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伯多碑，中国道教第一碑
姚伯多碑1913年在漆河河岸被发现后，即成为金石学家与收藏家的宠儿。
1918年3月3日，鲁迅在北京琉璃厂花费八元钱购得拓片若干，其中就包括姚伯多碑。书法家于右任也曾于1920、1926年两次来到耀县，观摩姚伯多碑，将其与前秦广武将军碑、北周慕容恩碑并称“三绝”，并有“慕容文重庾开府，道家像贵姚伯多”的赞誉。
姚伯多碑残高137厘米、宽72厘米、厚30厘米，顶部缺一角。碑面上部镌刻三尊造像，老君头戴道冠，于高台之上结跏趺坐，双手置于腿上；两侧的真人头戴道冠，双手合拢于胸前。姚伯多碑的造像，大大的脑袋下有着瘦弱的身躯，身上看不到衣饰的痕迹，风格质朴而粗犷，显示出浓郁的原始之风。碑面并未凿平便直接刻字：
……于大代太和廿年岁在丙子九月辛酉朔四日甲子，姚伯多、伯龙、定龙、伯养、天宗等，上为帝主、下为七祖眷属，敬造皇老君文石像一躯，营□庄□，□极□匠之奇雕，隐起形图，像若真容，现于今世，倚错尽穷巧之制，修来清颜，有若真对……
太和廿年（496）九月，姚伯多、伯龙、定龙、伯养等人，捐资开凿了这通石碑，这也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道教造像碑，被誉为“道教第一碑”。碑文中的“皇老君文”，便是太上老君。东汉末年，张道陵在鹤鸣山创立天师道，有感自己人微言轻，遂将道家创始人老子抬出来，尊为太上老君。老子历史上实有其人，他姓李名耳，一称老聃，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人（今河南省鹿邑县城东），曾做过周朝守藏室史，后见周朝衰微，西出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言后飘然而去。《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巨著，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等名言，也成为中国人的治世之言。
张道陵此举并非空穴来风，从汉代开始，老子在中国已开始了神化的进程。东汉桓帝慕神仙之道，他在梦中与老子相见，遂派遣使者于延熹八年（165）三祀老子，并于延熹九年亲自到洛阳濯龙阁祭拜，设天子所用华盖，用祭天神的礼乐。东汉年间，长生、超脱成仙几乎成为每个汉朝人的渴望，老子也就一步步被推上了神坛。
碑身四面皆有碑文。姚伯多碑书法笔力雄健，拙朴自然，既带有汉朝的醇厚之气，又蕴含着北魏的雄强之风，历来为书家所重。诚如《北魏姚伯多造像碑》一书所言：
姚伯多造像碑为北朝早期造像，去汉不远，书体中多流露出汉人淳厚之气。结字拙朴自然，不事华美，都以平正、方博取势，字开的大小正斜随意而成，不求划一。笔力雄健，直可捕龙蛇。工整处不失生动，草率者亦神气十足。用笔平直率意，不作明显提按，而能方圆合宜。这比北魏中后期笔法跳跃、开张雄强的书风更显朴实。
从消失的三个石包，复原隋代龛窟
中国不少道观中皆有三清殿、三清阁，供奉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与道德天尊，比如山西永乐宫三清殿、江西龙虎山三清殿、云南西山三清阁、四川青羊宫无极殿等。元始天尊气宇轩昂，身着华丽的道袍，左手虚拈，右手虚捧，象征太极。
相比之下，隋代的元始天尊像便显得古拙了，西山观1—8号的8个小龛开凿于隋末唐初，第1龛残高52厘米、宽35.5厘米，元始天尊头挽高髻，身披道袍，于莲台上结跏趺坐，莲台下有一须弥座，两侧伸出茂盛的莲茎、卷草，密布整龛。天尊两侧各站立一名真人，身材修长，身披对襟长袍，系着腰带，双手于胸前持笏板。
