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事件转向
齐泽克在《事件》（Event）一书的开头，提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命案目睹记》（4.50 from Paddington）的一个情节。两辆相对而行的火车都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一位贵妇人正在车厢里享受着下午恬静的时光。突然间，就在这个火车站里，她透过车窗向另一辆列车望去，她看到了一个她此前从未见过的令人惊悚的场面：一位男士在对面车厢里将一名女士摁倒在地，并杀死了她。惊慌失措的贵妇人选择向火车站的警员报警。当警员耐心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时，这位贵妇人几乎是语无伦次地向警员说了一堆鸡零狗碎的话。是的，贵妇人在面对警员时是语无伦次的，这恰恰是齐泽克最为关心的地方。因为另一辆列车上的命案对一个警员来说或许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被包裹起来的静谧生活中的贵妇人来说却不是如此。她的语言和思维框架根本没有为对面车厢里的凶杀案留下任何空间，以致她甚至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她刚刚目睹的一切。所以，齐泽克才总结道：“这可算最简单纯粹意义上的事件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件骇人而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从而打破了惯常的生活节奏，这些突发的状况既无征兆，也不见得有可以察觉的起因，它们的出现似乎不以任何稳固的事物为基础。”正如齐泽克所说，事件打破了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假象，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我们宁静世界的天空。事件的强势刺入，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来临；恰恰相反，事件在我们的世界里，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在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形态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这道口子如同一道创伤，深刻地刺入我们的心灵和身体之中，促使着我们去重新思考和面对世界上的一切。这就是事件！或者说，这就是我们在事件发生之后去面对世界的态度和行为。
显然，我们今天的哲学和思想经历了一场事件的转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事件仅仅是我们今天才开始面对的问题，而是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事件，一个断裂性的事件，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它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事件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并重新反思曾经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我们已经无法将对事件的思考简单地还原为某种先验的观念论或朴素的经验论的思维，或者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某个神灵的意志或第一推动力，事件本身就是这种力量。无论是先验的观念论还是朴素的经验论，实际上都无法简单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面对在我们的认识框架和存在框架之外的某个溢出（excess），即一个无法还原为既定存在和认识框架的残余物（surplus）？这就必然迫使我们转向对事件的思考，事件是我们常规知识和普世化框架的例外状态，也正是这种例外状态，让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拉康、德勒兹、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克劳德·罗马诺（Claude Romano）等思想家将他们的目光转向那个难以捕捉的事件，去思考事件带来的哲学问题。
一、为什么是事件？
与“事件”最紧密相关的概念是“无中生有”（ex nihilo）。在古罗马思想家那里，拉丁语的ex nihilo是相对于ex materia和ex Deo这两个说法而言的。ex materia是从现有的既定材料中生产出某个东西，如将刚刚采伐回来的原木制作成一张木桌子，这种木桌子就是ex materia。除了以现实的物质材料生产出的某种东西是ex materia，一些无形的东西也可以算是ex materia，如人民组成的国家，或者一个新的城邦。ex Deo则是来自神灵的东西，其中蕴含着神的意志和恩典。当然，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的解释中，神的恩典也可以分为特殊恩典和一般恩典。特殊恩典是极其稀少的，表现为神的意志在某些对象上的直接体现，如《圣经》中的耶稣让盲人可以重新看见世界，让瘸子能够重新像一般人一样走路，就属于特殊恩典。这类恩典的确是ex Deo，它来自神，但是极其稀少。那么，ex Deo更重要的含义就是一般恩典。神不直接干预世界，就像柏拉图《法律篇》末尾的那个雅典客人强调的那样，神的恩典在于“我们的灵魂理论，我们说过，一旦运动有了一个起点，那么任何事物都将从这种运动中获得它们持久的存在。我们还说，行星和其他天体在心灵的推动下有序地运动，心灵对事物作了安排，确立了整个框架”。这种一般恩典，一方面是通过雅典客人口中的卫士（guardian）来实施的，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对整个世界的安排来实现的。在雅典客人的口中，学习神学是崇高的，之所以崇高，正是因为神学包含了神灵对世界的安济（economy），而这种安济是以法律或规律的形式出现的。这样一来，普通人只需要依循着这些法律或规律，就能够走向完善。换句话说，《法律篇》最核心的议题实际上就是作为一般恩典的ex Deo，即按照上帝的安济来治理世界，人类和世俗世界的任何创造行为和活动实际上都是上帝的安济的奥秘，即依从上帝的恩典来行事。在这个意义上，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制造出来的木桌子不仅是ex materia，也是ex Deo。我们按照上帝恩典下的安济，遵从了其规律，实现了一般恩典的具体化，而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上帝的安济的奥秘，寻找支配着自然世界和城邦世界的一般规律，并依照这种一般规律行事。这种作为一般恩典的ex Deo，不仅支配着中世纪诸多神学家的思维，也支配着启蒙运动早期的一些科学家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上帝所缔造的世界如同一块精细运转的钟表，而科学的目的就是发现这块钟表的运行规律。
