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本《注东坡先生诗》（黄丕烈旧藏本）
——代前言
宋代有许多苏轼诗歌的注本，其中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题为王十朋编纂的《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直到明末清初，苏诗注本以此书最为通行。该书汇集了此前几乎所有的苏诗注，网罗宏富，但注释不标出处，分类杂乱。
宋代另有一部由施元之、顾禧、施宿编注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年谱》一卷（以下简称《注东坡先生诗》），由于流传不广，长久以来沉晦不彰。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宋荦购得此书的宋刻残本，经补辑整理，改以《施注苏诗》之名，雕版印行，这部罕见的宋代苏诗注本，才重又化身千百，广传于世。
遗憾的是，参与整理《施注苏诗》的邵长蘅、顾嗣立、宋至、李必恒等人，对施、顾原注肆意增删，妄改臆断，导致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大异于宋刊本的原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指出：
元之原本注在各句之下，长蘅病其间隔，乃汇注于篇末。又于原注多所刊削，或失其旧。后查慎行作《苏诗补注》，颇斥其非，亦如长蘅之诋王注。然数百年沉晦之笈，实由荦与长蘅复见于世，遂得以上邀乙夜之观，且剞劂枣梨，寿诸不朽，其功亦何可尽没欤？
四库馆臣肯定了宋荦、邵长蘅等人刊印稀见宋本的功劳，但对其刊削原注、毁失宋版旧貌的错误做法，也实事求是地给予了严厉批评。以“佞宋主人”自称的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对《施注苏诗》刊削宋版尤为不满，甚至斥其“可覆酱瓿”。而更多的学者，都为见不到宋刻原本而深感遗憾。
宋刻《注东坡先生诗》笺注精审，版印精美，是宋本中的上品。惜存世珍罕，仅有几部历经名家递藏的残本流传。该书在元明两代踪迹难觅，自清康熙年间《施注苏诗》印行以来，即备受学界关注。
本次影印的是国家图书馆藏黄丕烈旧藏——宋嘉定六年（一二一三）淮东仓司刻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一、四十二（该本卷端分别题“卷上”“卷下”）。
一、成书与刊刻
《注东坡先生诗》正文四十二卷，前三十九卷为编年诗，卷四十收翰林帖子及遗诗；卷四十一、四十二为“和陶诗”。其苏诗编年，完全依照宋代通行的《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但分卷与之不同，每卷卷首均有编年提纲。《东坡年谱》一卷由施宿编撰，其中诗目是施宿自行编年的，所编诗目的序次、篇章数量与正文诗注并不相同。
全书注文分为两类。一是诗句注（以下简称句注），即对诗句的注释。二是诗题注（以下简称题注），即置于标题之后的注释，题注又分为题下注和题左注——题下注位于标题之下，文字多行者，注文与标题齐平，较正文低三字；题左注位于标题左侧，另起一行，比标题低两字。句注与题下注的内容为典故、成语、地理、名物等；题左注内容则以解析苏轼所处时代的人物、掌故、朝政时局，以及作诗的主旨为主。另有少量记载东坡某诗墨迹的注释，以及对典故、地理、名物等的注释。
《注东坡先生诗》的编撰历经三十余年，是施氏父子两代人共同完成的杰作。正文四十二卷约于淳熙三年至嘉泰元年（一一七六至一二〇一），由施元之、顾禧完成初稿；自嘉泰二年至嘉定二年（一二〇二至一二〇九），施宿又增补了一部分注文，并作《苏轼年谱》一卷。
施元之（一一〇二？—一一七九？），字德初，吴兴（今属浙江湖州）人。绍兴二十四年（一一五四）进士，乾道二年（一一六六）为秘书省正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除左司谏；乾道七年（一一七一）任职衢州，曾知赣州。其三衢“坐啸斋”是当时著名的刻书坊。
顾禧，字景藩，或作景蕃，吴郡（今属江苏苏州）人。少纵游任侠，后折节读书，工诗文，曾注杜甫、苏轼诗。绍兴年间，以遗逸荐举，力辞不应，于邳村筑“漫庄”，自号“漫庄”，又号“痴绝”，隐居五十年，享高寿而终。
