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聚焦1949年前天津工人生产、生活的劳工史、城市史经典著作，通过大量口述史料，从劳动雇佣、斗争策略、衣食住行、家庭生活、公共卫生与健康、婚丧礼仪、节日风俗等诸多角度，展现了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场景，再现了近代天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同时，本书特别关注女工处境，以及女工在工厂、家庭、社区的多重身份，聚焦同工不同酬、性暴力、月经卫生等话题，打破男性中心叙事。本书讨论的核心始终是普通人的故事，值得所有关心劳动者命运的人一读。

（美）贺萧（Gail Hershatter），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荣休），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前主席（2011—2012）。长期从事文化史、劳工史、妇女史、性史和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著有《天津工人》《危险的愉悦》《记忆的性别》等。《危险的愉悦》与《记忆的性别》分获1997年、2012年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奖”。

前言

译者序

致谢

导论：中国和工人阶级历史的形成

第一章 近代天津城市的塑形

天津的环境

1816年的天津

作为通商口岸的天津

第二章 无常易变的工业家们

投资者和权贵

消失的工厂主和熔毁纱锭：棉纺织业

结论

第三章 工作多样性与工人生活

手工业

制造工业

手工工匠与工厂工人

临时工与工人阶级家庭

物质生活

贫困的边缘

第四章 飞铁走錾：三条石工人

三条石：一个地区的发展

三条石工人

结论

第五章 赢得地盘：运输工人

脚行的形成

剖析脚行

城市传统

暴力行为

政府与脚行

第六章 轮带如海：纱厂工人

招工：厂门前的斗争

工作时间：车间里的斗争

正式与非正式的劳动纪律

围绕生活的斗争

第七章 大鼓书与鬼市：工人阶层的生活方式

市场和娱乐

性、暴力和脆弱性

节日和庆典

第八章 工人阶级抗议的形成

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与纱厂

南京政府十年：改革、解雇和关厂

20世纪40年代：占领时期与国民党的重返

附录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

《天津工人：1900—1949》（中文版）前言

2014年，我很欣喜地为我的著作《天津工人：1900—1949》（下称《天津工人》）中文版撰写了简短的前言。该书由许哲娜、任吉东和喻满意做了完美翻译，并于201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鉴于该版现已绝版，我很高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发行新版。虽然《天津工人》的中文版首次面世距今已近十年，但我十年前所写的内容仍然能够表达我认为的这本书对中国读者可能具有的价值，因此我在此附上了稍作修订的原版前言。

《天津工人》一书最初于1986年在美国出版，它探讨了中国华北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天津碎片化的工人阶级的区域特性与生存策略。在该书英文版问世后的近三十年里，我一直希望它能被翻译成中文，让在天津工作生活的人们以及对中国20世纪初社会文化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接触到这本书。翻译工作耗时费力，我要向译者、天津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的众多当初支持此项目的同仁，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自该书首次出版以来，已过去很长时间，或许我应该谈谈我研究和撰写此书时的一些历史背景。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些年，正值美国越南战争和反战运动的高潮，尼克松访华和“文革”后期，人民历史观的兴起以及女权主义要求“让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受乒乓外交和尼克松访华报道的鼓舞，我报名参加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中国课程，渴望亲眼看看当时这个美国人难以访问的地方。（我十几岁时获得的第一本护照明确禁止前往中国。虽然第二本护照取消了这一禁令，但在20世纪70年代初，普通美国人获得中国签证仍然非常罕见。）1975年，我短暂访问了中国。1979年，我再次回到中国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研究，此时“文革”已经结束，关于改革的讨论已经开始。我在天津南开大学的中国同学，有许多人是下乡知青，他们正沉浸在自己的动荡中：一方面回望自己以往的岁月，另一方面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我们之间的对话所展现的开放性、辩论和变革的能力，至今仍是我心中积极参与知识交流的重要典范。

当我于1979年开始研究时，我对1949年前在天津工厂工作的男女工人感兴趣：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应对早期工业化的艰难条件，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制定了什么样的生存策略，以及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政治抱负？简而言之，我想知道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艰难条件是如何改变城市男女工人的生活的，工人是如何改变新兴城市景观的，以及他们在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成功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还想探讨地区差异的问题，因为当时除了上海，人们对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历史知之甚少。

但到1979年，天津1949年前的世界早已远去。它已被以国有工厂为主导的地方经济取代，其中一些工厂成立于1949年之前，但如今都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经营。早期工人阶级中规模较小且更不稳定的部分，如三条石的小作坊里的铁匠、在城市里拉货的运输工人，正在萎缩或不复存在。记得1949年前岁月的工人已步入中老年，尽管我有幸找到并采访了其中一些人，但很多人已无法再受访。

