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全新力作，全景式展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轨迹。全书从太平天国的统治方略、基层政权建设、社会经济政策、民俗民习改造、统治区民众的集体行动等方面探讨了太平天国兴衰成败的发展历程。既着眼于太平天国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又突出既往研究中忽视的非军事议题，关注社会底层的实践。书中以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了江浙统治区的田赋、地租和捐费问题，展现了太平天国政权下细节丰富、信息翔实的乡村治理场景。本书通过发掘新史料，研究新问题，重新审视这场深刻影响近代中国的历史巨变，对太平天国作出了独特而扎实的研究。

刘晨，北京大学博士，“博雅”博士后，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主要从事清史、太平天国史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著有《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太平天国社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合著《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多篇论文。

前言 远去的170年：由一本旧时的太平天国史新作谈起

一 纪念日

二 风骨与灵气

三 三个非军事的议题

四 从“显学”到“绝学”

第一篇 何以兴起：洪秀全的早期思想

一 《劝世良言》与丁酉年异象

二 早期活动与理论作品的创作

三 从激烈运动到确立反清思想

四 走上反清道路后的思想变化

五 “朕来乃是成约书”

第二篇 新天地新世界：太平军的统治

一 天下一家：统治思想与统治方略

二 农村政治：乡官群体与基层统治

三 着佃交粮：辖境内社会经济秩序

四 反孔非儒：文化与知识分子政策

五 移风易俗：民俗民习的社会改造

六 应变十策：应对危机的政略实践

七 中兴谋划：建构近代化治国方略

第三篇 民心的转向：民众的集体行动

一 政府应对原则和实践

二 常昭的抗粮抗税风潮

三 浙江的平民团练事件

四 人员构成及权力结构

五 动员组织及方式仪式

第四篇 最终的败亡：政局与社会局势

一 早期太平天国领导层的关系

二 天京事变的复杂酝酿及影响

三 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与吏治

四 江南地区的社会恐慌与失控

五 湘军攻陷天京与曾国藩之问

结语 太平天国再审视

一 “封建”的，还是“农民”的

二 不曰“避贼”而曰“避兵”

三 农民战争的宿命

征引与参考文献

一部重构“太史”的力作

刘晨新著《太平天国再研究》即将出版面世，全书凡70余万言，值得“太史”学界祝贺和关注。有幸承蒙刘君奉赐新著文稿，嘱我作序。拜读之后，心得良多，遂有此篇读后感言，以答谢和请教刘君。

一、刘君的“太史”渊源

刘晨对太平天国史近乎痴迷。自云：本科期间，就与洪秀全结缘。曾有白天研究洪秀全、夜间睡梦中仍与洪天王相伴相游的经历，竟与洪秀全的天启异梦有些相像。在“太史”研究沉寂多年的年代，刘君特立独行、刻苦专攻“太史”的治学志向，颇令学界感佩。民国时“太史”研究前辈，如简又文，人唤“太平迷”；谢兴尧，自称“老长毛”。21世纪，刘晨自号“小长毛”，有人更称他“小‘太史’公”。证之刘君求学、治学经历，这些昵称可谓实至名归。

刘君研究“太史”历经艰辛。自进入山东大学历史系，就投身“太史”学习、研究，辛勤耕耘，稍有创获。本科期间，曾写了《乱世枭雄李昭寿新论》，就李昭寿的复杂经历、叛降清朝原因，以及天国后期派系林立、内部不公等诸多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此文虽为习作，但已展现出较好的史学功力。硕士期间，他重点关注萧朝贵，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专著《萧朝贵研究》，其中就《天兄圣旨》《天父圣旨》和太平天国早期高层政治，以及萧朝贵个人命运等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清史研究》上发表了有关水窦村之战、洪宣娇的专题论文，引起学界关注，显示出刘君良好的史学素养和学风，逐渐成长为“太史”研究新锐。进入北大历史系读博后，刘君不改初衷，知难而进，将研究重心放在太平天国内部治理及“民变”问题上，写成50多万字的学位论文，获评北大优秀博士论文，最终以《太平天国社会史》为名出版面世，堪称“太史”、晚清史研究之佳作。著名“太史”专家茅家琦教授撰写了长篇序言，并题写书名。此后，刘君笔耕不辍，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于“太史”、晚清史、社会史等领域多有阐发和新见。近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拓展至有清一代民变研究，旨在补强清史研究的薄弱领域。2021年夏，经刘君倡议和邀约，在北大召开“跨学科视野下的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民众运动”学术研讨会，是为中国太平天国研究会首次在北方召开的“太史”学术会议，当即引起了学界高度关注，也给冷寂的“太史”研究增添了信心和活力。当时正值疫情期间，刘君艰辛勤敏，操持大会，贡献心力，其组织和协调学术活动的能力，令与会学者印象深刻。

二、读后感言：尝试从“非军事史”视阈探索

这部新著，堪称刘君20年“太史”研究的结晶之作，也是“太史”学界近期重要的学术创新成果。笔者拜读文稿，感触诸多，摘其主要，缕述如次。

(一)别开生面，选取“非军事史”视阈探究“太史”

