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研究的新思路（序）
李春青
研读古籍是难的，研读古籍且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人云亦云，就更难了。进而言之，研读古籍，不仅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把文章写得让人能够读进去，能乐在其中，那简直就是百不一遇的事情了。蒋原伦教授的这部《诸子论诸子》中所收的就都是这样的文章。其文构思严谨而精巧，文字省净而确当，行文平实而畅达，时有诙谐幽默之笔，令人忍俊不禁。读这样的文章不仅可以得到思想上的启迪，而且可以得到阅读的快乐，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把文章写得既有学术上自家体悟出来的独到之见，又有令人轻松愉快的“滋味”，那真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
先秦诸子是“百家争鸣”的产物，是后世两千多年间中国学术文化的源头活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分为两个时代，一是“子学时代”，一是“经学时代”。就对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而言，二者确实可以等量齐观。然而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就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特别是创造性而言，经学实在不能望子学之项背。子学可以说是真正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之产物，经学则不过是一帮循规蹈矩的儒生在那有限的几部古代典籍以及恪守“家法”“师法”的历代传注中不断爬梳抉剔、花样翻新而已，无论是章句训诂还是微言大义，都很难说有真正的思想价值。经学自然有其历史的意义，这曾经是古代知识阶层与君主争夺话语权的主要场域，也是他们协商共谋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对于维系古代社会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就其于今日的学术意义与思想价值而言，则经学实无法与子学相提并论。就拿儒学本身来说，作为子学的原始儒学，在思想价值上，也远远高于经学化了的儒学。原伦兄选择诸子为研究对象，可谓有见。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不是直接谈论某一“子”本身，而是透过其他“子”的眼睛看，如此则不仅同时讨论了两家的思想，而且讨论了二者的关系，不能不说这是极好的视角。
先秦诸子离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读他们的文字、谈论他们的思想难免会有很强的距离感，而高明的作者恰恰能够消除这种距离感。增强文章的现场感是消除距离感的妙招，这正是原伦兄文章的基本特点之一。请看这段文字：
吕不韦看到战国四公子个个以养士而声名卓著，觉着秦国武备强盛，没有文人烘托，有点脸面无光，于是以优厚待遇广泛招徕士人、食客三千。又看到荀子等人的著述满天下传播，也觉着应该搞一个国家级的重大项目出来刷存在感，于是让这些士人各自认领一些子项目，递交作业上来。再将这些作业修改、编辑、整理、汇集成册，“号曰《吕氏春秋》”。（《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读这样的文字，两千多年的时间距离瞬间消失了，虽是戏谑之词，却也合乎逻辑。诸如此类的文字在蒋兄的文章中随处可见。研读古人著述根本上是和古人对话，如果把古人看作某种需要探究的客观对象，忘记了他们的著述原是活的精神之表征，那样的研阅就很难真正理解古人著述的真义。心里存着对话的意识，把自己置于古人的文化语境之中，倘有所言说，就自然会有现场感。这样的文字也才有“滋味”。
文章要想令人读进去，不生厌，有趣是很重要的。放眼望去，当下的学术文章基本上就和“有趣”不沾边，尤其是 C刊以上高级别的文章，一律是板着面孔说话，似乎生怕读者失去了敬畏之心。当年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的文字可以说后继无人了。原伦的文章可以说是得了鲁迅的一些真传的。请看下面的句子：
《大宗师》的篇名是有点惊悚的，让人以为是武林高手或者黑道老大要出场，结果并无这类人物。（《庄子心目中的孔子》）
也许在仲尼之门羞言“五伯”的人群中，子贡是另类的，他属于书要读好，钱也要挣到的那一类人。可能他早年想的就是以管仲为楷模，要务实，搞点钱以赞助师门。那样，师父一定会说“如其仁，如其仁！ ”（《儒门论管子》）
令人读来忍俊不禁。特别是后面一段，不仅幽默，而且符合人物性格，可谓神来之笔。然而原伦兄的这组文章绝非拿古人开涮的文字游戏，严格说来，这是一组严肃的学术文章，讨论的都是子学研究中的大问题。正是轻松活泼的文字和有深度的学理之间的反差，使这些文章显示出不可多得的独特魅力。这里略举数端，便可知我所言不虚。
