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演讲
（1916 年 2 月 4 日）
在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潘迪特·马拉维亚邀请甘地吉致辞。印度总督查尔斯·哈定基勋爵特地前来参加大学奠基仪式。为了保护总督的人身安全，警察采取了特别的防护措施。警察无处不在，并且沿途两边的所有房子都有人守卫。可以说，贝拿勒斯处于一个被包围的状态中。
印度各地的名流都纷纷赶来，他们中很多人还发表了演说。
1916 年 2 月 4 日，轮到甘地吉给会众演讲，听众之中大部分是敏感冲动的年轻人。一群珠光宝气的王公贵族坐在主席台上。达尔班加王公（Maharaja of Darbhanga）担任主席。
甘地吉穿着一件短的粗布拖地裤，披着卡提瓦半岛斗篷， 戴着头巾上台演讲。警察的布防以及周围的奢侈品使甘地吉深感痛心。甘地吉转向听众，他说他将思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想为拖延了很长时间才能来到这里演讲致以深切的歉意。并且，当我告诉你们这并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任何人的责任时，你们也许会乐意接受这个道歉。事实上，我就像一个要登台表演的动物， 而我的看护人由于过分善良，他们总是力图回避生命中一些不可避免的事情，也就是纯粹意外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想让一些意外事件发生在我们——我、我的看护人、车夫身上。因此，才拖延至此。
朋友们，在刚就座的贝桑特夫人无可比拟的雄辩口才的影响下，我恳求你们，不要认为我们的大学已经取得完美的成果，并且不要认为那些想到这所百废待兴的大学学习的年轻人，在离开学校的时候会成为大英帝国的完美公民。千万不要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开这里。同学们，作为今晚我所关注的听众，你们如果有一丝想法认为精神生活——这个国家最独特且无可匹敌的东西，能够通过言语传达，那请相信我，你们错了。你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嘴唇就能够把我希望将来某天印度传达给世界的信息表达出来。我本人一直以来是厌恶演讲与讲座的。不过，我得把前两天在这里举办的系列讲座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还是要斗胆提醒你们，我们几乎用尽所有的资源来举办讲座，然而仅仅满足我们的耳目之欲是不够的，我们的心灵必须被触动，我们的手和脚必须去行动。
过去两天的讲座一再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保持印度人的纯朴特性，那手脚与心灵的协调行动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想说的是，今晚在这个伟大学院，在这座神圣的城市，我被迫使用一种自己陌生的语言为我的同胞演讲，这是我们莫大的耻辱。我知道，如果我被任命为主考官，就这两天的系列讲座内容来考一考聆听这些演讲的人，那么大多数人将会不及格。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并没有被触动。
我出席了12月份的国民大会党的会议。那里的听众比现在多得多。然而，如果我告诉你们唯一能够在孟买触动庞大听众的演讲是用印地语发表的，你们相信吗？在孟买（请注意，不是在贝拿勒斯）每个人都说印地语。但是，在孟买地区的方言与印地语之间，不像英语与印度各姊妹语言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并且，国大党会议的听众更容易听懂印地语的发言。我希望这所大学能够注意，让来这里学习的年轻人能够以他们的本土语言获得指导。语言是我们自身的反映。如果你跟我说，我们的语言过于贫乏以至于无法表达最好的思想，这其实相当于抹杀自己的存在。是否有人梦想着英语永远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为什么这会阻碍国家的发展？让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我们的年轻人不得不跟英国的年轻人进行一场多么不平等的竞赛。
我很荣幸与浦那的一些教授进行过一次深入交谈。他们以令人信服的口吻告诉我，每个印度青年，由于他要通过英语获取知识，所以至少会失去人生中的六年宝贵时光。如果乘以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数量，你就会知道我们民族损失了多少个千年的时间。我们常被指责缺乏进取精神，但是如果我们要付出生命中宝贵的几年时间来掌握一门外语，怎么可能会有任何进取精神？我们的这种努力也同样失败了。在昨天与今天的演讲者中，哪个能够像希金波坦
