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澄译丛心之所向：室利·阿罗频多精神自述

序言/前言/后记

推荐序一

室利?阿罗频多生活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1872 年，阿罗频多?高斯（即室利?阿罗频多）出生于加尔各答，彼时，印度正处于英国统治之下，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统治着全球，亚洲的命运岌岌可危。1950年，当室利?阿罗频多在本地治里去世时，英国人已离开印度，去殖民化浪潮也已席卷全球。他本人也曾为印度的独立运动做出巨大贡献，使他毕生所从事的亚洲复兴梦想更加趋于实现。

《室利?阿罗频多自传笔记及其他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中译本更名为《心之所向：室利?阿罗频多精神自述》）是了解这位杰出人物一生的重要资料来源。现在，该书的首个中译本得以出版，其中包含大量传记笔记和历史资料，相信该书会成为研读室利?阿罗频多主要哲学著作的宝贵手册。经由徐梵澄先生这位中印两国人民早期文化交流的先驱所译，室利?阿罗频多的部分著作已有中文版，但仍有许多重要著作有待译为中文，对于具有强烈历史感的中国人来说，在现阶段选择本卷了解这位印度现代圣人的生平和思想是适切的，也是独具慧眼的。

本书包括室利?阿罗频多的众多笔记、信件和公开声明，主要按时间顺序排列，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阅读顺序。不过，从开篇的“自传笔记”开始阅读还是很有意义的。室利?阿罗频多认为有必要撰写这些说明，因为在他生前流传着大量关于他的错误信息。例如，在提到拉姆钱德拉?马宗达所写的文章时，他评论道： “他的记忆力确实‘厉害’，不仅对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实记得含混不清，还能‘回忆’起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的叙述充斥着大量的低级错误和添油加醋的内容，……很遗憾要如此评价这些华丽的辞藻，但历史和传记必须要求真实性。”

大部分自传笔记都是相对简短的陈述，编辑将其归入 “在印度和英国的早期生活”“早期精神发展”和“哲学起源”等标题下。此外还收录了两篇较长的文章：《室利?阿罗频多生平简介》和《室利?阿罗频多的政治生活概要》。在这里，室利?阿罗频多消除了人们对其外部政治生活的诸多误解。更重要的是，他还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关于他在狱中作为政治犯的一年，他（以第三人称）透露： “在此期间，室利?阿罗频多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学习瑜伽的初衷是为了获得精神力量和能量，并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提供神圣指引。现在，随着内在精神生活和自我觉悟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他完全被内在的工作所占据，而外部工作只是内在的一部分，或是结果而已。也许之前，他对内在精神生活只是窥其一二，但现在，内在精神生活已超越服务和解放国家的外在行动，成为他的至高目标，这是一个关乎全世界和全人类未来的至高目标。”

书中一半以上是写给家人、政治伙伴、公众人物和其他人的信。这些信大多写于一百多年前，但其中的许多段落却与我们今天的处境息息相关，无论我们身处何地。通过此书，我们发现自己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以坚定不移的平和心态面对生活，并将目光投向未来，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罕见地融为一体。1914 年 8 月，在欧洲战争爆发后不久，室利?阿罗频多写道：“从去年开始，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力量，现在这些力量已非常强大，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目前的战争只是一个开始，而非结束，我们必须考虑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的机会又在哪里？……我希望你们中的有识之士，能够像我说的这样看待形势，反复思考，打破那些已不合时宜的旧观点，开始学习从全新的大局观出发去行动。”

室利?阿罗频多一生都在不断扩充自己的观点，早期的民族主义观点被日益国际化的视野所取代，因此，在阅读他的著作时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的时间发展。1940年，当另一场大战席卷全球时，他这样解释这场战争对印度的影响：“战后，旧秩序将发生改变，……原因在于，人类的生活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庞大但松散的单元，基于这一事实，必然会有与之相应的新的世界秩序诞生。民族利己主义不可能在孤立的独立中发展并自足，因为现在一切都依赖于整体。……尽管印度（对独立）有迫切需求，但若能认识到民族利己主义已不再适用，也是件好事。无论新秩序或战后新格局如何，印度都必须为自己争取自由和平等，同时还要认识到，国际化的理念及实现这一理念已变得同样迫切，必要且必然。”

最终，室利?阿罗频多甚至超越世界各民族在多样性中和谐统一的理想，展望了人类生活的更大变革，他期望亚洲文化及其深厚的精神遗产能够为此做出重要贡献。本书最后两部分收集的室利?阿罗频多晚年的一些公开讲话尤其涉及这一愿景。在印度独立后的第二年，即1948年12月，室利?阿罗频多发表了一篇讲话，并以这样的告诫作为结尾： “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地转向印度寻求精神帮助，而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却抛弃了自己的精神遗产，那无疑是对印度命运最可悲的讽刺。这绝不能也绝不会发生。但危险依然存在。……毫无疑问，我们会取得胜利，但我们绝不能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在经历了漫长的压迫和限制后，我们内在和外在寻求解放和改变的力量都被削弱了，只有我们在内在和外在都取得巨大进步，印度才能实现掌控自己的命运。”

在印度从殖民奴役过渡到自由国家的重要时期，本书所涵盖的内容如同一扇窗，使我们得以了解印度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思想家和精神领袖的生活和思想。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室利?阿罗频多超越其所处时代和地域的思想，以及对全球尚待实现的共同未来的展望。我们希望，对室利?阿罗频多思想日渐增多的认识，可以激励那些期待亚洲寻回更深层次的自我精神并恢复在人类进步中曾经发挥引领作用的人。

理查德?哈茨

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

本地治里

2024年4月

注：理查德?哈茨（Richard Hartz），印度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研究员，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哲学系。自1980年起于修道院工作，负责《室利?阿罗频多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Sri Aurobindo）的编辑。自2012年开始研习中文，目前在南印度从事中印思想的比较研究。

推荐序二　

其犹龙乎：室利?阿罗频多其人其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不列颠帝国夕日不落、欧风美雨荡涤世界之际，同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和印度皆不得不以数千年文明之精华应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时间浪激云涌，英雄圣哲辈出。在印度，室利?阿罗频多以一人之身，于东西精神学问、诗歌、瑜伽皆臻化境，成为印度一代哲圣，为圣雄甘地之所仰慕、全体印人之所依赖、国家精神之所寄托。

室利?阿罗频多七岁来到伦敦，后就读于剑桥，毕业后回到祖国，毅然献身于民族独立运动，惨淡经营、不屈不挠，成长为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革命领袖。在狱中监禁期间，他修炼瑜伽，读《薄伽梵歌》，竟然证悟自我、感通天人。自此于南印度本地治里遁迹潜修，著书冥思，后得法国“神圣母亲”米拉之助，建立修道院，开拓黎明村，弘扬瑜伽于五天竺，声教及于海外，开启联合国世界大同之实践。

在室利?阿罗频多看来，印度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皆应建立在超越表层意识、心思的精神或灵性、本我之上，成为此精神的载体、工具或世间表达。此灵性在个人层面之实现乃成就崇高人生，而在集体层面之实现乃成就印度之活力、亚洲的整体性，以及人类的融合。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独立，这天也是室利?阿罗频多的七十五岁生日。在活动开始之前，室利?阿罗频多接受全印度电台的邀请发表一个广播讲话，他以先知般的语气讲述了他的洞见和梦想。

在这多灾多难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将寻求希望的目光投向印度的心理与精神实践之法。印度的灵性正以迅猛的势头进入欧洲和美国，印度的精神将不断发展，为世界呈上一份精神礼物。

我最终的梦想，是人类在进化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将人类意识提升到更高更广的层次，解决人类自有思想以来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追求完美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之终极理想。

这是我个人的希望和想法，是一个已经开始在人类前瞻性思维中生根发芽的理想。这条道路上的困难比任何其他领域的困难都更为艰巨，但只要至上意志与我们同在，就一定能克服困难。这一进化的发生，必须依靠精神和内在意识的成长，这一灵性进化的起点与最重要的转变来自印度，并将遍布全世界。

在写给一位求道者的信中，室利?阿罗频多言简意赅地阐述了何为“精神和内在意识的成长”。

简单来说，人有两种意识状态，处在其中任何一种中都可以生存。一种是更高的意识，它位于生命游戏之上并支配它，这被称为一个人的本我、灵性或神性。另一种是人们在生活中的一般意识，是一种表层的意识，是圣灵游戏人间的工具。处于一般意识中生活和行动的人，完全受制于心意的普遍活动，自然而然受制于悲伤、喜悦、焦虑、欲望及其他构成俗世生活的一切事物。在一般意识状态下，人们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平静和幸福，但无法长久也不稳固。如果一个人可以完全生活在精神意识中，那毫无疑问，光明、平和、力量和喜乐，就会自然而然地、永久地属于他。即使一个人只是部分地处在精神意识中，或持续地向精神意识敞开心扉，也能获得足够的精神之光、平和、力量和喜乐，从而帮助他面对生活中的艰难险阻。如果一个人向这种精神意识保持开放，他能获得的取决于他想寻求的。如果寻求的是宁静，就能获得宁静；如果寻求的是光或知识，一个人就能沐浴在伟大的光芒中，获得比人类普通头脑所能获得的更深刻、更真实的知识；如果寻求的是力量或能量，就能获得内在生命的精神力量，或指引外在工作和行动的瑜伽能量；如果寻求的是幸福，那他所获得的至福会远远超过那些普通生活所能给予的所有欢乐或幸福。

有许多方式可以开启或进入这种神圣意识。我对他人的开示是，通过持续的习练，走进自己的内在，通过对神圣存在的渴望打开自己，一旦意识到神圣存在及其行动，就将自己完全交托于他。这种自我交托意味着，没有任何企求，只愿与神圣意识保持持续的联结和合一，渴望它的平和、力量、光明与喜乐，别无他求。个体生命及行动只是神圣存在的工具，用以完成他赋予我们在世间的所有工作。如果一个人能够被启引并感受到神圣力量，即精神意志在身、心、灵中运作的力量，余下的就是保持对它的忠诚，始终呼唤它，允许它降临并发挥作用，同时还要拒绝较低意识和较低本性的所有低级力量。

