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史征》缘起
三国人才鼎盛，武勇智术，瑰伟动人，故事迹物语，早为世人所乐道。赵瓯北《廿二史札记》谓“晋宋南北朝以还，已道关张之勇”；《刘宾客嘉话录》详载武侯八阵图，则其事之风行社会，由来久矣。
唐时里巷间，有说古话者，已常含三国故事，如李商隐《骄儿诗》谓：“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至宋而说话之风更盛，说三分已不属于讲史，而独立成为专科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五《京瓦伎艺》条云：“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东坡志林》一《涂巷小儿》条云：“听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金元杂剧亦常用三国时事，说唱扮演，传播益广，人物性格，早有定型，不独妇孺皆知，即素鄙视小说之士大夫，亦于不知不觉中受其影响。如王应奎《柳南随笔》，言庞统死于落凤坡之妄，而明《广舆志》已收之。王士祯诗集，且有落凤坡吊庞士元之作。《随园诗话》五记崔念陵进士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语，毛西河诮其无稽。某孝廉作关庙对联，用秉烛达旦事，非仅文人习用，即在政治上军事上，亦时有甚大效力。陈康祺《郎潜纪闻》，言清初敕命译《三国演义》为满文，武将不识汉文，多得力于此。蒋瑞藻《小说史考证拾遗》，引阙名笔记云：“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二百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则其故事浸成典故，人物崇为模鉴者，已非一日，是以至明代而被目为四大奇书之一也。
三国故事在唐宋间，虽已有说话人取为题材，及《三国志平话》出，始有文字刻本。其书久佚，一九二八年在日本内阁图书寮发现一部，始得借归传印，故一九二三年，鲁迅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尚未及见也。
书三卷，不著撰人名氏，为元至治间建安虞氏新刊全相平话汇刻之一。其文结构粗简，辞句拙朴，事多荒诞无稽，人名地名，触处皆谬，然于三国事迹，则大体完备。罗贯中《三国演义》根据史籍旧事，而能有活动生花之笔者，实基于此书也。
罗氏名本，字贯中，钱塘人，见郎瑛《七修类稿》廿三《辩证类》及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四十五，为施耐庵门人。王圻《续文献通考》则以为名贯；《录鬼簿续编》则以为别号湖海散人。太原人，生于元至正间，至明永乐时仍健在。周亮工《书影》卷一，则以为生于洪武初。罗氏盖一生不遇之才人，或因当时重受压迫，甘心隐遁，不愿涉及政治，故在政治史上未见任何记载，生平事迹，亦无从明了，仅知其性孤高，长于乐府词曲。所作杂剧，今仅存《风云会》一种；所作小说，仅存五种，其中以《三国演义》一书，最为细腻。
罗贯中以《三国志平话》传说离历史愈移愈远，甚背史实，乃廓清荒诞及无稽事实，从新添入《陈志》《裴注》材料，对于传说描写动人、情节曲折等之处，仍加采取。所作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故能雅俗共赏，《演义》出而《平话》渐消漠无闻矣。
《演义》最早刻本为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前有金华蒋大器庸愚子及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关中张尚德修髯子二序，今通称“弘治本”者，盖将修髯子序抽出。据马廉先生所见，尚有此序，故本论文称之为“嘉靖本”也。此刻本分二十四卷，每卷十节，共二百四十节，每节有一标目，目皆单句，句有七字或八字，今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
