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师傅
我
我的师傅死了。
他死去的消息是大哥告诉我的。大哥来南宁看望住院的大嫂，只待了半天就要回去。他说韦建邦死了，明天出殡。韦建邦虽然不是我们的什么亲戚，虽然他的一生很坏，但总归是本村人，如今他走了，送一送是应该的。
大哥的话是在为他的匆忙返回说明理由，但在我听来却是一种提醒，或一种规劝。韦建邦曾经是我师傅，教我偷窃，大哥是知道的。为此大哥恨死了他，也恨死了我。直到后来我洗心革面，并成为一名作家光宗耀祖，大哥才原谅了我，也似乎原谅了韦建邦。
我该不该回去为我的师傅送葬？
大哥没有明示就走了。他去汽车站乘车。我呆呆地在医院坐了好长一会儿，又在我的奔驰车里冥思苦想了许久。
然后，我给大哥打电话说，等等我。
我开车回上岭。大哥坐在车上，喜滋滋的，像是捞虾的时候捕得一条大鱼回家，眉飞色舞跷腿坐在太师椅上，像个功臣。他现在就跷着腿，朝着车窗外扬眉吐气，不时看我两眼，像是满意我回去奔丧、送韦建邦上路的行为。大哥是个好虚荣和要面子的人，有我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弟弟，去为村里一个为人诟病一生的逝者送别，这是慈悲为怀并且家教极好的表现。我也看了看极有成就感的大哥，说你可以在车里抽烟。大哥的一只手本来就在兜里，直接抽出来，连带着一盒烟，是我抽不惯而送给他的硬中华。他把一支烟叼到嘴上，正要点火，却放弃了。他说算了，还是不抽了。
车子到了乡里，准备经过圩场，我停了下来。大哥和我都下了车，一同抽烟。我边抽烟边向圩场走去。圩场人流稀疏，或许是天色已晚的缘故，也或许不逢圩日。我站在空旷的圩场中央，像站在一个恐怖的山谷。关于我童年在圩场所做或发生的一切，像溶洞中受惊吓的蝙蝠，呼啦啦地飞出，向我扑来。
我的第一次行窃，便是在这个圩场。
那年，1972年，我八岁。
在实地实际行窃之前，师傅韦建邦对我的教导和训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从来不在师傅的家里受训，而是在山上的岩洞、悬崖，以及河边的乱石滩、沙滩，还有河中等地。这些艰险的地方是我们的训练场，我们在这里那里摸爬滚打、攀登和奔跑，令行禁止，像一群特种兵。事实上，师傅韦建邦就是把我们当作特殊的“战士”来培养和教练的。为此，他专门带我们去公社看过三部电影，一部是《奇袭》，另一部是《铁道卫士》，还有一部是《渡江侦察记》。这三部反美帝、反特和反蒋的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或正面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师傅要我们学习他们的机智和勇敢，如何达到目的或完成任务，又保全自己、再接再厉。同时，师傅强调了解反面人物的重要性，他先搬出一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时我们还听不懂的古文，然后解释这句话的意思：如果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或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打起仗来一百战都不会有危险。师傅的学问和教学方法让我们佩服。后来我们知道，师傅是在宜山上的高中，那是一所著名的中学。若干年后我考取的河池师专，学校所在地便是宜山，与师傅的母校一河之隔。
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与我同一批受训的学徒，或者同学。他们是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允许互相称名道姓的，只叫外号。师傅给我们起的外号分别是：我——老鼠，蓝上杰——黄狗，韦燎——野兔，覃红色——老猫，韦卫鸾——花卷。
在这些外号里面，花卷算是比较好听的，可能是韦卫鸾长得好看的缘故吧，她也是我们这批学徒中唯一的女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并且通过了严格的考核，我们终于要实战了。师傅给我们的任务是：偷收购站韦有权的钱。
那天是圩日。那时七天一圩，也就是逢星期天便是圩日。星期天圩日，对还在念书的我们来说，是行窃的好日子。