室利?阿罗频多的“灵性”论说并非个人思辨的产物，而是渊源于古老的吠陀哲学传统，尤其是他毕生服膺、孜孜体证的《薄伽梵歌》。据室利?阿罗频多的见道之作《薄伽梵歌论》，《薄伽梵歌》之所以成为印度民族之“圣经”，盖因其综合全部古代思想之菁华，从而确立神圣工作之原则，此即行动瑜伽之精神。以行动瑜伽之实践综合智慧瑜伽与奉爱瑜伽，乃为综合瑜伽，其为教是“织《薄伽梵歌》以为经，缉‘奥义诸书’而为纬”，如此，主体（自我、心灵）与本体（自在天、大梵）不二，事业（工作、战斗）与永生（奉献）并行。此原则对每一自性（三德：萨埵性、罗阇性、答摩性）之人、每一族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之人皆有普遍的适用性，即平等性，“此乃自由精神与世界之自由关系之结节也”。吠檀多是本体论，瑜伽是工夫论，四大瑜伽即四种基本的使精神和内在意识得以成长的方法、途径；以行动瑜伽之入世实践综合究心于天人、性命的智慧瑜伽和奉爱瑜伽就是知行合一、天人合一、性情合一的中庸之道或内圣外王之道，此为综合瑜伽，为一大综合论。以半生之力钻研、翻译室利?阿罗频多著作的徐梵澄先生评注曰：“综合者，集大成之谓也。网罗百家之学而无遗，一一皆究其极，然后从而比较抉择进退抑扬于其间，立定主旨方案，一以贯之而发其和谐，斯之谓综合也。然亦非有所发明增上不为功。”阿罗频多之学可谓大矣，何以能大？“为综合，故能大”。

跟商羯罗不二论的“世界为幻，唯梵真实”相比，阿罗频多并没有把世界当成摩耶编织的幻象，而是视其为神圣能量（Shakti）的运化或在下降过程中的神圣意识的作用、表显，这就为现实人生和现实世界提供了担保，使其有可能在与神圣意识的联结下成为神圣人生和“法的世界”，呈现出“既内在又超越”的格局，从而超越了商羯罗哲学中残余的佛教虚无主义余风，让印度思想重新回归到大中至正的吠陀传统，为印度文化的返本开新打开了通路。如此，印度思想一方面可以与西方思想的精神脉络相对接，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的儒道传统暗通款曲，不但可以与儒道思想互相印证对勘，并且可以和中国文化在精神性、超越性方面相互弥补，这也正是徐梵澄先生为阿氏学所倾倒的内在原因。室利?阿罗频多在1949年七十七岁生日写的《给美国的讯息》信中阐扬了他的东西方文化互补论。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的趋势是，东西方之间虽没有绝对的差异，但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不同与分歧。最高的真理是精神的真理，一种至上精神，在这个世界和所有存在中无处不在，但又超越这个世界。它支持并引导人的本性从原始模糊的无意识状态，通过意识的逐渐成长，走向自我实现的目标。在这个发展过程，意识是存在的一个面向，为我们寻找人类存在的秘密和世界的意义提供了线索。

东方一直并越来越强调精神的至高真理，甚至在其终极哲学中，将世界视为幻象，将精神视为唯一的实在。西方则越来越关注这个现实世界，关注意识与生活和物质世界的关系、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掌控、意识和生活的完美，以及某些人类存在的自我实现。最近，这一思潮已经走向极端——对精神世界的否认，甚至将物质加冕为唯一的实在。

一方面，将精神完美视为唯一的理想；另一方面，种族、社会、人类意识和生活，以及物质生存的完美发展，也已成为人类未来最大的梦想。然而，两者都是真理，可以看作是精神在自然世界的意图的一部分。两者并非互不相容，相反，分歧必须得到弥补，应被调和并纳入人类对未来的共同愿景中。……《吠陀经》中有一种真理意识，我称之为超心思，（在超心思中）人拥有知识，不用追逐也不会错过。有本《奥义书》中讲道，知识存在被认为是精神存在的更高阶段，灵魂从中升起，获得精神存在的完美喜乐。如果本性可以进化到这个阶段，那将臻达圆满，我们可以在此生获得生命的圆满，在这个身体中，甚至在一个完美的身体中，实现完满的精神生活。我们甚至可以在地球上获得一种神圣人生，人类所梦想的完美将会实现，与此同时，人类宗教和精神先知们、思想家们曾经渴望的天堂将在地球上得以实现。

人类灵魂的最高目标和根本所在可以上升到至高灵魂，因为那是至高无上的实在。但至高灵魂及其力量也可能下降进入世界，证明物质世界的存在，赋予其意义和神圣的目的，并解开其中的谜团。在人类追求最高远最伟大理想的路途中，东方和西方得以调和，精神拥抱物质，物质亦在精神中找到隐藏在万物中的真实存在。

由此观之，室利?阿罗频多无疑是印度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也是开启中、西、印跨文化对话的抟聚风云的先知。若阿氏者，其犹龙乎？余曾游历南天竺，亲赴本地治里拜谒室利?阿罗频多真身塚，流连感慨，遂赋诗一首，兼怀徐梵澄先生。诗曰：

只履游天竺，百年叩法坛，

云生看海曙，劫后拂灰残，

梵汉通根本，东西会胆肝，

孰能从往圣？墓草映光寒。

徐达斯

2024年3月22日，写于铁印斋

注：徐达斯，作家、东方学专家。毕业于天津大学，后求学于剑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对古印度文化和瑜伽哲学有独到而深入的理解。代表作《世界文明孤独史》。

译者序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人民逐步走向民族觉醒的时代，更是印度思想史上风起云涌的时代。在这场百年思想风暴中，涌现出众多近现代印度的政治、宗教和精神的领袖人物，其中，室利?阿罗频多因其在精神哲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历史贡献，被印度人民尊为“圣哲”，与甘地、泰戈尔并称为现代“印度三圣”。

室利?阿罗频多（1872—1950）自幼在英国接受西式教育，青年时期回国后致力于印度的自治、独立和发展，先是付诸政治活动，继而又坚定不移地转向终其余生的精神工作，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和精神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室利?阿罗频多一生著作颇丰，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精神财富，后经整理，形成了浩瀚的《室利?阿罗频多全集》，已出版三十六卷，另有两卷待出版。本书原名《室利?阿罗频多自传笔记及其他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是全集中的第三十六卷，此译本为该卷首个中译本，为便于读者理解，更名为《心之所向：室利?阿罗频多精神自述》。

本书并不是室利?阿罗频多单一思想主题的作品，而是通过他在不同时期的笔记、书信、草稿、演讲稿等将其一生如画卷般展现在读者眼前。这部书信体“自传”，涵盖了多篇关于室利?阿罗频多早期个人经历、政治生活、精神实践及灵性提升的自述，为我们了解他的一生提供了翔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沿着《心之所向：室利?阿罗频多精神自述》之路，读者得以从第一视角亲睹室利?阿罗频多“圣—人”的人格世界，参悟这位伟大“圣—哲”的精神哲学。

与之一同呈现的还有始于19世纪后期的波澜壮阔的印度独立自治运动，借助这些印度的人文、地理、风俗和文化背景，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室利?阿罗频多所处的时代，而书中精心挑选的具有代表性的各个时期的信件和文稿，也为研究历史时代背景下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宝贵线索，全方位地展现了这位印度圣哲的生平和思想。

印度传统的吠檀多哲学将现象世界唤为“摩耶”，谓之虚幻不实，似乎只有出世才是个体解脱的唯一之道，但在室利?阿罗频多看来，“人类目前在物质世界中的存在的确是一种建立在无觉知的无明状态之上的生活，但即使在这样的黑暗和无明中，也有神性的存在和可能性。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浮华或幻觉，更不是人们在灵魂回归天堂或涅槃后要抛弃的东西，这个世界是精神进化的道场”。

书中，室利?阿罗频多以书信形式亲笔写下的对瑜伽修习的描述、解读与指导，在其他相关书籍中甚为少见。他的瑜伽教义充满了积极、力量与不执，是智慧瑜伽和行动瑜伽的完美融合，正如书中所说，“大多数瑜伽道路都是以精神超越为目标，而最终远离生活，室利?阿罗频多的瑜伽是要提升到至高的精神层面，并带着这些收获再次下降到现实层面，将精神的光芒、力量和喜乐融入日常生活，并实现转化”。

也许谈瑜伽的神圣理想对世俗中的我们有些遥不可及，那不妨来看看这位圣哲为我们描摹的普通人的人生理想：“在一个人的整体存在之上，建立清明、强大和理性的意识，完善正确和理性的意志，掌控情绪、生命和身体，发展自身能力，创造自身整体和谐，并在生活中全然践行。”

上述令人读之欢欣鼓舞的字句并不是室利?阿罗频多瑜伽教义的简单说教，而是通过那一封封书信、一篇篇笔记，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的真实体验。无论是在退隐本地治里之初的穷困潦倒时期，还是修道院逐渐成形后潜心瑜伽修习与指导时期，这些真实而鲜活的文字无不清晰而坚定地诠释了室利?阿罗频多的证悟——工作和生活的真正基础是精神。

室利?阿罗频多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世俗的东西；对我来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包含在完整的精神生活中。”于是，他既可以在政治大会上慷慨陈词，开启民智，又可以在狱中和法庭上沉思冥想，如入无人之境；他既可以在衣食无着时每封信言必称“钱”，又可以在弥留之际拒绝治疗，一言不发，“因为说了你们也不会懂”；他既可以在指导弟子时循循善诱，像极了家里絮絮叨叨的“老母亲”，又可以和同道中人大谈特谈“形而上”；他既可以是早期的“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又可以是后期的“人类精神领袖”。这一切都是室利?阿罗频多的“完整的精神生活”。

