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二〇一八年四月《〈元朝秘史〉版本丛刊》（第一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我曾在序言中说：“这是‘秘史’学界乃至蒙古学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时隔几年，《〈元朝秘史〉版本丛刊》（第二编）出版，同样值得庆贺。我们的工作每前进一步，对“秘史”学及蒙古学研究都是一种有益的贡献。
《〈元朝秘史〉版本丛刊》（第一编）的序言已就《元朝秘史》的重要性以及出版影印本的必要性有所阐述，现稍作回顾。《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是古代蒙古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该文献的正文是用汉字音写的蒙古语原文，还包括逐词的旁译和分段的总译，因此被称为“特殊形式的汉字史籍”。其原文当为畏吾体蒙古文所写蒙元时期“国史”“脱卜赤颜”中的一部分，明初翰林院为培养蒙古语译员，利用《脱卜赤颜》中最初的部分（成吉思汗史和窝阔台汗史）编译出教材，后刻版印行，分为十二卷，题《元秘史》，此即学界所称明洪武刻本。至永乐初年修《永乐大典》时，又从刻本抄出一份收入其中，分为十五卷，题名改为《元朝秘史》。《脱卜赤颜》现已散佚。已知国内外现存《元朝秘史》二十多种手抄本以及一些刻本，而祖本明洪武刻本仅存四十多个残叶。有选择地影印出版其中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版本，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这些本子大多收藏在国内外的公共藏书机构中，个别本子由私人收藏，并不是很方便集中利用。
其次，《元朝秘史》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十二卷本、十五卷本两个系统。出自洪武刻本的十二卷本系统诸本之间流传脉络总体上说比较清晰，但出自《永乐大典》抄本的十五卷本系统诸本之间流传脉络相对复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时还不易彻底辨清。
再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元朝秘史〉版本丛刊》（第一编）出版之前仅出版过三种影印本，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研究的广泛需要。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 本（十二卷本），以间接抄自洪武刻本的顾广圻校本为底本，又替换进了洪武刻本的四十多个残叶，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利用率最高的版本。但它也仍然存在一些致命的问题，如对顾广圻校本原文乃至内阁大库残叶都有所改动，而那些改动基本上都属于误改。一九六二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潘克福本”（十五卷本），以韩泰华旧藏本为底本，由学者潘克福(Б.И.Панкратов)作序出版，但该本存在抄本自身质量较差和影印本质量较差两方面的问题。近年《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所收的翁同书旧藏本，属于十五卷本系统中抄写格式相对简单的一类抄本。因此，以丛刊的形式有选择地集中出版《元朝秘史》高质量的影印本，对于研究者更为方便地看到诸版本的原貌，准确地加以研究利用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从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古籍的角度来说，《元朝秘史》抄本的系列影印出版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古籍保护工作方面，再生性保护的功效明显要大于原生性保护，而古籍的影印出版是再生性保护的一项主要措施。古籍的影印出版是保护利用古籍的最佳选择，既可以“使珍稀的孤本、善本化身千百，分藏于各地，确保珍贵文献的传承安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前言），又能相对真实地反映古籍原貌，为学术界提供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
《〈元朝秘史〉版本丛刊》（第一编）主要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几种抄本，即顾广圻校本、李文田抄本、孙星衍旧藏本、翁同书旧藏本、瞿镛旧藏本、“永乐二年”抄本，另外收入明洪武刻本现存残叶。其中，作为《元朝秘史》诸本之祖本的明洪武刻本（尽管仅存四十多个残叶），以及作为现存十二卷本直接来源的顾广圻校本，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其余几种本子，既有十二卷本抄本，也有十五卷本抄本，各具特色。
