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4年间，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这一时期各种风生水起的文化实践中，新闻出版活动尤为浓墨重彩。这个名播一时的“出版城”如何初始、如何展开、如何最终被指认为这个城市的重要表征？本书以一手资料的汇纂为主，按时间顺序编排，起1937年7月7日，迄1944年11月10日（从全面抗战开始至桂林陷落），记录桂林的新闻出版活动。外地对桂林新闻出版的报道，以及桂林报刊对外地新闻出版活动的报道，亦择要录入。致力于建立一个多生态的编年框架，立体地呈现当时桂林新闻出版生态中复杂的权力—文化关系。

吴永贵，男，1968年10月生，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任教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出版史、文献史、出版文化与阅读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出版业研究》《民国图书出版史编年》。主要著作：《中国出版史》《民国出版史》《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合著）等。

1937年

7 月 …………………………………………………………………… 003

8 月 …………………………………………………………………… 005

9 月 …………………………………………………………………… 010

10 月 …………………………………………………………………… 013

11 月 …………………………………………………………………… 015

12 月 …………………………………………………………………… 019

1938 年

1 月 …………………………………………………………………… 025

2 月 …………………………………………………………………… 032

3 月 …………………………………………………………………… 033

4 月 …………………………………………………………………… 039

5 月 …………………………………………………………………… 041

6 月 …………………………………………………………………… 042

7 月 …………………………………………………………………… 043

8 月 …………………………………………………………………… 050

9 月 …………………………………………………………………… 055

10 月 …………………………………………………………………… 058

11 月 …………………………………………………………………… 060

12 月 …………………………………………………………………… 065

1939 年

1 月 …………………………………………………………………… 093

2 月 …………………………………………………………………… 118

3 月 …………………………………………………………………… 138

4 月 …………………………………………………………………… 151

5 月 …………………………………………………………………… 167

6 月 …………………………………………………………………… 184

7 月 …………………………………………………………………… 201

8 月 …………………………………………………………………… 225

9 月 …………………………………………………………………… 238

10 月 …………………………………………………………………… 248

11 月 …………………………………………………………………… 266

12 月 …………………………………………………………………… 275

1940 年

1 月 …………………………………………………………………… 295

2 月 …………………………………………………………………… 314

3 月 …………………………………………………………………… 329

4 月 …………………………………………………………………… 335

5 月 …………………………………………………………………… 340

6 月 …………………………………………………………………… 350

7 月 …………………………………………………………………… 361

8 月 …………………………………………………………………… 378

9 月 …………………………………………………………………… 386

10 月 …………………………………………………………………… 395

11 月 …………………………………………………………………… 403

12 月 …………………………………………………………………… 415

1941 年

1 月 …………………………………………………………………… 441

2 月 …………………………………………………………………… 450

3 月 …………………………………………………………………… 463

4 月 …………………………………………………………………… 476

5 月 …………………………………………………………………… 498

6 月 …………………………………………………………………… 525

7 月 …………………………………………………………………… 548

8 月 …………………………………………………………………… 555

9 月 …………………………………………………………………… 579

10 月 …………………………………………………………………… 589

11 月 …………………………………………………………………… 598

12 月 …………………………………………………………………… 613

1942 年

1 月 …………………………………………………………………… 633

2 月 …………………………………………………………………… 644

3 月 …………………………………………………………………… 649

4 月 …………………………………………………………………… 659

5 月 …………………………………………………………………… 667

6 月 …………………………………………………………………… 684

7 月 …………………………………………………………………… 691

8 月 …………………………………………………………………… 699

9 月 …………………………………………………………………… 719

10 月 …………………………………………………………………… 739

11 月 …………………………………………………………………… 758

12 月 …………………………………………………………………… 796

1943 年

1 月 …………………………………………………………………… 823

2 月 …………………………………………………………………… 832

3 月 …………………………………………………………………… 845

4 月 …………………………………………………………………… 857

5 月 …………………………………………………………………… 876

6 月 …………………………………………………………………… 894

7 月 …………………………………………………………………… 905

8 月 …………………………………………………………………… 924

9 月 …………………………………………………………………… 931

10 月 …………………………………………………………………… 952

11 月 …………………………………………………………………… 964

12 月 …………………………………………………………………… 975

1944 年

1 月 …………………………………………………………………… 1013

2 月 …………………………………………………………………… 1020

3 月 …………………………………………………………………… 1023

4 月 …………………………………………………………………… 1029

5 月 …………………………………………………………………… 1039

6 月 …………………………………………………………………… 1045

7 月 …………………………………………………………………… 1052

8 月 …………………………………………………………………… 1054

9 月 …………………………………………………………………… 1057

10 月 …………………………………………………………………… 1060