施宿（一一六四—一二二二？），字武子，元之子。绍熙四年（一一九三）进士，庆元初，知余姚县。后为绍兴通判，主持编撰《会稽志》。嘉定间，知吉州，后提举淮东常平仓，刊刻《注东坡先生诗》于仓司。施宿长于金石之学，曾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刻王顺伯《石鼓诅楚音》。章樵《古文苑注》卷一《石鼓文》云：“周宣王狩于岐阳，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郑樵各为之音释，王厚之考正而集录之，施宿又参以诸家之本，订以《石鼓》籀文真刻，寿梓于淮东仓司，其辨证训释，盖亦详备。”
施元之、顾禧完成初稿后，施宿做绍兴通判时，延请当时已告老还乡的著名诗人陆游为该书作序，陆游序成于嘉泰二年（一二〇二），收入《渭南文集》卷十五。
施宿作注和编撰年谱的时间，大致为嘉定元年（一二〇八）春夏间至嘉定二年（一二〇九）中秋。不过，他的准备工作应该始于陆游作序之后不久，即于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开始搜集资料。经过几年资料的积累，又综合施元之晚年搜集的部分资料，即施宿序所谓“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笔之书者亦尚多有”，施宿终于完成了对《注东坡先生诗》注释的增补。施宿作注周详细密，用力颇深，且态度认真，书已刊刻，还在不断添改。
嘉定五年至六年（一二一二至一二一三），《注东坡先生诗》刊刻于淮东仓司，是施宿出任淮东仓司仓曹时主持刊刻的，由善写欧体字的傅穉手书上板。该书使用公款雕印，书板一直收存于淮东仓司。五十年以后，景定三年（一二六二），郑羽任提举淮东常平茶盐司长官时，看到这部书的板片已有部分模糊不清，便着手修补重刻，这就是景定修补本。该本末有郑羽的跋文：
坡诗多本，独淮东仓司所刊，明净端楷，为有识所宝。羽承乏于兹，暇日偶取观，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万一千五百七十七，计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他时板浸古，漫字浸多，后之人好事必有贤于羽者矣。景定壬戌中元，吴门郑羽题。
《注东坡先生诗》传本稀少，且非全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该书的认识。关于三位著者及其注文、该书的编撰时间、刊刻年代等问题，清代以来，众说纷纭，以注释苏诗闻名的“注苏五家”——邵长蘅、查慎行、翁方纲、冯应榴、王文诰，以及郑元庆、阮元、余嘉锡等众多学者，都表达过不同的观点。直至近代，这些问题仍不断吸引学者予以研究、探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施宿自序、跋文和《东坡年谱》在日本的一个旧抄本内被发现，《注东坡先生诗》的诸多疑点豁然冰释。现结合新见资料及各家研究成果，就该书的编刊等问题，略作阐述。
《注东坡先生诗》的著者是谁？这个问题在清代就曾经存在误解，有些学者甚至不清楚作者有几人。翁方纲得到宋荦旧藏宋版《注东坡先生诗》残书以后，曾手书跋文感慨道：
卷前题云“吴兴施氏”“吴郡顾氏”，今相沿称“施注”，而不知有“顾”久矣！
可见某些错误认识，竟源自于《施注苏诗》题名“施注”之失。
其实，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对该书著者已说得明明白白：
《注东坡集》四十二卷，《年谱》《目录》各一卷。司谏吴兴施元之德初与吴郡顾景蕃共为之；元之子宿从而推广，且为《年谱》以传于世。
施元之、施宿父子的生平，长久以来也鲜为人知。近人陈乃乾曾于《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序言中为此感言：
自宋迄今，致力于是书者或校或补，与夫考证题跋，无虑数十家，而于施氏父子之事迹莫能详悉。所引者惟《直斋书录解题》与《癸辛杂识》数行，知元之以进士官司谏，及其子宿为淮东仓司，以刻《苏诗》被弹去官而已。呜呼！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陈乃乾遍查南宋人文集及郡县方志，搜辑施氏父子行事，编成《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学林》一九四一年四月第六辑）长文。据该文所考，施元之、施宿父子不仅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且都热衷于刊刻。正是施氏父子的共同努力，才有了《注东坡先生诗》的编纂和成功刊刻。
