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煤炭被称为“乌金”“墨玉”，是世界上储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常规能源，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国家，我国煤炭的开采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先秦。由于煤炭易风化，加之古代文人接触煤矿较少，因而对于煤矿的记述不多，或语焉不详。
步入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西法采冶技术与设备的引进，西方采煤技术和设备传入中国，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或商办新式煤矿出现。它们一方面采用新的经营方式，另一方面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生产机器，为煤炭开发史及煤业发展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先进的勘探与采炼技术、科学的经营与管理理念日益冲击着中国传统煤矿产业，愈来愈多的中外合资大型煤矿企业的兴起，同样给中国分散的旧有小矿带来了新的竞争与发展机遇。近代矿冶学人努力将西方最前沿的学术理论带入中国，进行更为科学的煤质勘探事业，并致力让更广大的民众认识煤炭，了解中国乃至全球煤炭资源的开采与利用情况。
时至今日，煤炭仍然是我国重要的化石能源和工业原料。作为重要的基础产业，煤炭工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果把近代以来的煤业文献汇集起来，就是一部完整的近代中国煤炭工业史缩影。然而，长期以来，近代煤业文献分布得较为分散，限制了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为此，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组织团队对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煤业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编写为《近代煤业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旨在为学界提供一套较为全面、权威的研究史料。
我国最早开设的近代煤矿是河北的开平煤矿和台湾的基隆煤矿。开平煤矿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于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命唐廷枢等筹办的。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清政府成立矿务局，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开平煤矿唐山分矿建成，并开始出煤，以后林西等矿建成。到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开平煤矿平均日产达到一千五百吨，最高日产达两千吨。这期间还先后开办了十多个规模大小不同、寿命长短不一的近代煤矿。相比之下，基隆煤矿是两江总督沈葆祯雇用英国煤师开办的，光绪二年开始兴建，光绪四年实现首次出煤，初期年产约三万至五万吨。随着生产能力不断增强，该矿逐渐成为台湾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这一期，国人对于煤矿的认识逐渐冲破“风水说”的束缚，对于开矿采煤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三月二十八日，《申报》发表的《论中国开煤之益》指出：
煤之为用大矣哉！泰西各国以及日本皆赖煤力以造机器、制轮船、行火车，以致富强，而中国向来于此举阙如，即偶有开掘之处，亦所出甚少，且不敢明目张胆，盖碍于风水之说有以锢之也。自开平之矿既开，而煤之出也甚旺，煤之开也渐广，台湾之鸡笼煤久已出名，安徽池州亦经开掘，湖北亦有议开者。而于是纷纷皆以开煤为事，即有以风水之说进者，华人亦渐知其说之不足凭信，而毅然决然必欲开矿攻煤，以取此自然之利，此正中国富强之一大转机也。[ 《论中国开煤之益》，《申报》光绪八年（一八八二）三月二十八日，第一版。]
随着近代新式工业的开展，国人认识到煤矿较之于他矿需求量更大，市场十分广泛，因而“自然之利莫盛于煤矿”，“泰西大利在于开矿，而矿之中以煤为最，何则？金银诸矿虽贵，究非人人所必需，其销路反不若煤之广远，故西人论矿，以煤为上，铁次之，铅又次之，铜与金银转为下品”[ 《论中国自然之利莫盛于煤矿》，《申报》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二月二十五日，第一版。]。作为国内最早的近代煤矿，开平煤矿和基隆煤矿标志着中国近代煤矿业的兴起。随后，抚顺煤矿等大型煤矿也相继建立。这一时期，国内煤矿开采开始引进一些机械设备，但整体上仍处于机械化的初级阶段，很多作业过程还依赖人工，井下的煤炭采掘主要依靠工人使用简单的工具进行，运输也主要是靠人力或畜力拉车。同时，由于技术、资金的限制，煤矿的生产效率较低，安全状况也较差。
外国资本也借机进入中国，参与煤矿的开发和经营，对中国的煤炭资源进行掠夺。光绪二十一年至民国元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二），帝国主义攫取中国煤矿权的条约、协定和合同，涉及辽、吉、黑、滇、桂、川、皖、闽、黔、鲁、浙、晋、冀、热、豫、鄂、藏、新等省，开办了开滦、焦作、孟县、平定、潞安、泽州、平阳、本溪、临城等规模较大的煤矿，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煤炭工业。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在清末掀起收回矿权运动。爱国绅商在开展收回矿权的斗争中，集资开办了一批新式煤矿。与此同时，官僚买办见开煤矿有利可图，不愿错失良机，亦想方设法开办煤矿。进入民国时期，随着中外合办煤矿及国人自办煤矿的发展，加之机器工业之进步，国人对煤业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亦更深刻：