11 月 …………………………………………………………………… 1061

附 录

附录一：著者个人刊印图书一览（种）

附录二：未知出版者的图书一览

附录三：未知出版时间的出版者一览

附录四：未知出版时间的期刊一览

附表：全面抗战时期桂林书报刊统计表

附 文

桂林的书市 1071

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 1073

荒芜了的文化城：桂林 1076

参考文献

后 记

总序

202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一套“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以下简称“编年丛书”），包括《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编年史》《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编年史》《桂林抗战文化城音乐编年史》《桂林抗战文化城戏剧编年史》四种五大册，足足有二百万字。他们联系我写篇序言，尽管感到难度蛮大，但我踌躇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从大学时期作毕业论文到现在，我浸淫在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领域已四十五六年了，眼见以桂林抗战文化城为核心的广西抗战文化研究，由最初的五六人和三五篇资料长文开始做起，发展到今天广西有近百人、外省有一二十位学者参与，已出版资料集、工具书和学术专著一百多部的大型学术规模，真令人感慨不已！如今，又有广西和湖北的几位学者联合推出这套编年丛书，为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添砖加瓦，实在是令人高兴的事。

做学问，尤其是文史研究，史料收集是基础，也是成功的关键。这里一是要求收集得齐全，二是要有超越前人的新发现。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之所以由原来的默默无闻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抗战文化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和广西特色优长学科（项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有史料的新发现、再整理和大突破。这里不妨对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史料收集工作做个简单回顾。

1979 年12 月23 日，魏华龄在《广西日报》发表的《欧阳予倩与桂林剧运》是现今发现的第一篇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论文，具有破题和引领的开拓性意义。随即在1980—1982 年这三年里出现的几篇资料长文，可以看作是夯实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基础的奠基性资料成果。一是林焕平的《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该文1979 年5 月1 日写成于桂林，1980 年发表于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叠彩》第2 期，约三万字。该文是对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全面介绍。二是万一知的《桂林文化城记事》，写作于1979 年，发表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2—3 期（连载），约四万字。该文以大事记的形式，记载了桂林抗战文化活动的大事概况。三是李建平的《“桂林文化城”期刊简介》，写作于1980 年，发表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1—2 期（连载)，约三万字。该文以概述方式，介绍了桂林“文化城”时期出版的28 种文艺类期刊。四是吴立德、邓小飞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 年第1 期的论文《国统区抗日进步演剧活动的空前大检阅—— 一九四四年西南剧展》，约一万字，全面介绍了抗战时期桂林的重要文化活动——西南剧展。五是魏华龄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约1 万字，发表于《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982 年内部印刷发行，介绍抗战时期桂林重要的文艺社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

自1984 年起，由广西社会科学院和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编写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相继出版，原计划出版11 本。到1992 年时，先后出版了丘振声等编选的《西南剧展》《欧阳予倩与桂剧改革》，潘其旭等编选的《桂林文化城纪事》，杨益群等编著、编选的《桂林文化城概况》《文艺期刊索引》，苏关鑫等编写的《旅桂作家》，吴辰海等编选的《戏剧运动》，此后停止了出版。这套书实际出版了7 本。其间，还有朱荣、丘振声主编的工具书《桂林抗战文艺辞典》和刘寿保主编的《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两部大书出版。

20 世纪90 年代后，又有杨益群编著的《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桂林文史资料》第三十辑）、李建平编著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学活动》（《桂林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龙谦和胡庆嘉编著的《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桂林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王小昆的《抗战时期桂林音乐文化活动》（《桂林文史资料》第五十三辑）相继出版。至此，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史料收集整理基本形成了系统性规模，促成了研究工作的蓬勃发展。

在将近20 年后，潘琦主编、黄伟林任执行主编的《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广西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2002002）实现了对桂林抗战文化史料收集的重大突破。该丛书在学科范围上超越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编印的资料集，开辟了研究新视野，展示了大量新史料。丛书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教育、文学、戏剧、美术、新闻出版、音乐舞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建设、国际问题、广西人文15 卷，每卷收入历史文献数十篇及专题资料索引，共计五百万字。“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史料丛书”（该书《编选说明》）。该套丛书在学科、内容和选文时限等方面都超越了以往所编的资料集，规模也更为庞大，形成了新的史料系统。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可以说是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史料工作的又一次突破。它以编年史的方式收集整理桂林抗战文化史料，逐年逐月逐日地记载抗战文化史实，形成了新的史料系统，为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新史料和观察历史的新视角。