太平天国史的主线是农民战争史，武装斗争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主体。自太平军兴、发展、衰颓至天国覆亡，主要取决于各阶段战争的胜负。中外前辈学者，如罗尔纲、简又文先生等撰写的多卷本“太史”巨著，都将战史作为撰述主线，开启了“太史”研究的先河。简又文先生曾于1973年出版新著《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在欧美被奉为“太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并于2020年译为中文，出版面世，其主线仍为太平天国战史。这也符合太平天国始终处于军事斗争的历史面相。当然，这些著作都兼顾了天国诸多面相，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治理、对外关系等重要议题，考察和探究了天国兴亡的非军事动因。比较而言，战史无疑是通史的论述主体，至于非军事面相的论述则显得相对薄弱。同时，多位前辈在专史领域辛苦耕耘，成果丰硕，但与通史缺少交集。而且，通、专史著作大多采行陈述史学方法，运用跨学科、多学科方法的著作较少，亟须后学接续努力，尝试创新与补强。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十余省、持续十余载，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回首往事，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颇多中外人士预测，这场运动将会推向全国，推翻清朝。可是，后续发展恰恰相反。天国军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战，却最终失败。于是，探究这种逆向剧变发生的动因遂成“太史”学界普遍关注的最大议题。长期以来，学界的流行看法是，力量对比悬殊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基本原因。但事实表明，直到1862年，太平天国的对手只是清朝。而清朝并不强大，内外交困，十分虚弱；太平天国则新兴崛起，各族各地纷起响应。双方力量对比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悬殊。长期艰苦相持的战局充分表明，双方在前线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彼此都无力迅速消灭对方，结束内战。虽然就整体战略力量对比而言，天国居于劣势，但刘邦、朱元璋以弱胜强的先例足能被洪秀全等借鉴和仿效。可见，太平天国存在着推翻清朝的可能性。看来，未能实现推翻清朝的目标，主要原因并非力量对比悬殊，而是太平天国自身的失误和衰颓。这正体现出事物矛盾转化中外因与内因的辩证关系。

探究天国兴亡的症结，需要全面分析具体的内外动因及其关联与互动。刘君新著逾出军事史的主体脉络，突出非军事主题，从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和思想文化等非军事视阈探究天国兴衰成败及其对近代中国变局的影响，可谓别开生面。新著认为，太平天国兴亡，始终与自身政治架构、宗教特点、治理能力、理论根基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同时又与洪秀全、杨秀清、洪仁玕、李秀成等主要领袖人物的思想高度及现实抉择密不可分；还深受中外变局下的各方博弈乃至世界局势变动的影响。因此，从这些角度而言，军事失败只是天国败亡的表象，其内在的思想观念、社会治理、权力结构乃至对外政策的得失利弊，则是其兴衰成败的内因。这部新著试图从非军事视阈重构“太史”，难度极大，作者别开生面的创新精神值得嘉许和发扬。

(二)研究方法：问题史学与跨学科方法融入“太史”陈述

检视前辈学者的“太史”研究巨著，基本采用陈述史学方法书写“太史”。通过文献和实证分析，展现太平天国历史全貌，为后学提供基础性的“太史”认知、主要文献和修史范式，已然成为“太史”研究高峰。如何传承和创新“太史”研究则成了后学必须面对和破解的学术难题。就方法论而言，除了陈述史学，还有问题史学、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可供借鉴和选择。于是，将跨学科方法融入“太史”陈述，成了后学亟须思考、探寻的学术尝试。1980年，笔者奉导师茅家琦先生提议，拟定硕士论文选题“太平天国初期战史”。进入开题，立即面临重大难题：若遵循陈述史学方法，只能重复前辈著述，至多在战史细枝末节考据上做点修正补强，不可能提供学术新见。于是，我精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几部军事学著述，获得新的理论认知和启迪，遂尝试改变陈述战史的纵向思路，以文献和实证分析为基础，融入军事学理论和方法，改取横向思路，从问题切入，撰写了学位论文《太平天国初期战史研究》。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就初期战史提出三个重要问题：一、战略方向辨析；二、战略指挥演变；三、战术特点分析。顺利通过答辩。随后，第二章在《中国农民战争史集刊》发表。1981年，再奉师命，参与国家教委项目四卷本《太平天国战争全史》撰稿，完成两卷；10年后受茅家琦先生重托，接任主编，重组团队，接续完成《全史》撰述。及至2002年，《全史》作为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标志性成果出版，后荣获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史》尝试将跨学科分析融入战史陈述，借以深化战史研究的学理内涵。虽未能尽如人意，却也消减了炒冷饭的弊病，算是有点创获。于是，呼吁学界，组织力量，将多学科方法融入“太史”研究，进而集体撰写一部融入多学科方法的太平天国史。为此，我也撰写了几篇论文，尝试从思想史、政治学、制度学、结构史等视阈专题考察“太史”及洪秀全思想，试图抛砖引玉，推动新锐群体接力攻关，担当和完成这项学术尝试。可是，随着“太史”冷寂、后学锐减，本人事务繁冗，水平和能力有限，至今未能遂愿，颇感抱愧和遗憾！刘君这部新著，既按照问题史学的脉络、分专题研究太平天国的不同面相，又汲取、融入计量史学与多学科方法，不失为重构“太史”的重要尝试，并将助推“太史”研究迈向新里程。

新著精心选取攸关天国兴亡的四个重要专题：洪秀全早期思想、太平天国统治方略、民心向背与民变、太平天国权力格局与社会失控，对应太平天国兴盛衰灭四大阶段，书写了一部以问题史学为主线的“新太史”。同时，针对各专题的具体内涵，又提出若干重要问题，以文献和实证分析为基础，融入跨学科方法，推出诸多学术新见，从不同面相展现了“新太史”复杂多变的样貌。如洪秀全早期思想，新著从“丁酉异梦”切入，改变学界流行的二元解读——将异梦简单视为真实或谎言，并从新的视角深度分析梦境特点与洪秀全的各种加工，认为异梦故事主要来自1860年以后太平天国刊行的文献，为了印证洪秀全的神性，各种文献必然掺入洪秀全后期的各种加工，与当时的原始情况有所不同。关于统治方略，新著列举了“天下一家”“农村政治”“着佃交粮”“反孔非儒”“移风易俗”“应变十策”“中兴谋划”等七个重要制度和政策议题，运用跨学科方法全景式展现太平天国基层治理规划、成效，以及废弃传统信仰、强推拜上帝的新思想。这些既具问题意识又融入跨学科方法的研究，力图复原洪秀全异梦故事、基层治理方略与实践的历史场景，使读者获致新的学理认知，表明运用新方法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学术成效。

