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石刻里的广西”丛书之一种，《经济商贸卷》共收文章45篇、石刻实景（或拓片）图片40余张。所收石刻，多反映1949年以前广西城乡各地不同族群社会生活。通过对石刻文字的解读，勾勒与呈现历史时期广西传统社会生活场景。书稿收录石刻的范围包括壮、瑶、客家、疍民及广东移民等不同族群，地理空间涵盖贺江、桂江、浔江、柳江及左右江流域等。在体例上，书稿对城乡生活的呈现大体分为城厢、圩镇、乡村三个类型，具体涉及城乡生活中的田产控制、赋役制度、宗教祭祀、保甲团练、商业贸易等。

麦思杰，1975年12月生，广西梧州人，暨南大学古籍所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明清时期珠江—西江流域社会的族群关系、民间宗教、赋税制度及商业贸易等。在《民族研究》、《社会学研究》等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一项。

潘梓业，暨南大学中国史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

胡韫韬，暨南大学中国史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

天后佑粤商——乾隆三十五年《重修粤东会馆天后宫并鼎建戏台碑记》解读

西米东运——乾隆五十三年《重建粤东会馆碑记》解读

开圩设馆——乾隆五十六年《创建粤东会馆序》解读

滇铜兴市——道光二十年《重新鼎建百色粤东会馆碑记》解读

重整盐务——同治十二年《重建会馆并戏台碑记》解读

动荡中的商机——光绪二年《重修粤东会馆碑记》解读

鬻鱼贩米——乾隆四十五年《奉宪禁止懢封九江民船勒石永遵》解读

状告衙差——乾隆五十五年《奉爵阁部堂福大人饬禁妄扳碑记》解读

禁革拦船派差——嘉庆七年《奉宪禁革平桂倒扒船杂差碑》解读

禁革盐运纠纷——道光十五年《盐运禁革碑》解读

定限米价——道光十三年《奉各大宪定限米价章程》解读

渡还北帝——光绪二十三年《那连墟渡口归还告示碑》解读

无嗣之计——道光二十八年《孀妇谭氏捐铺屋碑》解读

众筹义地——咸丰八年《添置义地碑记》解读

备灯迎神——咸丰九年《置备灯彩碑》解读

两龙不认顺——宣统三年《两龙儒金堂碑记》解读

桂林城的木匠——道光四年《新建碑记》解读

乡朋置铺——道光十年《东泉财神会碑记》解读

祭濂溪，祀先人——道光十五年《濂溪会碑记》解读

集贤管产——光绪三十二年《新老集贤会》解读

军户创祠——乾隆十四年《龙氏创建宗祠碑记》解读

建祠控产——乾隆十五年《创祠碑记》解读

粤商联创合族祠——道光十五年《鼎建祠堂碑记》解读

管理族产费思量——道光二十□年《□□灯会租钱条规开列》解读

重规蒸尝——道光二十四年《族规刻碑》解读

捐购庙产——光绪三十年《桂岭建祠碑记 永垂不朽》解读

墓管书田——民国八年《书田记》解读

乡绅联盟——康熙六十一年《合建双贤祠》解读

以庙入市——康熙六十一年《创建列圣宫题名碑记》解读

管理渡产——乾隆三十六年《流传金花各银碑记》解读

增神扩市——嘉庆十四年《嘉庆乙丑年重修列圣宫增建后楼东西厅题名碑记》解读

官民合修桂花井——嘉庆十六年《重修桂花井碑记》解读

社与土主——《道光十年祠亭碑》解读

从祈雨到团练——道光二十年《道光庚子年重建文明阁新建魁星楼并建亭台碑记》解读

由埠而社——《道光二十三年岁次癸卯重建兴宁庙碑》解读

共修险道——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乙巳年兴修接米岭并马鞍西□大路碑》解读

借驻市镇与改变风水——《光绪二十年甲午重修宝珠观壁背并通宝珠山碑》解读

修路先驱关冕钧——民国二十二年《关伯衡先生墓碑》解读

修埠铺路——民国二十七年《鼎建梯云水埠兼两旁大路记》解读

祖先有其田——顺治十年《黄姚九甲山场土名开列碑》解读

断入官产——乾隆五年《忠孝祠田产碑》解读

买地建馆——乾隆三十九年《广东会馆买地契约碑》解读

商神有田——嘉庆十七年《祀田碑记》解读

宗教与盐政——正德九年《重建冰井禅寺记》解读

初定八桂——顺治八年《重建福胤庵碑文记》解读

漫长的中国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浩瀚的史料。这些史料记载范围广阔且种类形式多样，而碑刻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文献形式之一。在文字传统建立以后，不同时期的人们均习惯于以勒石的方式记述具有意义的人与事。但与其他种类史料不同的是，碑刻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首先，其具有公开展示的属性，存立于特定的空间。一般而言，碑刻立于各类公共场域，如庙宇、祠堂、会馆、渡口等地点。立碑者希望通过向民众呈现的方式凸显权力秩序的权威，并以此塑造民众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记忆。这一权威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宣示权威的，如官府刻立的各类禁革碑、判决碑等；间接宣示权威的，则如庙宇、祠堂中以神明或祖先之名强调公共生活秩序等。其次，碑刻有较为明确的边界范围与空间属性，其投射的是立碑者的权力范围。碑刻文献的这两大特点，使其在研究利用上与其他种类文献有着明显的差异，成为了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史料种类。

《经济商贸卷》通过对石刻内容的解读，围绕官员、乡绅、商人、疍民等不同群体，对包括土地田产、商业贸易、商人家庭在内的明清时期广西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同面向进行了呈现，帮助读者从民众的“小历史”出发，对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制度产生新的理解。

该碑第二点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清末市镇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的宗族势力开始出现。咸同以后，黄姚街内的劳氏、梁氏宗族日渐强大，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度也不断提高。在此次宝珠观的重修中，劳、梁两姓乡绅为其中的主导力量。新崛起的乡绅群体， 对原有的风水话语表现出“若即若离”的暧昧态度，故其在碑文中写道：“风水之说，岂可过泥，又何必尽非？”笔者在黄姚街的其他碑刻解读中曾介绍，风水话语的叙述在黄姚街内极为重要。强势宗族往往会改变原有的风水话语以确立自身在街内的地位。旧有的风水话语是为原权力主导者所构建及运用，新的权力精英既不能彻底否定，也不能完全接受，故只能表现出暧昧的态度：“时喜谈风水家，遂有填实不美之论，其后不旋踵而地方果有不测之虞。是风水似不可尽非也！抑知世之盛衰关乎气运，人之兴替只论心田。诚方懋厥德，自罔有天灾矣！又何风水之足泥耶？”这一看似矛盾的论述，折射的正是新权力群体崛起后在文化话语方面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