三位注释者各自所做的笺注工作是哪些？清人对此亦有不同看法：郑元庆认为“句解是元之笔，诗题下小传低数字，乃武子补注”；冯应榴认为“诗题下似亦有元之注”；王文诰、阮元、余嘉锡则认为施元之注人物时局，顾禧注典故，施宿只是在二人基础上略加增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十二《施注苏诗》）
从卷端题署和《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看，施元之显然是编撰《注东坡先生诗》的初始发起者及主要注释者。陈乃乾指出：“元之注《苏诗》致力最深。惟何年写定，无明文可考。”（《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所收罗愿《水调歌头·中秋和施司谏作》词下按语）。关于施元之开始笺注苏诗及其完成的时间，阮元推测“应在淳、绍之时”，此判断并无错误，但时间跨度太大，精准性不足。
施宿序说：
东坡先生诗，有蜀人所注八家，行于世已久。先君司谏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闲居，随事诠释，岁久成书。然当无恙时，未尝出以示人。后二十余年，宿郡佐会稽，始请待制陆公为之序。
根据邓广铭《辛稼轩年谱》，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时，曾于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弹劾时任赣州知州的施元之，施因此离职，闲居在家。故施元之应在淳熙三年（一一七六）闲居之后开始注释苏诗。“然当无恙时”，指的是施元之在世之时，按此语义，下面的“后二十余年”句，显然是说直到他死后二十多年，施宿才请陆游作序。
陆游序文末题“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阴老民陆游序”。正月五日属一年之初，从施宿请序到陆游写成序言，需要一定的时间，故施宿向陆游请序的实际时间，应该在嘉泰元年（一二〇一）。由嘉泰元年（一二〇一）上推“二十余年”，便可大致推定施元之的卒年。
陈乃乾《宋长兴施氏父子事迹考》将施元之的卒年定为淳熙元年（一一七四），显然有误。王水照《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三年第三辑）认为施元之“去世当比淳熙四年更晚”。
从施元之闲居的淳熙三年至嘉泰元年（一一七六至一二〇一），共二十五年。假设施宿所说的“二十余年”只有二十年，即施元之卒于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留给其作注释的时间有五年；假设是二十二年，那就只有三年时间。就“二十余年”的可能性而言，推测施元之卒于淳熙五年（一一七八）或六年（一一七九）之前，似较妥当。
《注东坡先生诗》洋洋四十二卷，释文极多。“岁久成书”，似是在说注释工作花费了较长时间且全书终于完成。但实际上，施元之从闲居到去世，时间并不太长。如果施元之卒于淳熙六年（一一七九），那他注释书稿的时间应不足三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独立完成全部注释工作，难免令人生疑。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施元之完成书稿以后，生前为何“未尝出以示人”？除非其未能完成书稿的注释或者是对自己的注释不够满意，否则他的行为实在有悖于常理。
施宿十三四岁时父亲去世，成年以后，又长年在外做官，对于父亲注诗工作的认识和了解都很有限。直到嘉泰二年（一二〇二）读到陆游所写的序文，才意识到父亲的书稿实际未能按其理想得以完成。施宿的序点明了施元之“未尝出以示人”的原因：
而序文所载在蜀与石湖范公往复语，谓坡公旨趣未易尽观遽识，若有所谨重不敢者。宿退而念先君于此书用力既久，独不轻为人出，意或有近于陆公之说。而先君末年所得未及笔之书者亦尚多有，故止于今所传。宿因陆公之说，拊卷流涕，欲有以广之而未暇。
原来，当时陆游看到的只是一个未最终完成的初稿，施元之还有许多“末年所得未及笔之书者”没有写进书稿里，这才是“先君于此书用力既久，独不轻为人出”的真正原因。我们有理由推断，施元之应该是带着很大的遗憾去世的，因为他在闲居的有限之年，只作了典故、成语、风土山川等常规注释，完成初稿，而最初计划和构想的一些与陆游观点相近的内容，如对当时人物、时局的解析等，尚未如愿写进书稿。