(三)史料建树：发掘新史料，辨析旧史料

经过几代前辈师长的艰辛搜求、整理和考订，“太史”文献资料极其丰富，涉及中外官私收藏，堪称近代各大历史事件之最。前辈开创和推进了“太史”研究的繁荣昌盛，与他们丰厚扎实的史料基础相辅相成。后学若治“太史”，必须研读浩如烟海的巨量史料，积累和厚植“太史”研究的基本功。客观而言，“太史”的冷寂，原因较多，但对巨量史料的敬畏，也是后学止步不前的重要考量。刘君学研“太史”，初心不渝，多年潜心阅读和考辨已有史料，尽力发掘稀见的新史料，并进行田野考察，调查遗址遗迹及收集口述资料。从本科开始，辗转南北，曾赴北京、南京、常熟、苏州、广西等地图书馆、档案馆、高校古籍书库，查找和搜集新的“太史”史料，充实了个人的史料数据库。检视新著，经作者发掘、考辨并利用的重要新见史料有：太仓《避兵日记》、吴江《黄熙龄日记》、杭州《再生日记》、绍兴《劫难备录》、苏州《胥台麋鹿记》和《避兵十日记》、常州《蒙难琐言》、桐乡乌镇《寇难纪略》等近三十种，基本都是当时的史事实录，弥足珍贵。此外，还搜检刻本、刊本百余种，地方志百余种，私人日记文稿百余种，以及“一档”、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所藏涉及“太史”的原始档案。而且，作者认真借鉴前辈治史传统，悉心利用太平天国文献、清宫档案和其他各类官私著述，筑牢文献和实证分析的根基。新著的几千条注释和几百种征引文献，即可佐证其厚实的史料功底。

由于清政府的刻意销毁，存世的太平天国史料主体为清政府官方档案及清朝文人私家著述。长期以来，限于治学的政治和认知环境，颇多“太史”学者认为，清方官私文献充斥着地主阶级文人对太平天国的污蔑诋毁，因此，讳用有损太平天国形象的史料记载；即使是现场实录，也闪避摈弃，惜未挖掘和利用其中真实可信的记载；出于治史环境和条件的自我设限，收窄了“太史”研究的空间。早在20世纪50年代，多位“太史”学者曾围绕常熟为太平军所立“报恩牌坊碑”的序文展开争论。有人认为“报恩牌坊”是民众感怀李秀成的“轻徭薄赋”政策而立，有人则认为这是钱桂仁等叛将指示乡官刻意谀颂李秀成的作品。当时，就有学者指斥“太史”研究中选择性引用和解读史料的不良学风。祁龙威教授撰文批评说：“凡是有利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不论它是否真实，便一律当做可靠的根据而把它渲染起来；凡是和这个观点相反的，便当做‘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在排斥之列。”龙盛运教授亦指出：“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倾向必须反对，因为它不符合客观事实，不能正确地揭示规律，不是科学的态度。但是强调或者只看见缺点，也是不对的。”“对当时的缺点应具体地、有原则地进行分析，实事求是看问题。”可是，这些质疑和批评并未在学界引起重视。及至20世纪80年代，学界又出现了太平天国政权是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曾国藩是否卖国等问题的争论，多位学者参与其间。

其实，产生歧见的重要原因，是双方择取了对太平天国和曾国藩褒贬不同的史料，并由此得出截然相反的论断。可见，坚持客观理性地择取和利用史料是“太史”研究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前提。“太史”史料主体是清方及其文人的著述，更须投入巨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梳理和考辨。唯有不预设立场和忌讳，才能去伪存真、发掘出诸多反映历史真实场景的内容。其实，那些身处战乱、清贫的基层书生(如村镇塾师)的记载，只是亲身苦难经历的实录，涉及双方官兵及地方团练、土匪的苛政劣行，其评判标准则是现场痛苦遭遇和感受。所以，他们批评太平天国并不代表拥护清方，指斥清政府也不一定就支持太平军。故而只是如实记叙了太平天国统治区爆发的多次民变，并认为太平军及地方基层政权的横征暴敛是激起民变的主因。新著认真辨析和择取了多篇被学界冷遇或弃置的私家著述，以多发性的史实为依据，通过系统性实证分析，建构真实可信的证据链，并制作图表，成功发现、分析和解读了被史家忽视的新的重要专题——天国民变，着力研究“反抗反抗者”，从新的面相拓展“太史”的研究领域，助力“太史”研究的守正创新，启动重构“太史”的学术尝试。

(四)布局考量：“内史”“外史”结合，兼具大历史观视野

前辈“太史”巨著的布局，坚持太平天国的主体性定位，聚焦陈述太平天国兴衰存亡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重点在太平天国自身史事、人物的研究和记叙，凸显了“内史”的特色。新著既坚守以太平天国为主体的“内史”论述，又兼顾与太平天国兴亡攸关各方的“外史”考述，主要是清政府、团练、西方列强(包括传教士)、底层民众等四个方面。只有内外兼修，紧密结合，方可助力研究贴近历史真相，重建各方博弈互动的动态历史场景，展现“太史”研究的全局视野。