据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戏曲》篇及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报》第七卷第五期载马廉《旧本〈三国演义〉版本的调查》二文内云，今所发现之明版《三国演义》，有十种之多：有周曰校刊本，夏振宇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郑少垣刊本，杨起元刊本，杨美生刊本，郑以祯刊本，吴观明刊本，宝翰楼刊本及熊飞《三国》《水浒》合刊本。节目虽皆为二百四十节，而有十二卷及二十卷者，自吴观明刊本后，并目二条为一回，即将每回标题合二条标题为一联，成一百二十回，然原句皆未动。郑以祯、吴观明、宝翰楼三种，皆为李卓吾先生批评本，其嘉靖本原载史官、后人、古人、宋贤、前贤、胡曾先生、邵康节先生诸诗，共三百三十余首。自周曰校本后，诸本所载，加入周静轩诗凡七十一首，周诗所咏，皆为以前三百余首诗所未咏到之处。自嘉靖本之后，虽有此数种刻本，除评语诗句及插图有变动、有加减外，文字均无大改变，李卓吾对其文深有不满处，亦仅加以严厉之讥弹，而未曾擅加删易，直至清初康熙年间，毛宗岗始有较大之增动。
毛宗岗字序始，长洲（今苏州）人。其所评《三国》现存本前，皆有顺治元年（一六四四）金圣叹序，除署宗岗名外，并有“圣叹外书”及“声山别集”字样。声山为宗岗父，即曾评《琵琶记》者。郑振铎《三国演义之演化》及郭箴一《中国小说史》，皆谓毛宗岗字声山，实误。所以孙楷第先生《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一文（见北平师范大学《小说史参考》），谓或为毛声山曾评《三国》未竟，而宗岗继成之也。宗岗与金圣叹同里，圣叹评《水浒》自托古本，颇为时人称赞，故宗岗起而效法，乃取《三国》评之。其评定《三国》亦自托古本，凡增删之处，皆云根据古本，以正今之俗本，实则所谓俗本者，即李卓吾评本也。所改者可分整齐回目、润色文字、增删事迹、削除论赞诗文等数项，现通行本凡例，皆曾言之。所增之事，如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康成诗婢等；所增文字，如孔融《荐祢衡表》、陈琳《讨曹操檄》等；所删之事，如诸葛亮欲烧魏延于上方谷、诸葛瞻得邓艾书而犹豫未决等；所删之文，如钟繇、王朗颂铜雀台诗，蔡瑁题馆驿屋壁诗等。所增之事，多取自《世说新语》，惟亦有历来世所艳称，或史所记载，颇合小说口味，而毛反不取者，如曹操自惭形陋，捉刀见使；曹植托梦荐枕，洛神感赋等。又有罗本实误，而毛氏不改者，如焦触名，罗本因取《三国·魏志》点句错误，作乌桓触，将部落名为姓氏；又罗本以颜超求寿，误作赵颜求寿，见《搜神记》，毛氏皆未能改正。又如关彝、张遵，为羽、飞之孙，蜀亡皆殉国战死，罗本皆曾注明，毛本虽常欲为蜀夸张，然此羽、飞之裔，则仅用其名而不为之加注世系，致关兴、张苞皆早亡，事无足述，而反为世所称道；关彝、张遵，为国战死，乃反寂寞无闻，亦千虑之一失也。惟毛氏将回目二句改为对偶，一新耳目，文字词藻，多所饰润，确较旧本细密雅洁，简纯流畅；且删去李卓吾批语，易以毛氏自己新评，所评虽过于袒刘抑曹，而多投合时尚，故毛氏本出，遂代旧本而盛行于世。
金圣叹本姓张，后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圣叹乃其字也。毛本《三国》前，有金氏序云：“天下才子书有六：《庄子》《离骚》《史记》《杜律》《水浒》《西厢》，乃各作批评，其《水浒》《西厢》两种，颇为世俗传诵。”序中并云：“驾于此六才子书而上者，应为《三国演义》，故名之为第一才子书。”于是《三国》遂有第一才子书之称。