该套丛书最重要的一个突破是提供了观察历史的新视角和整理史料的新体例。以往研究者做的大多是主题（专题）性史料发掘整理（如“大事记”“期刊”“西南剧展”“戏剧运动”“美术运动”“文学活动”等），两套大型的综合性资料丛书——“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和《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也大体如此。以时间顺序的视角观察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史事，形成编年的史料体系和编年史的史著体例，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依照上面说到的，做史料工作一是要做到收集得齐全，二是要有超越前人的新发现，我们说“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对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史料体系有新突破，就在于它在这两方面都有贡献。在“收集得齐全”方面，该丛书一是体现在时间跨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史料大多是“抗战八年”甚至“桂林文化城六年”的时限，其中《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编年史》和《桂林抗战文化城音乐编年史》两种扩大到“抗战十四年”，使史料更为齐全。二是体现在编著者不拘泥于在图书馆、档案馆搜索文献资料的传统搜集史料的方法，而是与时俱进，运用网络搜索新引擎，在多个数据库里发掘出大量新史料；不仅仅像寻常那样只是在广西出版的报刊上发掘新史料，而且在一些外省出版的报刊上搜寻到许多新史料，包括一些我们根本想不到去查找的稀见刊物，如宁波出版的《团结报（周报）》、南昌出版的《江西妇女》、上海出版的《杂志》、赣州出版的《文化服务》、福建出版的《改进》、贵阳出版的《西南公路》、生活书店编印的《店务通讯》之类的报刊，甚至从沦陷区里的敌伪报刊《新亚》（广州）也发掘出有关桂林抗战文化活动的资料。这就使得这套丛书在史料上有了许多“超越前人的新发现”。这方面做得较突出的是《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编年史》和《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编年史》。比如，《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编年史》发掘出大量以前遗漏的出版机构和图书，使桂林文化城时期的出版机构和出版图书统计数量大幅增加。该书著者在“后记”里说：“从近来新开发的或新更新的各种近代文献资源数据库中，又新发现了53 家桂林出版机构，通过书目整理，使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图书的种数，从原来统计的2273 种, 扩增至2942种。”《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编年史》和《桂林抗战文化城戏剧编年史》则新发现多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佚文，如艾青、艾芜、田汉、盛成、聂绀弩、秦牧等的佚文，都未收入作家全集。如此等等，都是新发现、新贡献。

这套丛书的四部编年史，在形成上述总的突破的同时，各自也呈现出个性特色。《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编年史》体量最大（上、下两册，一百多万字），史料搜集涉及新闻出版的方方面面，不仅着意于新闻社、报刊社、书店、印刷厂、新闻出版社团等机构的创刊、停刊、开业、停业（或被取缔）、地址迁徙等信息，以及编辑、采访、印刷、发行销售、名人活动、重要文章、经营活动、新闻出版管制和检查等业务活动的介绍，甚至边边角角的关联信息，也几无遗漏地收集反映，如广告、邮寄、义卖、献金（捐款）、店员招聘、社会影响，等等，使得新闻出版史料编得最为庞大丰隆，最详最全。《桂林抗战文化城文学编年史》分为三篇展示，前篇“前文化城时期”，正篇“文化城时期”，后篇“后文化城时期”，历史时限跨度最大，前溯至1931 年2 月，后延至1945 年12 月，时间上达到了15 年，空间上也最为开阔（后文化城时期展示桂林文化人在桂东昭平的活动史实）。《桂林抗战文化城音乐编年史》较其他三种编年史多了史论研究成分，重在重要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评价，史料的“齐全”稍弱一些。但它插入较多的历史图片，令人对史料有更多的认识，这是值得称赞之处。《桂林抗战文化城戏剧编年史》则多收录重要戏剧史料的全文，如“戏剧民族形式座谈会”“历史剧问题座谈会”“儿童戏剧座谈会”“新形势与新艺术座谈会”“《三兄弟》演出座谈会”“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座谈会”“小剧场运动演出的自我批判专刊”等七个座谈会的记录，都以全文或大段节录的方式收录。《桂林抗战文化城新闻出版编年史》也收录了大量的通讯、消息的原文，包括许多杂志的发刊词，这给人直接阅读史料带来了便利。四部编年史，的确是各有优长、各有特色。