（Higginbotham）先生那样打动他的听众？不能打动听众并不是先前这些演讲者的错。他们的演讲有真才实学，但无法打动我们的心。我曾听有人这样说，不管怎样，正是这些受过英语教育的印度人在领导着这个民族，并且在为这个民族做所有的事情。不这样才怪呢，我们接受的唯一教育就是英语教育。我们当然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英语教育的结果。但是，假如我们在过去五十年里，一直通过我们的本土语言接受教育，我们今天会拥有什么？我们将拥有一个自由的印度，我们将拥有自己的饱学之士，他们也不会像外国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而是对这个民族倾心吐意。他们将与穷人中的赤贫者一起工作，并且无论他们在过去这五十年中获得的是什么，都将成为这个民族的遗产。今天，我们甚至无法与妻子分享我们最好的思想。看看玻色教授和雷教授及其出色的研究吧。他们的研究无法成为大众的公共财富，这难道不是一种羞耻吗？
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个话题。
国大党已经通过一项关于自治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国大党全印委员会（The All-India Congress Committee）和穆斯林联盟将会承担他们的责任，并提出一些切实的主张。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必须坦诚地承认，相对于他们提供的方案，我更关心学生界提供的或民众要做的事情。纸上谈兵永远不会给我们带来自治，再多的演讲也不会使我们做好自治的准备，只有行动我们才能实现它。那么，我们将如何努力做到自治呢？
今天晚上，对这个问题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并不想做一个正式的讲座，并且如果你们觉得我今天晚上直言不讳，我恳求你们权且当作正在和一个毫不隐藏想法的人一起分享他的思想。如果你们觉得我僭越了礼貌的界线，请你们原谅我失礼的地方。昨天晚上，我去了一趟湿婆神庙。当我沿着小路一直走的时候，一些想法触动了我。假如一个陌生人从天而降，正好掉在这座伟大的神庙上面，并且他要留心观察我们印度教徒是什么样的人，他难道没有理由责备我们吗？这个神庙不正是我们自身品行的一种反映吗？作为一个印度教徒，有些话我不吐不快。我们神庙的小路如此肮脏，这样对吗？人们随意在路边建造房子，这条路因此变得曲折而狭窄。如果连我们的神庙都无法成为广阔、干净的典范，我们的自治会变成什么样？当英国人撤离印度之后，我们的神庙是变成神圣、清洁、平安之地，还是会彻底成为人们随心所欲之地呢？
我完全赞同国大党主席的意见，即我们在考虑自治之前，必须先踏实做好必要的工作。每一个城市都被划分成两部分，兵站与城市本部。城市很大程度上像一个恶臭的洞穴。我们是一个不习惯城市生活的民族。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城市生活，就无法再造和谐的乡村生活。人们走在印度孟买的大街上，心里却一直害怕高层建筑的居民向他们吐口水，想到这样的情况就会不舒服。我常坐火车旅行，我见过三等车厢乘客的困境。但他们的糟糕环境并非铁路行政部门造成的。我们不懂得清洁卫生的基本法则，在车厢地板上到处吐痰，从不考虑那是人们通常要睡觉的地方。我们从没想过应如何共同使用车厢，结果车厢里肮脏得令人难以言表。那些所谓更高等级车厢的乘客去威吓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同胞。我看到他们中也有学生，但他们有时候做得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会说英语，穿着诺福克夹克衫，声称他们有权利强行上车并要求座位。
我已经打开天窗说亮话，既然你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为你们演讲，我就要坦诚相告。当然，我们必须在争取自治的过程中纠正这些事情。现在，我向你们介绍另一个情况。王公殿下昨天主持我们的讨论时谈到了印度的贫困，其他演讲者也极力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在总督主持的奠基仪式的大棚里看到了什么呢？当然是一场豪华盛会、一次珠宝展览，那些来自巴黎的最好珠宝让人们大饱眼福。我将那些珠光宝气的王公贵族与无数的穷人进行对比。然后，我想对这些王公贵族说：“除非你们摘下身上这些珠宝，并将自己奉献给你们的印度同胞，否则印度就没救了。”我相信国王或哈定基勋爵并不想让我们为了显示对国王最真挚的忠诚，而把我们的珠宝盒倒空，并且用珠宝从头到脚装饰一遍。我愿用生命来打赌，从乔治国王那里给你们带来口信——他并不希望这样。
先生们，每当我听说一座宏大的官邸要在印度某个大城市中兴建的时候，无论是在英属印度，还是在我们自己官员统治下的印度，我都会立刻变得嫉妒起来，并且说：“哦，那些钱是从农民身上来的。”印度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是农民，并且希金波坦先生昨晚以其恰当的语言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一棵小草生长的地方种植两棵小草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夺走或允许其他人夺走他们的几乎全部劳动成果，就没有什么自治精神可言。拯救我们的印度只能靠农民。无论是律师，还是医生，或者是富裕的地主，都不会保护它。
