工作，任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斯坦教育总监兼加尔各答马德拉萨学院院长。1900年5月31日，斯坦因启程前往中国新疆探险，从此开始了他再未停歇的探险考古和东方学工作。
斯坦因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年先后四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第一次探险出版了《沙埋和田废墟记》（通俗本，1903年）、《古代和田》（考古报告，二卷，1907年）；第二次探险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记》（考古报告，五卷，1921年）、《沙埋中国废墟记》（通俗本，二卷，1912年）；第三次探险出版了《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考古报告，四卷，1928年）；第四次探险因中国学术界的抵制和反对，开始不久即告中止。最后他综合前三次探险与研究成果撰写了极具可读性和学术价值的《西域考古记》。斯坦因四次中国西部探险考察，还有不少相关资料与著作出版，此不一一赘述。
上述著作全面地记述了斯坦因在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地区探险考察的全部过程，介绍了所有重要古代遗迹和珍贵出土文物。其中，以大量的文字和图版将上述地区古代遗址遗迹极其丰富、精美的出土文物展现于世人面前，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化面貌和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神秘面纱。此外，书中还详细地记述了亚洲腹地的新疆、河西地区等地山川、大漠、戈壁、雅丹、盐壳等地貌的种种奇妙的自然环境景观。斯坦因用鸿篇巨著向全世界打开了此前不为人知的“西域古代历史文化宝库”的大门，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于是也极大地吸引了那些垂涎欲滴的列强学者和形形色色的探险家紧随其后，纷至沓来。
斯坦因在编撰三大考古报告的过程中，邀请了当时欧洲有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对各种难度较大的课题进行了长期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然后斯坦因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基础，总其大成，编撰成书。因此，斯坦因的三大考古报告既是斯坦因的专著，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研究水平。从学术角度来看，虽然现在不难发现其中的错误和瑕疵，但其主要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因此斯坦因的三大考古报告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沙埋和田废墟记》《沙埋中国废墟记》主要记述了相关各次探险经历，将探险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告诉普通读者，是通俗读物，篇幅短小，文字简明，清晰地勾画出各次探险的概况、主要发现、重要收获和随后的学术研究进展与成果，以及正式考古报告中未刊载的一些细节和趣闻轶事等。它们是读者了解斯坦因的探险活动、主要发现和收获，以及其人其事的重要途径。
《西域考古记》是斯坦因综合他三次中亚探险考察与考古发掘的成果（包括研究成果）而写成的通俗著作。看过他三大考古报告的读者，据此可以流贯前后；没有读过他三大考古报告的读者，阅读该书也可以了解斯坦因在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塔克拉玛干地区探险考察与考古发掘诸方面梗概。书中叙述简洁而重点突出，对于中亚历史上各种问题的解读与评述也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可。故此，《西域考古记》是我们了解西域以及20世纪中国西部探险情况不可多得的佳作。
斯坦因在考古探险和东方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与巨大声誉，使国际学术界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然而，斯坦因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乃是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西部垂涎和染指的产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诸多成果与声誉背后的历史背景及其行为进行揭露，以正视听。
