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聚焦晚清天津丹麦人生活的城市史、社会史著作，以近150名天津丹麦人的生活为线索，记录了晚清天津城市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全书从不同身份的丹麦人角度出发，着重展现他们在燃气与水电供应、河道开发与维护、铁路修建等领域的技术贡献，系统展现了丹麦工程师、商人在天津水电基建中的关键角色。同时利用大量原始史料，真实记录了天津丹麦人的生活百态，从其日常生活，工作经商，交友度假及与当地民众、其他外国人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反映了天津城市的社会生活风貌，为我们描绘了一段生动的晚清外侨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史。

作者简介：

李来福（Leif Littrup），丹麦人，哥本哈根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史和明代政治制度史，曾发表《从1994年版〈山东通史·明清卷〉反思地方史编纂》等文章。

译者简介：

刘海岩，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龚宁，天津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前言

中文版前言

致谢

目录

第一章 璞尔生家族：天津丹麦家庭的一个典型

第二章 丹麦驻华外交官与领事

第三章 最早来天津的丹麦人

第四章 供职于海关、军界的丹麦人

第五章 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的经营

第六章 丹麦人的商业与社会活动

第七章 市政工程与丹麦工程师：水、电与交通

第八章 丹麦贸易的促进者

第九章 1900年的战争

第十章 战后新机遇：市政工程的恢复与推进

后继者

前言

在中国，始于19世纪中叶的外国租界的历史，近十年来越来越受到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对外国人而言，租界的发展是欧美对外扩张和殖民主义的结果；对中国人而言，租界的发展显然是中国屈辱的标志。而租界常常成为引进外国技术的地区，客观上对地区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丹麦在中国没有设立租界，但丹麦人几乎是从近代的开端就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群体之一，本书的目的就是追溯这一历史过程：

一、阐明丹麦人在通商口岸天津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与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讲述一些丹麦移民家庭的故事，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内，天津成为这些丹麦人生活的家园。同时本书也会讲述这些丹麦人在丹麦的身世背景，以及20世纪上半叶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

二、明确天津在来华丹麦人历史发展中应有的地位，以及常常被忽视的丹麦与中国的历史关系。

三、明确丹麦人和丹麦的档案资料是晚清天津租界国际化研究的一部分。

对于一位在中国历史许多领域从事研究工作长达50年的历史学家来说，能有机会如此深入地观察晚清，观察在天津这样的城市中的外国人个体及其生活，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乐趣。为了向读者讲述这一历史过程，我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着重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以便让我们能一窥当年那些侨居在天津的外国人和当地民众真实的生活场景。

节选自李来福《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本书以晚清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工程师璞尔生家族为开始，对这一时期在天津工作、生活过的丹麦人分门别类地进行了介绍与研讨，包括外交官、海关官员、军人、商人、工程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考证了各种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虽然这一时期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为数不多，仅仅150名，但丹麦人对天津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尤其是在电报和水利工程等方面。作者从丹麦国家档案馆、丹麦外交部档案馆以及天津市档案馆等广泛搜集了有关档案史料，从当时发行的报纸以及前人的著述中获取了大量文献资料，而当事人的后裔提供的原始资料更为难能可贵，丰富的史料支撑了作者的研究。全书叙事性强，人物形象立体生动，是一部难得的生动的晚清外侨在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史书。

——任云兰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作为近代以来外国租界数量最多的中国城市，天津曾生活着数量众多的外国人，相关著述颇丰，而《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无疑是具有新意和独特研究视角的一部著作。该书论从史出、考证翔实，以小见大地呈现出丹麦人参与见证的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进程，展现出在近代天津城市中生活工作的丹麦人的群体状况，为近代天津城市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与城市图景。该书的出版不仅丰富了天津城市史的研究，也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近代中国城市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扩大了研究视野。

无论是该书的作者还是译者，都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与严谨学风。译者是天津史研究的资深专家，在翻译过程中，为了有助于读者阅读，通过注释等方式，对该书内容做了许多解读和完善。期待该书早日付梓，以飨读者。

——任吉东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本书虽非鸿篇巨制，却有其特色。全书在大量原始档案的基础上，以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1860—1912年间生活在天津的一个欧洲人群体——约150名丹麦人为对象，以璞尔生、葛麟瑞、林德等在天津的经历为主线，通过对丹麦人在外交、海关、军事、市政工程等多个领域的工作和社会活动的详细记录，凸显其在天津近代交通、通信、城市供水、河道治理等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从一个新的视角展现天津城市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

