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预告
接下来，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希望将阿甘本以安济命名的死亡政治形态，以及装置失控带来的灾难，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对帝国的解读放在一起来讨论，并与最近他们对大众的解读联系起来。阿甘本隐晦地提到一个非政治的问题，即谈论大众如何成为可能。装置大量增加的后果，就是在大众之中创造了一些服从性的身体，他们只会听话，他们自己很愿意接受扫描、指纹识别和监控，以至他们更容易牺牲自己，他们很享受生命权力带来的令人震惊的成果。在下一章中，我们再回来谈这些问题，但与此同时，作为通向我最后一部分对罗伯托·埃斯波西托作品中的死亡政治和当代意大利思想的讨论的桥梁，我想谈谈阿甘本近期著作中关于死亡政治权力的其他东西。
重要的是，在这个方面，要看到海德格尔也将技术当作他的本体论中的基本操作因子，在《巴门尼德》和《技术的追问》中，他以不正当的写作和传播的名义将某种技术形式放在优先地位上。阿甘本将技术延伸到所有装置之上，它们创造了服从的身体，但他有可能无法看到传播技术的特殊性。传播技术让人处于危险当中，尤其是传播形式下的技术权力让个体看起来差不多，这样可以更好地将他们散布在传播网络的各个点上。例如，将手机变成更大的无差分的装置范畴，这个范畴包含了当代的小工具和第一代智人（Homo sapiens）的附件，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其结果是，我们不可能看到古代的装置在哪里结束，现代的装置从哪里开始，这样，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历史性，人总是始终为装置所俘获—从一开始，人就注定需要拯救，对于阿甘本来说，拯救就意味着灾难。记得在《敞开》中，阿甘本谈到了政治任务，这些政治任务在今天依然十分严峻。面对这种消逝，“唯一的任务……就是设定一个（全面管制）生物性生命的重担。基因组、全球经济和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是这一进程的统一体的三个侧面，在这个过程中，后历史的人类似乎将自己的生理形态当作最终的、非政治的任务……动物的全面的人性化与人的全面的动物化是一致的”。
在《王国与荣耀》和《什么是装置？》中，对生物性生命的管理，就是安济的现代等价物，但我之前也说过，我们可以将这种当代“对生物性生命的全面管制”的解读，延伸到二十世纪其他的死亡政治管制模式上，这个模式就是纳粹模式。当然，纳粹试图利用德意志的生命权力，正如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指出的，通过十九世纪建立起来的方式，权力将生命纳入其管辖范围之中。它正是通过将主权权力贯穿于生命权力来实现的：
两种机制（经典的古代机制让国家有权力处置其公民的生死，新的机制是围绕着规训和管制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这就是新的生命权力的机制）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纳粹国家创造了它从生物学角度进行管理、保护、保障和培养的生命领域，它与可以杀死任何人（不仅可以杀死外人，也可以杀死自己人）的主权权力是完全共存的。
纳粹对生命的全面管制之所以可能，不仅是因为新的生命权力机制。将生命权力转化为死亡权力和死亡政治的实践，也重新复活了主权权力，它们都被应用在生命领域之上。此外，对福柯来说，当纳粹国家不仅有权力导致死亡（生命权力到处都包含着死亡），而且可以杀死自己的人民时，也就是说，当一些被视为正当的人民现在可以被杀死时，对生命的管制才会发生。换言之，生命政治不正当地对待自己的人民（作为人口，而不是作为bíos），并没有给国家提供依照其意愿来管制生命领域的手段。只有主权权力的生杀权才提供了实施凌驾于正当性之上的死亡政治的手段。
阿甘本如何考察这些死亡政治的思考？对阿甘本而言，对生物性生命的全面管制是可能的，所以生命政治并不充分。我们需要的是行使凌驾于生与死之上的主权权力。若不管制死亡，就不可能管制生命（对于阿甘本来说，这是福柯最重要的教诲），管制死亡并不仅仅需要关怀生命和生育，而且需要使用死亡。正如阿甘本自己也注意到的，没有任何权力比主权权力更能维持正当性，维持正当的政治体或人民。如果这就是灾难预言，那么它涉及的是今天的主权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那些惰性和服从的身体，或者说那些不再抵抗的身体面临危险。在《什么是装置？》中，阿甘本证实了这一解读，因为他实际上从未将装置的扩散（其作用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抽象）当作灾难发生的主要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这里，我将推进阿甘本的论断，对我来说，这个论断似乎包含了一个前进方向—当惰性身体增加到一定数量时，主权权力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借助死亡的手段来重建生命的边界，恰恰在那时，用来取人性命的主权权力总会被释放出来。
这就是阿甘本的动物的彻底人性化和人的彻底动物化是一致的观念中隐含的观点。当人性被动物化、动物被人性化时，也就是说，在人与动物之间创造了一个难分彼此的边界时，我们无法将人视为人，或者将人视为动物，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主权权力就会重新划定人与动物的边界，就是说，要确定什么是正当的生命形式，或者这种形式如何发挥作用。正如阿甘本在《世界报》的社论中所说的那样，他对生命体征识别装置的恐惧，深深地根植于十九世纪旨在阻止衰退的实践（我们知道，哪里有衰退，哪里就会出现优生学），恰恰有这样的可能，即事实上主权权力（或在这里指的是欧盟的治理机制，也是阿甘本近来所有思考的一个幽灵）可以使用这样的标准，来重建对正当和不正当的人进行等级区分的秩序。
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解读走向了死亡政治，其中，不正当的写作带来了存在的灾难，这一点变得十分明显。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思考一样，阿甘本将装置从根本上变成了一种存在的形而上学操作因子来运行，从而赋予了福柯的装置观念一种隐含的超越死亡政治的价值。我们对其后果一清二楚。首先，海德格尔的拯救权力消逝了或者说弱化了，反而成为凌驾于生命的权力，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阿甘本通过将集置（带有订置和呈现的集置）当作一种俘获人的范畴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他回避了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中针对不正当写作进行的传播批判。其次，通过这种方式，阿甘本将装置延伸为囊括技术和其他更多东西的范畴，他从根本上创造了让正当和不正当变得难分彼此的条件，那时，我们的目光转向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分。尽管阿甘本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正如我在这里指出的那样，用宽泛意义上的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将装置解读为技术的问题在于，它让“操持”变得十分困难，对于海德格尔而言，“操持”就是让人成为人的关键所在，这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回顾一下我之前引述的《人道主义的书信》中的一段话：
在让人回到其本源的方向上，这种“操持”究竟走向何方？让人（homo）具有人性（humanus）反过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性的确仍然是这种思想的关注焦点。这就是人道主义：冥想和关怀，使人成为人，而不是非人。 成为“非人”，即超越人的本质。但人的人性究竟在哪里？它就在人的本质之中。
我们会发现，纳粹主义的死亡政治让操持成为一个生物学操作因子，用生物学取代本体论。这就是阿甘本在解读福柯时曾暗示的危险，由于装置的大量出现，海德格尔式的操持已经变成了“对生命的全面管制”，若没有管制生命的主要手段，即死亡，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管制生命。其结果是，通过生产顺从的身体，死亡令人震惊地扩散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