其他几龛大小、布局相差无几，龛中造像同为元始天尊与二真人，这类题材也被称为“天尊说法图”。历经千年的时光，加之临近玉女泉，造像被青苔染成翠绿色，天尊像或头颅漫漶不清，或身躯残损不堪，只有那些莲茎、卷草，似乎从石头里面生长出来一般，从隋代盛开至今。
玉女泉现存两个石包，一个在玉女泉下，其上镌刻30龛造像；另一个在扬雄读书台下，编号第31龛，上有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号。天尊、老君并排而坐，旁有三道士，龛窟不大，供养人倒是有九十尊之多，他们大多头戴幞头，身穿圆领长袍，双手合十，身旁有长方形题榜，有些幸运儿的名字依稀可见：李公高、尹富荣、杨进、张元成、田公……看来这是一次集社造像。
但据色伽兰先生记载，当年的西山观曾有甲乙丙丁四个石包：
西山观在城西小山，半山之中。山为红沙石质。寺已倾颓，佛龛在寺后及寺左，凿龛甚低，高约一公尺。昔日虽已重再装饰粉涂，今剥落已久。其原状较广元之千佛崖为易识。
初见之，即确认为唐代作品。兹就龛下路之所经，自东至西述之。
甲、此处诸石，为山顶崩颓之石，即于其中凿龛造像，容像七尊，唐代特有之数也。
乙、大石一块，上有一近代所建之亭，石上雕有信男信女诸像，上有咸通（八七一年）年号。
丙、又西，别有一大石，凿如洞形，宽二公尺五十分，深一公尺八十分。
中为佛坐像。旁为尊者菩萨诸像，背面亦有雕像，其两壁所雕之信男信女像，为四川佛龛中造像之美品，左右各三行，平面浮刻二三公毫。其绘画及其轮廓，与龙门之信男信女雕壁，盖属同一体范。其所保存之美丽庄严，惟旧时之毛笔绘画可以拟之。
此亦为唐时作品，缘其信男之冠，与“乙”石所刻相类也。
丁、更西十至十二公尺，有一大石，上有大业六年（六一〇年）年号，是为吾人在四川初见之唐代以前佛教刻品。
此年号在一小龛之右，龛高二十公分，中刻莲台，佛陀趺坐其上，两方有二小狮。
同一石上之石刻文，有大业十年（六一四年）、至德二年（七五七年）两年号。此石上诸小龛，有为模唐代体范作品，有为宋代体范作品。但大多数作品之体范奇异，为四川佛教造像中所未见者。此种佛龛即在刻有大业年号石刻之周围。此种造像，得视为未留作品之造像派之一遗迹，即“隋代作品”是已。
色伽兰虽将西山观误认为佛教石窟，却明确记录了石包的数目，乃至造像的分布情况。营造学社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个情况。1939年11月21日，梁思成、刘敦桢一行出绵阳北门，西行约2千米至凤凰山。“山腰子云亭附近，有摩崖造像八十余龛，东西错布，大小不一，内除佛教造像一处外，余皆属于道教。”学社还拍下31张照片，从照片来看，西山观当时分布着5个石包。除色伽兰记载的甲乙丙丁外，另外一个在玉女泉附近，也就是现存石包之一。
如此说来，西山观可能有三个石包业已不存。1953年修建宝成铁路时，西山观因临近公路，工人就近取石，将石包凿成条石，用来填充路基。营造学社的照片，揭示了西山观石包之间的空间关系，我们大概可以复原出每个石包上的主要造像，进而拼接出西山观原本的面貌。
诸多消失的石窟中，丁石包规模最大。从位置来看，它位于西山观现存两块石包之间，如今这里砌成上山台阶，早已痕迹全无了。当年，它兀立在草丛中，一条裂缝将它分为左右两个部分，40多个大大小小的龛窟就镌刻其上，梁思成先生这样描述丁石包上的大龛：
龛内刻天尊坐像一躯，微笑，神情雍穆，冲然深远；头后具圆光，手作施无畏势；下裳披于座下。座之两侧，各刻一狮，与当时佛教造像，几无区别。惟左右侍像，拱手持圭，冠式亦稍异常，乃其特征。
这是西山观最大的一龛，主尊头戴高冠，冠前饰博山形珰，眉毛颀长，眼睛微睁，左手下垂，类佛教“与愿印”，右手上举，类“施无畏印”，身披对襟长袍，内系带，衣褶垂于座前。左侧站立二真人，脸型方正，双手于胸前持笏板（梁思成先生认作圭），宽阔的袖袍及腿，脚穿云履，其下有二蹲狮。龛窟左侧有则题记：“大业六年太岁庚午/十二月廿八日三洞/道士黄法暾奉为存/亡二世敬造天尊像一龛供养。”