那天的圩场像往常的圩日一样，热闹而有序。如果说有什么特别或不一样，就是圩场上出现了五个八到十岁的身怀“绝技”的儿童，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偷窃团伙，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出任务，也是一次大考。而且他们是独立独行，师傅没有出马。师傅为什么没有出马？我后来想，不是因为师傅信任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也为了保护他自己。师傅是个贼，他的声名十里八乡都知道的。他如果出现在圩场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惶恐，就像黄鼠狼出现在鸡群里，鸡一定会紧张和警惕一样。
我们在圩场的出现，果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几只小黄鳝钻进了鱼塘一样。
收购站在街的西侧，在邮电所和食品站的中间。那是人流密集的区域，也是现金收支最多的地方，我如今用金融中心来形容它。我们到达收购站的时间是上午九时许，韦有权柜台上的座钟有指示。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到达，是因为这个时段人开始多，而韦有权掌握的钱还有大部分没有支付出去。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
在这之前一个小时，我跟踪韦有权去信用社取款。他住在公社的宿舍，这是师傅告诉我的。公社相当于后来的乡府。我认得韦有权，我卖给过他松鼠皮。一张松鼠皮的收购标价是一角钱，但他通常给我五分，最多八分。他克扣的原因是品相不好，就是看不顺眼，总之是他说了算。我听很多人说他们卖给收购站的货物，都被韦有权克扣，没有得过全价。收购站只有韦有权一个人，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被人们背地里称为南霸天。
更早的时候，我就在公社宿舍守候了。而我出门的时间还要早，鸡叫就出门了。我悄悄离开家，来到河边。师傅已经在竹排上等我们。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到齐了，他便把我们渡过河去。我们六个人站在四根竹子联结的排筏上，光着脚。因为超重，竹排没在了水里，河水也漫过我们的脚踝。我感觉到刺骨的冷，因为这是岁末冬天。我相信其他人的感觉也和我一样。但我们都站得很稳，像已经抽穗的水稻一样。竹排到达河对岸，师傅先上岸，然后一个一个地接我们上岸。他一句话都不说，似乎嘱咐都含在牵着我们的手里了。然后我们穿鞋。等我们穿好鞋，发现师傅已经不见了。他和竹排消失在清晨的河雾中。
岸边是公路，沿着公路往西走五公里，便是菁盛的圩场。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离圩场还有一公里的时候，便分开了，各行其事。
盯梢是我的工作。
公社宿舍有两排平房，韦有权住在后面一排右数过来第二间。这也是师傅事先告诉我的。他虽然没来，却什么情况都懂。我爬到两排房子靠右侧的一棵树上，开始俯瞰。
韦有权的房门开了。他先出来刷牙，披着一件棉衣。然后他再进去，过了一会儿出来，还穿着那件棉衣，却比先前光鲜齐整多了。他的头发油油亮亮，全往后翻，像一边倒的草丛。他关门而不锁门，说明屋里还有人。一个带绳的包拎在他手上，随意地轻飘晃荡，说明包里现在没钱。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说明他昨晚上睡得或过得很舒服。过后我知道他有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妻子。
等他走得一定远，我从树上下来，跟在他身后，保持不被他发现的距离。
他走到位于街中心的信用社，进去，一定是取钱。出来的时候，他原来拎的包变成挂着了，而且还搭上了一只手，像加了一把锁。
他往收购站去。收购站已经有卖货的人在那里排队了。其中就有我们的人，他是老猫。老猫的手里拎着一个麻袋。我知道麻袋里是一条蛇。黄狗、花卷和野兔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到相应的时机才会出现。
韦有权一到收购站，所有人整排地让开，给他通过。他拔出别在裤腰带上的钥匙开门。开门后他一点也不着急收购，而是先检查收购站里尚未运走的动物，看看有没有死的。果然有一只死的，那是一只果子狸。他不慌不忙、不痛不痒地把果子狸从笼里拿出来，放进一个桶里。然后他给活着的动物食物和水。罢了，他搓搓手，像是把气味搓掉一样。他终于坐到了柜台边，打开抽屉，把算盘拿出来摆上，把笔和笔记本摆上，还给钟上链。做完这些事情，他才把挂包从身上拿下来，放进抽屉里，目光也跟随进了抽屉，手在抽屉里还有动作，像是拉开拉链和区分大钱和零钱。
第一个收购是卖蛇的。是一条眼镜蛇，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排队的时候他就一直拿着，双手拿捏得十分老到，像是个专业捕蛇者。韦有权也像跟他很熟，看了蛇一眼，就示意他自己将蛇拿到一边的蛇笼去放。等他回来，韦有权给了他四元钱。他满意地走了。我看了看墙上眼镜蛇的收购价格，是一斤一元。那条蛇目测也是四足斤。说明韦有权也不是每个人都克扣的。