突破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的视角，把“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放到抗日战争史和民国史的大视野中看，它以编年体的形式整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化史实和抗战史事，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敌侵略的危难时刻进行“文化抗战”的文化斗争和文化建设历史，对抗战时期活跃在桂林的中国最优秀的一群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田汉、巴金、夏衍、欧阳予倩、艾青、徐悲鸿、焦菊隐、范长江、王文彬、柳亚子、马君武、满谦子、张曙、吴晓邦等及其团队所开展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成果进行全面记录和充分地呈现，为后来者研究中华民族赢得这场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取得重大而又全面胜利的伟大战争的内在动因、发生机制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真实、详尽、多面的原始材料和历史佐证，这对于研究抗日战争史、民国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甚至民国社会史、生活史等等，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

总之，这套“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为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增添了新史料，提供了新视角，给人以新启迪，是我们开展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乃至中国抗战史和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值得我们重视并仔细研读。

四十年前，在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刚刚兴起时，秦似、林焕平两位当年参加过桂林抗战文化城活动的文艺家对开展桂林抗战文化研究寄予期望：“我们更期待着有更多的人关心、重视对桂林文化城历史资料的抢救工作，并开展更为系统、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研究。”（秦似：《桂林文化城史话·序》），“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它，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如果我们放弃责任，既对不起创造文化城的前辈，也为后代子孙所讥评。”（林焕平：《桂林文化城大全·总序》）几十年来，我们开展桂林抗战文化城研究，收集史料、实地调研考察、撰文写书、开会研讨、演讲宣传，就是为了继承好抗战文化前辈创建的抗战文化遗产，传承和宣传好他们在抗日斗争实践中生成的抗战精神。如编年丛书一般的资料集和研究著作的出版，到如今前前后后已超过了一百部，就是我们后辈在努力承担和践行前人嘱托的具体体现。十五年前，我在等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抗战文化研究》第四辑时，写了一首小诗：“抗战八年世事艰，后生继业难等闲。士人报国唯文墨，一卷《丛刊》作史笺。”该诗后补插入该辑的“后记”里。如今提及此诗，感慨八十多年前抗日战争的风云和四十多年来广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经历，以表“士人报国唯文墨”心志。这也是当初面对二百多万字五大册编年丛书毅然接下了阅读和写作序文任务的根本原因。为此当倾尽心力！

是为序。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

李建平

2025 年3 月18 日

本书对桂林抗战文化城中新闻出版方面的史料进行逐条考订与系年，将桂林文化城置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和政局嬗递变迁之中，从而全景式地展现文化城与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展现桂林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出版界对家国沦陷时的思考和救亡图存的具体实施。

从整体看，与目前尤其是近年出版的抗战史料汇编相比，《桂林抗战文化城史料编年》丛书的突出特点在于：1.以桂林为中心的文献汇编性，致力于建立一个多生态的编年框架，立体呈现当时桂林抗战生态的复杂性，力求全面、集中、翔实地展现桂林在中国抗战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2.以一手资料的汇纂为主，收录珍贵文献资料，并进行分类归纳和整理；3.突出反映了桂林社会各界同仇敌忾，支持祖国的生动图景，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和人文关怀。

前言

桂林的城市符号，不光有名甲天下的山水风光，还有堪可珍视的文化记忆，它曾被国人美誉为“文化城”，时在1938 年至1944 年间。全民抗战的历史机缘，挹注了这个边远历史小城蓬勃的生命力，它因是广西省政府及西南行营所在地而成为抗战中心，也因是文化人战时流亡集聚地而成为战时文化中心。1938 年底，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分流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文化人寓居于此，于战时状态下从事以民族抗战为主要内容的新闻出版及文艺活动；1941年12 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随之沦陷，又使得一大批文化人分道于桂林，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成色。直至1944 年11 月桂林城破，其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才骤然停歇。在桂林各种风生水起的文化实践中，新闻出版活动尤为浓墨重彩，先后涌现了大小出版社、书店497 家，印刷厂（社）100 多家，出版图书2942 种，出版期刊299 种，出版报纸17 种。1947 年5 月18 日的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了资深出版人赵家璧的文章《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文中这样说道：“假如以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史而言，桂林的这一阶段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的适当”。