第一，斯坦因是肩负英国印度殖民政府政治使命的学者。新疆地处亚欧战略要冲，故英国和其他列强“久有觊觎窥伺之心”。为此，他们处心积虑地将魔爪伸向新疆。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诸国负有政治使命的各种探险家纷纷闯入新疆，斯坦因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坦因“奉印度政府之使命”（时印度政府受英国控制），在印度勘探局、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官方机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在新疆进行四次探险活动，对此斯坦因在其著作中从不讳言。那么，斯坦因领受英印政府的什么使命呢？“其目的系借考古迹为名，偷绘我国地图”；“名为考古，实则暗中盗窃吾新古物转运英国”。此外，还有一项“使命”就是收集各种情报。斯坦因在《沙埋中国废墟记》前言中，曾提到他到新疆和河西地区探险的目标和性质，却未将上述三项“使命”包括在内。其实这缄口不言的三项“使命”，才是他探险的真实目的和性质，并在四次探险活动中不遗余力坚决贯彻执行。正因为如此，斯坦因才被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奉为“英雄”，并获得英王授予的印度帝国武士勋位和爵士爵位。正是以此为基础，其学术成果才被褒奖有加，他才有机会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以及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等一系列殊荣。因此，斯坦因到新疆探险绝不是纯学术活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执行英印政府使命的政府行为色彩，他利用学术为英印政府帝国主义政策服务，因此“命运之神”才对他“格外垂青”。
第二，靠谎言和骗术，并以行贿官员、收买走卒等不正当手段而隳突于新疆、河西，乃至内蒙古西部地区。对于上面提到的三条，清政府和地方当局早有察觉。因此，诸如对斯坦因的活动要“随时侦察”“应即查明禁阻”“遵照部令严行禁阻通行”“严密监视其行动，不准到处勾留”“请饬属防范，严加监视”等谕令，不绝于书。但是，斯坦因仍然我行我素，到处横行。就是因为当时中国贫弱，吏政腐败，官员贪污成风。斯坦因正是乘此由英国外交机构出面利用外交手段打压清政府和地方当局，并以“为发扬中国古时威名”“但求古路，不论考古搜集之事”等名义进行欺骗；同时还用钱物贿赂各级官员，收买走卒为其张目（斯坦因著作中每有流露）。以第四次考察为例，斯坦因就拿出6000美元“为运动新省官员费用”，斯坦因甚至明说“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所以负有监视之责的一些官员，往往以“并无测绘及违约情事”等谎报实情。有的官员甚至以斯坦因有“英美两政府后援”，不能用“无关实际之考古问题徒伤国际感情”，准斯坦因考察“毫无不妥”“务请当机立断”“免误事机”，如若不准“何以对国人”等言辞要挟上级政府。这些丧失民族尊严和国格的腐败官员为虎作伥，是沙漠珍宝流失的我方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当局虽然已认识到斯坦因以“多谋善窃著闻世界”“惯于巧取豪夺”，其人“老猾”“行踪诡秘”，他的话“全系谎言，不足置信”，但是由于当时清政府软弱无能，惧外媚外，加之当地腐败官员与斯坦因沆瀣一气，致使斯坦因以及其他列强的探险家大量劫掠我国西部文物珍宝。
第三，到处收集情报，散布攻击和分裂中国的谬论。斯坦因以考古和地理考察的名义，深入新疆各地，所到之处，广泛收集当地政府、驻军、民政、民族构成、民情、民俗、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情报；对敏感地区还进行体质人类学的考察与测量；广泛收集各地气候、水文、物产（包括矿物标本，甚至采集沙子和土壤标本)，以绘制高精度地图。凡此种种，有的可以与考古和地理考察挂钩。但是，从斯坦因的各种著作中反映的情况看，上述资料已大大超出了学术需要的范畴。除上所述，斯坦因在其著作中将新疆称为所谓“东突厥斯坦”，在大量确凿的历史考察材料面前尽管他不否认中国在新疆行使主权的历史事实，但其目的是煽动英帝国分裂中国领土，宣扬新疆古代是白人的家园以及新疆古代文化西来说，汉人是外来民族，并极力贬低汉文化在古代新疆的地位和作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当时中国官方也早已知晓，指出斯坦因侮辱中国，“轻薄中华民族之议论，尤堪发指”；对斯坦因“谓我只知有旧中国，我不管什么是国民党的少年中国之喊叫”，“外国人应不理会”中国，“以前外国人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合作皆是无聊，而且上当。新疆并不能算是中国领土，中国并无中央政府，新疆又不开化，我的老经验依然适用，只要拿些钞（票）行贿新疆官吏无不行的。中国民族的生命已临最后之一日”等谬论予以痛斥。总之，上述情况表明，斯坦因为满足英帝国主义妄图染指新疆和分裂中国充当了其急先锋。