第二个收购是卖金银花的。是个老婆婆。老婆婆的金银花装在一个背篓里，满满当当的，已经晒干，我估摸有五斤。韦有权将金银花过秤，扣除背篓的重量，果然是五斤。但是韦有权以金银花未干为由，扣掉了一斤的水分，只付了四斤的钱。老婆婆不服，央求韦有权再给三毛钱。她举着手里的一只空瓶子，说再给我三毛钱买煤油吧。但韦有权就是不给。老婆婆只能走了。
接着轮到老猫了。老猫摸索麻袋将蛇头摁住，然后一只手伸进袋子里，捏住蛇头，将蛇拖出来。这也是一条眼镜蛇，有两斤重，半米长。老猫一手抓蛇头，一手握蛇的尾部，像捧着一把剑，战战兢兢正要交给韦有权的时候，蛇忽然滑出老猫的手，掉落在地。
一声尖利的喊叫，在这个时候及时发出——毒蛇咬人了！
喊叫者是花卷，我知道是她。制造混乱策应老猫是她的任务。
收购站果然乱作一团，顿时像炸开的锅。人们四散躲逃，我推你，你推他，像电影里遇到轰炸的平民。
地上的蛇爬到墙根，走投无路。它昂起头，面向人，吐着芯子，威吓着观望它的人。
韦有权坐不住了。他站起来，离开柜台。他操起一把镊叉子，独自并且从容不迫地向蛇走去，像个孤胆英雄。他手里的镊叉子一下夹住了蛇的七寸，将蛇控制。他回身看见了当事人老猫，再看着足有两斤的蛇，恶狠狠地说，一斤半。老猫没有异议。韦有权将蛇直接拿到蛇笼去放，然后返回柜台。
他拉开抽屉，准备掏钱付给老猫。发现包不在了。
但我在，花卷在，加上老猫，我们都还留在现场，像三个诚实、勇敢的孩子。
公社公安很快就来了，就一个。我们认得他，叫谭公安。谭公安原本不认得我们，但现在认得了。他问了我们的姓名，还问了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老猫说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人，那条蛇是我们三人共同捕获的，一起拿来卖，然后一起分钱。谭公安让我们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我们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钱。韦有权又一一搜我们的身，见不到一分钱。谭公安相信我们，把我们放了。我们开始还不走，因为韦有权还没有把钱给我们。韦有权骂咧咧说，他妈的，你们没看见我的钱都被偷光了吗？要钱没有，要不你们把蛇拿回去！
我们选择了把蛇拿回去。回去的半路上，老猫把蛇放生了。这条蛇没有牙齿，是师傅事先亲自拔掉的，他不想因为谋财而闹出人命。而我们选择把蛇拿回，是不想让韦有权和公安过后发现蛇的秘密或真相。
我、老猫和花卷见到师傅，黄狗和野兔已经在师傅身边了。看到黄狗和野兔，我知道韦有权的钱，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钱。按照计划，我负责侦察，老猫负责演戏，花卷负责助演，黄狗负责技术，野兔负责接应。所谓的技术和接应，就是黄狗趁乱偷走了钱，再交给在外面的野兔转移。
师傅当场给我们五个人每人一元钱。
那趟偷的钱我至今不懂具体的数额，但至少上百元。我问黄狗和野兔，黄狗说我看都不看就交给了野兔。野兔说师傅教育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对师傅耿耿于怀，觉得他是在剥削我们，压榨我们，像资本家和地主老财。我甚至还诅咒过他死。直到若干年后我考上大学，从第一学期第一个月起，我每个月都收到十元的汇款，汇款人没有留名，但我知道是师傅寄的。在大学时期，他没有中断过汇款。我相信他给我寄，同样也会给老猫寄，给黄狗寄，给野兔寄。花卷虽然没读大学，但师傅肯定没少资助她。她是女孩，是师傅最疼的人。
小弟，我们走吧。大哥在说话。
大哥看见我在圩场上站得太久，又什么东西都没买，知道我只是在回忆。
我第一次行窃那天，回到家，大哥问我一天都去了哪里。我说我去赶街了。大哥从我身上搜出了一元钱，问钱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偷的。我当然说不是。我说我和蓝上杰韦燎他们抓得一条蛇，拿到收购站去卖，分得的。大哥当时信了。但是很快，收购站的钱被偷的事情传到大哥那里，我被大哥狠狠揍了一顿，要我承认钱是我偷的，是韦建邦教唆的。我当时想打死都不能说。大哥见我被痛打都不认，才觉得冤枉了我。他大概也认为，假如收购站的钱是我偷的，我的身上不可能只有一元钱。在这一点上，师傅的确是保护了我，也保护了他自己，因为那天，师傅一天都在村里晃悠，他有足够多的收购站失窃事件不在场的人证。