在这条精神修习之路上，他说：“一个人要拥有平静的心灵、坚定的意志、完全的自我克制和始终凝望至上的双眼，才能在这样一个可谓撕裂遍布的时代毫不气馁地生活下去。于我而言，心之所向，无问西东。结果不属于我，甚至连现在的劳作也不属于我。”

这便是室利?阿罗频多的教导，指引人们走出一条修炼身心、净化心灵、转化本性，最终实现人生理想的正道。无怪乎诗人泰戈尔称室利?阿罗频多是“火焰一样的使者，给我们带来神圣的光芒”。

室利?阿罗频多既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又是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既是近现代印度最著名的哲学家，又是潜心修炼的一代综合瑜伽大师。他建造了以“精神进化论”为轴心的“整体吠檀多”哲学体系，创立了以印度精神哲学为基础的“社会进化论”和“人类统一论”的社会学说，并搭建了一个综合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完整思想系统，一种新的“人类宗教”。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他的名字传扬四海，他的哲学思想和精神教义在印度和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播与研究，其著作也被翻译为十几种文字，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世界各地为“合一与团结”这一人类共同目标而努力的人们。

提到室利?阿罗频多著作的中译本，就一定不能不提大学者徐梵澄先生（1909—2000）。先生曾于1945年远赴印度，自1951年起在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工作、学习、生活二十多年，翻译了室利?阿罗频多的多部作品，包括《薄伽梵歌论》《神圣人生论》《综合瑜伽》等。这些著作大多是室利?阿罗频多在隐退本地治里后思想逐渐成熟时期所著，体现了印度古老吠陀经典的真正教义和室利?阿罗频多在瑜伽修习中获得的内在智慧。但遗憾的是，国内出版的大部分译作在2005年后陆续绝版，且先生半文半白的译文对当今读者来说总有些深奥难懂。

于是，室利?阿罗频多的这本书信集便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梵澄译丛”选中，提上了翻译日程。但精神性的文本翻译历来不易，室利?阿罗频多的精神哲学是基于实修的亲证，也必然是无法经由人的基本常识与逻辑理性所能理解的“思想”，毕竟灵性体验是难以落成文字的。此外，这位学究天人，淹贯古今的超级“学霸”有着非凡的写作才华，这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有时我们一边感慨原文字行间那飞扬的文采，一边又如庖丁解牛般地在长篇大论中寻找一个句号；有时我们又不得不停下译笔，在文字带来的澎湃的灵性冲击中反复进行自己的哲学和语言思考。翻译的这种“被动性”，对译者来说是一种特殊的训练。在孜孜不倦寻其原意的时候，我们仿佛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圣哲”的声音：

实际上，这些事情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自身而非外部因素，如果我们能对出现的困难置之不理，不用自己的思想和心理去增加难度，能保持内心的冷静与平和，就不会激起“敌人”的攻击，一般来说，外部的种种可能性也就不会发生了。

就这样，“圣哲”的精神力量加持并激励着我们的翻译工作。译事不易，但这绝不能成为不认真对待翻译的理由。本书的三位译者身处不同城市，都有各自繁杂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超三十五万字的译稿，近三百个译者注，近两年的译程，既备受折磨又心生欢喜。在此，衷心感谢在此书翻译过程中给予我们无私帮助的“梵澄译丛”主编闻中老师，徐达斯老师，印度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的Richard Hartz、Devdip Ganguli、Manoj Das Gupta大师。除了幸运，我们无法表达能与良师益友一路同行的喜悦，感恩有幸通过翻译走进室利?阿罗频多的精神世界。然而，我们虽已勤勉不怠，但终不敢确信译文的准确与畅达，若有任何疏漏与错误，还望学界与读者不吝指正。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本书，以下是译者对此书的简单介绍与阅读建议。

本书正文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传笔记”，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室利?阿罗频多以书信或笔记的形式纠正他人对他的生平的错误陈述，使读者得以近距离了解他的生平、哲学起源和早期精神发展。第二部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件”，时间跨度从1890年至1938年，沿时间与主题两条线展开，包括写给家人、同事、朋友、政治伙伴、弟子和公众人物等的信件。特别要提的是，第二部分第二节收录了室利?阿罗频多早期关于瑜伽修习的信件，相信这部分内容会让国内众多的瑜伽爱好者受益匪浅（1927年至1950年间关于瑜伽的信件则单独收录在《瑜伽信札》一书中）。

第三部分是1940年至1950年间“有关印度和国际事件的公开声明及信件”，虽然此时室利?阿罗频多已处于长期的静默止语状态，但每当时局发展到危及印度及世界的关键时期，他便毅然选择公开发声，直面历史的滚滚洪流，展现了其身为精神领袖的灵性远见。正文最后的第四部分是“关于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和瑜伽的公开声明和通知”，介绍了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的缘起和他的教义，这部分内容于全书体量而言并不算多，但对于想深入了解这两个主题的读者来说，亦极具参考价值。

我们将原书末尾处的大量注释调整到相对应的每篇文章之前，同时在原有编者注的基础上删除了重复内容，并添加了诸多译者注。相信这些对相关概念、主要人物及历史背景的简介会很好地辅助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综上，这本书信体“自传”对初次了解室利?阿罗频多的读者最为合适不过，希望这本“入门之书”可以帮助读者打开室利?阿罗频多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大门。

此外，为方便读者阅读，译者还对本书目录做了调整，并整理了三个附录，现简要说明如下：

1. 在本书目录中，小号字体是译者在原版目录的基础上加的小标题，以增强目录的指引性，读者可依此标题来挑选感兴趣的内容。

2. 附录1：“本书主要人物分类列表”，分类整理了本书中的主要人物信息，以方便读者索引。

3. 附录2：“本书主要著作及报刊列表”，列举了本书中所提及的主要书名和报刊名。

4. 附录3：“室利?阿罗频多年谱”，读者可一览室利?阿罗频多的简要生平。

遥想1999年，徐梵澄先生病重之际，仍勉力校阅《薄伽梵歌论》的清样稿，他曾叹息：“看来我的学问是没人继承了……”说来令人扼腕。不忘初心，必果本愿，真心希望这本书和我们作为译者所尽的一点绵薄之力，能让先生在天之灵得到些许慰藉，能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印度文化的宝库，研读室利?阿罗频多的思想，在先贤智慧之光的指引下，接受新的启示。

梁海翎　包佳琨　韩　笑

2024年7月

精彩预览

第一节　生平简介和其他自传笔记

室利?阿罗频多生平简介

1930年6月，室利?阿罗频多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他的弟子迪利普?库马尔?罗伊（Dilip Kumar Roy）所著的《伟大之中》（Among the Great: Conversations with Sri Aurobindo, Mahatma Gandhi, Rabindranath Tagore, Romain Rolland, Bertrand Russell）一书中。他使用第三人称是希望这篇文章以来自匿名的“权威来源”的形式出现，而非个人陈述。

迪利普在《伟大之中》记录了他与五位杰出的同时代人物——罗曼?罗兰、圣雄甘地、伯特兰?罗素、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室利?阿罗频多的会面记录和通信摘录。迪利普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书写此书手稿，1928年9月左右，他将其中一部分，包括他写的生平简介，寄给了室利?阿罗频多，室利?阿罗频多对这篇生平简介的评论收录在文后附录的第［1］项。

1928年11月，迪利普成为修道院的一员。一年半后，1930年3月，他得知纽约一位出版商对他的书很感兴趣，当月15日，他写信将这些信息告知了室利?阿罗频多，并提交了一些他希望包含在书中的材料，文后附录的第［2］项收录了室利?阿罗频多的回复。

迪利普不愿接受室利?阿罗频多的“省略所有叙述或描述”的建议。他写了另一份生平简介的草稿，室利?阿罗频多在3月25日的一封信中评论了该草稿（见文后附录的第［3］项）。最后，室利?阿罗频多同意亲自写一份生平简介。6月1日，在一封关于另一个主题的信中，他指出，“我要看看这十天能不能把这部分（生平简介）完成”，最后，他在6月27日前写完了。（见文后附录的第［5］项）

后来，纽约的出版商没有出版《伟大之中》。该书于1945年首次在印度出版（孟买：那烂陀出版社，即Nalanda Publications），“生平简介”作为本版的附录出现。书中迪利普这样注释：“为满足西方读者的兴趣，我在此附上一份来自权威来源的室利?阿罗频多的生平简介，包括主要的公众事件及外部生活。”

其实“生平简介”这篇文章在这之前已经发表了。1934年8月15日，加尔各答双周刊《前进》（Onward）转载了删节版（其他报纸随后发表了完整的文本）。1937年，雅利安出版社（Arya Publishing House）的拉达坎塔?纳格（Radhakanta Nag）提议将其作为小册子出版，这个想法于1937年2月23日提交给室利?阿罗频多，他冷淡地以一句“很好”表示同意，这本小册子于同年晚些时候出版。1948年，这篇文章再次被转载，加了一些编辑和补充，收录在一本名为《室利?阿罗频多和他的修道院》（Sri Aurobindo and His Ashram）（加尔各答：雅利安出版社）的小册子中，这本小册子的后续版本对文字做了进一步的编辑和修改。1975年，修改后的文本出现在“室利?阿罗频多诞辰百年系列丛书”第三十卷索引和词汇表中。1985年4月，原文转载于《室利?阿罗频多：档案与研究》（Sri Aurobindo: Archives and Research），这是“生平简介”第一次以作者室利?阿罗频多的名字出版。《室利?阿罗频多：档案与研究》的编辑附加了两封室利?阿罗频多与迪利普的通信，信中解释了文本构成的情况，并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他不希望以个人名义出版。这两封信连同其他三封，收录在文后附录中。