本书译者长期从事天津租界史研究，成果丰硕，治学态度严谨，外语功底深厚，故此中译本行文流畅，语句凝练，令人印象深刻！

——熊亚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在近代中国，天津是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根据天津海关的统计，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生活在天津的外国人有2200人。天津没有丹麦的租界，但清末在天津居住、生活过的丹麦人有大约150人。

他们大都是丹麦的年轻人，有的刚读过大学，有的当过兵，便纷纷来到刚刚对外开放的中国。他们有的创业，成立商业公司，有的在清政府的机构或军队中供职，有的还在天津结婚成家。

丹麦人擅长从事技术工作，在天津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中，举凡现代通信、城市供水、河道治理等领域，都可以看到丹麦人的身影。

从日常生活到社交、工作场景，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全方位地展现了丹麦人在天津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真实状态，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晚清天津城市中丹麦人和当地人生活的窗口。

后继者

1912年清朝垮台时，天津的丹麦人表现出了为天津外国人的生活做出贡献的意愿和兴趣，同时也希望与当地居民和地方当局相互合作。有些丹麦人为中国政府服务，也有些丹麦人从事进口和中国商品的出口贸易，但成就最为辉煌的是那些积极利用现代技术的丹麦人，特别是在照明、供水、河流治理、电报和电话等领域。

丹麦人在天津的生活中表现得如此突出，以至1901年2月《北华捷报》的天津记者发出了如下报道：

如果俄罗斯有关租界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最终被接受，比利时人和意大利人将成为他们南北两边的邻居。我想我的说法没有错，迄今为止（在最近的骚乱发生之前），这两个国家在我们出版的《行名录》中还没有一个销售代理。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小小的丹麦并未要求划分一块地盘，我们却有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丹麦邻居。

与丹麦不同，意大利和比利时都是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字国，但这些说法委婉地暗示了丹麦人在天津所发挥的作用，即使作者可能是与丹麦人有着密切家族关系的马克里希。

从“古老的”丹麦家族来看，只有璞尔生夫妇的四个女儿在1915年她们的母亲去世后仍生活在天津，而艾莉·璞尔生仍然是丹麦国籍。丹麦人群体仍然有新的丹麦人加入。在济安自来水公司，迟早会有另外几名丹麦工程师接替贺乐伯的职位。

1909年3月，七名男子在天津相聚。其中两人是贺乐伯和罗泰。此外，还有卡尔·拉格霍尔姆（Carl Lagerholm，1867—1947），一名瑞典的土木工程师，在天津已经工作多年，1909年担任天津俄租界工部局的工程师和秘书。

据罗泰说，拉格霍尔姆参加过在天津的丹麦人举行的所有聚会。其余四人都在大北电报公司工作。约翰·路易·罗德（John Louis Rohde，生于1868年）和奥斯卡·克里斯蒂安·特克尔森（Oscar Christian Terkelsen，1876—1910）是该公司在天津的负责人。兰义（Johannes Lange，1879—1947）1902年从大北电报公司辞职，改而为大清电报局工作，直到1905年，他又受聘于天津仁记洋行（William Forbes & Co.）。汉斯·泰森·朗格贝克（Hans Teisen Langebk，1884—1937）在那次聚会大约一个月后转到北京，但几年后又回到天津，在大清电报局工作，后来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直到因肺炎死于天津。

1909年3月的那次聚会，决定发起成立一个华北斯堪的纳维亚协会（Scandinavian Society for North China），但到1909年8月，进一步的组织工作被推迟了。然而，这个计划并没有消失，1919年，华北斯堪的纳维亚读书会（Scandinavian Reading Circle for North China）和斯堪的纳维亚协会（Scandinavian Society）先后成立，会址都设在天津大北电报公司。

1919年，兰义担任斯堪的纳维亚协会主席，同年他又成为仁记洋行的合伙人。从1923年开始，他担任天津总商会的名誉司库，同时担任丹麦副领事，并在两年后接替贺乐伯担任丹麦领事。1926年，他与1899年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普尔（Sarapul）的亚历山德拉·阿利恩（Alexandra Allien）结婚，她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当他们发布结婚消息时，她正与一家意大利歌剧公司在日本巡回演出。1932年，兰义离开了他的职位，并在1935年辞去了领事和斯堪的纳维亚协会主席的职务。他在天津生活了30多年，此后这对夫妇长期定居丹麦。

节选自李来福《晚清中国城市的水与电：生活在天津的丹麦人，1860—191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