陈年往事，大哥是不可能追究了，甚至都不记得了。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弟弟，已然是人五人六、社会名流，纵使有可耻的过去，那都是可以忽略和谅解的。就像韦建邦，他如今人已死，一生和一身的罪业，都将归于尘土。
我继续开车，去送别我的师傅。师傅的家在上岭村的东头，我家在西头。也就是说，红水河从上岭村流过，师傅家在下游，我家在上游。在不通桥梁之前，行人要从码头过，进出村庄，是从上游过。如今有了桥梁，建在东边，车辆进出村庄，则变成从下游走了。
临近村庄，大哥说，我们坐船过去吧，把车留在河这边。
我说为什么？
大哥说避讳。你的车是新车好车，不宜经停丧家。另外，你现在的身份，也不便过于张扬。
我接受了大哥的建议。
我们坐船渡河。天色已黑，所有的景物都只是一种颜色，家乡的山峦和河流两岸的竹林，像是一幅涂上焦墨的图画。河面上是有一些波光，但不足以映照那庞大的山水。
摆渡的艄公是我小学同学，叫潘得康。他的家离我家也就是十米远。小时候他去学校上学，要路过我家，而我从码头外出和回家，则必须经过他家门前。他在我们班上，是最守规矩的老实人，但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他要接他爸爸的班。他家祖孙三代都是艄公。摆渡是他们家的专属，甚至码头也是。码头现在叫得康码头，但原先不是，而是以得康的爷爷命名的，得康的爷爷死后，就以得康的父亲命名，现在以得康的名字命名码头，意味着得康的父亲也死了。他的父亲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他十二岁开始接班，意味着他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的艄公，因为他与我同龄。得康码头原来陡峭和窄小，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它是由先人踏出来的，而非开凿而成。它在十年前得到修建，我是做了贡献的，或者说跟我师傅有关。
十几年前，师傅与得康忽然到南宁找到我。他们的到访就是与码头有关，具体地说就是来找钱修建码头的。得康开宗明义，说码头虽然是以我家的人命名的，但所有权属于集体，属于上岭村，也就是说属于国家。他言外之意，是国家能给钱修建码头就好了。而我是领国家工资的人，帮助找到国家的钱来修建上岭村的码头是我的责任。
关于码头的事，师傅一言不发。但他的到来和在得康身边、我身边的存在，却胜似千言万语。我从前的、偷窃的师傅，已经断了联系二十年、回村也不再见面的师傅，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十分激动和害怕。他或许是自愿来的，或许是被得康“绑架”来的。得康为码头的事，为什么要带上韦建邦？说明他知道我和韦建邦曾经的师徒关系，不可能不知道。他要挟韦建邦，再用韦建邦来要挟我？
师傅已经是老人了。他那年应该已近七十岁。头发已经基本掉光，剩下没几十根，发白而细软，像荒漠中残存的草，也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发现他的牙倒是结实和齐整，咬得动我夹给他的鸡胸脯，应该是装了假牙。
我满口答应，你们放心，修建码头的钱，包在我的身上。
我找到修建码头的二十万元钱，已经是两年后。两年来，码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为了找钱治病，我不遗余力，多方求告。终于，自治区财政厅专项拨款二十万，层层下放到市里、县里、乡里，由乡里实施修建。码头修建好了，我药到病除。
船只向对岸的码头驶去，我的同学潘得康驾轻就熟。因为我的归来，他兴奋地说个不停。他肯定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回来，为谁而来。他说，你坐船过河是对的。我早已经在这里等你了。我晓得你一定会回来。我说，现在有桥了，还有人坐船渡河吗？这个我以为老实的同学幽默地说，你就是。
船只靠上码头。我和大哥上岸。大哥问我要不要先回家，休息到天亮再去。
我说，我自己去就好，你休息。
师傅的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周边的人家也被灯火照亮，被不眠的人激活，仿佛一个夜市。
我像一个不速之客，进入灯火和人群中。我本想在房屋外边先找个角落，默默观望和缅怀我的师傅，但我肥胖的身躯和独有的光头特征，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司仪过来，引领我去上香。