1872年8月15日，室利?阿罗频多出生在加尔各答。1879年，七岁的他与两个哥哥一起前往英国接受教育，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最初，他住在曼彻斯特的一个英国家庭，后进入伦敦的圣保罗学校（St. Paul’s School）。 1890年，他进入剑桥的国王学院学习两年，获得最高古典文学奖学金。1890年，他通过了印度公务员的公开考试，但在两年的试用期结束时未参加骑术考试，被取消了服务资格。此时，巴罗达的盖克沃尔在伦敦，阿罗频多见到了他，获得了在巴罗达公职服务的任命，并于1893年1月离开英国回到印度。

1893年至1906年，室利?阿罗频多在巴罗达担任公职十三年，首先在税务部和巴罗达大君的秘书处工作，之后在巴罗达学院担任英语教授，最后成为巴罗达学院的副校长。这些年，室利?阿罗频多以自修和从事文学创作为主，并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后来在本地治里（Pondicherry）出版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此期间写成的。按照父亲的指示，他在英国接受了完全的西方教育，与印度和东方文化没有任何接触。在巴罗达，他弥补了这一不足，学习了梵语和几种现代印度语言，吸收了古老与现代印度的文明精神。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年，室利?阿罗频多将大部分时间用在非公开的政治活动中，因为他在巴罗达的公职，被禁止从事公共政治活动。1905年在孟加拉爆发的反分治斗争使室利?阿罗频多有机会放弃公职，公开参加政治运动。他于1906年离开巴罗达，前往加尔各答担任新成立的孟加拉国民学院的院长。

1902年至1908年，室利?阿罗频多的政治活动持续了七年之久。在此期间的前半段，他在幕后工作，与其他同事一起为“斯瓦德西”运动（Swadeshi movement ，印度的新芬党）做准备，直到孟加拉的斗争开启了更加直接激进的政治行动，替代了印度国大党之前一直采用的温和改良主义。1906年，室利?阿罗频多带着这个目的来到孟加拉，加入了新党，这是在国大党内部刚成立的一个先进党派，人数不多且影响力有限。该党的政治理论是相当模糊的不合作主义，行动上也只是以一个秘密的“从属委员会”的形式在国大党的年会上与温和派领导人发生一些冲突，效果甚微。室利?阿罗频多说服了该党派在孟加拉的领袖，对全印度的党派公开提出一个明确且具有挑战性的计划，推选广受欢迎的马拉地人提拉克（Tilak）为其首领，并攻击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温和派（改革派或自由派）寡头政治和资深政客，夺取对国大党和国家的控制。这就是印度历史上温和派和民族主义者（被其对手称为“极端分子”）之间历史性斗争的起源，这场斗争在两年内彻底改变了印度的政治面貌。

这个新成立的民族主义党派以独立（Swaraj）为目标，反对主张以缓慢的改革在遥远的一两个世纪后实现殖民自治的温和主义。新党派提出了一项可执行的计划，在精神上而非行动上非常类似于几年后在爱尔兰发展并取得成功的新芬党的政策。这项新政策的原则是自助，一方面旨在有效地组织国民力量，另一方面声称完全不与（英国）政府合作，它主张抵制（Boycott）英国和外国商品并培养印度独立工业，抵制英国法院并建立自己的仲裁法院系统，抵制英国政府大学和学院并建立自己的国民学院和学校系统，建立青年男子社团并在需要时从事警察和国防工作，必要时的消极抵抗政策是该计划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室利?阿罗频多希望掌控国大党，使其成为有组织的国家行动的指导中心，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国中国，为自由而战，直到赢取胜利。他说服该党将新成立的日报《向祖国致敬》（Bande Mataram）设为官方认可机构，并提供资金。从1907年初到1908年入狱前，阿罗频多是该报的执行编辑，负责报纸的全部运作，那时《向祖国致敬》几乎传遍了整个印度。阿罗频多入狱后，《向祖国致敬》被迫停刊，但在其短暂而重要的存在期间，它改变了印度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从根本上被保留下来，其烙印在后来的发展中清晰可见。依据这些思想路线发起的斗争，在当时虽然非常重大、激烈且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却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当时的印度还没有准备好实施如此大胆的计划。

1907年，室利?阿罗频多因煽动叛乱而被起诉，但后来被无罪释放。在这之前，他一直是一名组织者和写作者，但因起诉事件，以及其他领导人或被监禁或失踪，他首次走到台前，以党的发言人的身份出现，成为该党派在孟加拉公认的领导人。1907年，他主持了在苏拉特（Surat）举行的民族主义者大会，会上两派政党势均力敌，冲突激烈，国大党也走向支离破碎。

1908年5月，他因涉嫌参与其弟巴林德拉（Barindra）领导的革命团体的行动而在阿利普尔阴谋案（Alipore Conspiracy Case）中被捕，但因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指控证据，他再次被宣告无罪。在阿利普尔监狱被关押一年后，阿罗频多于1909年5月出狱。这时，他发现党组织已经破裂，领导人因监禁、驱逐或自我流放而散落四处，队伍虽然存在，但却消沉萎靡，无法组织起任何强有力的行动。

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单枪匹马地努力着，成为印度民族主义阵营唯一的领导人，以期重振这场运动。他出版了一份英文周报《行动瑜伽士》（Karmayogin）和一份孟加拉语周刊《达摩》（Dharma）。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没有准备好执行他的政策和计划。他同时也看到，开展这些运动的时机尚未成熟，他本人也注定不是这些运动的领袖。有一段时间，他认为必须先通过温和的地方自治运动（Home Rule Movement）或由圣雄甘地在南非开始的不抵抗运动（Passive Resistance）来培养印度人民。此外，在阿利普尔监狱被关押的十二个月里，他完全沉浸在瑜伽修习中，他的内在精神生活要求他全然的专注，于是，他决定退出政治舞台，至少退出一段时间。

1910年2月，室利?阿罗频多在金德讷格尔（Chandernagore）秘密退隐，并于4月初乘船前往法属印度的本地治里。此刻，他因在《行动瑜伽士》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而被第三次起诉，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报纸印刷工被宣判有罪，随后在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上诉中，该定罪被撤销，对他的第三次起诉失败了。

室利?阿罗频多离开孟加拉时，希望可以在更有利的情况下重返政治领域。但很快，他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对他极为重要的精神工作中，最终切断了自己与政治的联系，一再拒绝国大党主席的职位，彻底隐退。自1910年至今，他在本地治里越来越专注于精神生活和个人修习（Sadhana）。

1914年，在四年安静的瑜伽修习后，室利?阿罗频多开始出版哲学月刊《雅利安》（Arya）。他的大部分重要著作，已出版的《伊莎奥义书》（The Isha Upanishad）、《薄伽梵歌论》（The Essays on the Gita）以及其他尚未出版的作品《神圣人生论》（The Life Divine）、《综合瑜伽》（The Synthesis of Yoga）都在《雅利安》陆续发表。这些著作体现了他在瑜伽修习中获得的内在智慧。他的其他著作则关注印度文明与文化的精神和意义，吠陀典籍（the Vedas）的真正教义，人类社会的进步，诗歌的本质和演变，人类统一的可能性等。此时，他也开始发表自己的诗歌，包括在英国和巴罗达时所写的诗，起初数量较少，后来增加了他在政治活动期间和在本地治里居住的最初几年中所写的诗。《雅利安》在连续出版六年半后于1921年停刊。

室利?阿罗频多起初在本地治里和四五名弟子住在一起，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追随他的精神道路，人数越来越多，就必须建立一个修习者的社团，以指导这些为了更高精神生活而舍弃一切的人。这是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的基础，它的创建与成长均以室利?阿罗频多为中心。

室利?阿罗频多于1905年开始练习瑜伽。起初，他通过印度传统的神圣共融和精神实现的道路将灵性体验的诸多基本要素融会贯通，接着，他通过对存在的两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调和继续寻找更为完整的体验。大多数瑜伽体系都是以精神超越为目标，而最终远离生活，室利?阿罗频多的瑜伽则是要提升到至高的精神层面，并带着这些收获再次下降到现实层面，将精神的光芒、力量和喜乐融入日常生活，并实现转化。

人类目前在物质世界中的存在是一种建立在无觉知的无明（Ignorance）状态之上的生活，但即使在这样的黑暗和无明中，也有神性的存在和可能性。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浮云或幻觉，更不是人类在灵魂回归天堂或涅槃（Nirvana）后要抛弃的东西。这个世界是精神进化的道场。在这里，从无意识的物质状态开始，神圣意识（the Divine Consciousness）按不同等级依次显现。心思是人类心思进化中已达到的最高等级，但并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在心思之上有一个超心思（Supermind）或永恒的真理意识（Truth-consciousness），它本质上是神圣知识（Divine Knowledge）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的光和力。意识在无明中追求真理，这种自具的知识，以它自有的形式和力量和谐地呈现着，只有通过超心思的下降，人类所有的最高梦想才能得以完美实现，人类才有可能抵达更高的充满光和喜乐的神性意识状态，找到真实的自我，保持与神性的持续合一，并将这超心思力量下降到生活中，以转变我们的心思、生命和肉体。实现这种可能性一直是室利?阿罗频多的瑜伽目标。