第四，以偷绘高精度地图为己任。斯坦因的四次探险均由印度勘探局出资，提供先进设备，配备优秀测绘人员，对所到之处偷绘详细地图。从斯坦因的著作中可明确看出，他对测绘地图竭尽全力，比考古探察还要上心。为测绘地图，他本人或派员实地勘察，凡山川等各种地貌，山口险隘，古今军事要地和要塞，古今交通线（包括古今军事道路和小路）、交通枢纽、烽燧（烽燧线即古代军事警戒线）、驿站，古今城镇和居民点，各种水源的位置，水草分布状况等，地图上应有尽有。斯坦因测绘地图主要集中在第二、三次探险期间，所绘地图涉及地域之广、腹地之深，其详细和精确程度之高，地图数量之多，远远超出考古和地理学术考察之需要（《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中刊布的地图仅是其所绘地图的一部分），具有不折不扣的军事价值。在列强诸国探险队中，大规模偷绘地图者只此一家，这大概就是“大英帝国理所当然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真实含义。对斯坦因偷绘军事地图，当时清政府也非常警惕。在有关斯坦因新疆探险的档案史料中，涉及其偷绘地图的公文最多。档案史料中明确指出，斯坦因到新疆的目的是“偷绘我国地图”，他的活动“当不离军事范围”。斯坦因所到之处，“窃伺关系军务要险地段”“察看险要地方暨照绘地图”“派人分往各处测绘”“测绘险要”。“其受印度政府命令来华测量”“自印度入新甘之军路详细测绘以去”；斯坦因“携百余万元之巨款，奉印度政府之使命，领测探之专员，结果如何，念之不寒而栗!”因此，当时清政府一再发出“注重国防”，对斯坦因“严加监视”“绝不能任其自由行动”“禁止测绘在案”之类命令，不绝于耳。但是，由于前面第二条所述原因，斯坦因偷绘军事地图有禁不止。
第五，大肆盗掘破坏古遗址，疯狂劫掠大批文物。斯坦因的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北的东部地区。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斯坦因几乎盗掘了汉唐时期所有重要的古遗址，对古遗址造成严重的破坏，所出遗物也几乎被席卷一空，全部被运往印度和英国。对此，当时清政府指出，“古物保之国境乃尊主权之道”，斯坦因“盗取我国先民遗迹，蹂躏我国固有主权，实为吾族人士一大愤慨”，“此诚吾国家莫大之损失”。因而一再下令不准斯坦因“窃挖古物，测量地形”，以免破坏遗址，造成中国古代文物流失海外，并要求地方政府“派员严密监视，不得有发掘古物及携带出境”之事发生。最后，由于屡禁不止，故在斯坦因第四次探险时，当时清政府只能被迫采取“将其驱逐出境”，“庶几主权、国防、国宝皆得保全”之策。但是，斯坦因究竟劫掠多少古物出境，当时清政府根本不清楚。有的官员也只能笼统地报告“惟查该游历需用车辆、驼只、马匹甚多。询悉每考察一处，举凡一草一木，石块片瓦之属莫不装载而归，是以需用如此甚多”。此类报告虽然语焉不详，但也反映出斯坦因在明目张胆地进行洗劫。关于斯坦因劫往印度和英国的中国古代文物，至今尚无完整的统计。仅从他在著作中披露的情况看，就已令人触目惊心。此外，斯坦因在河西敦煌等地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等地也大肆盗掘和劫掠，其中尤以对敦煌藏经洞宝藏的劫掠最为臭名昭著。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沙埋中国废墟记》中详细描述了他及其帮凶蒋师爷如何巧施阴谋诡计，编造故事，鼓动如簧之舌，欺哄愚昧无知的王道士，以几个小钱步步诱骗王道士上钩，盗取宝藏。事后，还形成文字，津津乐道其如何瞒天过海，在夜色中一次次偷走大量精品。最后装满24箱（一箱的重量相当于一匹马的负荷）写卷，5箱绘画等艺术珍品，全部运往大英博物馆。（斯坦因说此后法国伯希和到藏经洞时，藏经洞尚有15000余卷，绝大部分被其劫往法国；后来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时，又从敦煌藏经洞盗走部分精品。)斯坦因开启盗窃敦煌藏经洞宝藏之先，他与伯希和对敦煌藏经洞宝藏的盗劫行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全世界!总之，在斯坦因大肆劫掠之后，新疆地区那些承载着汉唐辉煌历史的诸多遗址，大部分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曾经留存于其间的珍贵遗物，如今已是寥寥无几了。