以团练为例。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成分复杂，定位多变。新著将其划分为三类。一是由土豪恶霸、地主士绅组建，如长洲徐佩瑗、松江金国钧、金匮县荡口镇华翼纶等控制的团练，为数最多，衣食、军械自给，一般成员为当地农民。二是清朝官员组织或领导的练勇，如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常熟知县周沐润、吴县知县沈锡华等控制的团练。练勇主要由属地农民与清军溃勇混合组成，直接听命于清政府。三是太湖流域的枪船武装，如元和县周庄镇费秀元、吴江盛泽镇孙金彪、平望镇铁沙锅、无锡太湖金玉山、震泽严墓镇卜小二、嘉兴新塍镇吴连升、新市施麻子等，其成员大都是赌棍嫖客、游手无赖。太平军攻占苏浙后，这三类团练开始结合，形成一股能量可观的敌对势力，严重威胁天国统治。新著细致分析清政府组织团练、天国应对团练的史实，提出了第四类“平民团练”的案例。通过田野考察与资料搜集，考述了浙江包立身、沈掌大与“盖天王”三大民变事件，揭示社会底层游离于清、太之外的第三方势力，具备“平民性”“自保性”“集团性”等三大特点，左右所在区域的政治走向。新著认为，这是天国后期农村治理不良、军纪废弛的结果。此类“平民团练”发动的民变，严重扰乱了天国统治区的政治秩序，威胁地方治安，进而对太平军抗击中外敌军的战争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此外，新著还由外而内，内外结合，深入考述天国官方组建的地方武装：一是招抚团练，徒有天国武装名号，保留原建制和指挥体系，实际独立自保；二是隶属乡官局的局差、差役；三是自立自办团练。这些太平军自办的“团练”，协助军方，维持新占领区治安和秩序，具有权力交替和过渡时期的政治特征。可见，新著对太平天国后期团练的考察和研究，较前人更加全面深入，多有创获和突破。

茅家琦教授曾期勉后学，要走出“14年(1850—1864)”的思想束缚，以广阔的视角观察太平天国历史。新著深获启迪，尝试从大历史观考察和研究“太史”，关注“太史”的前延后续，涉及太平天国兴起前鸦片战争引发的历史大变局、太平天国覆亡后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变，借以长程观察太平天国的多重面相。如通过考察包立身民变案例，透视晚清社会结构，进而论证地方加速军事化、乡绅阶层与绅权扩展、平民精英势力崛起、宗教异端团体增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和社会现象，预示传统中国正在呈现崩溃趋势。新著还与外国学者展开对话，质疑孔飞力等汉学家普遍持有的“绅权扩张说”。作者立足史实，论证太平天国有意遏制绅权的政策与实践；太平天国覆亡后，清政府则延续遏绅趋向，“意在约束并重新压缩已被释放的绅权，激发了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新一轮角逐”。新著延展历史时程，认为“清末十年民变、教案等群体性事件的大量涌现预示着绅权的爆发，清政府的最终覆亡也与清末新政时期政府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落败有一定关联”。因此，作者兼具大历史观视野，长时段考察晚清时期政权与绅权的博弈，提出与外国学者不同的新见，值得学界认真反思和持续探究。

(五)重大史事：守正创新，再研究，新诠释

“太史”研究早已是学界公认的史学高峰。新著知难而进，尝试守正创新，勇于承担“太平天国再研究”的艰巨工程，坚守和传承前辈的优秀成果，力图补缺补强，提出新的诠释和论述，借以展现“太史”研究的新高度。

关于洪秀全早期思想，新著重新研究了《定乾坤诗》《金鸟诗》《述志诗》等诗作，通过背景分析、文风比较，认为这些诗作很大可能出于洪仁玕伪造，刻意塑造洪秀全胸怀大志、蓄意反清的先知先觉的领袖形象。关于言人人殊的金田起义日期，新著通过细致深入的考订，认为起事初期存在“团方”“扯旗”和“团圆”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并无同日起义之事。太平天国文书所谓“金田起义”，则是泛称、统称，代指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端或者起点，不涉及具体的时间和实质意义，也不似有学者提出的“金田起义”被太平天国看作由一系列活动和斗争联结而成的过程这一观点。这些考证与论述，学界见仁见智，各有评判，但作者的再研究精神和实践值得鼓励和提倡。

关于太平天国的治理能力与民变，新著着力尤深，成果新颖。作者在系统性实证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方法，对史实进行分析和解读，将跨学科分析融入史事陈述，使读者由事及理、获致更深刻的学理认知。以常熟、昭文民变为例，新著以大量数据和图表比较太、清双方的田赋地租负担，涉及漕粮、地丁银、附增杂费、银钱比价等数据，由此提出符合史实的论断：“太平天国治下常昭农民的负担总额已接近或超过清朝，所以论断常昭占领区农民的经济负担相对繁重并不为过。”因此，民变四起的主因是太平天国并未改善清方苛政，致使民众不堪重负。民变严重削弱和动摇了天国统治根基，加速了天国败亡。

长期以来，学界聚焦太平天国高层内部矛盾和斗争的研究，考证翔实，成果丰硕，再研究难度极大。新著尝试追本溯源，认为自建教立会以来，太平天国内部权力格局一直动荡不定，权力冲突贯穿始终，本质上是高层二元体制所致，即洪秀全虽贵为天王，但杨秀清、萧朝贵先后利用天父、天兄传言迅速获得超越天王的权威，由此衍生太阿倒持、名实紊乱的二元体制，铸成高层权力冲突的祸源。

新著通过文献和实证分析，指称天京事变不过是太平天国初期高层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扩大化与最血腥的表现形式，而且之后太平天国也一直被内争困扰。太平天国后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呈现出离心割据局面。统兵将帅划地自守，擅支粮饷，贻误军机。高层则呈现洪姓宗室与异姓诸王的权斗冲突，李秀成、李世贤、林绍璋与洪仁达、洪仁发、洪仁玕等相互倾轧。即便是“旧日深交”的李秀成与陈玉成，随着各自权势扩张与资源分配差异，关系也转趋恶化。双方围绕皖北、苏南地盘相互掣肘，致使二次西征失败、安庆失守、陈玉成被俘死难。太平天国晚期，内耗延伸至基层政权，导致苛政虐民，引起民间社会强烈的恐慌与失控。在各种负面因素交相催化下，天国即便取得了某些重要军事胜利，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败亡。