经过陆游序的点拨、启发，施宿才真正认识到父亲所追求并意欲完成的这部书稿的重要价值，他感激涕零，并由此产生了继承父志、增补完成全部书稿注释工作的决心，开始着力搜集苏轼经历、交往人物、掌故、时局等方面的资料，为全书增加了大量补注。
据郑骞《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严一萍、郑骞编《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一），台北：艺文印书馆，一九八〇年）统计研究，在现存三十六卷（合并现存残本，并剔除重复卷次）中，施宿所作题左注有三百五十余条，计五万两千五百七十余字，篇幅相当可观。题左注中有十三条施宿自称其名，其余各条与此十三条的文笔体裁完全相同；题左注中有关神宗、哲宗两朝的政见观点，与施宿自序中持论相同；题左注中多处论述苏轼墨迹石刻和其他法书名画，与施宿的金石学专长吻合。
施宿在主持刊刻该书的时候，并没有在卷端署自己的名字，只是在序言中说明自己增补注文，“各附见篇目之左”。虽然施宿尽力突出父辈之名，对自己的贡献只在不起眼的序言中做了说明，但施宿的低调并不能掩盖题左注的耀眼光芒。全书的注文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施宿所作的题左注。
施宿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施宿距离东坡时代不远，熟悉史事，更因为施宿的政治立场与苏轼一致，都反对王安石熙宁变法，他对苏轼深怀敬意，同情苏轼的坎坷遭遇。同时，施宿对待苏轼的态度比较公允，并没有一味“佞苏”和阿私附和，而是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难能可贵。
施宿为作此注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用力颇深。他结合朝政时局，深入分析苏诗的写作背景，对读者理解和领悟苏轼的真实旨意，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同时也为后人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宋史资料，如对卷十四《送李公择》、卷四十一《饮酒二十首》、卷四十一《岁暮作和张常侍》所作注释等。
清人对施宿的题左注评价甚高。张榕端《施注苏诗序》云：“又于注题之下，务阐诗旨，引事征诗，因诗存人，使读者得以考见当日之情事，与少陵诗史同条共贯，洵乎有功玉局（苏轼曾提举玉局观。——撰者注）而度越梅溪（王十朋，号梅溪。——撰者注）也。”邵长蘅《注苏例言》云：“《施注》佳处，每于注题之下多所发明，少或数言，多至数百言，或引事以征诗，或因诗以存人，或援此以证彼，务阐诗旨，非取泛澜，间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即此一端，迥非诸家所及。”王文诰亦谓“最要是题下注事”。
《注东坡先生诗》的刊刻版式颇有特点。依照宋代刻书惯例，诗歌注本的版面形式特征是诗歌题目、正文采用大字，注文一般小字双行。题注置于诗题之下，诗文注随诗句注于各诗句之下。该书除了常见的题注和句注，还出现了罕见的标注于诗题左侧的题左注。根据施宿自序：
宿因先君遗绪，及有感于陆公之说，反覆先生出处，考其所与酬答赓倡之人，言论风旨足以相发；与夫得之耆旧长老之传，有所援据，足裨隐轶者，各附见篇目之左。
由此可证，列于“篇目之左”的题左注，都是施宿所作的注释。
从书籍刊刻的角度来说，题左注的出现，正是从版面形式上明显区分不同著者的一种独特方法，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清晰地展示题注和句注均为施元之、顾禧初稿的原注，而题左注则是施宿后来所作的补注。
另外，题注和句注是施元之、顾禧共为之，但二人如何合作？各自做了哪些工作？仅看文字内容，则难以区分。郑骞等学者认为施元之、顾禧同时合作完成，根据卷端署施元之、顾禧之名，陆游序提到顾禧，判断施元之退休回家之后，“施家住在湖州，距离顾禧的家乡苏州很近，通信会面都很方便，正是合作的好机会”（《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第五节《施顾注的完成刊印与流传》）。不过，这个貌似顺理成章的结论，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无懈可击。