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古代文论中并无“载道”与“言志”的对立；唐宋古文家讲“文以载道”，其“道”实指本其“所学”而独自树立的一家之言，与“言志”恰为同义；而唐宋古文大家之“所学”，虽有不出儒道之范围的局限性，却更重在自出新意。因此，“文以载道”的实质，是要求在文学创作中贯注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在文学领域的崛起，当然与宋学“主理”的倾向一致，它有可能给文学带来一些损失，因为理性思维可能会过滤掉某些诗性的智慧，但从更广的历史视野来看，它标志着我国先人在思维领域的一次革命，也标志着他们对文学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为自觉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文以载道”的主张，不仅没有抹杀文学的独立性，反而增强了文学的独立性。因为文学的真正独立，并不系于某种“纯文学”之观念，而是根本地来自士人立说持论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只能在一个士气甚盛的时代才会被认可为当然。从中唐士人激于世变，奋发自立始，到北宋时代，士气之高涨为历史上所罕见，其间虽隔了唐末五代宋初的一段“论卑气弱”之时期，但一直有人与衰颓的风气相抗争，至欧阳修、范仲淹一出，以“道”自立的士风又被激扬起来，终宋之世，蔚为大观。所以，文学的盛衰，并不像周作人虚构的那样，由“载道”与“言志”两种对立的文学观所导致，而是由士气之盛衰所决定。士气盛则文盛，“道”对于宋代文学的繁荣，是通过它激发士气来贡献其作用的。
唐宋古文的兴起，是古文运动的成果；唐宋道学的兴起，是儒学复古运动的成果。这两个运动本是同一个，所以，道学与古文可谓孪生的兄弟，在以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也没有失去血肉的联系。道学的演进，表现为“道”概念之含义的不断丰富，从“善”而推究到“真”，又走向“美”，这个过程在韩、欧、苏三家道学上表现得极为典型；古文的发展，则表现为不同的艺术风格的相继出现，因为此种“成体”“载道”之古文是以“道”为灵魂的，所以“道”的含义的丰富，亦必对于艺术风格之形成产生影响，这里仍取韩、欧、苏三家为例来说明。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论李贺诗歌的风格，用了很多比喻，并将李贺与韩愈、苏轼对比：
此非昌黎之长江秋注，千里一道也；亦非东坡之万斛泉源，随地涌出也。此如冰山之忽塌，沙漠之疾移，势挟碎块细石而直前，虽固体而具流性也。
这些比喻都极为精彩，深得谈艺之三昧。钱先生在这里提及韩、苏，是拿他们做比照，来凸现李贺诗歌的独特风格，但所用的两个比喻，却极形象地概括了韩、苏古文的艺术特征。“长江秋注，千里一道”，是形容韩文气势之盛大，浩浩荡荡，一泻千里，内容既丰富，而行文亦充满力度。这当然与韩愈自己的艺术追求相符合，《答李翊书》所谓：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这种“气盛言宜”的境界，是其学养到了一定程度的产物，而“长江秋注”的艺术风格，则与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相统一。欧阳修的文章风格跟韩愈不同，这在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有很好的比较说明：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他指出韩愈文中含有大量的险怪内容，而其盛气足以驾驭之，使人震慑，不敢迫视。欧阳修的文章就不同了，他充满自信，平易地讲说着，语气委婉而道理穷尽，一点儿不感到困难，有一副“容与闲易”的态度。欧阳修虽然也主张行文要有“气”，但是他的“气”比较委婉平和，不像韩愈那样高潮迭起，要把读者一下卷进去；他是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来渐渐引导读者走向他的结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而不是以气势来挟带人。欧阳修的古文，奠定了宋代古文流畅婉转、平易自然的总体风格，他曾经通过曾巩指点王安石，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要王安石别模仿孟子、韩愈的行文风格，而以自然为追求的境界。这说明，欧阳修的古文风格，是他自觉追求的结果。清代的魏禧在《日录论文》中把欧文比喻为秀丽的风景：“永叔如秋山平远，春谷倩丽，园亭林沼，悉可图画。”的确，欧文很像这样的风景画。