新著尝试推进天京事变再研究。作者从史料辨析与考订入手，梳理了太平天国、清政府、文人日记与外国人记载四部分的关键史料，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筑牢论据。再聚焦杨秀清的性格、行为，全程考察和重建天京事变的历史场景。新著认为，在这场惨烈内讧中，洪秀全无论是暗处操控，还是公开声讨，都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与对局势的把控，最终除掉了所有威胁自身权柄的政敌，应对事变负有主要责任。

新著质疑天京事变是天国盛衰分水岭的论断。作者从兵员数量、疆域控制进行量化分析，认为天京事变并不具有转折性意义，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转折应在1860年以后。至于学界关注的太平天国精神危机，新著指出：“太平天国的信仰危机不是由天京事变这一历史事件造成的，还与政局紊乱、政治腐败、政权体制以及宗教的局限性和时效性等因素有关，这是积重难返的恶果，而且精神上的影响需要经过一定时空的积聚方能完全显现。”新著对天京事变再研究投入甚多，研究理路和流程多有创意，虽然对事变过程的考述未必一定真确，但求实求真的治学精神难能可贵。

新著从三个方面重新审视并评价太平天国。首先是性质：天国政权具有两大特点，主要沿用中国历代王朝旧制，基本目标则是反对清朝压迫、尝试向西方学习并在后期武装反抗外来侵略。其次是军纪：太平军后期军纪的确大不如前，新加入的捻军、天地会军等纪律松弛，烧杀劫掠，给百姓造成巨大灾难，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与清朝控制区相比，天国狭小的占领区更加混乱和动荡，几至民穷粮尽。部队常因饥饿而溃散，军纪因就食而废弛。新著认为，清军是蹂躏江南的祸首，与太平天国后期吏治窳败、军纪败坏造成的恶果相互叠加，致使江南战祸空前惨烈，并留存了极度惨痛的集体性历史记忆。最后是农民战争的历史宿命：太平天国运动的结局既是宿命，也具备了诸多新的历史特点，是中国从古代发展到近代特殊环境下的产物，肩负着过往不曾有过的历史任务，亦无法摆脱旧式农民战争的基本特点。

这些评价和论述传承和吸纳了前人优秀成果，并融入作者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展现了新意和创意。

(六)失败内因：纲领、制度、政策再研究和新发现

新著虚心借鉴和融汇前人研究成果，持续探究天国失败内因，力图发掘其“失败的种子”。在制度层面，“太平天国要么在不改变旧制度前提下取代现存权力机构，要么动员农民推翻旧士绅而彻底颠覆现存制度，但它均未做到”。在社会、经济政策层面，将地主与佃农均推向对立面，由此酿成粮食危机。天国根本没有扫荡礼制和礼教，反而反复过度渲染。洪秀全等主观上并未萌发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自觉意识。太平天国高调反孔非儒，目的是推翻孔子的权威地位，但却接纳了儒学的大部分思想底蕴。“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民间宗教思想共同构成了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主要源头”，拜上帝教则是“中西合璧的新式宗教”。

新著再研究《资政新篇》，认为这是“太平天国版的英美式基督教国家治理方略”，是拜上帝思想的第二次本土化、中国化；并质疑《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相互割裂的看法，认为二者在根本制度上一脉相承，突出了中央集权、政教合一、独尊上帝。洪秀全并不完全赞同《资政新篇》，表明其不具备纲领性文献的地位。洪仁玕入京主政后，发生了思想蜕变，“原先的闪光思想逐渐被忠君、迂阔、保守的思想取代，那些切中时弊、富有时代气息的政见逐渐被洪秀全的政治和宗教主张同化”。

这些系统性的再研究，给读者带来新的认知和思考，也给“太史”园地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三、展望与期待

新著再研究和重构“太史”，成一家之言。笔者颇多赞佩，但也多有质疑与商榷之处。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错综复杂，涉及太、清、列强三方，内、外因，军事与非军事因素等，而且这些原因各时段呈现不同的交集转化。新著所列专题虽然悉心考论，但难以兼顾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互动。因此，再研究正在路上，后学同道尚需努力，重构“太史”任重道远。

重构“太史”是一项世代接力、循序渐进的重大学术工程。如何将多学科方法融入“太史”陈述，尚需先从专史入手，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生活史等，推出“太史”专史系列；之后，才能融会纵横、贯通兴亡，完成重构“太史”的世纪工程，开创“太史”研究新局面。

致敬新著！致敬刘君！读后感言，有感而发，或有错谬，谨祈刘君及师友批评指教。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崔之清

2024年8月5日

研究晚清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绕不开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史研究已持续一个世纪，名家辈出，著述蔚为大观，而时下仍守此领域者已寥若晨星，刘晨其一也。该书以大历史视角，结合新资料，对太平天国的兴亡轨迹作了新解析，值得期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夏春涛

这是一部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厚重之作，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文化等多重视角，重新审视这场波及中国十余省的历史巨变。作者凭借二十年的研究积淀，通过发掘新史料、讨论新问题，对这段复杂的历史做出了自己独特而扎实的研究。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 王笛

太平天国的历史一直充满了争议，作者避免了以往妖魔化与神圣化的书写，从“非军事史”的视阈，依赖多元史料描绘出太平天国兴衰的内外因素与全局视野，进而公允地论断其得失。这一本力作改变了我们的认知，并将太平天国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黄克武

这是一本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力作。其最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把研究视角从过去的军事史和政治史领域，转向社会底层的日常实践，展现了太平天国政权下一幅幅细节丰满、信息翔实的乡村治理场景。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 李怀印