巴罗达的生活

（1893—1906）

在巴罗达土邦的服务

室利?阿罗频多是由英国的卡塞罗?贾达夫先生首次介绍给伟大的巴罗达大君殿下室利?萨亚吉拉奥的。

事实并非如此。室利?阿罗频多到巴罗达两三年后才结识了卡塞罗，是科顿把阿罗频多介绍给巴罗达大君的。

大君被年轻的阿罗频多的才华和学识所震撼，邀请他做自己的审稿人，并以此身份来到巴罗达。

没有审稿人这样的职位，也没有这样的邀请。室利?阿罗频多首先去了结算部，后来去了税务部，然后进入了学院。

室利?阿罗频多常常大量阅读，并为大君做了有价值的笔记，他与大君就各种主题进行了自由而富有启发性的讨论。

完全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讨论。

大君……任命他为私人助理秘书。

室利?阿罗频多与助理部门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未被任命为私人秘书。他经常被要求起草重要的信件、合同、发货单、与英国政府的通信或其他文件，还协助大君准备一些演讲稿。有一次，大君要求他指导英语语法，并对句子结构等列出详细准确的规则。他只是偶尔被召唤来处理类似这样的杂事，除了在克什米尔期间，他没有被任命为秘书。

尽管室利?阿罗频多还很年轻，对这个职位还很陌生，但他研究了很多政府的重要事务，并以非凡的敏锐和精准很快熟悉了政务。无论大君是否同意，他总是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君很欣赏这种坦率，也愈加钦佩他。有时，他的论述逻辑清晰有力，让权威者无力回击。

这整段文字全部都是花哨的吹嘘。

大君带他去了克什米尔、乌提（Ootie）和马哈巴莱什瓦尔（Mahabaleshwar）等地。

室利?阿罗频多被派往乌提，准备巴帕特案（Bapat case）的预审和司法意见。他和大君一起去了奈尼塔尔（Nanini Tal）。在克什米尔之行中，他被任命为秘书（仅在此次访问期间）。

室利?阿罗频多一直热爱朴素的生活，从未被宫廷的华丽生活所吸引。尽管他经常收到邀请，但他总是拒绝参加王宫的宴会。

室利?阿罗频多的生活与宫廷完全无关，他也不记得收到过任何这样的邀请。

在他的同事中，与他最亲密的是卡塞罗?贾达夫和大律师克沙夫拉奥?德什潘德（Keshavrao Deshpande），他与他们讨论了哲学、精神生活和印度重建的问题。

在巴罗达，室利?阿罗频多最亲密的朋友是卡塞罗的哥哥，马达夫拉奥?贾达夫中尉，中尉赞同他的政治思想和规划，并在政治工作中给予他尽可能的帮助。在巴罗达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一起住在马达夫拉奥的家里。他们并没有讨论哲学，当时的室利?阿罗频多对哲学完全不感兴趣。关于精神生活，他也只是对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的语录和生活，以及辨喜的言论和著作感兴趣。从踏上印度海岸的那一刻起，他便开启了丰富的内在体验，但当时他对瑜伽一无所知，并没有将两者联系起来。后来，他从德什潘德和其他人那里听说并了解了一些关于瑜伽的事情，起初他是拒绝接受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对生活的逃避。当时他们也没有谈论过印度的重建，只讨论过印度的解放。

他板球打得很好。

没有的事。他小时候只在曼彻斯特德莱威特先生家的花园里打过板球，打得一点也不好。

在萨达尔?马宗达（Sardar Majumdar）的家里，他第一次遇到了瑜伽士勒勒（Yogi Lele），并在精神修习上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

不。勒勒来自瓜廖尔（Gwalior）。他是接到巴林的电报后来的，在贾达夫家遇到了室利?阿罗频多。勒勒带他去了马宗达家，在顶楼进行了冥想。

*　*

室利?阿罗频多于1893年2月加入巴罗达公共服务部，担任巴罗达学院的客座英语教授。

不对。

……月薪300卢比。

是200卢比，不是300卢比。

1899年7月31日的公共文件中记录，当时他的年龄为26岁两个月22天。

不对。是11个月16天。

1900年，他的职位调动被推迟了。1901年4月17日，他被调到税务局。1904年4月，大君下令室利?阿罗频多从6月1日起担任他的助理私人秘书。

所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我最初不是在学院工作。起初，我被安排在结算部，没有固定岗位，只是为了实习。之后，我被安排在税务部，然后进入秘书处（不是私人秘书）。我还记得在瓦希瓦达尔（Vahivatdar）办公室实习的一些片段。我在学院的第一份工作是法语讲师，但只是每天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用于其他工作。我不记得曾被任命为助理“私人”秘书。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成为学院的英语教授，这是一个终身任命，我被任命为副校长之前一直担任英语教授，直到离开巴罗达。这些是我记得的。也许私人秘书是指我在秘书处的任职，但从英文理解是直接为大君做秘书。实际上，我为大君所做的工作尽管很频繁，但都是断断续续的，而且经常是在大君家里做，而不是在办公室。

*　*

1901年转入税务部。1901年4月17日（不是学院） 360卢比。辩论协会主席和大学联盟主席。

这是在1901年的什么时间？如果我当时在税务部工作，就不可能同时担任这些职位。

如果1901年到1904年在税务部工作，那我在那些地方做什么？职位是什么呢？我唯一记得的一项特殊工作，是研究一种政府官方史志［古泽拉蒂手稿（Guzerati manuscript）］，也许是用英语做个总结。我不记得具体日期了。

1902年，为大学提供法语服务，每周六小时（1902年8月6日）。

我记得，我在学院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法语讲师，之后还增加了其他工作。（在这之前）一定还提供过法语服务，但没有记录。学院之前的几年没什么可写的，但我清楚地记得在税务部（在结算部之后）和秘书处的工作。（在这些早期职位中没有任何正式任命。）

他还负责编写行政报告的工作。

这可能是我上面提到的事件。据我的记忆，我与当时的行政报告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在王宫中有一项私人工作，编纂一本书（应该是关于大君在欧洲旅行的书）。

*　*

室利?阿罗频多在巴罗达的任职。他首先被安排在土地结算部，在印花税局短暂任职后，又到中央税务部和秘书处工作。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加入学院，而是在做其他工作的同时，在学院担任法语讲师，后来，应他自己的要求被任命为英语教授。这些年中，每当需要写一些措辞严谨的文件时，大君都会召唤他，大君还请室利?阿罗频多负责起草一些他的公开演讲和其他文学或教育性质的工作。之后，室利?阿罗频多成为学院的副校长，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他为大君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以非官方身份完成的。大君通常会邀请他一起在宫殿吃早餐，然后留他工作。

*　*

阿罗频多被任命为巴罗达大君的私人秘书。无论是作为大君的私人秘书、税务局的官员、英语教授，还是后来在巴罗达学院担任副校长，室利?阿罗频多总是认真地履职尽责。

任命为私人秘书不是事实。他首先被派往结算部，目的是培训他从事税务工作。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在印花税局和其他部门或秘书处待了一段时间，只是为了培训，而不是正式任命。

【另一个版本】室利?阿罗频多从未被任命为私人秘书。他先是被安排在结算部，不是作为工作人员，而是为了学习，然后在印花税局和税务部门，他在秘书处工作了一段时间，负责起草公文等。最后，他转入学院，最初是法语兼职讲师，后来成为英语教学的正式教授，最后被任命为副校长。与此同时，只要大君认为合适，都会派人来请他写信、撰写演讲稿或起草各种文件，这些文件需要特别谨慎的言语措辞。这些工作都是非正式的，他并没有被任命为私人秘书。有一次，大君邀请室利?阿罗频多担任克什米尔之行的秘书，但在访问期间，他们之间有很多摩擦，后续也就没有类似的经历了。

*　*

他很勤奋认真，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他真的很有成就感。

事实上，以上描述并不正确。大君并没有对室利?阿罗频多的品质做出“勤奋、认真”这样的评价。大君对他的能力和智力是肯定的，但也指出了他的缺点，比如不守时、不按常规办事。与其说“勤奋认真”“值得赞扬的”，不如说他才华横溢、办事敏捷高效更准确一些。

在巴罗达的语言学习

当室利?阿罗频多到达印度时，除了一点孟加拉语外，他不会任何印度语言。孟加拉语是公务员考试的必学科目之一。

孟加拉语不是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ICS）的科目。在通过公务员考试后，室利?阿罗频多选择孟加拉作为实习的省份，才开始学习孟加拉语。但当时所能提供的课程很差，他的老师是一位来自孟加拉的退休英国法官，能力不是很强，但室利?阿罗频多也学到了一些。之后，在巴罗达的大部分时间，室利?阿罗频多都在自学孟加拉语。

*　*

在巴罗达，室利?阿罗频多请了专家做老师，开始逐渐掌握孟加拉语和梵语。

他请了一位孟加拉语老师，是一位年轻的孟加拉语文学家，但并没有请梵文老师。

*　*

室利?阿罗频多在巴罗达，定期向迪南德拉?库马尔?罗伊（Dinendra Kumar Roy）学习孟加拉语。

不，不是定期课程。迪南德拉与室利?阿罗频多一起生活，他的工作是帮助室利?阿罗频多纠正和完善自己的孟加拉语知识，使他习惯于用孟加拉语交谈，而不是定期教学。

【另一个版本】室利?阿罗频多不是迪南德拉?库马尔的学生，他已经自学了孟加拉语，只是请迪南德拉来稍做辅导。

室利?阿罗频多……聘请了一位年轻的孟加拉语老师并开始逐渐掌握孟加拉语……

关于孟加拉语的学习，可以说在聘请老师之前，室利?阿罗频多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语言，可以欣赏班吉姆（Bankim）的小说和马杜苏丹（Madhusudan）的诗歌。后来他学会了用孟加拉语写作，并创办了孟加拉语周刊，其中大部分文章是自己写的，但他对孟加拉语的掌握程度无法与英语相比，他也不敢用孟加拉语发表演讲。

*　*

他在巴罗达学习印地语。

室利?阿罗频多从未学过印地语，但他对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的掌握，使他很容易在没有任何常规学习的情况下学会印地语，并能阅读、理解印地语书籍或报纸。他不是通过孟加拉语学习梵语，而是直接学习或通过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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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罗达，对所有文献、历史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后，他开始意识到吠陀典籍的重要性。