20世纪80年代，西山公园开挖路基，工人在地下挖出诸多残石，其中就有这则题记，与之一起出土的，还有两个龛窟，现藏于绵阳市博物馆，学术界通常认为左侧小龛即为大业六年龛。
按照石窟开凿的惯例，年代越早的龛窟往往占据岩壁偏好的位置，大龛恰好位于石包中央。天尊冠前有博山形珰，这是两晋南北朝的时尚。传为东晋顾恺之绘的《女史箴图》中，汉元帝头戴通天冠，冠梁下方就有“珰”；北齐东安王娄睿甬道壁画，文吏戴的冠中也绘有金珰。
北朝年间，一种悬裳座在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麦积山石窟颇为流行，比如龙门古阳洞、莲花洞、宾阳中洞、来思九洞，巩县第3窟、第4窟，麦积山第142窟等，主尊面容消瘦，面带微笑，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裾垂于座前，华丽繁复，雕工细腻。有意思的是，西山观大龛天尊衣裾同样垂于座前，带有南北朝悬裳座的特点。丁石包大龛带有早期石窟的风格，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或许就是大业六年龛——梁思成先生的判断是可信的。
迄今已发现的道教石窟，大多体量较小，比如阆中石室观、潼南大佛寺开皇年间的隋龛，高、宽不过1米上下。丁石包大龛高逾2米，天尊面容清秀，眼睛微睁，隐有秀骨清像之风，雕工精美，衣纹流畅。隋代的中国道教石窟虽然处于萌芽期，却依旧出现了高水准的作品。
另一龛消失了的隋代石窟，也在营造学社的照片里显露出来。此龛是大业十年（614）正月八日，文托生母亲所造，希望爱子寿命延长。《金石苑》曾收录碑文，读来情意绵绵：
大业十年正月八日，女弟子文托生母为儿托生造天尊像一龛。愿生长寿子，福沾存亡，恩被五道供养。
大业十年龛在大龛右下方，当年尚保存完整。主尊头戴芙蓉冠，身披道袍，于三层仰莲莲台上结跏趺坐，下承须弥座，衣裾垂于座前，左右生出卷草、莲茎，其上托莲台，二真人站立其上，双手于胸前持笏板，题记在石窟下方。可惜这龛有纪年的造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业十年龛相邻的几个龛窟，龛中主尊均为一天尊二真人，布局相似，风格相近，年代恐怕不会相差太久。丁石包可能是西山观最早开龛的石包，部分龛窟开凿于大业六年至十年间。
柳眉杏眼，中国审美改变印度石窟
舒成岩位于大足十城西北10千米的中敖镇山坡上，几丛竹林之中，有个仿古的木房子，石窟就雕凿在房中石包上，环绕石包分布着紫微大帝、东岳大帝、淑明皇后、玉皇大帝等龛窟。文管员龙光文的孙女从山下跑来开门，阳光如水银泻地般照进房子，一阵风吹过，竹影扶疏，满窟风动。
舒成岩同样开凿于南宋绍兴年间。绍兴二十二年（1152），曾任大足县押录一职的王谅，在舒成岩掌岩道长王用之的安排下，找来工匠伏元俊、伏元璋，开凿了一龛东岳大帝。押录是县押司与录事的合称，可见当时大足的官吏，似乎也是信奉道教的。王用之还留下了一首劝人行善的偈语：“舒成岩洞建春台，贵使邦人仰上合。小善莫轻无福故，因缘会遇应还来。”
绍兴二十二年，大足若子乡琼林里一个叫宋美意的，因妻子罗氏七六娘患有眼疾，久治不愈，也到舒成岩发愿敬造淑明皇后像，说来也奇怪，罗氏的眼疾不久就痊愈了。第二年三月，宋美意捐资的淑明皇后完工，他唤来工匠，刻下了一则题记。劝人行善的王用之、为妻祈福的宋美意，我时常想，如果把他们写进道教史，那这部道教史是不是最接地气？
紫微大帝头戴通天冠，双耳侧垂黈纩，项下系方心曲领，手捧笏板立于胸前，足踏云头靴，靴下有方形踏几，天蓬、天猷、佑圣、翊圣“四圣”分列左右。紫微大帝的信仰来源于古时的宇宙观，《晋书》记载：“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１]紫微星是位于上天最中间永恒不变、位置最高的星，是“众星之主”，因此也被视为天子的象征。《封神演义》中，周文王嫡长子姬伯邑考为救父远赴朝歌，惨死在纣王手里，死后被封为“中天紫微北极太皇大帝”，唐太宗李世民据说也是紫微大帝转世。