无论回顾过去还是前瞻未来，都必须立足于现在。时代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面对的乃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去与未来。正如刘晨所说：“任何学科的发展创新都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与开拓。”《太平天国再研究》为书写太平天国史提供了一个转换和开拓研究新视角的诱人可能。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 田晓菲

太平天国史研究在经历过曾经的繁盛期之后，至今似已题无剩义，乏人问津。以太平天国史研究为志业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刘晨可以说是当下太平天国史领域成果最多，也最引人瞩目的学者。新著《太平天国再研究》是其研治太平天国史二十年的总结之作，它既有对经典话题的进一步探讨，也不乏对新课题的系统的研究。

所谓对经典话题的进一步探讨，可以举三个例子。

第一，一般认为，《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本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太平天国印书，亦即后来被称为《真约》的一系列官方文书，才具有“纲领性文献”的性质。作者还对《资政新篇》加以条分缕析，尤其是着重分析了洪秀全的态度，这对于深入认识这两份文献，不无启发。

第二，以往研究多认为，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本书作者几乎穷尽了中外关于天京事变的史料，详细排列了事变发生的详细经过，在此基础上，从兵员和疆域两个方面论证，天京事变并非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对太平天国真正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是1860年，在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太平天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治理危机和信仰危机。

第三，乡官群体是太平天国统治区不容忽视的群体，但以往研究多是泛泛提及，本书则深入考察了乡官群体的身份背景、心态等，乃至具体到个体，由此呈现了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的样貌。

所谓对新课题的系统的研究，主要是指对太平天国统治区民众集体运动的研究。作者花大气力，以计量史学的方法，研究了太平天国江浙统治区的田赋、地租和捐费问题，这就使得对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研究不再浮于表面，而是以翔实的数据，扎实的资料，客观再现了江浙地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基于此，作者以包立身事件、沈掌大事件和盖天王事件这三次民众反抗租税与苛政的事件为例，具体展现了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动荡。作者还详述了反抗太平天国人员的构成及权力结构、动员方式和场所等。以上这些，无疑已触及历史的细部，进入了微观层面。

1847年，洪秀全二次入桂，这在其一生中具有转折性意义。那么，从二次入桂，到揭竿而起，洪秀全及上帝会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这一时期，洪秀全思想的转变，该从何处寻迹？上帝教教义又是如何逐步明确的？本文对此均作了分析。

——编者按

洪秀全的反清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洪秀全只身二次入桂，一路上饱经风险，曾被强盗洗劫一空，每日只能吃一餐，进退两难，幸得同船人帮助，辗转来到贵县赐谷村。在表兄王盛均家，他得知冯云山在紫荆山一带活动，立即动身前往寻找。1847年8月27日，洪秀全与冯云山久别重逢，“不特欢喜与云山重会，而且欢喜得新信徒如此之多，尤乐于在其中宣讲圣道”。特别是洪秀全看到冯云山已使原本寥落、见不到前景的拜上帝思想在紫荆山区生根发芽，他欢欣鼓舞，实现人生抱负的志向重新燃起，思想悄然发生变化。从二次入桂，到揭竿而起，洪秀全同上帝会经历了从激烈的宗教活动到救助教友、团方团营的政治斗争的转变。

第一阶段是激烈的宗教活动。洪、冯的再次会面揭开了广西传教的新一页。洪秀全虽然在广州罗孝全那里接受了数月的正规基督教学习，但要想符合当地人的心理需求，不可能照搬“洋教”，所以洪秀全改良了洗礼仪式、礼拜仪式、宗教戒律(制订“十款天条”)、祈祷文。他继续著书立说，“写书送人，时将此情教导世人，多有信从真道焉”，《原道觉世训》《太平天日》大约写就于此时。又有一班骨干分子帮衬，“四处代传此情，大有功力，故人多明醒”，上帝会势力迅速壮大，并以紫荆山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这里所说的激烈的宗教活动，主要是指洪秀全率领教众捣毁偶像的举动。广州学道之前，洪秀全虽主张弃拜偶像，但也仅是心理上排斥、语言上声讨。二次入桂后，洪秀全反偶像的思想和捣毁庙宇邪神的行为非常激进，可能与他在广州学道受罗孝全影响有关，但主要是受到如火如荼的教派势力发展的鼓舞，洪秀全极欲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表达同传统偶像崇拜的决裂，从而确立上帝信仰的权威。

入桂后仅两个月，洪秀全便亲自策划并主持了远赴象州捣毁甘王庙的活动。“甘王”是在桂东南一带很有影响的神祇，据说本是叔侄二人，有法术，明祸福，死后被人合二为一，立庙祭祀，人称“甘王爷”。相传曾附灵于某少年身上，阻拦州官轿舆，逼其奉送龙袍。浔州府一带的百姓十分敬畏，尤以所传甘王本籍象州的甘王庙香火最为鼎盛。10月28日，洪秀全在冯云山等人的陪同下赶到象州古车村的甘王庙，斥责甘王是“妖魔”，犯下“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迷缠男妇雷当劈”“害累世人火定烧”等十款大罪，并题檄文诗一首于壁，冯云山亦附诗一首。接着，他们捣毁了甘王神像，命“将妖眼挖去，须割去，帽踏烂，龙袍扯碎，身放倒，手放断”。不久，洪、冯又带人捣毁了三圣宫(雷庙)、土地庙，将紫荆山内的神坛社稷一概毁坏。