至于苏轼的“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此语本是他对自己文章的评述，见于《自评文》一篇。那意思是说他蓄养充沛，悟性通达，故能随意挥洒，触处生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表现一切内容都能得心应手，姿态横生。对于这样一种写作的自由境界，后人当然叹为观止，但只能形容，而很难从文法上进行总结，刘熙载《文概》说：
东坡文只是拈来法，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触著耳。
盖其过人处在能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
东坡最善于没要紧底题说没要紧底话，未曾有底题说未曾有底话，抑所谓“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耶？
这些话说得都不错，但一个学习苏文的人恐怕很难从这里找到门径。苏文的确多“拈来法”，的确能表达自如，也的确善于随题生发，但若学习者照此去做，看到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拿着一个题目随意说去，那恐怕并不能写得好。倒是从后人学习苏文失败的教训中，我们可以窥见苏文的长处。《日录论文》说学苏易流于“衍”，《文概》说“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这说明苏文于表面上的泛衍外，内中自有精奥者存。据李之仪《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一文记载，苏轼作文时，并非提起笔来随兴而成的，他每每研墨甚久，下笔甚迟；据何薳《春渚纪闻》卷七“作文不惮屡改”条记载，苏轼对于自己的诗文，也不以一时快笔为定，而是勤于修改的。据此来看，苏轼写作时，运思颇为精心。他少年时的文章，仍有推求、经营的痕迹，高下抑扬，务为绚烂；中年以后，笔力足以称意，才达到了随物赋形，收放自如，而浑然无迹的境界；但到晚年万里南迁之后，可能是受柳宗元诗文影响的缘故，又转为精纯，不大再放笔驰骋，往往寥寥数语，而精神矍铄，光彩照人，使弟子们叹服其略无老人的衰惫之态，原来寓于泛衍之中的精奥到这时才脱颖而出。因此，苏轼的行文自如，本出于好学深思，其“万斛泉源，随地涌出”的艺术风格，是由刚健明锐的理性力量操纵而就的。他非但比韩、欧更为博大，实亦更为精深，非但更为自由，实亦更为果决。
这样，韩、欧、苏三人的艺术风格之形成，不仅出于他们个人性格上的偏好，而且无一不与各人的学养、自觉的追求和理性的思考相关。我认为，他们在道学上的不同造诣，是与他们不同的文风相一致的。韩愈的“道”是一种文化价值之“善”，它对于人们的影响力来自列圣相传的权威性，和某种拯溺救亡、力挽颓波的奋发感，以及“善”本身具有的激发正义感的作用。这样的“道”，被认为是由先圣传下来，不幸中绝，需要人们重新高举这个旗帜，把它光大起来的。所以，韩愈主张学“道”的人必须养成浩然之“气”，学养并重，以盛气来行文，才能带动读者进入圣人之道。于是，他的文风便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欧阳修虽也有激昂慷慨之语，但因为他的“道”已从文化价值更推本于自然、人情之“真”，以“至理”的面目出现在文章里，所以，他不必借气势压人，而可以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说道理，“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这样，他的文风便会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而更具理性之风范。至于苏轼，他的“道”已是造化中所蕴含着的“美”的“无尽藏”，这种“道”无处不在，所以触处皆春；再加上他的“性命自得”的通达境界，远大的“器识”和越来越深刻的对人生的反思，最终觉醒为主体“性”的高扬，于是他的文风便不但有“万斛泉源，随地涌出”的挥洒之妙，并且能以理性的思致为其精神，一步步脱落华饰，现出气骨。如果我们以韩、欧、苏三家为道学和古文的三个发展阶段，那么，我们便能看到道学和古文同步发展的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