不是的。他是在本地治里开始研习吠陀经典。

在巴罗达的诗歌写作

《致默蒂拉之歌》（Songs to Myrtilla）一书中的五首诗是在英国写的，其余都是在巴罗达写的。

正相反，书中所有的诗都是在英国写的，除了后来的五首，那是他回到印度后写的。

*　*

《维杜拉》（Vidula），最初发表在1907年6月9日的《向祖国致敬》周刊上，《巴吉帕布》（Baji Prabhou）于1910年在《行动瑜伽士》周刊中连载。但它们不太可能是室利?阿罗频多在巴罗达的最后几年里构思或完成的。

不，这些诗是在孟加拉的政治活动期间构思并创作的。

在德奥古尔与外祖父会面

我在德奥古尔（Deoghur）住过几次，在那里见到了我的外祖父，起初他身体健康，后来因瘫痪卧床不起。由于我不在学院，所以一定是特意请假去的。

*　*

在德奥古尔，他和他的岳父母住在一起。

在德奥古尔，室利?阿罗频多是与外祖父拉杰?纳拉扬?博斯的家人一起住。他的岳父母不在德奥古尔。

*　*

室利?阿罗频多将他对印度民族主义的观点归功于外祖父拉杰?纳拉扬?博斯的影响。他转向哲学可能也归因于同样的影响。

我不认为我的外祖父是个哲学家，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哲学。我的政治观点在我回到印度之前就已经形成。外祖父和我谈起过他过去的民族主义活动，但我并没有从中学到任何新东西。我很钦佩我的外祖父，喜欢他的著作“Hindu Dharmer Sreshtatwa”和“Se Kal ar E Kal”，但认为他对我有任何影响是不正确的。我在英国的见识早已远超他过时的观念。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罗摩克里希纳和辨喜。

*　*

他与外祖父的会面是出于政治目的。

这是不正确的。在这些会面中，他并不关心政治。几年后，他与德瓦布拉塔?博斯（Devabrata Bose）一起旅行［此人是巴林在《新时代》（Yugantar）的助手］，是为了访问一些已经形成的革命中心，也是为了会见这些地区的领导人，了解国家的总体形势和革命运动的可能性。这段旅程中的经历使他相信，如果没有一场广泛的公众运动，引发一种普遍的爱国热情，并将独立思想作为印度政治的理想和目标普及开来，那么秘密准备或行动本身是不可能奏效的。正是这种信念决定了他后来的行动。

写给政界及专业人士的信件和电报

（1906 —1926）

1906年8月，室利?阿罗频多开始担任孟加拉国民学院的院长和日报《向祖国致敬》的社论作家。1908年5月，他因与阿利普尔爆炸案有关联而被捕，一年后被释放。1910年，他在本地治里定居，断绝了与自由运动的一切直接联系。尽管如此，他仍被英国政府视为危险的革命者。有一段时间他通过金德讷格尔的莫提拉尔?罗伊与该运动保持间接联系。

致贝平?钱德拉?帕尔

贝平?钱德拉?帕尔（Bipin Chandra Pal，Bipin也写作Bepin）是一位民族主义演说家和作家。室利?阿罗频多在1906年9月或10月给他写了这封信。当时帕尔是民族主义报纸《向祖国致敬》的总编辑，室利?阿罗频多是其首席撰稿人。这封信在阿利普尔爆炸案审判（1908—1909）中被作为证据提交。原件已失传，以下文字复制自法庭书面证据汇编和文字记录。

星期三

亲爱的贝平先生：

请通过送信人转告，今天我们能在何时何地见到您、拉贾特（Rajat）和库马尔（Kumar）先生。

苏博德先生今天要走了，狄金森（Dickinson）在安排形式上附加了一些条件，也许很难让他同意。然而，如果要完成此事，就必须在今天完成。您能不能在三点前来，帮助我们说服苏博德先生在走之前签字。

您真诚的

阿罗频多?高斯

答谢信

1906年12月的印度国民大会加尔各答会议之后，室利?阿罗频多去了德奥古尔（现贾坎德的一个山地度假胜地）休息和休整。在德奥古尔期间（1907年1月中旬至4月初），他处理了一些待办的办公室工作，比如写了这封对国民学院基金收到的小额捐款的答谢信。室利?阿罗频多的笔记被作为阿利普尔爆炸案（1908—1909）审判的证据。原件已丢失。英国政府在一份关于审判的报告中收录了这封信，该报告后来被重印在《孟加拉的恐怖主义》第四卷（加尔各答，1995）第682页。

德奥古尔

1907年3月9日

夫人：

您委托H. C.达斯（Das）先生转交给国民学院基金会的10卢比已收悉。特此感谢。

您忠诚的

孟加拉国民学院院长

阿罗频多?高斯

致赫门德拉?普拉萨德?高斯

赫门德拉?普拉萨德?高斯是《向祖国致敬》的主要作者之一。室利?阿罗频多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报社内部发生了很多冲突。以下文字复制自赫门德拉?普拉萨德的日记，他在日记中抄写了这段话。

1907年4月19日

亲爱的赫门德拉先生：

您愿意见我一面，让我们谈谈这件事吗？非常遗憾，摩擦和误解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把问题谈清楚，就可以达成谅解，从而避免这些问题。

您真诚的

阿罗频多?高斯

致阿斯维尼科马尔?班纳吉

室利?阿罗频多于1907年8月因煽动叛乱罪被捕，在这之前，他给律师、劳工领袖和民族主义政治家阿斯维尼科马尔?班纳吉（Aswinicoomar Banerji）写了这些信。

［1］

这封信提到的《加里波第传》是J.西奥多?本特（J. Theodore Bent）所著的《朱塞佩?加里波第传》（The Life of Giuseppe Garibaldi）（伦敦：朗文—格林出版社，1882）。

惠灵顿广场12号

1907年6月26日

亲爱的阿斯维尼先生：

我完全忘了这件事。恐怕我现在想不出你要的是哪一类书籍。我想到的有马里奥特（Marriot）的《意大利制造者》，但那不是传记，也谈不上全面。本特的《加里波第传》都是事实陈述，读起来很乏味。我不记得有任何好的英文版马志尼的传记，只有他自传的译本。无论怎样，我会查一下这个主题，如果有什么发现，我会告诉你的。

你真诚的

阿罗频多?高斯

［2］

1907年6月7日，《新时代》、《黄昏》（Sandhya）和《向祖国致敬》的编辑收到孟加拉政府的警告，如果继续发表煽动性文章，他们将受到起诉。7月5日，布彭德拉?纳特?博斯被当作《新时代》的编辑而遭到警方逮捕， 7月24日受审后被判刑。六天后，警方搜查了《向祖国致敬》的办公室。很明显，室利?阿罗频多在这个时候给阿斯维尼科马尔?班纳吉写了这封信。这两封信的原件现存于德里的尼赫鲁纪念博物馆和图书馆（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

1907年7—8月

亲爱的班纳吉：

是的，我还没有被捕，不过我听说，我、苏博德和其他三人都被通缉了。捐款不在我们这里，目前在别人手里，但我会尽快把它拿回去的，如果在这之前我还没有被捕的话。

你真诚的

阿罗频多?高斯

致S. K.穆里克医生

夏拉特?库马尔?穆里克（Sharat Kumar Mullick），一位对民族主义政治和国民教育感兴趣的医生，1908年在国立医学院担任讲师。室利?阿罗频多在1906年和1907年担任孟加拉国民学院的院长，直到1908年5月一直与该校保持一些联系。自1906年底，室利?阿罗频多的主要工作转为编辑《向祖国致敬》。他在这封信上写的日期是1907年2月8日，加尔各答，年份肯定是错的。据了解，在1907年1月至4月，室利?阿罗频多一直在德奥古尔，1908年2月8日他应该在加尔各答，那天他在《向祖国致敬》报社的办公室里参加会议，信中提到的可能就是这次会议。所以这封信的日期应该是1908年2月8日。

孟加拉国民学院

波巴扎尔街166号

加尔各答

1908年2月8日

亲爱的穆里克医生：

您的学生邀请我参观国立医学院，他们想下午三点半来接我。如果推迟一点时间，会给您带来不便吗？因为我下午三点在《向祖国致敬》办公室有非常重要的工作。他们可以在四点半来接我吗？

您真诚的

阿罗频多?高斯

穆里克医生的回复：让我们折中一下，下午四点。抱歉，匆忙回复您，我在上课。

组织政治活动的电报

1907年9月，贝平?钱德拉?帕尔因拒绝在《向祖国致敬》煽动案中作证而被判处六个月监禁，1908年3月被释放。3月6日，室利?阿罗频多和同事给全国不同地区的十五位民族主义领导人发了电报，要求他们组织庆祝活动，并提供了一个给帕尔捐款的账户。室利?阿罗频多根据不同的收信人，改了不同的措辞，总共发出了七个不同版本的电报，都收录在下文中。这些电报在阿利普尔爆炸案的审判中被作为证据录入。

（1930—1937）

这部分是写给王室成员、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的信件。

致马哈拉尼?钦纳拜二世的信函（草稿）

伽拉拜?噶特（Gajrabai Ghatge），后来的马哈拉尼?钦纳拜二世（Maharani Chimnabai Ⅱ），于1885年与巴罗达大君萨亚吉拉奥三世（Maharaja Sayajirao Ⅲ）结婚。室利?阿罗频多在1893年至1906年间为巴罗达大君工作时见过她。二十多年后，她写信给室利?阿罗频多，谈到她的个人生活。出于礼貌，室利?阿罗频多在回信时，使用了给印度皇室成员写信时必须使用的官方要求格式。