上述行动是从反对偶像崇拜、尊奉上帝独一真神这一教义出发的宗教行为，除了出于对唯一真神的信奉、建构上帝正当性外，行动本身还带有地方势力之间争夺政治权威的象征意义。清中叶以来，村落联盟成为国家推行保甲、团练的依托，是基层社会最主要的社会结构。村落联盟依赖“正统”神明控制社坛神庙和祭祀仪式的参与权。广西浔州府地区环大瑶山山区以种山烧炭为生的山民、流民，被土人排斥的“来人”(客家人)，无缘进入村落联盟领导层的失意精英群体，他们都希望拥有自己的村社组织和神明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平日里最虔诚供奉神灵，却又不被村社接纳或受到排挤的普通人群，最易接受一种新的信仰，而以异端信仰和仪式组成的上帝会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事实证明，上帝会的主要构成群体也是上述几类。洪秀全摧毁象征村社既有秩序的庙社神明，蕴含了同当地控制庙社神明的地方势力争夺地方权威和地域主义正当性的政治内涵。上帝会提出的人间“小天堂”理想满足了会众争取地域生存空间的实际需求，既确立了上帝权威，又摧毁了对手正当性，加深了会众的认同感，为激烈的宗教运动过渡到政治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以救助教友、团方团营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行动。激烈的捣毁偶像运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使地方社会结构发生分化，上帝会和团练之间的冲突加剧。李秀成后来回忆说：“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不从的人中，首先发难的是紫荆山石人村秀才王作新。1847年11月，洪秀全返回贵县赐谷村。12月28日，王作新带人拘拿冯云山，交给保正曾祖光看管，准备送官，被卢六率教众抢回。王作新不肯罢休，向江口巡检司和桂平县呈告，声称冯云山“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余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胆敢将左右两水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要求官府“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当时上帝会名义上是一个公开传播的宗教团体，又与“洋教”颇有瓜葛，桂平知县王烈不敢轻率判定，反认为王作新“捏饰大题架控”，有“挟嫌滋累”之嫌，下令“严提两造人证质讯，确情办理，以遏刁风而肃功令”。1848年2月1日，冯云山、卢六被传到县，王作新因害怕上帝会寻仇，外出躲避，屡传不到，致使冯、卢被长期羁押，卢六死在狱中，冯云山亦患病。3月，洪秀全由赐谷村赴广州，拟通过罗孝全、周道行等人的门路，向主持弛禁天主教事宜的两广总督耆英求助，但耆英已调离广东。上帝会教众亦捐款集资营救，谓之“科炭”。5月底，冯云山向浔州知府控诉，援引儒学经典中“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等20余处，证明“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观广东礼拜堂悬挂两广大宪奏章，并皇上准行御批移文可查”，他“遵旨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浔州知府顾元凯示意新任桂平知县贾柱“分别究释具报，慎勿稽延滋累”，贾柱遂以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为由，下令从轻发落，将冯云山押解回籍管束。冯云山在途中说服押解的差役皈依上帝，同返紫荆山。

当时上帝会内部有不少会众利用神灵附体大搞分裂，其中就包括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冯云山在紫荆山未作任何表态，不久折回广州，一是不能公开违拗官府将其递解回籍的命令，一是得知洪秀全在花县家中，可以找其商讨对策。但此时洪秀全因搭救冯云山不成，又离家重返紫荆山，洪、冯二人相左于途。

继1848年4月杨秀清利用当地降僮术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后，同年10月萧朝贵假称天兄下凡传言，两人联手，逐步控制了紫荆山及其附近地区的上帝会。洪秀全原本对人神沟媾的巫术非常反感，他在《原道救世歌》中把“邪术惑众犯天诛”的“巫觋”作为“第五不正”，但回到紫荆山后，洪秀全居然认可了杨、萧代天传言的身份和地位。首先是内忧外患的上帝会亟待结束分裂动荡的状态，急需扶植其中一二人，稳定人心。其次是杨、萧已经具有了一定实力，拥有相当力量的支持者，在冯云山缺席，洪秀全独木难支的情况下，洪秀全需要左膀右臂扶持。最后，最关键的是，杨、萧发布的类似“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洪秀全为王”)的传言，丰富和发展了洪秀全十多年来苦心孤诣编织的受命于天的神话，极大地便利了他由上帝教“教主”向天下“真主”的角色转变。这符合洪秀全的利益，而冯云山缺少这样的手段。

从现存《天兄圣旨》看，之后“天兄”的每一次下凡传言，无不是在等待时机，朝着准备起事的方向努力了。洪秀全在1848年11月19日同“天兄”第一次对话时已经表露出“打江山”的意向：

天王曰：“天兄，太平时军师是谁乎？”

天兄曰：“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洪秀全胞弟，日头是尔，月亮是尔妻子。冯云山有三个星出身，杨秀清亦有三个星，萧朝贵有二个星。杨秀清、萧朝贵他二人是双凤朝阳也。”

“太平时”就是起事、打江山时。“天兄”称洪秀全为“日头”，“日头”即“天王”“天子”，还指定了“太平时”的军师人选。洪秀全在和“天兄”公开对话前，应该已和杨秀清、萧朝贵接触并筹划确定了反清起事的目标。也就是说，在1848年冬天，洪秀全等人正式立意反清。1848年12月中旬，“天兄”又指令洪秀全“但尔称王，不得称帝”。1849年1月1日，“天兄”令上帝会元老——洪秀全表亲王玉绣、王盛通、王为政求“天父”恩准洪秀全早坐金龙殿(即“登基称王”)，开始对上帝会的主干成员进行反清思想动员。但到1849年2月13日，“天兄”下凡指示洪秀全返回广东并可在“五月上来或冬时上来”时，洪、杨、萧仍然没有明确具体的反清计划(如后来的“团营”)，因为“天兄”给了洪秀全一段有弹性的回乡省亲时间。