国家图书馆秉承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宗旨，大力支持《元朝秘史》版本影印出版的工作，率先提供馆藏诸本的扫描件，为《〈元朝秘史〉版本丛刊》（第一编）的顺利出版奠定了基础，发挥了表率作用。令人欣喜的是，《〈元朝秘史〉版本丛刊》（第二编）同样得到了诸馆藏单位的积极回应和大力支持，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严重、反复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克服困难，尽可能地抓紧时间核对版本，高质量地完成版本的扫描工作。同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十分重视《〈元朝秘史〉版本丛刊》（第二编）的出版工作，派出精悍的团队接手具体事宜，编辑与我们合作得很融洽，并积极协助联系各版本收藏单位，使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二〇二一年底，第二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此外，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自第一编工作开始即给予热情肯定，并及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对第二编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给予鼓励和资金支持，使相关工作更有保障。
《〈元朝秘史〉版本丛刊》（第二编）共收入五种本子，均为十五卷本。其中四种为抄本，一种为刻本，原件分别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我国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
韩泰华旧藏本，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该本为俄国巴拉第(П.И.Кафаров)神父于一八七二年在北京购得，后于一八七八年赠与波兹德涅耶夫(А.М.Позднеев),两年后波兹德涅耶夫将其转交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一九六二年，苏联学者潘克福据该抄本在莫斯科出版黑白影印本，后被收入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元朝秘史三种》。该本为十五卷本抄本，一函六册，无栏格，每半叶十行。旁线使用几种不同颜色，人名及普通词语为红色，山名、水名及地名为绿色，部落姓氏名为黄色。卷首有钱大昕《跋元秘史》。抄本钤有“玉雨堂印”“韩氏藏书”“韩泰华印”“小亭”等印记。“玉雨堂”为清代杭州藏书家韩文绮之室名，“小亭”为韩泰华之字。据此，可知 该抄本曾先后为韩文绮、韩泰华祖孙收藏。识语的内容反映，鲍廷博曾据洪武刻本对其进行校补，黄丕烈也经手、利用过该抄本。然而现存该抄本抄写质量较差，讹误较多，不像是鲍廷博直接手校的本子，且正文和识语等的笔迹大体一致，或许是个再抄本。卷一题名下有蒙古语书名“忙中豁仑组”（“纽”之形讹。——撰者注）察脱察安”；卷七卷尾、卷九卷尾分别写有识语“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讫通介叟记”“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七十八叟识”；卷十三至书末，叶眉共有六处题记（见于第二四七、二五八、二六三、二六四、二八二节）。因一九六二年版及一九七五年版影印本的出版，使该本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人们可以广泛利用的十五卷本全本。
陶绍莱旧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十五卷本抄本，一函八册，卷一书名行下有蒙古语书名“忙中豁仑纽察脱察安”。无栏格、旁线。第一至四卷、第十三至十五卷版心处标有卷数、叶码。每半叶十一行。卷前有钱大昕《跋元秘史》，无识语。据钤章“陶氏蓬僊”，可知曾为陶绍莱（字蓬僊）收藏。该本又多处钤有“抱经楼”之印，可知在陶绍莱之前曾归卢址收藏。卢址《抱经楼藏书目録》对此本亦有著录。正文卷首另有“永康研斋珍藏”一枚钤印。卷五卷尾书“永乐大典卷之五千一百八十三”，为已知诸本中所独见。据《永乐大典目录》，《元朝秘史》十五卷被排为第五一七九至五一九三卷，而第五卷正好与第五一八三卷相合。因此该本此条信息值得关注。
丁丙旧藏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十五卷本抄本，一函三册，无栏格。有版心，标有书名、卷数、叶码。旁线及标点均为红色。卷十三至书末，叶眉共有八处题记，其中六条与韩泰华旧藏本、陆心源旧藏本相同，另外 两条分别见于第二六五、二七二节。该本字迹工整，讹误较少。钤有“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晚闻居士”和“八千卷楼藏书印”等印记，又经王宗炎《十万卷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该抄本内夹有一张字条，墨笔写有二百零七个字，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元秘史》”条基本相合，仅有几字不同），可知之前曾先后为王宗炎、丁丙所收藏。