巴罗达马哈拉尼殿下：

的确，通过练习瑜伽，我获得了更高的精神意识，随之而来的还有某种力量。这股力量使我能够与那些已准备好的人沟通，帮助他们达到某种精神状态。当这种状态臻达完美时，人们可以获得一种长期稳定的内在平静，时刻处于充满力量和极乐的状态。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平静与喜乐与我们心理层面所感知到的平静与幸福完全不同，如果没有精神上的训练，是无法达到的。

我不知道这样说能否向殿下解释清楚。简单来说，人有两种意识状态，处在其中任何一种中都可以生存。一种是更高的意识，它位于生命游戏之上并支配它，这被称为一个人的本我（the Self）、灵性（the Spirit）或神性（the Divine）。另一种是人们在生活中的一般意识，是一种表层的意识，是圣灵游戏人间的工具。处于一般意识中生活和行动的人，完全受制于心意的普遍活动，自然而然受制于悲伤、喜悦、焦虑、欲望及其他构成俗世生活的一切事物。在一般意识状态下，人们可以获得心理上的平静和幸福，但无法长久也不稳固。如果一个人可以完全生活在精神意识（spiritual consciousness）中，那毫无疑问，光明、平和、力量和喜乐，就会自然而然地、永久地属于他。即使一个人只是部分地处在精神意识中，或持续地向精神意识敞开心扉，也能获得足够的精神之光、平和、力量和喜乐，从而帮助他面对生活中的艰难险阻。如果一个人向这种精神意识保持开放，他能获得的取决于他想寻求的。如果寻求的是宁静，就能获得宁静；如果寻求的是光或知识，一个人就能沐浴在伟大的光芒中，获得比人类普通头脑所能获得的更深刻、更真实的知识；如果寻求的是力量或能量，就能获得内在生命的精神力量，或指引外在工作和行动的瑜伽能量；如果寻求的是幸福，那他所获得的至福会远远超过那些普通生活所能给予的所有欢乐或幸福。

有许多方式可以开启或进入这种神圣意识。我对他人的开示是，通过持续的习练，走进自己的内在，通过对神圣存在的渴望打开自己，一旦意识到神圣存在及其行动，就将自己完全交托于他。这种自我交托意味着，没有任何企求，只愿与神圣意识保持持续的联结与合一，渴望它的平和、力量、光明与喜乐，别无他求。个体生命及行动只是神圣存在的工具，用以完成他赋予我们在世间的所有工作。如果一个人能够被启引并感受到神圣力量，即精神意志在身、心、灵中运作的力量，余下的就是保持对它的忠诚，始终呼唤它，允许它降临并发挥作用，同时还要拒绝较低意识和较低本性的所有低级力量。

之所以写这么多，是为了说明我的立场以及我的瑜伽力量的本质。通常，我不会要求所有人都习练这种瑜伽，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有，或已经培养了对这种瑜伽的强烈使命感的人才有可能习练这种瑜伽，其他人是无法坚持到底的。我也不会像许多瑜伽士那样，去帮助那些只追求某种外在本性平静的人，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我也会这样做。我的目标是创建一个精神生活中心，让更高的精神意识下降，成为一种力量，不仅是为了“拯救”，更是为了世人的神圣人生。正是出于这个目标，我退出了公众视野，在本地治里创立了这间修道院（姑且称其为“修道院”，因为没有更好的词，它不是桑雅士的修道院，而是为那些致力于这项事业而抛下一切的人所创立的地方）。与此同时，我在印度各地也有少数弟子住在自己家中，即便距离遥远，他们也能从我这里得到精神上的帮助。

这是我对殿下的全部回答。至于我所说的这些是否与您所寻求的相关，全由殿下判断。

1930年

圣雄甘地提议的拜访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于1934年2月17日访问本地治里，当时他暂时从政界退休。正如他在给室利?阿罗频多的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其中部分内容见以下室利?阿罗频多1934年1月7日的回信），自1915年从南非返回印度以来，他一直希望能与室利?阿罗频多会面。为了安排会面，他写信给室利?阿罗频多的弟子戈文德拜?帕特尔（Govindbhai Patel），戈文德拜曾与甘地组织的运动有联系（有证据表明，戈文德拜早些时候曾写信给甘地，建议会面）。1934年1月2日，甘地直接写信给室利?阿罗频多。以下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室利?阿罗频多给戈文德拜和甘地的答复。

［1］

戈文德拜?帕特尔：这是甘地寄来的明信片。如果您认为他会在您那里有所收获，请允许他与您见面。

*　*

你必须写信告知甘地，我不能与他会面。很久以前，我就立下了一条绝对的戒律，不与任何人会面，甚至不和我的弟子们说话，一年中只给他们三次静默的祝福。因此我只能拒绝所有人提出的会面请求。这条戒律是出于修行的需要，不是为了图清净或任何其他原因。现在还不是破除这条戒律的时候。

1933年12月28日

［2］

M.K.甘地： ……也许您知道，自从我回到印度，就一直热切地渴望与您会面。由于不能见面，我派儿子去见您。现在，几乎可以肯定我要去本地治里了，您能给我几分钟时间和我见上一面吗？我知道您不愿意见到任何人。但是，如果您没有明确的禁戒誓言，我希望您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1934年1月2日

*　*

1934年1月7日

亲爱的圣雄：

的确，我没有发誓，因为我从未发过誓，但只要我还在退隐状态中，退隐的理由还存在，我就会遵守禁戒。我想您会理解，这不是个人或头脑的选择，而是来自更深的源头，是内在的工作和修行所必需的。因此我无法与您会面，除了继续遵循过去这些年一直恪守的戒律以外，我别无选择。

室利?阿罗频多

［3］

戈文德拜?帕特尔：我听说您已经给他回信了。他真的写了什么吗？

*　*

没看到信，我也不好讲。他在信中只是表达了长期以来一直想见我的愿望，他说如果我的退隐不是誓言，他希望能与我见面。我回信说，只要我退隐的理由尚在，我就不能违背戒律。

1934年1月9日

［4］

戈文德拜?帕特尔：甘地写信说，他还没有收到室利?阿罗频多的答复。我听说他请室利?阿罗频多至少亲笔回复一行，但室利?阿罗频多亲笔写了一封完整的信——他通常不会这样做。这是真的吗？

*　*

是的。我给他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解释了我退隐的性质，也很遗憾地表示，只要我退隐的理由尚在，就不能打破这个戒律。这封信寄到了班加罗尔，应该已经送达了，除非被CID 扣留。我想，即便他离开了班加罗尔，信件也会转交给他的。你也可以写信向他转告上述内容。

1934年1月12日

［5］

戈文德拜?帕特尔：我相信他会多逗留些时候去看望母亲。母亲毕竟是母亲，让他接受母亲的爱抚吧。我相信他不会用政治话题去叨扰母亲。如果他要谈什么，应该是他对真理的探求。

*　*

他的提议不可行，我不觉得做这些有什么用。无论如何，请你告诉他无须过多逗留，这完全与我们的意愿相左。他是在自己的既定道路上寻求真理，母亲在这方面无从置喙，他也并未言及需要任何帮助。修道院也不会令他满意，因为我们修习的并不是苦行路线，与他的思想大相径庭。

1934年1月24日

［6］

戈文德拜?帕特尔：正如他写信让我通知您的那样，我是否能回复他，母亲不能见他，还是我缄口不提此事？如果他问起看望母亲的事，我是否能说母亲不能见他？

*　*

你可以告诉他，以目前的情况，母亲不能接待他的来访。

1934年2月16日

致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博士

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1962年至1967年间任印度总统。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在英国做学者（1935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斯波尔丁东方宗教和伦理学教授）。1934年8月，他通过迪利普?库马尔?罗伊与室利?阿罗频多取得联系，请室利?阿罗频多为他的一本关于当代印度哲学的书撰写一篇文章。在1934年9月的一封信中，室利?阿罗频多要求迪利普代他推辞此事。拉达克里希南坚持请求，室利?阿罗频多便直接给他写了这张纸条。［拉达克里希南的书《当代印度哲学》（Contemporary Indian Philosophy）于1936年由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出版，其中并没有收录室利?阿罗频多的文章。］

1934年10月2日

亲爱的拉达克里希南教授：

很遗憾，您的新书由于我的文章尚未完成而不能按时出版。我曾向迪利普透露过，这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况且我也不会做出难以兑现的承诺。但我觉得他仍希望我能想方设法抽时间完成此事。

目前，我的时间完全被繁重和紧迫的工作所占据，一刻也抽不开身，没有精力或时间做其他任何事情。我只得暂时搁置所有的思想或文学作品，甚至连《雅利安》中未出版作品的修订工作也被无限期地搁置了。短期内，这种状况不会有任何改变，对我来说，目前手头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我别无选择。因此，希望您理解我无法满足您的请求。非常抱歉，让您失望，这实属无奈之举。

室利?阿罗频多

写给及关于莫拉吉?德赛的信函

莫拉吉?德赛（Morarji Desai），1977年至1979年间任印度总理。

［1］

1934年，德赛提议和他的朋友昌杜拉尔?马努拜（Chandulal Manibhai）一起来修道院，马努拜写信给A.B.普拉尼，请求允许他们参加达显。以下是室利?阿罗频多写给普拉尼的答复。

A.B.普拉尼：这是昌杜拉尔?马努拜博士发来的电报。他在电报中提及了另一位先生——莫拉吉?德赛，他原本是一位地区副署长，在不合作运动中辞职了，此后一直从事公共生活。我听说他有灵性追求的倾向。

如果他们被允许参加达显，他们可以待在外面。明天16日回电报也来得及，他们应该有时间赶到这里。

*　*

他们最好没有时间赶到这里。我搞不懂，为什么这些知名的政治家要这样成群结队地来这里？你最好发电报告诉他们太迟了，来不及参加了。

1935年2月15日

［2］

德赛于1935年8月来到修道院。逗留期间，他给室利?阿罗频多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精神修习的问题。德赛在他的书《我一生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Life）中发表了室利?阿罗频多的答复。

