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隐谷
很多人问我：花隐谷在哪里？
久居都市的人，因忙于应对生活的程式化节奏，常忽略季节的变换，迫不得已错过春天，有的人只能在朋友圈里过一回花瘾，为那些美若星辰的花惊叹，替那些拍摄花朵的人点赞，这是热爱春天的人难以拒绝的事。
在任何春天，我都渴望成为第一个听见花开的声音的人。
遇不见花开的春天，犹如看不见雪的冬天，只是花朵一直都在春天深处，而人易被困于红尘俗事，这或多或少会让人产生对春天的抱愧心理。
其实，我的抱愧，皆因错过那些芬芳生命匆匆即逝的花期。这种心理，除了悲悯与疼惜，总也不能过分探究解析。
可我深知自己是深爱一切花朵之人。
此刻，我完全理解那位看见油菜花便泪光闪闪的诗人，尽管他是一个大男人，但谁也阻止不了他对此物的“通情达意”。无论遇到什么节日，我都抗拒去花店买花。尤其是那些被人任意修剪捆绑、囚禁于花店的花，看上去和塑料的差不多，这就好比一个脱离了大地的人，在雨中假装千百种笑。我从花农手上买过一些盆景，放置于阳台，它们虽形单影只，难有万紫千红的阵容，却能恰到好处地点染季节与心情。
在春天，因为花的到来，屋子里的气氛常常可以得到改善。比起自由的花，我更爱故乡那些随着季节变换而悄然绽放的野花。它们保有纯天然的性情，要多野有多野，甚至野得让我呆望好几眼，仍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在旷野，在林间，在水边，那些花儿热情，但不奔放，好比羞涩的女孩牵挂着一个多年前去了战场的故人。
终于在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我从城市逃回那在纸上无数次描摹的故乡。遗憾的是，这里的人们越来越不把元宵节当回事。在几近无人理睬的孤独中，烟花的确比夜空易冷。村子里的人气一日不如一日，我常常遇见的两个老光棍成天脸红脖子粗地指桑骂槐，他们在地上相对而坐，彼此愤怒地举着酒瓶子大喊“我打你”，却从不见动手。剩下的三五户人家，正月十五未过，已全部关门闭户，外出打工。
只有年迈的父母安静地守着原地重建的老屋，他们不再为经济拮据发愁。我回乡陪伴他们的时间少之又少，但去年总算参与了改建，改变了老屋的容颜与表情—外墙贴有两种颜色的石头，它们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楼下的是大青岩石，楼上的是鸡蛋壳石。在结实的屋子里，父亲母亲早已把那一截叫愁的肠子，晒干，切断，炖好，下酒了。如今，侵袭他们的不是贫穷，而是无处不在的孤独。没错，我看见故乡到处都是疯长的孤独—好比夜空中绽放的烟花，以及漫山随风摇曳的野花。
这种孤独，亲历过乡村成长的返乡者无法回避。
过去，回故乡，我总试图走出村子几步，期望能遇上几个熟悉的人，更希望他们不要把我当作异乡人。我想象自己就是一个在乡间收集民谣和故事的人，坐在铺满阳光的田坎，傻傻地望着飞鸟划过天空，看卷起裤管拉着牛和犁铧的人，在风中使唤牛，听他在夕阳下慢慢叙述岁月的日常与世事的无常。
可这一切，都不再回来。这样的画面，如同尘埃定格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人的记忆里。
太多人背弃故乡，去了他人的城市。似乎天下有故乡的人，最终的奋斗都回不到最初的故乡。在心里，他们只能被迫接收故乡的消息—喜悦的、忧伤的，年轻的、苍老的，清晰的、浑浊的，以及下落不明的，甚至死亡的，这都是接踵而至、防不胜防的故乡的消息。如今，回到故乡总是寸步难行，我知道无论我把脚延伸到哪儿，多的是花，最难看见人的踪迹。
太多太多的花，开在来来往往的春天。
父亲母亲从不瞥一眼那些花儿。但花儿眼里一直默默地装着父亲母亲的沉默。那只猫形影不离地跟在母亲身后，它身上的毛由白、褐、灰三种颜色构成。猫最享受躺在母亲怀里，眯着眼看电视。而父亲每天除了观察荷塘里长大的鱼，有时也给挂在窗前的那只鸟喂几粒玉米—那只鸟是父亲花十二块钱从山顶人家买的。听说那个在山坡上套鸟的人也姓凌，一年四季，那人的头比一个节能灯泡还亮。
夜已深，花睡去。
此刻，睡去的还有父亲母亲和那只猫。我躲在楼上的卧室，做一件不厌其烦的事：给故乡的每一座山坡坡、每一条水沟沟、每一朵花取一个好听的名字。
我给老屋取名—花隐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