那么，这个名播一时的“出版城”是如何肇始，如何展开，最终如何被指认为这个城市的重要表征的呢？通过编年史这种中外并见的叙事方式呈现其历史过程，依然是当今在其他学科中普遍应用的有效学术路径。本书的主旨即在此。

二

为一个城市写史，就像为一个人物立传，写作者当初一定有一个追问横亘于心头，挥之不去，即为什么要立定目标写出“这一个”，它有怎样的普遍有效性，又有怎样的精神独异性，从而值得书写者为之耗费精神，投注心血？坐实到本书的编纂对象桂林城中来，桂林抗战六年中新闻出版繁荣的既定史实，固然有丰富饱满的历史细节，足以编出一部翔实的编年史，但依然需要审察“这一个”在全民抗战整体格局中的历史表现及贡献，同时也要判明“这一个”在新闻出版史纵向脉络中的历史地位及价值，从而确证为之编年的重要意义。席卷南北的日本侵华战争，导致了国家、民族的危急状态，新闻出版通过对书报刊的大量刊印与广泛传播，充当了民族国家情感宣导、体认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力工具，构成了内在于抗战链条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桂林的新闻出版，在鼓动国人共抗外侮上，与全国各地的各种抗战力量一起，共振于同一个精神频道，且更以其超拔的出版实践和文化内蕴，成为一扇反映战时文化历史情境及精神品格的重要视窗，深具代表性。从新闻出版史的视域而言，肇始于晚清并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趋于成熟的新闻出版业态，在遭逢强敌肆虐、民族灾难深重的战时环境里，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战争肢解和动摇了固有的新闻出版空间，包括它业已形成的传播市场、读者群落乃至精神氛围，国家紧急状态下的精神产品的导向与管控方式等，都与以往有不同的格局；而与此同时，战争碰撞出激情，迁徙开拓出空间，在毁灭与奋发中再生的新闻出版，在战火狼烟的锻造下形塑出了与战时相适应的新文化品格。作为依托战时环境成长起来的桂林新闻出版，是“众多”浴火新生的新闻出版据点中的“一个”，又凭借其出版中心的超群地位，深度体现了转折时期新闻出版的战时精神指向和现实诉求，是我们透视抗战时期新闻出版内在肌理的切口，并在历史整体脉络的向度上，被有机地链入民国新闻出版史的结构性环节中来。因之，为桂林的新闻出版史编年，无论是从民族御侮的战时性话语视角，还是从新闻出版的行业性话语视角，都有了普遍性意义。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战争之于中国地域的政权分割，形成了国统区大后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敌伪沦陷区及上海孤岛、香港等不同政治生态的版图区域，受制于各自政治语境规约的新闻出版活动，在出版物内容、价值取向及运行方式上，各有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块状特征十分明显。桂林作为大后方新闻出版的重镇，见证的是国统区的新闻出版印迹，与同样较为活跃但分属于不同政权管辖的延安、上海、南京、北平等城市的新闻出版样貌，有很大的不同。从区域意义上说，桂林只是上列数个平行城市中各各不同的“这一个”，即便是在国统区大后方这个基本同质性的时空区域内，桂林城的新闻出版也与抗战初期的武汉及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有相当大的出入。武汉的新闻出版繁荣于抗战之初，其时民族情绪高涨，新闻出版的主题聚焦于民族危急存亡的激情呐喊与鼓动宣传。武汉沦陷后，桂林踵之而起的新闻出版，已发生了时空语境上的流变，演进为“在抗战时期”的新闻出版，新闻出版的广度与深度逐步恢复，这是桂林与武汉的不同。而重庆因其国民政府战时陪都的关系，新闻出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政治的强力干预和训诫。桂林则因偏隅于广西的地缘政治环境，成为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广西省地方势力、共产党组织等多方力量的角力之地。另外，桂林民营性质的新闻出版一直生机勃勃，所构成的体制外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在此历史情形之下，战时桂林多重势力共生格局下形成的复杂的权力—文化关系，可谓犬牙交错，并不可避免地映射到了桂林的新闻出版活动中，使得桂林“这一个”的个性特征相当凸显。正是这种融汇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的政治文化格局，标识了桂林新闻出版的独异性品格，并使之具备了单独为之编年的历史价值。