盖煤也者，其地位实驾乎他种货物之上，不第与之相辅而行而已。一国元气之所系，我人事业所从出，皆与煤有绝大之关系。有煤，则各种之伟绩几乎无弗可举，且举之而几乎无弗可成；无煤，则世界将重返于古代碌碌终日而不能一饱之景象。[ 甘作霖：《论世界之产煤额》，《东方杂志》一九一四年第十卷第十一号，第一四页。]
但是，这一时期国内煤业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受困于技术水平有限、资金不足以及社会动荡等因素，煤炭开采的效率和安全性仍然较低。在设备方面，虽然一些煤矿开始采用更先进的采煤设备，如小型采煤机等，但整体的机械化程度不高。在技术方面，雇用“洋矿师”蔚然成风，一方面为借此以为保护，一方面为仰赖其技术，整体上体现“土洋结合”之特性：
吾国矿山雇用洋矿师之原因，大略有五：一为中外合办之矿，雇用洋矿师，根于契约；一为华人为洋人作傀儡所办之矿，名为华矿，内幕实为洋人，此项以日人为习见，亦有日人再加一层掩饰，用白人者；其三则为办矿者借一洋人以骇官场土匪，为保护工具；其四为借矿招摇骗钱者，借一洋矿师以便措词；最少一项为信仰洋人技术。[ 《洋矿师》，《矿业周报》一九二九年第三十号，第四八一页。]
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一二至一九三六），在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争相投资中国煤矿的局面下，又出现一批新式合资煤矿企业。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开办淮南煤矿，至民国二十五年，全国年产五万吨以上的新式煤矿多达数十家。这一时期中国煤炭工业的进步，不仅是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还涉及管理经营理念的深刻变革。然而，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的绝大多数煤矿，外资经营的煤矿亦陆续被其霸占，被掠夺的煤炭资源不计其数。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日本投降后，被侵占的煤矿大部分为国民政府接收，小部分由解放区人民政府接管。解放战争初期，受政治、军事形势多变的影响，有些煤矿几经易手，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以后，国民政府逐步崩溃，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这些煤矿才陆续回到人民政府手中。
《汇编》按资料类型可分三类：一为报告总结类，主要涉及地区煤业资源的勘探报告、部分煤矿的企业调查、年度总结与发展报告；二为书籍著作类，主要为阐述煤炭资源、煤矿技术的专业性著作；三为报刊类，涉及全国性煤业统计期刊与煤业企业内部发展汇刊。这些文献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是了解中国近代煤业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料，对中国近代煤炭工业史与煤矿企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编纂过程中，编者力求做到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既注重文献的原始性和真实性，又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平衡分布。从地域上讲，涉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河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西、上海、四川等不同省市；从内容上讲，举凡煤业概论、资源分布、煤田地层、煤区矿图、技术设备、经营管理、工人待遇、法规公牍、矿局章程、煤矿统计、会议记录、产销状况、运输税捐、进出贸易、业务报告、账册议案、资产负债、财产损益等均在其覆盖之列。
《汇编》有许多重要的史料线索，透露出的内容十分丰富，文献价值颇高，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史料集合，更是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煤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书。第一，所收录的区域性煤业调查报告，辐射范围较广，对近代各地分布地质、存有资源的调查结论等具有一定代表性。同时，这些调查所形成的文字、图表不仅是对煤业资源情况详细、真实的记录，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地质研究机构的工作内容。诸如虞和寅这样奔赴在勘矿事业一线的首批地质专业人员，其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应该再度得到彰显。第二，关于煤业情况概述，出版发行时段较为平均，可以纵览中国近代煤业几十年的发展实况。通过它们，可以梳理国内采运煤炭较长的发展历程，并着重论及现代世界煤炭的开采情况。另外还可反映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煤炭行业已初具规模，以及各地煤矿的开采数量与煤价涨跌起伏变化。第三，企业内部报告与汇刊代表着国内各煤矿公司的独特面貌，是研究近代煤矿企业历史的重要文献。煤矿公司多具备依靠外资、土洋结合、逐渐关注员工待遇与机制保障等共性，同样也是研究近代企业整体发展特征的有力史料补充。此外，《汇编》还收录有外文专业书籍、中英双语报告，这也是《汇编》选材广博、兼采中西的重要体现之一。
煤业文献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煤业发展历程的见证，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以《汇编》出版为起点，能够吸引更多学者关注中国煤炭工业史及煤矿企业史，相信《汇编》的出版，能给煤业文献整理与煤业史研究带来较大的突破与飞跃。
魏晓锴
二〇二五年一月七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