以当时的交通状况，湖州与苏州距离虽不太远，但要真正交流、沟通、合作，也不会特别容易。从陆游序说施宿“先人司谏公所注数十大编”以及施宿《后序》的记述可以判定，施元之是《注东坡先生诗》的创始作者，顾禧则属于后来加入的次要性的第二作者。陆游序先说施元之“历岁久，用工深”，之后夸赞“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显然对作者也是分了主次的。“该洽”大意是更为恰当、妥帖、完善，即是说顾禧的注释使此书显得更好了。如果施元之、顾禧二人开始即一起合作注释苏诗，陆游如此赞誉顾禧，显然对施元之有些不够尊重，更何况他面对的是施元之之子施宿。但如果是对后继加工、修订者的工作给予称赞，那就显得十分自然而顺畅。
通过陆游的话，也许可做出这样的推测，即顾禧并非初始就是与施元之一起注释苏诗的合作者，而极可能是施元之去世之后，施宿请顾禧对父亲原稿进行整理、加工、修订。准确地说，顾禧只是审稿和修订者。据陈鹄《耆旧续闻》卷二，赵右史家有顾禧《补注东坡长短句》真迹。正因为顾禧之前曾为《东坡乐府》做过补注，对于苏轼诗词中的时事、掌故比较熟悉，故施宿邀请顾禧帮助整理、修订父亲施元之注释的初稿。
出于审稿人的责任，更出于对苏轼诗歌的热爱，顾禧增改了许多注释，只可惜他所作的补注，大多未见署名，被淹没于书稿中了。翁方纲指出：“今注中尚有数处存顾氏姓名，卷二十《橄榄》诗注，卷三十四《立春日戏李端叔》诗注。而学者莫之详也。”（翁方纲《苏诗补注》卷八）。其中卷二十《橄榄》“已输崖蜜十分甜”注文：
《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别有土蜜、石蜜。”《归叟诗话》曰：“范景仁云：‘橄榄木高大难采，以盐擦木身，则其实自落。’”顾禧注云：“记得《小说》：‘南人夸橄榄于河东人云：“此有回味。”东人云：“不若我枣。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枣，一作柿。
卷三十四《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须烦李居士，重说后三三”注文：
延一《广清凉传》：无著禅师游五台山，见一寺，有童子延入。无著问一僧云：“此处众有几何？”答曰：“前三三、后三三。”无著无对。僧曰：“既不解，速须引去。”顾禧云：“此诗方叙燕游而遽用后三三语，读者往往不知所谓，盖端叔在定武幕中，特悦营妓董九者，故用九数以戏尔。闻其说于强行父云。”
由此可见，顾禧对一些时事比较了解，他的补注较原注有了深化。而此两条补注，正说明施元之与顾禧的注释工作有先后之分，顾禧是一位审稿者，是后来才加入整理、补注此书的工作的。
《直斋书录解题》未提及《注东坡先生诗》的刊印时间和地点。关于其刊刻时间，清代学者也有不同观点。宋荦、翁方纲等根据陆游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序推定该书刻于嘉泰二年（一二〇二），如“公诗故有吴兴施氏元之注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广为《年谱》，而陆放翁序之，宋嘉泰间镂版行世”（《施注苏诗》宋荦序）；“施氏《注东坡诗》四十二卷，镂版于宋嘉泰间”（邵长蘅《题宋本施注苏诗》），“据《渭南集》，是书之刻在嘉泰二年壬戌时”（顾廷龙抄本《宋椠苏诗施顾注题跋钞》翁方纲题记）。冯应榴则认为该书刻于嘉定年间，“施德初卒年无考，而乾道七年尚官衢州。其子武子嘉定间始刊其父所注”（《苏文忠公诗合注·凡例》）。在这两种观点中，“嘉泰说”一直占主流，近代以来各家目录多将其著录为嘉泰刻本。
其实，该书卷三十八《次韵郑介夫诗》题左注，有“嘉定六年赐谥忠介”之语，足证刻书时间不可能早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至施宿跋文被发现，该跋落款“嘉定六年中秋日，吴兴施宿书”，说明施宿于嘉定六年（一二一三）刊刻该书确凿无疑，而以陆游序之年份确定刊刻时间则失之草率。
关于其刊刻地点，也有不同的说法。宋周密《癸辛杂识》：“宿尝以其父所注坡诗刻之仓司，有所识傅穉，字汉儒，穷乏相投，善欧书，遂俾书之锓板，以赒其归。因摭此事，坐以赃私。”（《癸辛杂识》别集上“施武子被劾”条）
现存宋景定三年（一二六二）印本中郑羽跋文，正好与《癸辛杂识》互相印证，说明该书刊刻于淮东仓司。
而《四库全书总目》所谓“嘉泰中，宿官余姚，尝以是书刊版。缘是遭论罢，故传本颇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四《施注苏诗》），显然对其刊刻时间和地点均做误判。