三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抗战文化史研究逐渐铺展开来，由于桂林得天独厚的抗战文化底蕴，兼之那一时期桂林各文化机构中普遍活跃着共产党人的身影，党史成分的存在，亦使得新时期以来以党史为中心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获得了更多的现实资源凭借和学术力量关注，研究成果之可观，在论著数量上可能仅次于延安论述。1987 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由桂林市文化研究中心、桂林图书馆编的《桂林文化大事记（1937—1949）》，是对桂林文化城史料的一次全面梳理。全书1074 页，16 开，210 万字，大事记之外，兼有各文化机构团体、各种文化活动、各种文化成果、各文化人物的专题性简介等。该书以坚实的史料基础，开启了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本地作者群为主体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热潮。在这一热潮中，与新闻出版直接相关的研究成绩斐然，除了报刊上发表的大量论文外，仅以书籍形式刊印的即有《广西新闻史料》辑刊（30 辑，1979—1993）、《广西出版史志资料》辑刊（11 辑，1987—1999）、《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桂林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1999）、《广西通志·出版志》（1999）、《广西新闻事业史（1897—1949）》（1998）、《桂系报业史》（1997）、《广西通志·报业志》（2007）等。虽说上列著作的书名反映出研究的范围多为广西全境，但抗战时空下的桂林新闻出版活动确是其论述的核心。从成果的时间分布来看，桂林新闻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期主要集中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千禧年后的研究则显得踟蹰不前。因此，当前如何突破瓶颈，蓄力学术再出发，是一个已浮出水面的现实问题。借鉴其他学科史的做法，回归史料的茂密丛林，从中再寻线索，再理逻辑，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学术路径。本书通过对以时间为线索的史料进行编年，即是对这一学术生产逻辑的响应。

在“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陈寅恪语）上，“编年史”与“大事记”记录历史的理路相通，可谓同门兄弟。从某种程度上说，大事记就是编年史的缩略版。虽说编年体的桂林新闻出版史，本书是开篇第一本，但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新闻出版“大事记”撰述，并不鲜见，其中又以《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桂林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一书记载最为详赡，它辑录了《桂林文化大事记》中的新闻出版条目，并增补了部分新发掘的史料编纂而成，总计约万字。本编年充分吸收了该“大事记”的成果，既有史料线索的取径，亦有史料内容的因袭，是在其基础上的扩容与扩军，但同时也有区别与新的拓展。这种区别与拓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史料呈现的方式上。不同于“大事记”条目记事的撮录与概要，本编年基本上是以一手原始资料的汇纂为主。“大事记”的优势在于史料的提炼与归纳，于是有了中心点，有了条理化，但这种主导目标指导下抽绎而成的历史简括，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些历史细节被遮蔽和删略，从而人为地造成某些历史信息的刊落与遗失。而编年则通过史料的自我呈现，向读者与研究者开放所有可能的观察与进入路径，不仅有利于读者沉浸在历史细节中，置身于历史现场，感同身受地体验桂林新闻出版的时代与氛围，也把对历史的判断权完全让渡给了他们，让他们沿着时间脉络自主地回望其历史来路，甄别其精神肌理，体味其内在复杂性，从而生发出新的学术空间。在此过程中，编者完全隐身于史料的背后，不介入，不干预，不发声，仅做史料的提供与编纂工作而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书被定位为一本学术性工具书。第二，在史料边界的扩展上。与往日桂林新闻出版大事记侧重于党史的视域不同，本编年致力于建立一个多生态的编年框架，从而涵容多方面的史料，以立体地呈现那一时期桂林新闻出版生态中复杂的权力—文化关系，以及“在抗战时期的”常态化的新闻出版样貌，使得读者在阅读编年时，不仅能领略大要，还能触摸细节；不仅能把握主流，还能体认支脉；不仅能感知新闻出版活动中的“事件”，还能遇见新闻出版事务中的“日常”，从而消解由单向历史信息带来的认识隔膜。第三，在史料重点的挖掘上。在本编年丛集的诸多史料中，以发刊词和新闻出版时评为编年重笔。前者为报刊面世之际的出场告白，是报刊文本中最具宣示性和纲领性意义的文献单元，因而也是我们认识当时报刊并对其进行定性与定位的最为重要的史料；后者则是时人撰写的新闻出版行业见闻，述其历史，论其现状，评其得失，因而最具现场感，是后人理解那个时代历史情境最为直接的通道，其史料价值不言可知。这两类史料，编者从各原始报刊上穷搜冥讨而来，并予以全整性呈现。第四，在史料信息的归位上。本编年主要以时间脉络归集史料，但对于如书目信息之类的琐细史料，则以集中罗列的方式置放于各出版机构名下，既便于统计，亦更显整体性。至于具体编纂方式，《凡例》中有详细说明。