《老子》一书的年代以及道家学说在先秦的地位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桩公案。经过罗根泽《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及《再论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蒙文通《杨朱学派考》以及钱穆、冯友兰诸家从不同角度的考论，《老子》一书的面世不早于战国中期几乎成为学界共识。原伦兄没有像诸位前辈那样陷入烦琐考证，而是仅从对《庄子·天下》和《韩非子·显学》诸篇的文本细读中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从《天下》篇的论述看，此老聃非孔子所问礼的那位老子，同时也意味着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道德经》可能没有那么早出现。倘使《道德经》在孔子时代就问世，那么，道术为天下裂的第一波应该是道家，而非墨家。如果是这样，孟子也不太可能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尽管其意图只是攻击墨家）韩非在纵论天下显学时，儒墨并称，似也表明那时的道家还没有那么显赫。（《道术为天下裂》）
根据《天下》篇列举顺序以及诸子所言，《老子》一书很可能是到了战国晚期方才在诸子百家这一学术共同体中产生普遍影响的。而在战国前期，基本上是儒墨两家的天下，其他各说，都是战国中后期才发展起来的，而且不是分蘖于儒家，就是受到墨家影响，另外就是直接针对儒墨而反为之说。能够从文本自身逻辑中读出《老子》晚出的结论，这是善于读书。作为道家重要分支的杨朱学派至少在战国中期已经产生广泛影响，那么这个学派和老子及庄
子是什么关系？这同样是学界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原伦兄根据子学时代的“思想进程”与《杨朱》篇的“思维层次”判断，收于《列子》中的这篇文字应该是百家争鸣早期的产物，如此一来，杨朱学派应该是在传世本《庄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在阅读《庄子》时，有一个问题长期困扰着读者们，那就是在庄子的心目中，孔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学术史的常识告诉我们，道家是否定礼乐文化的，因此也是反对儒家学说的。于是很多人都把《庄子》一书经常大段引述的孔子的言谈以及他和弟子之间的对话，理解为“寓言”或“重言”。对此原伦也有自己的不同理解。他说：
孔子于庄子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其时孔子过世百多年，尚没有什么官方加封的吓人头衔，而那时的所谓官方，周天子自身也摇摇欲坠，即便加封也无人理会。至于那个“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由此可以判定，孔子的思想学说在民间士人群体那里已有广泛影响，成为谈资，成为不可忽略、难以绕过的思想高地。
“孔子于庄子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这是很独到的看法，同样是善于读书者才有的体会。以往学界大都关注庄子如何假借孔子之言表达自己的见解，很少有人体悟到孔子之于庄子的重大影响，其在庄子心目中有着无可比拟的分量。有人认为《庄子》书中，凡是肯定孔子的地方都是道家后学所为，因为随着儒学的发展传播，影响越来越大，有些道家后学受到濡染，因此就不像早期道家（例如庄子本人）那样贬斥儒家了。例如蒙文通先生就持此论。多数人则无视《庄子》书中内、外、杂三篇对孔子态度的迥然不同，认为表面上尊重孔子、赞扬孔子，不过是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罢了，是反讽。其与直接嘲笑孔子的文字并无根本之别。在原伦看来，这两种见解均不足采信。他敏锐地发现，孔子在庄子那里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换句话说，对于庄子而言，孔子并不是简单地被视为一个轻视和嘲笑的对象。这是真知灼见，较之那种以为庄子始终都对孔子持否定态度的观点高明多了。至于《庄子》一书的不同篇章何以会对孔子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即在庄子自身所处的年代，儒学气象颇宏阔，趋从者众。所以，庄子借重孔子要多于老子，并没有把其作为对立面来批判。随着战国后期纷争形势的加剧，儒学宣扬仁义四处碰壁，撞南墙而不知回头，这就给批评儒学的人留下了靶子。庄子的后学们于是在外篇中推崇老子的无为，批评仁义的不合时宜，由此老子不断现身，并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孔子指点迷津。（《庄子心目中的孔子》）
其说与蒙文通先生刚好相反，也是合乎逻辑的一家之言，在我看来，至少其说服力并不逊于蒙说。当然，这种见解是建立在一种预设之上的，即《庄子》之内篇为庄子本人自作，外篇和杂篇则为庄子后学所作。这确然是学界的主流看法。但对此也并非没有质疑之声。例如冯铁流先生就根据《天下》篇的概括来分析庄子的思想，认为《庄子》内篇的《养生主》和外篇的《至乐》才是最能代表庄子本人思想的文字。至于《齐物论》《大宗师》等内篇文字反而是战国后期道家后学所为。此论亦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如此则《庄子》一书对孔子态度的不同自然就有另外一种解说。