此外，在我于1979年至1981年期间进行研究时，天津所讲述的故事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三条石历史博物馆曾用于展示小铁匠铺中学徒所遭受的残酷苦难，但当时已对公众关闭，尽管仍有工作人员留守，我还是能够查阅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些小作坊的记录簿，但似乎没人能确定，旧的剥削和苦难故事是否已经被完整记录下来。三条石主要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还是可能是一个繁荣的小规模生产的中心而应该作为天津经济生活充满活力的标志受到颂扬？答案并不明确。不少人对我要调查工人阶级的历史表示好奇。我花了大量时间试图解释欧美学术界“自下而上”书写历史的尝试，以及我对阶级的探索旨在追踪阶级和阶级意识出现和转变的不均衡且不可预测的方式。

然而，尽管革命前的天津社会早已远去，但在1979年，它的物质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发生太大变化。我仍然可以骑着自行车穿越天津各个“租界区”那“百衲被”般的地形，那里的电车轨道互不衔接，电压也各不相同（前日本租界为110伏特，其他地方为220伏特）。尽管三条石铁工业区里那些老旧的作坊已被改作他用，但其狭窄的街道在老城中国区的一角纵横交错，依然保存完好。因此，我当时的一个项目就是学习每一条小巷，以了解这个20世纪初的条约口岸的社会地理如何被保留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十年。

如今，我从1979年至1981年认识的天津已经不复存在，它被改革时代的一波又一波变革淹没。建筑环境已翻天覆地：摩天大楼矗立在市中心，历史街区被翻新成餐厅和旅游景点，工人阶级社区被拆除，居民被安置到多层公寓楼中，国有工厂也被重组和改造。即使我足够勇敢，骑着自行车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我也将不知道该往哪里转弯。和其他蓬勃发展的中国城市一样，天津是一个由城市移民、金融活动、巨大财富、众多差异、环境挑战和万花筒般的文化生活构成的复杂景观。它无疑值得许多当代学者研究，但它已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城市。

然而，天津工业化早期出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城市移民网络仍然依赖人们彼此进行互助和求职援助，城市移民与农村地区的持续联系仍然是其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工作场所仍然是密集、复杂且有时充满冲突的社会关系的场所。关于中国应该是什么、应该变成什么的公开讨论仍然充斥着报纸和其他媒体。人们仍然在全球力量、国家建设项目和被激烈辩论的当地问题深刻影响的环境中过着日常生活。在这些方面，20世纪初中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预示着当代的景象。我希望在《天津工人》一书中，读者能够窥见一个已经消失但在当今时代留下印记的世界。

节选自贺萧《天津工人：1900—19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编辑推荐一：

1949年前在天津工厂工作的男女工人来自哪里？这些城市的新来者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应对早期工业化的艰难条件？他们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他们制定了什么样的生存策略？

本书从档案中打捞起失语者的故事，从劳动雇佣、斗争策略、衣食住行、家庭生活、公共卫生与健康（包括女性所要面临的“额外的卫生问题”——月经）、婚丧礼仪、节日风俗等诸多角度，比如，男女工的同工不同酬、女工在工厂中面对的性暴力、工人为反抗剥削而进行的“摸鱼”（书中称“泡蘑菇”）甚至偷窃行为等，展现了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场景，再现了近代天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编辑推荐二：

本书是贺萧的第一本书，其中对女性工人的关注影响了她后续的研究，促使了她向妇女史研究转向：

《天津工人：1900—1949》是我的第一本书，是对1949年以前天津工厂工人的“下层的历史”的研究。它包括对天津棉纺厂女工的研究。研究过程中，我在查阅一份民国政府对天津女性的社会调查时注意到，这份调查中记录的妓女数量似乎是该市女工的两倍。那个我后来再也没找到的数据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突然想到，这两类女性——女工和妓女，往往都来自农村，一位女性最终是在工厂还是妓院工作，可能受社会关系、人口买卖或是机遇的影响，但女工和妓女有许多重叠的特点。要全面了解女性从事的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工厂大门内。于是我决定，在我的研究中，无论女性在经济不稳定、政治动荡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谋生，我都要去了解她们。