四

以呈现整体脉络为主要目标的编年史，对史料来源的多方面收罗，对史料准确性的科学化考证，对文本实物的多途径接触，对查找方法与路径的熟练化应用，都是本书编者十分用心的几个方面，尤以史料的“全”与“准”作为本书的重点与难点，编者为之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主要采取如下四个方

面的手段：

利用地方志资料。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桂林市有关机构编纂的出版志、出版史志、新闻史志、抗战文学史志以及相关的文史资料，均属于地方资料之列。这些史料数量近百种，其中少量为公开出版，大多为内部读物。编者通过“孔夫子旧书网”及其他途径长期求购，基本上收藏在手，从而为史料长编的编纂提供了最初的资料来源。

利用馆藏书刊目录。各时期出版的大部头馆藏目录，如北京图书馆编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的《1833—1949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编的《1833—1949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编的《四川省各图书馆馆藏中文旧期刊联合目录》，上海市报刊图书馆编印的《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中文期刊目录1881—1949》，上海图书馆编的《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编印的《馆藏期刊目录（1872—1949）》，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图书馆编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图书馆馆藏期刊目录（解放前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编的《广西师大图书馆馆藏解放前中文期刊目录》及其他各大图书馆的单馆目录等，课题主持人均已一一穷搜冥讨而来，并细心从中辑录出材料，再依时序一一编排，从而为史料长编的编纂提供基本的编年体框架。

利用报刊及其广告。抗战时期桂林出版的报刊如《大公报》《广西日报》《救亡日报》《扫荡报》《阵中日报》上，刊登有大量新闻出版消息和报道，编者将这些原始的新闻出版史料一一辑录出来，编入编年之中。另外，过去出版界在这些报纸和刊物上刊登的在版书目广告和报刊创刊广告，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些出版信息经过辨别后，都可以作为报刊书目史料利用。

利用现代网络提供的技术手段。如今网络畅通，网站遍布，稍大一点的图书馆及档案馆无不开设网页，将书报刊目录乃至整本书刊数字化以后，供之于网上，方便读者点击查考。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有影响的大馆，更是把民国时期的书刊数字化，并列为本馆的特色予以展示。重庆图书馆的抗战文献经数字化后，在其局域网上也可以查阅。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史料，如1942 年开始出版的《出版通讯》、1943 年开始出版的《出版界》、1944 年出版的《出版法规汇编》，以及中华图书馆协会主办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 年1 月创刊，1948 年5 月停刊）、国立中央图书馆编辑的《图书月刊》（1941 年创刊，1945 年停刊）等重要书刊，坐在家中，鼠标轻点，便可手到擒来。而像“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爱如生《申报》数据库”“《大公报（1902—1949）》全文检索数据库”“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读秀学术搜索”“中国知网”等，其蕴藏资源之丰富，检索之方便，效率之快捷，时间之节省，是往日文献搜寻者们所无法想象的。一些商业网站，如孔夫子旧书网、古籍旧书网等，虽是商家为书刊买卖而设计，但编者却视其为可资利用的巨大资料库。那些商家为买卖书刊所展示的封面、版权页图片，提供了直观、确切的史料信息，情形类似于见到书刊实物。本书史料之所以能做到比前人更加丰富、精确，实得益于现代网络检索手段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持。

凡例

一、本书为编年体，按年、月、日次序编排，凡无日可考者标明月份，无月可考者标明年份，各列于相应每月、每年之末。若仅可考其季者，标明“春”“夏”“秋”“冬”，分别列于3 月、6 月、9 月、12 月之后。

二、本书著录时期，为抗战全面爆发至桂林陷落的七年多时间，起1937年7 月7 日，迄1944 年11 月10 日。本书主要记录桂林本地的新闻出版活动，而外地对桂林新闻出版的报道，以及桂林报刊对外地新闻出版活动的报道，亦择要录入。既以桂林本土为中心，同时也注意桂林与外界的联系。

三、本书条目众多，多数注明出处。少数未注明出处的报刊创刊史料等，因辑录于报刊目录等文献，未便一一说明。根据学术惯例，史料出处首次征引时，完整著录各著录项，再次征引时则仅注明书（篇）名和页码，以节省篇幅。