《天下》确实是研究先秦诸子学不可多得的学术史文献，而且诚如原伦兄所见，这篇评述各诸子学派的文字不像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的《显学》那样带有过于鲜明的褒贬意识，“而是以诚意与理解的态度，予以梳理，其评点颇切中肯綮”（《道术为天下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天下》并没有把儒学列在各派之中。因此就有学者认为这篇文字有可能是儒家学者所为。更多学者则认为此篇以其高明之见，非一般庄子后学所能为，当为庄子自作。在蒋兄看来，庄子是一位博学且通达的人，对各家学说能够有较为客观的评价，因此对孔子保持了相当大的敬意。这与《胠箧》《盗跖》等篇的作者那样对孔子极尽嘲讽之能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是因为庄子心目中的孔子如此重要而正面，因此“在内篇中，所有复杂一点的道理都让孔子来开口，孔子似乎是说理者的化身，他能对许多不同的事物和现象作出精辟的阐释，并能窥见最高最根本的大道理。按理在文本中，孔子就是庄子的代言人，不过有时孔子又像是庄子的一位对话人，文章思路的推进有时需要借助这么一位对话者。这情形有点像柏拉图的对话录，在对话中，思想的火花迸发激荡，真可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庄子心目中的孔子》）。这也是通过文本细读、体会产生出来的见解。
原伦兄善于读书，能够时时提出自己的真切体会。他阅读诸子，认为从“思辨力”的进展程度来考察子学的价值，也是一个重要视角。例如在《关尹子释道》一文中，他就是依据此书“形而上学演化”的进路来判断关尹子在诸子百家中以及中国学术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先秦诸子中，除《道德经》之外，对“道”这个最富形而上学色彩的概念展开深入系统阐述的，无出《关尹子》之右者。传世的《关尹子》固然不一定全然是先秦原书，但关于“道”的深湛之见确然可以判定是那位与老聃齐名的关尹的学术特点，这可以从《庄子·天下》以及后世道家的大量相关记载中见出。蒋兄的这一视角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可以作为辨别诸子时代先后的重要依据。因为思想的深度、思辨的高度是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的。
蒋兄虽然是谈论先秦诸子，但并没有像眼下一些人那样热衷于所谓出土文献的使用。他是靠读书细来有效使用传世文献材料的。在我看来，这是出于谨慎的学术态度。使用出土文献实在是有些冒险的事情。一者是很难说真的读懂了。那些简牍或则其文漫灭，或则异形难辨，即使是搞古代文字学研究数十年的专家，常常也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令人无所适从。再者是使用了出土文献就真的有新的学术发现吗？未必。我读过一篇阐释古代文论概念的文章，大量引用了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的文献，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其结论基本上毫无新意可言，都是前人说过的。这样的文章除显得有新材料之外，是没有太多学术价值的。传世文献用得好，也能解决大问题，而只要读书细，就能够在人们熟知的文献中发现有价值的材料。就像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样，基本上用的都是《汉书》里的材料，但其考证之精审是学界公认的。
原伦是我的师兄，四十年前我们曾在北师大同窗共读，他是文学理论家童庆炳先生的首届硕士研究生。记得那时候他热衷于当代文学批评，而且已经小有名气，常有文章见诸报刊。或许是这个原因，再加上年龄稍大一些，所以他提前毕业去了《文艺报》做编辑。他的《文学批评学》《90年代批评》等著作在文学批评界都颇有影响。在报刊界辗转多年之后，蒋兄又回到北师大，读了博士学位，开始从事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出版了专业性很强的著作，主编了丛书，亦可谓成就斐然。他全力研读古籍，大约是近十来年，即退休前后的事情。蒋兄的文笔原本在我们师兄弟中就是最好的，经过多年淬炼，现在是越发平实而精彩了。记得是2017年，那时候蒋兄的“诸子说诸子”系列还没有开始，我曾读过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散文《灵渠》（该文见本书“附录”），当时便被深深吸引，文字老辣，叙事舒缓有度，娓娓道来，将灵渠的修建与都江堰、郑国渠相交织，把这两千多年前的三项伟大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相关的水利知识置于战国争雄的历史情境之中，令人读时强烈地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感，同时不由得对古人的智慧生出深深敬意。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潜意识中总觉得我们什么都比古人高明，实际上只要真的了解历史，就不难发现，在许多方面我们甚至还不配做古人的学生。蒋兄的这篇《灵渠》有满满的知识含量，上至两千多年前的兼并与反兼并之争，下至著名的“李约瑟之问”，纵横捭阖，信手拈来。记得当时我和蒋兄说过，你的文章不同于一般的所谓“文化散文”，更不同于随感而发的“随笔”，当然也大异于时下充斥各类学术期刊的“论文体”，可称为“学术散文”或“学术随笔”。从《灵渠》到《诸子说诸子》，蒋兄一以贯之，以散文的方式谈论严肃的学术问题，把深刻的学理蕴含在轻松幽默的叙事和议论之中，让读者既获得知识上的滋养，又得到思想上的启迪，而且还享受到阅读的乐趣，洵属可贵！期待蒋兄不断有新作问世。
2024年 9月 17日于北京京师园
——摘自蒋原伦：《诸子论诸子——先秦文化窥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