这样，无中生有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无中生有不仅意味着不是从既定的材料和秩序创造出某种产品，而且意味着不依赖于所有的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人类的法律，甚至不依赖于神的意志。无中生有意味着一种在既定的规律和框架之外的创造，它不是现成在手的存在，也不是从客观规律和法则中衍生出来的可能性；它意味着一种纯粹的发生（genesis）。在古代犹太思想家斐洛（Philo）那里，无中生有实际上指向的就是原初的创世事件，斐洛在《论〈创世纪〉》中说道：“摩西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这里，‘起初’这个词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时间意义，因为在有世界之前不会有时间。时间与世界同时产生或在世界之后产生……由于‘起初’这个词在这里不是指时间的开端，所以它像是在指某种秩序。所以‘起初神创造天’相当于‘神首先创造天’。”斐洛在这里谈到的“起初”，就是无中生有。在这里不仅没有任何具体的实体，也没有天。这里的“天”显然不是指实体意义上的天空，因为斐洛很快就继续写道：“创世主首先造出无形体的天和不可见的地，以及空气和虚空的理念。”显然，天是一种无形体的概念，但在这个天之前，没有时间，也没有阿那克西米尼所说的无形（apeiron），那里只有无（nihilo），一种作为整个世界架构的无。具体的物体以及作为神的一般恩典的普遍规律和法律，都出自这个天，这个天或者原初意义上的虚空，就是“无中生有”。实际上，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提到的chora，也是一个先于具体物体和自然规律、城邦法律存在的“空”的概念，在这个空的架构下，才诞生了万物。
尽管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神学的本体论都试图寻找这个最原初的ex nihilo的天，将其当作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一动因（primum movens），但是，启蒙哲学之后，对第一动因的探索转向了先验的认识论框架，即事物的可知性，完全不可知的事物被排斥在现代认识论的框架之外。虽然现代启蒙和科学认识论为不可知的事物留下了地盘（如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但哲学最根本的任务已经发生了变化。形而上学家关心的是如何在理念的带领下，实现世界的整体知识性关联。在这个时代里，世界的万物都被还原为一个理想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巨链，而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探索这个巨链的原理，并依照这些原理去创造事物，去有序而连贯地实现世界的进步。于是，一种进步主义的世界观出现了。在理性和科学的标准下，世界被划分成文明世界和蒙昧世界，而各个文明、各个种族之间的关系，被表达为因果性的线性关系。当绝对精神降临的时候，世界的万物都被还原为必然性和合理性，世界时代的最终蓝图让位于绝对理性的乌托邦，人类的自由也变成了顺从于大写理性的自由。我们需要的恰恰是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感悟到的那种伊壁鸠鲁或卢克莱修式的原子的偏斜运动，而不是德谟克利特式的恒定符合既定轨迹的原子运动。
或许，这正是尼采用闪电来形容事件的原因。让那种不曾在既定轨迹上出现的力量以具体的形态呈现出来，尼采期望的不仅仅是一道划破天空的闪电，而且是“闪电对我们自己的触动”。显然，在今天，我们大可不必像斐洛那样，追溯一个原初的创世事件，在那次事件之后，今天世界中的万物及其规律，都被视为创世事件的结果。而作为世俗世界中的有限的芸芸众生，他们只能像柏拉图笔下的雅典客人一样，去尽可能地切近神对世俗世界的安排，在一个稳定而有序的时空秩序下，实现向彼岸的泅渡。然而，尼采的主张在根本上否定了斐洛式的架构。在后来的法国的福柯、德勒兹、巴迪欧那里，说法应该是：不仅存在着事件（event），而且存在着诸多事件（events）。事件不是单一的，事件的结果，即我们眼下的现实世界，绝不是某一个创世事件一次性地形成的。在创世事件之后，事件不断地发生，事件构成了无数的转折点，让我们不断地从事件中去领悟新的力量。
当然，事件不同于事物。现代认识论往往喜欢将事物或主体孤立起来，从一个茕茕孑立的物体中，探索物体的原理。这样，关于物体的认识，仅仅是关于这个物体的认识；天空的那一道闪电，也仅仅是一种大气物理学的现象。然而，事件绝不是这样，一道闪电不仅与那片乌云有关，也与大地上的树木有关，甚至与几个在大路上踽踽而行的人有关。在闪亮的光芒带来轰隆隆的雷声之后，那几个行人显然也产生了对这种气象学现象的感触（affect）。在这个感触中，行人、树木、道路甚至草丛中的蚱蜢都可能成为这道闪电的共同见证者。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关心的不是带有电荷的云层相互接触产生的具有物理学因果关系的自然现象，而是闪电将世界统一为一个事件性世界，或者德勒兹意义上的解域化（deterritorization）的世界。正如克劳德·罗马诺所说：“于是，事件就是将自身展现为穿越天空的明亮的痕迹（trail），并直接消逝。所发生的一切导致了世界之中的诸多事物的改变。”事件不仅仅是孤立的物体或主体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事件划破了我们生存的天空，如同一道伤痕，永远地留驻在我们的世界之中，也留驻在我们的认识论架构之中。在事件发生之前的虚伪的静谧为触目惊心的事件所打破，事件让世界背负上了它的印记，并彻底地让我们赖以生存的无形的chora或“天地”发生了改变。这样，事件哲学的转向，不仅仅意味着对必然性哲学的打破和对至高无上的理性规律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事件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让我们可以通过事件留下的痕迹，看到一种曾经被视为不可能的事物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