四、对于新闻出版机构的著录，遵循以下五个原则：（1）对于全面抗战前即已存在桂林的出版机构，则在1937 年7 月条下著录，如本年月的“前导书局”条。（2）对于本编年时间范围内创办日期明确或迁入桂林时间清晰可考者，则在其相应日期下著录。（3）对于上述日期不明确者，则在该机构首见出书日期下著录，如1937 年8 月“广西公务人员训练班政治训练科”条。（4）报刊机构同时出书者，则在其报刊的创刊日期下著录。如“1937 年11 月27日”条。（5）同一出版机构的不同化名，则紧邻著录。如1941 年4 月“学艺出版社”条目之后，紧接着著录其三个化名机构——文学出版社、自学书店、新少年出版社。

五、对于报刊的著录，遵循以下五个原则：（1）对于全面抗战前即已存在于桂林的报刊，或在“1937 年7 月”条下著录，如本年月的“《广西日报》”条；或在终刊日期条下著录，如1937 年9 月1 日“《创进》半月刊”条。（2）对于本编年时间范围内创刊日期明确或迁入桂林时间清晰可考者，则在其相应日期下著录。（3）对于上述日期不明确者，则在终刊日期条下著录，如1941年4 月“《国际新闻通讯》”条。（4）创刊和终刊日期均不明确者，则以见存卷期时间著录，如1939 年1 月28 日“《文火》”条。（5）报刊著录项一般包括主办机构、编者姓名、出版宗旨、栏目设置、出版频率、起讫年月、总卷期数、变更情况等。创刊、终刊日期不明确者，亦作交代。有发刊词者，知见必录。

六、对于图书的著录，系之于该图书出版机构名下。如该机构于1937 年7 月至1944 年11 月在桂林出版（印行、总经售）的所有图书，一并罗列，分丛书和单行本两栏著录。各书括号内标明初版年月；不知初版年月者，标再版年月；出版时间完全不可考者，则标（？）。

七、抗战全面爆发后，《申报》《大公报》《扫荡报》《阵中日报》等报纸在多地同时出版，本书辑录各报纸史料时，均分别交代其版本情况，在桂林出版的则称桂林《大公报》、桂林《扫荡报》等。

八、本书内容不限于作为出版物的书籍、报纸、刊物，对于广播电台、壁报等的活动，亦一并辑录。

九、对于有纪事本末性质的史料，尽量归诸一处，如1938 年12 月25 日关于“新闻记者交谊会”条。对于在桂林报刊上发表的新闻出版类文章，若非专以桂林为讨论对象，只提供文章线索，如“1939 年1 月18 日”条。

十、本书设附录、附表、附文，各有其编者用意。附录是补充在编年体正文中无法反映或不便反映的某些时间不明或过于琐碎的史料，计四个附录，分别是：（1）著者个人刊印图书一览；（2）未知出版者的图书一览；（3）未知出版时间的出版者一览；（4）未知出版时间的期刊一览。附表是全面抗战时期桂林书报刊统计表，以便于从计量角度了解桂林新闻出版的脉络变化。表中的数据均来自对本书相应著录项的统计，与重庆《出版界》杂志中的出版统计有出入。本表数据偏少，说明桂林存留文献有相当大的遗失。附文是抗战结束后外地杂志对桂林文化的时下报道，以便于对桂林不同时段的新闻出版进行对比。

十一、本书选用史料，凡刊印缘起、编读往来、征稿启事、编后说明、函文布告、书业规章、出版广告、经营情况、时评文章等史料，悉数原文录入。引文中的明显错讹径改，或用注释说明；有些标点符号，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也做了适当调整。某些当时的习惯写法如“澈底”“瞭解”“坚苦”“凭藉”“贯澈”等，则尊重原文，未作改动。引文中出现难以辨认的文字，以□标识。报刊原件中误字更订用〔〕标识；缺漏或模糊的字，尽可能根据上下文推断，并以［］标识。引文中涉及人名的多种写法，如“莫宝坚”与“莫宝熞”、“刘建庵”与“刘建菴”、“陈农菲”与“陈农非”等，照原文录入。

十二、本书所录史料，只作客观记录，不加评论。其中有些词句或已不合时宜，甚或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偏差，但从保存文献史料原貌、真实再现当时出版环境、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的角度出发，尽量不做改动或删除，敬请读者能够正确阅读与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