在从激烈的宗教运动向准备起事的政治活动转变的过程中，1847年底到1848年夏的冯云山事件，被作为太平天国开国史上的大事，是上帝会由公开宗教团体过渡到秘密反清组织的转折点。直到冯云山被羁押，教众开展营救活动，上帝会仍然在坚持合法抗争。虽然在冯云山事件中，上帝会遭受骨干分子卢六瘐死狱中等直接损失，但官府敷衍了事，冯云山释归，上帝会公开活动如常，这一事件所造成的外部冲击和压力远没有达到“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地步。那么洪秀全为何突然萌生起兵造反的念头？这看似令人费解，实则有它形成的主客观条件。了解洪秀全的思想转变，不但要考察这一时期洪本人的实际行动，还应注意反映该时期洪秀全思想转变的思想文献——《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

《原道觉世训》写于1847年底到1848年初。与洪秀全以往宗教作品相较，《原道觉世训》加强了上帝权能恩德方面的论说，凡世界之一切、自然之一切、人类之一切皆上帝所主所赐，呼吁世人独尊上帝，不拜上帝是反天之罪。这些宣传在语言和内容上比之前的宗教作品更加激进、更为全面。《原道觉世训》富有特色的地方，是明确了上帝的对立面，即各种妖魔邪神的集中代表“阎罗妖”，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这以犀利的语言在神灵层面强化了“真神”与“邪神”的对立，贬斥其他一切灵界诸神皆“邪神”，皆当批判。洪秀全在书中严厉批判了历代帝王信奉邪神和僭越称帝的错误，他指出：“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救世主耶稣，皇上帝太子也，亦只称主已耳。天上地下人间有谁大过耶稣者乎？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这里洪秀全并没有直称前代帝王和当下清朝统治者为“妖”，但有理由认为其中已有曲折影射的想法。走上反清道路后，洪秀全才把“阎罗妖”同清朝统治者明确结合起来：“蛇魔阎罗妖邪鬼也，鞑靼妖胡惟此敬拜，故当今以妖人目胡虏也”，这就是太平军称呼“清妖”的由来。因此，可以认为《原道觉世训》是因应当时洪秀全、冯云山等采取更为激烈的捣毁偶像手段而作。它的部分内容虽然超越了《劝世良言》提供的素材和思想，并曲折地反映了洪秀全与现实政治秩序对抗的思想，但总体上看仍是一篇可以适应上帝会公开传教的宗教宣传品。

《太平天日》标明此书“诏明于戊申年冬”，也就是说在1848年冬，洪秀全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宣布了《太平天日》的主要内容。从书名看，“太平天日”即“太平王”，反清意图明确。从内容看，《太平天日》主要叙述了洪秀全丁酉年升天，在天上战逐妖魔，受天父天兄之命下凡斩邪留正，阅读《劝世良言》而敬拜上帝，外出学道、传道，拆庙斥妖等情事，是太平天国记载洪秀全升天异梦及洪秀全早年布道生涯最详细的一部书。

据《天兄圣旨》的记载，自1848年11月19日到1849年2月13日，洪秀全在鹏隘山，时常与“天兄”对话，而且洪秀全“在萧玉胜(萧朝贵养父)家，常教杨宣娇(即王宣娇，萧朝贵妻)读天父诗。或字眼不变，天兄基督下降，教二人读焉”，可见洪秀全与萧朝贵、王宣娇一家有密切交往。比照《太平天日》和《天兄圣旨》的内容，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如天父的外貌、登天的道路、战逐妖魔的情境、鞭斥孔子、天母天嫂的状况等，两部书存在明显的文本互涉与互动，甚至如妖魔头的样子、天父头上戴什么、孔子在天上的境况，都是天王向天兄请教得来，当然萧朝贵也做了一些细节上的补充，如洪秀全“天妻”“天儿”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天父圣旨》不存，洪秀全与“天父”(杨秀清)的互动关系不明晰，从“救世主基督常唱天父上主皇上帝所题之诗，教导人”看，出于彼此的合作关系，《太平天日》可以说是洪、杨、萧共同创作的，是他们互相承认和配合的产物。

上帝教的基本教义是信奉“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基督)。早先对洪秀全丁酉异梦的描述虽然宣称洪秀全是受命救世，但没有明白告知教众洪秀全与上帝、耶稣的关系。杨、萧代天言事后，不断神化洪秀全，明确了洪秀全是天父次子、天兄胞弟，天父天兄差其下凡，代天理事，做天下万国太平真主的身份。为了渲染这一身份转变，原来“丁酉异梦”的朴素情节就有必要重新附会政治需求而做出新诠释。

第一，塑造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人性上帝。这时的“上帝”已不再是《原道觉世训》中泛化的“天”或自然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有妻有子和拥有无限权能的老人，是他指派洪秀全下凡打天下坐江山，所以教众应当完全服从，否则就是逆天反天。《太平天日》中“上帝”形象的塑造有了洪秀全有意为之的内涵。这已和洪秀全五年前因其异梦幻觉与《劝世良言》所载内容吻合而产生虔诚信仰有所区别，那时的他不许任何人更改《劝世良言》的原始记载。这也与洪秀全后来在造神运动中沉迷其中，产生精神依赖不同。

第二，塑造了一个下凡做“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的神性洪秀全。作为上帝次子、耶稣胞弟，洪秀全确立了与天父、天兄的血缘关系，他理所应当得到教众拥护，从而达到动员教众参加打江山事业的目的。富有神性的洪秀全，行走于人神之间的天父、天兄托降仪式，使神谕得到了活生生的验证，加深了处于迷茫中教众们的认同感。

第三，为了调整内部关系，稳定人心，相应地形成了“上帝小家庭”，其中俗世中人构成了上帝会领导核心层。所以，《太平天日》虽然没有直白的政治号召，但它提供的素材完全超越了《劝世良言》，是一部完整的宗教神话，同时是一篇反清政治宣言。《太平天日》的创作完成，标志着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已经从迷恋功名、道德劝善、宗教救世，曲折地过渡到蓄志反清的阶段。

——选自刘晨《太平天国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