译者序

2013年，译者接到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天津工人：1900—1949》）这部著作的翻译任务时，距离该书英文版正式出版已经过去将近30年。作者贺萧已经从当年骑着自行车在天津大街小巷寻访老工人的博士生，成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历史系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2011—2012）。继天津工人研究之后，她将主要精力投入开拓女性史研究的工作中。《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1997）、《漫长的20世纪中的中国妇女》（Women in China’s Long Twentieth Century）（2007）、《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2011）等著作，为她在美国和中国历史学界都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同时，在这30年间，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中国，学术界的整体面貌，从人员构成、理论焦点，到研究路径甚至资料构成及其查找方法，都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还要向读者介绍这部将近30年前出版的著作呢？译者带着这样的疑惑开始了本书的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随着对本书资料、观点乃至史观的反复咀嚼、揣摩，译者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贺萧的著作读来仍颇有启发，书中许多观点仍颇有新意。贺萧的研究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汤普森（E. P. Thompson）的学术思想，但又绝非在其他地域对英国工人阶级研究模式的生搬硬套，而是在掌握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对天津工人阶级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从而对天津工人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从雇佣制度与管理方式、劳动方式与斗争策略、阶层内部的纠葛与阶层冲突、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工人组织与工人运动等诸多角度和层面，贺萧对1900—1949年天津工人“变化无常”的阶级构成方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解释模式。

本书既不愧为新劳工史的经典之作，又是一部工人视角下近现代天津城市发展史的力作。本书将天津工人在城市生活中对乡村纽带的广泛应用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阐述主题，充分展现了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与融合，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再现了近代天津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贺萧在研究过程中对口述史料娴熟而又恰当的运用给译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城市史研究，尤其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城市日常生活史研究，仍然具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和学术价值。

首先，以口述资料弥补书面文献多限于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缺陷，为以普通市民为对象、以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为中心的城市史研究的研究取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基础。贺萧从衣食住行、家庭结构、家庭生活、公共卫生与健康、婚丧礼仪、节日风俗等诸多方面，全方位展现了1949年以前天津工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场景，甚至包括女性所要面临的“额外的卫生问题”——月经。如此生动、丰富、细腻的“深描”，正是得益于她在天津从事研究期间对许多老工人的访谈。

其次，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深究”，城市的“隐痛”得以浮现。由于禁忌、羞愧等种种社会心理或文化传统方面的因素，很多城市“隐痛”通常遭遇到文字有意或无意的回避、忽视和遗漏。贺萧在本书中探讨的诸多问题，就触及了近现代历史上在天津这座曾被誉为“小上海”的繁华城市中，挣扎在“霓虹灯外”的下层社会种种不为人知的痛楚。女工相较于男工而言，在遭遇与男工相同的困难，以及在薪酬方面低于男工的不公平待遇之外，更要面临另一种难以启齿的压力——性暴力，其中包括男工的性骚扰以及工头作为惩罚措施的性虐待。近代天津纱厂普遍存在由工头把持招工、培训、分配工种以及执行工厂纪律的“潜规则”，因此工人在求职及工作过程中不得不忍受工头的欺凌与盘剥；但另一方面，天津工人又在工头的默许或配合下，通过“泡蘑菇”（消极怠工）反抗恶劣的工作条件，通过偷盗原料或产品等方式来抗议并弥补过低的薪水……正是由于有了口述访谈的资料支持，贺萧才得以对这些涉及禁忌、隐秘的话题进行充分的揭示与深入的探讨，也使研究者和读者得以窥见一个超乎想象的、惊心动魄却一直以来鲜为人知的近代天津工人世界。正如作者自己表述的，“随着我的研究的进展，研究范围变得包罗万象，与我的初衷大相径庭”。

最后，口述资料的引入为城市史研究视角的真正转向提供了“必需条件”。尽管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梁启超呼吁“新史学”的时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就开始了从帝王将相的谱牒向百姓生活的转向，然而，由于一直习惯于从官方文献与精英话语中爬梳资料，这种转向似乎并不那么彻底。近些年来，在研究“触角”不断向底层探索的过程中，史学工作者越来越感觉到“眼光向下”已经不能满足史学研究突破的需求，而要进一步追求“自下而上”。如果说“眼光向下”指的是向底层社会发掘研究对象，在方法和立场上仍然带有“居高临下”的心态，那么“自下而上”则反映了史学工作者研究视角与立场的转换。也正是由于转向从“民众”立场出发思考问题，研究者才逐渐意识到下层民众及其所承载的乡土传统并非“城市化”进程中注定被摒弃的落后事物，相反其中可能包含着有助于促进“城市化”的积极因素，甚至可以作为“孵化”具有城市特征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的重要基础。贺萧的近代天津工人研究已经为这种转向做出成功的示范。贺萧通过口述访谈发现，20世纪上半叶的城市工人正是借助“血缘关系、地域网络与帮会关系的交集”等传统方式，来建立自我保护的社会“联盟”，增强阶级战斗性的，这对传统城市劳工史以“建立在共同工作经历而非籍贯或家族地位基础上的新关系”作为衡量工人阶级觉悟标准的观点是一个修正。

节选自贺萧《天津工人：1900—19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