《三国演义》续书甚伙，而较著者明有《三国志后传》十卷，不书撰者姓名，所记以刘曜事为主，谓曜为北地王谌幼子，事续《三国演义》，愤蜀之亡，故托曜为其后胤，以图取快泄愤，其事多荒诞不经。又有《后三国志》，即《东西晋演义》，亦失撰者姓名，体例似《三国志平话》，叙西晋全代，然东晋则叙至建国而止。清朝则有梅溪遇安氏撰《三国志演义续编》，共三十回，乃叙仙女石珠事，与三国无关，而其时代衔接三国，故名。雍正间坊有名《通鉴二十四史通俗演义》，为新昌吕抚字安世着，自开天辟地，直叙至清雍正间。全书仅六册，四十四回，三国一节，自十八回下半至二十回，事虽甚简，而文则多节取《通鉴》，尚便于阅读。
一九二六年，浙东蔡东藩著《历朝通俗演义》，会文堂刊本，其三国一节，包括于《后汉通俗演义》中。后汉三国，共一百回，自六十回起，为三国部分。内容完全依据史书，凡罗氏书之异于史，而夸饰描写者，皆不采入，故其序中，谓可作历史参考。文笔亦颇生动。一九四一年，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中，有陈友琴删节《三国演义》，以为小学生课外读物，而删节甚少，回目亦仍旧。一九四五年，开明书店为选择中学生课外国文读本，乃出版洁本小说，所选者有《红楼梦》《水浒》《三国》三书。《三国》乃周振甫所叙订，将《三国演义》大删特删，去其神怪、违情、失实、繁冗部分，并换其回目，改为六十回，每目以四字作题。而所删过多，致有叙事不接，文气散漫之病。
又一九二五年，祁阳周大荒撰《反三国志》，全属子虚，无中生有，寇魏屈吴，列蜀汉于正统。尤于马超，特加夸耀。谓蜀一统中国，关羽、庞统辅刘禅子登基，司马徽、崔州平等各列高位。中间夹叙管宁投海、曹操称帝，荒诞怪异，无事可征，文人无聊，借以写心胸抑郁而已。
吴县王非，字大错，一九二二年，曾有《考证三国演义》一书，东方图书馆刊印，每回之后，附《陈志》原文，而未能考证，且疏简多误，即用《陈志》之处，亦未尽检出，本论文已略辩其非。
总之，《三国演义》一书，以内容转折惊奇，故事动人，文笔流利，实为绝好之通俗历史小说，五百余年来，驰骋民间，未尝稍失其价值。但以据史而写，故文笔每为史实所拘束，人物亦多受牵制，不能任作者想象，故有人以为其事多似而乱真，颇非之。明谢肇淛《五杂俎》十五云：“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丙辰札记》云：“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实则其书不惟有潜移默化之功，且有补于人心世道，自通行以来，于其中得常识与智慧者有之，学习文字增加阅读能力者有之，甚至有获得进退应付之方、处世待人之术者。故能娱乐心目，增广见闻，视高文典册，亦无多让。
余幼喜读小说，每于下课归家，辄沉湎其中，而不能返，尤以三国人物事迹，最为熟稔，暇且与诸弟作三国战戏。然读之次数虽多，皆至诸葛亮死而止，以下终因蜀势衰，不愿卒读。及长再读，常以其事是否真实为疑。一九四二年夏，请论文题于新会陈援庵师，值其岁校中补修国文者，皆命读《三国演义》，并开班授之，乃命以《〈三国演义〉与正史》为题，以《演义》为主，而探其史源，按其事物，求之正史。《演义》所记，无论年月、人物、地理、歌谣，多有所本，即偶涉夸张，亦非尽出无因，仅有描写夸大之笔，绝少无中生有、节外生枝，故考本探源，颇费时日，虽为小说，亦值得考证也。后以所引书渐广，不仅限于正史，乃易今题。惜数年来，为生计所迫，未能以全力相付，粗成大体，尚有遗谬，此后仍当继续修补，以臻完善。
惟是平日读书，多无统系，过后即忘。自撰此论文，始觉浏览所及，辄有所得。四载以来，于承祚、世期之书，反覆讽诵，以之考证《演义》，固有左右逢源之乐，即其他载简，因牵涉既广，范围遂宽，故《演义》以外之收获，亦复不少，此则始愿所不及者也。一九四七年谷雨天津刘乃和。
《益世报》天津版《人文周刊》新第八期
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
《
（此文载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三八一—三八六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