明末清初钱谦益曾收藏过一部嘉定刊《注东坡先生诗》全本，惜毁于绛云一炬。《绛云楼书目》卷三著录：“宋板《东坡诗集施注》四十二卷，又《年谱》《目录》各一卷。”钱谦益又作《跋东坡先生诗集》（《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五）。钱谦益应该是清代唯一见过全本的学者，他的跋语是比较客观可靠的，现录其跋如下：
吴兴施宿武子增补其父司谏所注东坡诗，而陆务观为之序。务观序题嘉泰二年，是书刻于嘉定六年，又十二年而后出。故其考证人物，援据时事，视他注为可观。然如务观所与范致能往复方云，不知果无憾否？诗以纪年为次，又附《和陶》一卷。坡诗尽于此矣，读者宜辨之。
钱谦益对该书刊刻年份的著录和判断，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日本发现旧抄本的可靠性。
二、《追和陶渊明先生诗》
《和陶诗》又名《追和陶渊明先生诗》，是苏轼晚年自编的一部诗集，主要收录其晚年居惠州、儋州时追和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作。
苏轼一生坎坷，遭贬于海南以后，写下了许多追和陶渊明的诗歌。如居惠州时所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有诗序云：
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
苏轼对其所作和陶诗极其重视，亲自将这些诗作结集出版。他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其为我志之。
（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
陶诗看似朴素，实则华丽；貌似平淡，实则意味深邃。苏轼追写《和陶诗》，不单是对陶诗艺术的欣赏，更多的是思想行为上的追随。正如苏轼所说：
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
苏轼博学多识，才气横溢，堪称千古奇才。其一生虽遭遇无数艰难困苦，却能以旷达的人生态度面对逆境，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在这一点上，苏轼和陶渊明很相似。黄庭坚曾有诗曰：
渊明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要相似。
据《郡斋读书志》，苏轼著作南宋时已有《东坡前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应诏集》十卷，共七集行世。现存宋黄州刻“东坡七集”本之《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集》四卷，即反映了《东坡和陶诗》的初始面貌。
《注东坡先生诗》前四十卷的各卷内容均在卷前标明，题作“诗××首”（如卷三题“诗四十五首”），卷四十一、四十二《和陶诗》，卷前分别题作“《追和陶渊明诗》五十四首”“《追和陶渊明诗》五十三首”。卷前题署的不同，说明前四十卷来源于《东坡前集》《后集》；卷四十一、四十二《和陶诗》，来源于四卷本《和陶诗》。
卷四十一收录的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表明当时收录在《和陶诗》之内的苏轼追和陶渊明诗是一百零九首。但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所收《子瞻追和陶渊明诗引》与此句文字有异，作“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因此，清代学者对《和陶诗》收诗是否“一百有九”颇有怀疑，王文诰认为是一百二十四首，查慎行认为是一百三十三首。
依据我国台湾图书馆藏宋黄州刻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集》目录（该目录以诗题为记，同一诗题有两首以上者标明数字，再除去陶诗原作及苏辙和诗）统计，共收苏轼和陶诗一百零七首，外加末尾的和《归去来辞》《桃花源》二赋，总计一百零九首。因此，《注东坡先生诗》的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所谓的“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无疑属于原始提法，应该正确无误。