而敦煌宝藏，原本数量众多、璀璨夺目，可历经此番劫难，留存于国内的也只剩下一小部分了，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坦因是中国西部古遗址（斯坦因窃取石窟寺的文物比德国人少，暂不包括在内）最大的盗掘者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综上所述，最后就如何看待斯坦因的著作问题，再指出以下六点：第一，斯坦因的三大考古报告其实就是对他盗掘的遗址与劫掠的遗物进行的整理和研究，他的三部通俗读物则是这种模式简化后的随笔。因此，斯坦因的著作以资料为主体，其价值以资料取胜。在斯坦因的著作中，资料与研究是皮与毛的关系，资料是斯坦因学术成就的基础。归根结底还是中国古代遗迹和遗物本身的价值，是中国古代文化瑰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第二，斯坦因所处的时代是现代考古学的初始发展阶段，其学术报告存在科学性缺陷。另外，由于是挖宝式发掘，往往抢时间，赶“任务”，放纵民工乱抠滥挖（这是遗址遭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随意处理复杂现象或根本未观察到重要现象；加之斯坦因又经常离开现场（大多与测绘有关），因而他所获资料较乱。斯坦因的考古报告即以这样的资料为基础，以自己在现场所做的记录、日记和民工口述的情况为线索，按流水账的方式报告遗址、遗迹和遗物的情况。因此，斯坦因的考古报告不规范，重要遗址的完整形制布局及其各部位间的关系，遗物组合构成情况，遗迹之间、遗物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等绝大多数内容未交代清楚。这导致斯坦因的断代大都是以钱币、文字资料和少数他能够掌握时代特征的遗物进行推断，其研究结论也有待商榷。
第三，就斯坦因的著作而言，他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前面已有总体评价，此不赘述）是斯坦因坚决贯彻执行英帝国所赋予的使命，并为之奋斗的“敬业”和“献身”精神与其个人学术素质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许多欧洲学者集体智慧的总汇。斯坦因的研究成果，大多夹叙夹议，不太清晰，但仔细阅读仍能看清楚。对于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对学术研究发展的历史眼光进行分析，取其所长，为我所用。同时也必须剔除其糟粕（主要是由斯坦因的立场决定的），特别是他利用遗迹遗物别有用心地攻击中国的谬论，必须坚决批判，以消除其影响。
第四，斯坦因的著作和学术成果，是以肆无忌惮地践踏我国主权，疯狂盗掘中国古代遗址并劫掠中国古代文物为前提的。因此，斯坦因的著作即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国主权的铁证，同时也为那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因此我们在阅读斯坦因的著作时，一定要牢记惨痛教训，勿忘国耻。
第五，经斯坦因盗掘和劫掠之后，凡其所涉及的遗址均遭严重破坏，遗物也没有了。因此记录这些遗址和遗物的斯坦因的著作，就成为今天研究新疆汉唐考古学的基础资料，其有关敦煌藏经洞宝藏的记录也是研究敦煌学的基础资料之一。这是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通过斯坦因之手造成的，也是我们不愿意又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的历史事实。
第六，根据前面介绍的情况，对于研究新疆考古学和敦煌学，以及一些相关学科的人，或那些想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读者，斯坦因的著作不可不读。毋庸置疑，斯坦因的著作对上述诸学科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沙埋中国废墟记》的著述、出版均早于印度独立和印巴分治，因而书中的“印度”地域和行政范围包括现今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全境。另外，翻译过程中针对个别对理解文意无任何影响，且极为生僻、难以准确汉译的词语，为了忠实于原文，做了保留原词的处理。本书根据《沙埋中国废墟记》相关章节翻译、编辑而成。中译本序文中的主要观点，多处参考和借鉴了孟凡人先生关于斯坦因新疆探险考古的评价，特此说明，并向孟凡人先生表示感谢。此外，由于译者的专业能力和翻译水平所限，译作中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巫新华
2025年5月于北京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