莫拉吉?德赛：自1930年以来，我一直以我的理解努力将《薄伽梵歌》中所宣扬的瑜伽之道付诸实践……然而，我还不能说自己已经踏上了正确的道路，每天我都意识到，放下各种执着，过平凡的生活是多么困难。

作为一个谦卑的问道者，我来到这里寻求指引，请您告诉我，我是应该继续目前的修习道路，还是我已走错了，应该换另一条路？如果您认为我应该继续目前的瑜伽道路，请您指引我，该如何放弃所有的执着。如果您建议我改变道路，请为我指明并阐释新的方向。

*　*

1935年8月17日

室利?莫拉吉?德赛：

我不知道能否对你选择的道路给出指导意见，对我而言，如果只是根据信中的内容，而没有更确切的信息，很难给出明确的指导。

你没有必要改变自己选择的生活及工作之道，只要你觉得这源自你的本性（svabhava），或者这是由你的内在存在所主导的，又或者出于某种原因，这是你的正法。这是三种检验手段，除此之外，我不认为有任何固有的工作或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薄伽梵歌》的瑜伽之道。外在的形式依事物性质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最重要的是工作时所秉持的精神或意识。因此，当一个人还没有稳定地经验到神圣存在的力量在掌控行动，那就先只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随后，神圣存在的力量会决定该做或不该做什么。

除非我们内在的精神体验能有一个快速且全面的成长，否则摆脱所有执着势必困难重重，只能依靠长期的精神修习才能达成，这也是《薄伽梵歌》教义的实质。当所有的工作都成为一种对神圣存在的自发献祭时，当我们向神圣存在敞开心扉时，当我们经验到众生万物的神性时，我们才能停止对结果的渴望，或对行动本身的执着，才能生出对所有生灵、万事万物无有是非曲直的平等心，才能彻底放下小我——这对于完全的不执最为必要。这种意识或体验不单来自头脑或思想，而一定是来自存在（sarvabhavena）的每一部分及其所有的活动，这样才能轻松放下所有执着。我谈的是《薄伽梵歌》的瑜伽之道，在苦行修习中，人们靠不同的方式达到不执，即斩除与所有执着对象的联结，通过弃绝使执着本身枯萎消亡。

室利?阿罗频多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提议的访问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于1947—1964年担任印度第一任总理。他在自由运动期间是国大党的领导人之一，曾四次担任国大党主席。1936年，与尼赫鲁相识的修道院成员迪利普?库马尔?罗伊提议，如果尼赫鲁来到本地治里，他想邀请尼赫鲁与他同住。室利?阿罗频多在给迪利普的回信中写下了这些意见。

［1］

迪利普?库马尔?罗伊：尼赫鲁可能会在本月17日左右来这里。我打算邀请他来我房间和我同住一两天，您意下如何？接下来，他肯定会请求与母亲见面。当然，我会尊重您的意见。

*　*

恐怕你的提议不大可能实现。贾瓦哈拉尔作为国大党主席来这里，是肩负着政治使命的，而我们不仅要远离政治，还要远离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人和事。如果他出现在修道院的房间里，那我们就麻烦了！一份激烈的报告会马上由英国驻德里领事送到伦敦，再从伦敦送到巴黎。当下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因为友好的总督即将离开，也许3月份能回来，也许不能。如果那里的殖民地部长询问我们的情况，他必须能够提供对我们有利且无可挑剔的报告。未来可能会很动荡，这动荡很可能会席卷到本地治里，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保持警惕。所以，请不要让贾瓦哈拉尔对这次会面有所期待，这是不可能的。让我们耐心等待事态的发展。也许以后某个时间，当贾瓦哈拉尔不被外部压力和动荡所裹挟的时候，他可以来这里。

［2］

迪利普?库马尔?罗伊：当然，我会以个人名义来做这件事，如此一来，我多少是出于礼貌，像邀请朋友一样邀请他过来。

*　*

这在英国领事和其他旁观者看来没什么不同。肯定有人会嚷嚷：“啊哈！啊哈！看看他们搞的小把戏！”此外，尼赫鲁不会独自前来的，我想他一定会带着他的随从或手下一起来。至少在我那个年代，所有的国大党主席都是如此行事。此外，本地治里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他们不太可能让尼赫鲁在这里逗留太久的。

1936年10月5日

致比伦德拉?基肖尔?罗伊?乔杜里

比伦德拉?基肖尔?罗伊?乔杜里（Birendra Kishore Roy Chowdhury）是东孟加拉邦当地的一名贵族，也是一位实业家和政治家。1937年1月，他当选为孟加拉立法委员会委员。然而，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音乐家（他以印度斯坦风格演奏维那琴）和音乐学者。

1937年2月21日

比伦德拉?基肖尔：

我已经立下戒律，不再写任何关于政治的内容。此外，像联大这样的团体该做些什么，取决于具体情况，取决于局势的实际需要，而局势又是瞬息万变的。这样的团体的工作并无任何精神属性。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背后的精神意识来完成，但是，除非一个人已经有很高的精神意识，否则他早期仍需按工作本身的必要性和工作性质的要求行事。既然你已加入了这个政党，就要遵守它的纲领，并为此全身心地奉献自己的全部觉知和能力。你没有任职是正确的，因为你已有承诺在身。无论如何，一个进入政界的修习人不应一心为己，而应报效国家。如果他任职，也只是通过职位为国家效力，

而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品格和能力。你应该以高标准行事，这会为你赢得尊重，甚至包括来自对手的尊重，同时也会证明选民们的选择没有错。

室利?阿罗频多

第三部分　有关印度和国际事件的公开声明及信件

（1940—1950）

第一节　有关印度和国际事件的公开声明、言论、信件及电报

（1940 —1950）

自1910年退出民族运动后，室利?阿罗频多不再就当代政治问题发表言论。1918年，他写给《新印度报》和《印度斯坦报》编辑的信（见第二部分第一节）是他二十多年来最后一次就政治话题发表公开声明。1940年，他第一次打破沉默，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发表言论。之后，他发言支持克里普斯提案和英国向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提出的其他提议。印度获得独立时，他应邀在一些场合发表了讲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 —1943）

室利?阿罗频多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反对欧洲帝国主义，但当法国沦陷后，他站出来支持英国及其盟友。他认为，无论盟军在他们的殖民地上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仍然受到更高进化力量的影响，而希特勒的德国则被极度反神性的力量所控制。

对盟军战争基金的捐款

这封信的日期是1940年9月19日，由室利?阿罗频多和母亲共同签署。

随同这封信，室利?阿罗频多和母亲向马德拉斯战争基金捐款500卢比。这封信于同日在马德拉斯的《印度教徒报》上发表。后来，信的第二段被收录在一份题为“室利?阿罗频多对战争的看法”的传单中，标题为《仅限于室利?阿罗频多（瑜伽）的修习者》（For Sri Aurobindo’s Sadhaks Only），在修道院和修道院的朋友中分发。再后来，它被收录在《论战争》的小册子中。

在马德拉斯总督阁下（H.E. the Governor of Madras）的支持下，我们特此向马德拉斯战争基金（the Madras War Fund）捐款500卢比。这笔捐款是为了继续从资金上支援盟军事业（法国不幸溃败前我们已向法国国家防御基金捐款1万法郎，停战后又旋即向总督战争基金捐款1000卢比），以表达我们对英国人民和大英帝国抵抗纳粹帝国侵略战争的全力支持，和对其为之奋斗事业的深切同情。

我们认为，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不仅是那些饱受德国统治和纳粹制度威胁的国家的保卫战，更是对世界文明、对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价值观，以及对整个人类未来的捍卫。为此，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给予坚定不移的理解与支持，并期待着英国的胜利，期待最终能迎来一个各国之间和平与团结的时代，以及一个更美好、更安全的世界秩序。

1940年9月19日

为战争基金捐款的说明

［1］

这封信来自室利?阿罗频多的手写草稿，在室利?阿罗频多生前并没有被公开发表。草稿中虽没有注明日期，但显然是在上述声明之后不久写的。

你建议对战争基金捐款一事进行说明，对此，室利?阿罗频多并不热衷于公开解释他的行为或回应关于此事的任何争议。在信中，室利?阿罗频多已明确表示，他全力支持这场战争以及支持的原因。在他看来，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以及他们对世界统治的步步为营是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这是完全的阿修罗力量，是对人类文明最高价值的攻击。如若得逞，将意味着至少三大洲的人民人权、民族自由、意志自由、生命权利、宗教和精神自由被无情摧毁。

在欧洲，事态已暂时平息，但几个小国的形势仍令人不安。一旦英国被打败，欧洲局面则无回旋余地。随之而来，亚洲民族的崛起或重振，目前所获得的所有进展，亦将悲惨地化为乌有。对印度来说，我们对自由的希冀将化为往昔岁月中的泡影，或是在遥远未来都难以企及的梦想。纳粹将有色人种贬谪到卑微境地，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纳粹征服并统治了世界，印度的命运可想而知。作为一个共同体，人类将重陷野蛮的境地，跌入社会与道德困境的深渊，那里只有统治者的残暴和被奴役者的顺从。因此，只有英国展现出反抗与生存的勇气和力量，在抵抗这股毁灭势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才能解除这场危机。

这是室利?阿罗频多对战争的观点，秉持这一观点，他已尽己所能，没有理由被误解。如有必要，您可以对任何提出疑问之人予以解释。

［2］

下文提到的这封信是由室利?阿罗频多的弟子阿尼尔巴兰?罗伊于1940年10月22日写给一位熟人的。室利?阿罗频多在这封信的背面写了这张纸条。

不应发出这封信，此时应保持缄默。我不希望我的捐款和写给马德拉斯总督的信引发任何政治活动或政治争议。事情本身会说明一切。任何时候有必要对此事做进一步说明，我会亲自处理。

1940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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