由于位列“四御”，紫微大帝在道教的地位也非同一般，他统领北极四圣、日宫月府、五曜星君、左辅右弼、三台星君、二十八宿、六十甲子等，协助玉皇大帝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及四时节气。
紫微大帝仪表堂堂，衣饰华美。昔日读《宋史》，里面写到宋朝皇帝在大朝会、大册命等典礼时的穿着：“通天冠，二十四梁，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高广各一尺”“绛纱袍，以织成云龙红金条纱为之，红里，皂褾、襈、裾，绛纱裙，蔽膝如袍饰，并皂褾、襈。”[１]与眼前的紫微大帝颇为类似。淑明皇后头戴凤冠，双肩罩云形霞帔，周身绕有披帛，与《宋史·舆服志》中记载的皇后、王妃的华服也别无二致。宋代道教石窟将王室的服饰融入其中，为研究古代服饰史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舒成岩的玉皇大帝头戴冕旒，双耳侧垂黈纩。冕旒相传为黄帝所创，是中国古代级别最高的礼冠，顶有延，形状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延的前后檐垂有珠玉，称为旒。《周礼》记载，天子之冕十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后，冕旒逐渐成为皇帝的专利，在不同的场合戴的冕旒也不相同：天子祭上帝的大裘冕与天子吉服的衮冕用十二旒，祭四望山川服毳冕用七旒，祭社稷五祀服希冕用五旒，祭群小祀服玄冕用三旒。黈纩悬于冠冕之上，垂两耳旁，以示不欲妄听是非。
舒成岩造像的容貌历来备受称道，东岳大帝、紫微大帝丰满圆润，柳叶眉，丹凤眼，颌下一缕短须。我蓦地想起三皇洞左壁有一排手持笏板的文官，他们面容清秀，丹凤眼微睁，柳叶眉上挑，超凡脱俗的仙家风范扑面而来。在中国传统绘本、小说中，柳叶眉、丹凤眼、美须髯一直是国人喜闻乐见的形象。《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水浒传》中美须髯形象也不少，最著名的就是梁山泊排行第十二的“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因似关云长模样，人称美髯公。诚如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小强先生所言，在古代小说家眼中，柳叶眉、丹凤眼和美须髯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人物，这些面部特征集中展现了古人对具有正义、才华、智慧等正面人物的认可，也体现出道教神灵所具备的神格，代表了信众对神灵的期盼。
石窟艺术传入中国之初，那些高鼻深目、留着八字胡须的佛像一度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并在北方岩壁上留下了诸多造像。根源于中国本土的道教，虽然借鉴了石窟艺术的形式，却一直不遗余力地加入中国元素，时至宋代，这样的改造最终完成。在舒成岩、石门山，哪里还能看到异域的影子？那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形象出现在岩壁上，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体系。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悄然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