现在，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有责任谈谈这两三天来搅动我们心绪的事情。当总督走过贝拿勒斯的那些街道时，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不安。因为很多地方都布有密探，我们受到了恫吓。我们问自己：“为何这样不信任我们？”这样做不是让哈定基勋爵活受罪吗？但是，作为最高权威的代表，他却不这样想。他会发现这是必要的，即便是活受罪。但为什么要强行安排这些探子来监控我们？我们可能会愤怒，可能会烦躁，可能会怨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今印度已经在它的焦躁中产生一支无政府主义者大军。我自己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而已。我们中存在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阶层，如果我能够去他们中，就会告诉他们无政府主义在印度没有任何空间，如果印度要打败征服者的话。这是一种恐惧的表现。如果我们相信并敬畏真理，就不应该害怕任何人，不害怕王公、总督、密探，甚至乔治国王。
我敬重无政府主义者对祖国的热爱，我钦佩他愿为祖国而死的勇气。但是我要问他——杀人值得尊敬吗？行凶的匕首能够作为光荣牺牲的象征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任何宗教典籍中，都找不到这些手段的正当理由。如果我发现为了拯救印度，英国人必须撤离，他们必须被驱逐，那我将毫不犹豫地宣布他们必须离开。并且，我将准备为这种信念而死。在我看来，这样才算光荣牺牲。那些投放炸弹的人策划阴谋，害怕公开露面，当他们被抓到时就会因他们错误的狂热行动而受到惩罚。
有人跟我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没有人投放炸弹，我们将永远不会得到分治运动带给我们的东西。”（贝桑特夫人阻止道：“请不要说下去了！”）这是我在孟加拉时，在莱恩（Lyon）先生主持的会议上说的话。我认为我说的东西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要我停
止，我会服从，（转向主席）我等着您的命令。如果您根据我所说的话，认为我没有服从国家与帝国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停止。（人群中发出叫喊声：“继续！”主席说道：“请解释您说这些话的目的。”）我只是……（又一次被打断）我的朋友们，请不要为这次打断而愤怒。如果贝桑特夫人今晚建议我停止演讲，那是因为她非常热爱印度。并且，她认为我在你们这些年轻人面前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是错误的。但即便如此，我说这些话，也不过是想清除印度各方互相怀疑的氛围，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我们的目标的话。我们应当拥有一个以互爱、互信为基础的帝国。在这所大学里谈论这些事情，难道不比我们在家里不负责任地谈论更好吗？我认为公开地讨论这些事情要好得多。在此之前我这种做法已经取得很好的效果。我知道，学生没有什么不讨论的，没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因此，我将反省的目光转向自己。我将我的祖国的名誉视为至宝，因此我与你们交流这些想法，并告诉你们在印度无政府主义是没有机会的。让我们开诚布公地对我们的统治者说出任何想说的话，如果我们所说的使他们不高兴，也要面对相应的后果。但是，我们不要滥用暴力。
有一天，我与政府部门的一位职员交谈。我与他们并没有多少共同点。但我不得不对他说话的态度产生敬意。他说：“甘地先生，你是否认为我们所有公务人员都是一群坏蛋，想压迫那些我们管理的人？”“不。”我说。“那么，如果你有机会，请为名声狼藉的行政部门说一句好话。”现在，我就要为他们说一句好话。确实，印度行政部门的许多成员大多数时候都是傲慢专断的。他们是专横的，有时也是轻率的。还有许多其他词或许可以形容他们。我承认所有这些事情，也承认在印度生活了许多年之后，他们之中有些人变得堕落了。但这表明了什么呢？在他们来这里之前他们是绅士，因此如果他们失去了某些道德因素，那正是我们印度人应该自我反省的一个问题。
你思考就会发现，如果一个人昨天是好人，在他与我交谈之后变坏了，是他还是我应当对他的道德恶化负责呢？奉承的风气及身边的各种谎言，使他们刚到印度就道德败坏了，我们也会这样。有些时候接受谴责是有益处的。如果我们要获得自治，就不得不接受这种谴责。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被赋予自治。看一看英帝国与不列颠民族的历史吧，像他们那样热爱自由的民族，不会把自由赋予一个不想自己争取自由的民族。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从布尔战争中学到这个教训。几年之前他们是帝国的敌人，现在却已经成为朋友……
（就在这时，演讲再次被打断，讲台上的人群开始离开。演讲因此被迫结束。）
《圣雄》，1960 年，第 179 —18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