张蓉镜旧藏本，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十五卷本抄本，一函四册，无栏格，无旁线。有版心，标有卷数、叶码。有一些红笔纠错、点句读（仅见于总译部分）之处，主要集中在卷一至卷二第七叶正面，后面诸卷亦可见零星红笔纠错处。卷首有钱大昕《跋元秘史》。该本钤有多枚张蓉镜的藏书章，如“琴川张氏小琅嬛清閟精钞秘帙”“虞山张蓉镜芙川信印”“蓉镜收藏”“张伯元别字芙川”等。陈树杓《带经堂书目》、周星诒《传忠堂书目》都提到“张蓉镜钞本”。还有一处“柯逢时印”钤章，可证实该本后来曾一度为柯逢时所收藏。在已知十五卷本诸本中，
通过版本比对、特征分析，可知蒋维培旧藏本、孙星衍旧藏本、刘承干旧藏本、陆心源旧藏本、韩泰华旧藏本等几个本子的共同特征较其他本子更多一些。因为它们在版式、字体上相近，又都出现次数不同的“嘉庆……从刻本补写讫”的识语；蒋维培旧藏本、孙星衍旧藏本、刘承干旧藏本、韩泰华旧藏本卷首都有蒙古语书名“忙中豁仑纽察脱察安”（陆心源旧藏本因首叶缺损而无法确认，但估计也有这八个 字。——撰者注）；在旁线的颜色方面，蒋维培旧藏本、刘承干旧藏本、陆心源旧藏本、韩泰华旧藏本是采用多色，以类分色（人名和一般词语多用红色；地名多用蓝色或绿色；部落氏族名多用黄色），而其他抄本或无旁线或仅用红色（个别有用黑色的）。单从题记的落款时间来看，蒋维培旧藏本的“嘉庆九年岁在甲子七月初四日写完”最早（一八〇四年），孙星衍旧藏本的“嘉庆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讫”次之，之后依次为刘承干旧藏本的“嘉庆甲子十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讫”、陆心源旧藏本的“嘉庆甲子十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韩泰华旧藏本的“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七十八叟识”（一八〇五年）。而陆心源旧藏本、韩泰华旧藏本卷七末叶又都写有“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讫通介叟记”，说明这几个本子都与鲍廷博（别号“通介叟”“七十八叟”）有关，他经手的时间顺序应当是蒋维培旧藏本、孙星衍旧藏本、刘承干旧藏本、陆心源旧藏本、韩泰华旧藏本。
另外，丁丙旧藏本虽无“嘉庆……从刻本补写讫”的识语和蒙古语书名“忙中豁仑纽察脱察安”，但有六处题记，这一点与孙星衍旧藏本、陆心源旧藏本、韩泰华旧藏本相同，说明该本与前者也有一定关系。
张蓉镜旧藏本与翁同书旧藏本、瞿镛旧藏本特征相近，均无旁线、无栏格（翁同书旧藏本有栏无格），亦不见鲍廷博等人的识语等。
陶绍莱旧藏本的特征基本上与张蓉镜旧藏本、翁同书旧藏本、瞿镛旧藏本相近，也是无栏格、旁线，不见鲍廷博等人的识语等。但该本仍有与他本相异处，除了有蒙古语书名“忙中豁仑纽察脱察安”，版式也稍有不同（每半叶多一行）。十五卷本系统多数抄本缺第二三七节，然而陶绍莱旧藏本不缺，韩泰华旧藏本此处是另裁纸（约半叶之一半）补抄夹入。
韩泰华旧藏本在第八卷第十二叶背面第九行（第一九四节第三行）后面有大段错简。对照孙星衍旧藏本等本（陆心源旧藏本、翁同书旧藏本、瞿镛旧藏本此处版式相同），可知韩本该叶第九行本应为第十行，即该叶叶尾，而韩本的错简部分正好相当于孙本等本的整个第十四叶，帮助韩本的抄写者颠倒了底本第十三叶、第十四 叶的顺序，也透露出韩本之底本的格式当与孙本等本相同。丁丙旧藏本、陶绍莱旧藏本虽与孙星衍旧藏本等本此处版式不同，但并无错简。
十五卷本系统多数抄本在第二七二节与第二七三节之间存在大段内容的错植，约相当于两个整叶（第十四卷第十叶背面至第十二叶正面），即误将第二七二节的一部分内容植入了第二七三节。另外，诸本之间还存在不少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些特征都为进一步辨清各版本流传途径提供了线索和依据。
本书所收一种刻本是《连筠簃丛书》本，一函一册。该本仍是十五卷本，但只收有总译部分。该本底本是张穆一八四一年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后又从韩泰华家借其藏本进行对校，于一八四八年刻入《连筠簃丛书》， 而张穆原抄本已不知所踪。尽管该本只是个总译本，但是在一九〇八年观古堂《元朝秘史》刻本（底本为文廷式抄本，抄自顾广圻校本，十二卷本）刊行之前，社会上人们能够广泛利用到的《元朝秘史》就是这个刻本。这个十五卷总译本的刊行，扩大了《元朝秘史》的流传范围，为更多的人开展研究提供了机会。
一八六六年，世界上第一部外文译注本《元朝秘史》问世，俄国传教士巴拉第出版了根据《连筠簃丛书》刻本完成的《元朝秘史》俄文译注本《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传说》。正是通过他的译注本，欧洲人得以接触和认识到《元朝秘史》，并引发了欧洲学者对这一重要文献的不懈研究。而一八九六年刊行的李文田《元朝秘史注》，也是以这部总译本刻本为底本的。
当前古籍保护及出版工作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元朝秘史》的影印出版也赶上了很好的机遇。在《〈元朝秘史〉版本丛刊》（第二编）即将出版发行之际，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等协作单位及相关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向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征集研究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乌 兰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