我走进师傅的家。在灵堂前，我首先看见师傅的遗像，像一个粗藤盘结的树根，在等候我。我瞻仰师傅，他沧桑、黑黄、浮肿，脸上满是皱褶和斑点。这应该是他晚年的照片。师傅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英俊潇洒，红光满面，像电影里的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拜他为师，是被他的相貌所吸引。他的长相和气质的确和村里人不同，他一点都不委琐，也不粗鄙，尽管他是个贼。他为什么是个贼？或者说他为什么成为贼？他的经历让我好奇，为此我接近他。我走近他之后，发现他有满肚子的故事和满身的本事。他字写得好，画画更好。总之，他令我着迷，也令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着迷。严格来说，我们拜他为师，是为了成为有本领的人，而不是为了做贼。后来我们果然都不再做贼，或者说我们除了贼的本领不再使用，师傅教给我们的其他本领，我们各有专长，都用到了极致。
我接过司仪递来的香，跪拜我曾经敬爱也曾经怨恨和疏离的师傅。我一边跪拜一边默念，师傅，请走好。谢谢您，师傅。师傅，对不起。
师傅的众亲属在给我鞠躬回礼。他们守在棺材的两旁，披麻戴孝。我知道师傅没有子女，所谓的亲属，应该只是叔侄、堂、表、外甥的关系。师傅的房子，在几年前进行了重建，十八米宽三十米深、四层的楼房，在村里算是上好。师傅在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起新房？我想无非是为了给埋怨了他一生的亲属有个交代或回报吧。毫无疑问，师傅如今死了，他的丧事无比隆重，因为天明出殡之后，这幢房子就不再是师傅的了。他的亲属将继承或分掉他的房子。
法事已经在进行。在屋外新搭起的帐篷里，菁盛乡最著名的道公和风水师樊光良，正率领他的团队，敲锣打鼓念唱经文。他们精神抖擞、专心投入、不辞辛苦，为师傅超度亡魂。
发现我来了，樊光良离开他的团队，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招呼过后，他仍没有归队，继续和我说话，则变成聊天了。樊光良是我高中同学，他的学历也止于高中，但他的道行神通，非我作家兼大学教授所能比。
老同学，你来了，就是对师傅最好的超度。樊光良说。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我的师傅？我说。我对樊光良的指认感到吃惊，因为我上高中时已经不做贼了。
我晓得，他是你师傅。我也有师傅，这没什么。樊光良说。他摸着他的胡须，像抓着什么把柄一样。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逝者为大，这你应该懂吧？我说。我的意思是让樊光良不要纠缠我和韦建邦的师徒关系。
对的，我对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呀。
我说，你是大师。
樊光良说，可是你比我有出息。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师傅不一样。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不是同一个师傅呢？樊光良说。
我吃惊，是吗？
我比你晚些年拜他为师，只是你不晓得而已。樊光良说。他点烟抽，也递给我一支。我不是你那批学徒和那个团队的。
那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你却知道我？
所以我成了道公，你成了作家和教授呀。
我心里骂了句狗日的，嘴上却说你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你天天和灵魂打交道。
没错，他边说边笑，我们的师傅，该为我们骄傲。
就像你那帮正在做念唱打的徒弟一样，他们也应该为你这个师傅感到骄傲。
我和樊光良表面轻松和谐其实针锋相对地聊着，反正我打算在这里一直待着，直到出殡。有樊光良在，正好可以解闷和解乏。他陪我聊个把小时，再过去念一会儿经，又过来和我聊，像是两边开会或应酬的领导。我说你这么不用心，不专心，不怕师傅收拾你吗？樊光良说我与师傅通灵了，照顾好你，正是他的意思呀。
我竟然莫名地感动。
半夜三更，吊唁的人大多已经散去，或已经睡着，忽然来了一个人。
她穿着黑色皮衣，挂白围巾，沉重而急速地向房屋走来，径直朝灵堂进去。我在屋外看见她朝逝者跪拜，上香、斟酒。虽然她背对我，身影也不熟悉，但我心里仍跳出一个永不能忘的名字：花卷。
等她出来，我迎上前去。她也看见了我，认出了我。
她叫我的学名，樊一平！
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她说你太好认了，电视上也见过你。
我这个样子的确是不能犯罪了，因为不好逃。
那我是谁？认得出来吗？
我说花卷。
她不生气，说真名呢？
韦卫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