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
清直隶总督全称“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清朝光绪朝前，在全国设有八大总督，直隶总督素有“八督之首，疆臣领袖”的称号。清初承袭明制，直隶地区督、抚并存，设三巡抚——顺天巡抚、保定巡抚、宣府巡抚和二总督——总督天津军务、宣大山西总督总理直隶地区事宜。此后屡经调整，最终于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正式确立直隶总督。清代体制规定，“总督为正二品，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直隶总督统管全省官吏任免、节制军队、诉讼审判、外交处理、题奏咨请、省例定制、岁计审核等军民要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方观承是清前期任职时间最长的直隶总督，也是乾隆朝“五督臣”之一。《方恪敏公奏议》收录方观承任直隶总督间上疏奏折五百四十余件。相应奏折之后，附有乾隆帝朱批御旨，抄录在明黄色签之上，方便研究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乾隆时期的政经策略。
方观承（一六九八至一七六八），字遐谷，号问亭，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年（一七三七），方观承任军机处章京。后历任兵部主事、吏部郎中。七年（一七四二），任直隶清河道。后历任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署理山东巡抚、浙江巡抚。十四年（一七四九），被提拔为直隶总督兼理河道。十五年（一七五〇），加太子少保。二十年（一七五五），加太子太保，暂任陕甘总督。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回直隶任。方观承总督直隶近二十年，治绩彰显，“政无巨细，皆殚心力赴之”。三十三年（一七六八）病卒，乾隆帝赐谥号“恪敏”。在方观承辞世十一年后，乾隆帝写诗赞道：“在直二十年，勤干实有余。”方观承勤于著述，所留著述有《直隶河渠书》《宜田汇稿》《坛庙祀典》《御题棉花图》《畿辅义仓图》等。
《方恪敏公奏议》所收上疏奏折，起自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正月，终于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六月，有十五年奏折二百余件，十六年（一七五一）奏折一百二十余件，十八年（一七五三）奏折七十余件，十九年奏折一百三十余件，记录了方观承任职直隶总督期间的政务，记载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吏治、税制、民俗等方面的实际状况，真实地再现了方观承为直隶总督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从这五百余件奏折中不难看出，方观承格外重视农业生产。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十二月,他会同钦差侍郎吉庆等于天津、盐山等五州县查出民人私垦土地近两万顷。后经奏准,朝廷以恩赏官地名色,承认了业主所有权。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十二月,他又于天津等十三州县查出荒熟官地共十万余顷,随饬地方官于春融时募垦,分别升科。粗略统计,方观承在直隶任内,民间垦田报官升科者多达十三万顷以上。此外，每遇降雨降雪，方观承均有本上奏，直隶各属历年降水降雪等气象情况，在奏折中都有详实记载，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督直期间，方观承有两项较为突出的政绩。一是大规模建设义仓、书院、留养、育婴等善政机构。在他看来，“尤以义仓足资民间缓急”，因为义仓“地近其人”，“其输之也不劳，其散之也易，便其操之也”，同时，“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其察之也易周，是以积久而蠹不生，施薄而泽可继”。十八年，方观承在直隶创办义仓事告竣，为“往返各便，赒救易通”，在直隶各州县，“就其幅员之广狭，度道里之均齐，于四乡酌设仓座”，“现据报捐新旧义谷共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余石”，收效可观。方观承还关注到贫民冬季的留养问题，在直隶号召创办留养局，“每逢冬月收养本处贫民及过往病人，春融散遣，其有笃疾及年逾七十者，则常留在局”。为扩大留养局资金，他建议将部分淀泊河滩淤地，“酌量分拨各局经理，除完纳官租之外，所有羡余，即以添补留养之需”。清人赵慎畛亦对此评论曰：“在任二十年，留心民瘼，如义仓、书院、留养、育婴各局，并督所属实力奉行。其筹办河务，亦得机要。”
“筹办河务，亦得机要”指的即是方观承另一大政绩——治河。在他督直近二十年间，特别重视直隶地区的水患治理。十四年，朝廷规定直隶总督兼管河道总督事，至此，直隶地区的河务总归直隶总督管辖。而十四年，正值方观承接任直隶总督之始。他总揽直隶地区的治河权，尤为关注永定河的治理问题。永定河是直隶地区最大的河流，含沙量大,流徙不定,向称难治。如何最大限度地对其除弊兴利，是检验官员能力的试金石。方观承亲行勘查,确定了加固上游堤坝、疏浚下游的方针,并因时制宜,不拘成法。经过精心修治,永定河二十年间再没发生重大水患。这些决策源于他能“洞彻地势,相时决机”。方观承除弊之余，不忘兴利。十七年（一七五二）十一月,他于满城发现多处被苇草湮闭的山泉,浚治后增治多顷稻田。水量增大,也改善了通航条件,商贩亦得通行。后又于易州城北开渠,导之灌田。乾隆帝特为赐名“安河”。以后复将安河凿子渠,建大小闸,以时启闭,并分上下游,按日轮启。“设渠长二,专司其事。两旁隙地量予种艺。”这样既充分利用了水资源,又提高了抗旱能力。方观承治理永定河成效显著，《清史稿·方观承传》主要介绍的就是他在水利方面的成就。这也反映了以方观承为代表的十八世纪经世官僚对康干盛世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十八世纪的中国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学者们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十八世纪的中国展开研究。如法国学者魏丕信所著《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即以方观承《贩纪》为核心资料，通过对一七四三至一七四四年直隶救荒案例的解读，对中国政府干预救荒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海外史学界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了解和评价提供了新结论。著名清史学者戴逸也在《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中提到“18世纪的中国，近代化尚未开始，但18世纪的现实却是而后实现近代化的起点，基本上可以解释中国近代化的模式、速度和阻力”。相信《方恪敏公奏议》的影印出版，可以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北京文献出版中心
二〇二二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