关于《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一、四十二的所收诗数，需要略作说明。依据目录，卷四十一实收诗五十四首无误；卷四十二据目录诗题统计作五十三首，但其中《和杂诗十一首》漏刻第七首“蓝桥近得道，常苦世褊迫”一诗，故实际收诗五十二首。两卷合计，实际收诗一百零六首。又以《注东坡先生诗》目录诗题核之黄州本，施顾本较黄州本缺少《和东方有一士》《和刘柴桑》二首。
综上所述，施顾本和陶诗较黄州本缺诗三首：《和东方有一士》、《和刘柴桑》、《和杂诗十一首》之第七首。依常理看，施顾本所缺三首，最有可能像《和杂诗十一首》之第七首那样漏刻或漏抄所致，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原因。
施顾本《和陶诗》与黄州本所收内容有明显的区别——施顾本惟有苏轼和陶渊明诗；黄州本收录陶渊明、苏轼、苏辙三人诗作，在每首陶渊明原诗之后，接录苏轼和诗及苏辙再和诗。
据黄州本卷二目录，《移居二首》《和刘柴桑》二诗应以先后顺序出现，正文却出现混乱，陶渊明《移居二首》原诗之后，接刻的不是苏轼《和移居二首》，而是陶渊明《和刘柴桑》原诗。黄州本每版二十行（半叶十行，行十六字），此叶首行刻陶渊明《移居二首》尾句“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第二至九行插刻陶渊明《和刘柴桑》原诗，第十行起接刻苏轼《和移居二首》诗并引，直至下叶第九行止，十行起顺接陶渊明《岁暮作和张常侍》原诗。除了此叶，其他各叶内容顺序均与目录相合无误。因此，据黄州本目录统计，苏轼《和陶诗》是一百零九首，但其正文漏刻了《和刘柴桑》一首，实际收录一百零八首。
由此可以断定，黄州本漏刻了苏轼《和刘柴桑》原诗，施、顾注《和陶诗》的底本极有可能据黄州本过录。对于印本书出现的此类错误，如果不够细心，较难发现问题所在。所以，施顾本缺失此诗，更有可能是“因错就错”。即便发现了问题，倘若是代为抄书的书手，也很有可能因莫名所以而选择放弃过录此诗，以避免混乱。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个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书手来说，尚可看作是负责而又较为合理的选择。
三、现存宋刻残本
宋代《直斋书录解题》首次著录《注东坡先生诗》，《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经籍》七十一著录沿袭之，仅个别字改动。之后元明两朝几乎未见提及。清初以后，该本遂成为凤毛麟角般的存在。
《注东坡先生诗》目前存世的仅有四部残本：翁方纲旧藏本、黄丕烈旧藏本、嘉业堂旧藏本（缪荃孙旧藏本）、翁同龢旧藏本，其中前三部是嘉定原刻本，翁同龢旧藏本是景定三年（一二六二）郑羽补刊本。
翁方纲旧藏本存二十一卷又三分之一［目录下半卷、卷三至四、七、十至十三、十四（三分之一）、十五至二十、二十九、三十二至三十四、三十七至三十八、四十一、四十二］，分藏于台湾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等处。该本经明安国、毛晋汲古阁递藏，入清后归徐乾学、宋荦、揆叙、翁方纲、吴荣光、潘德舆、叶名澧、邓振瀛、袁思亮等人，民国以后，又经潘宗周、蒋祖诒、张泽珩、陈清华之手。该本钤印琳琅，又有翁方纲和其他乾嘉以来名流如桂馥、阮元、何绍基等手跋、题识、观款，因清末曾经火劫，该书多册书口、书脑严重受损，故称“焦尾本”。
嘉业堂旧藏本（缪荃孙旧藏本）存四卷（卷十一至十二、二十五至二十六），四册，现藏国家图书馆。各册有“刘承乾印”“翰怡”“翰怡欣赏”“张叔平”“诗外簃藏书”“徐伯郊”“徐伯郊藏书记”“伯郊”“伯郊所藏”“吴兴徐氏”“人间孤本”“文靖世家”等印。据此可知，此本原为嘉业堂旧藏，后经张叔平、徐伯郊之手，归于国家图书馆。据《藏园群书题记》，此本原为缪荃孙艺风堂旧藏，后归嘉业堂。
常熟翁同龢旧藏本存三十二卷（卷三至四、十一至十八、二十一至四十二），三十四册。此本曾经清怡亲王府收藏，有同治间翁氏题跋、潘祖荫跋，光绪间沈曾桐等题识。钤“安乐堂藏书记”“常熟翁同龢藏本”“同龢私印”“郑盦”“说心堂”“龙自然室”等印。此书曾由翁氏后人携往美国。一九八〇年，翁同龢玄孙翁万戈先生将该本付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出版；二〇〇〇年，该书由海外回归祖国，入藏上海图书馆；二〇〇四年，《中华再造善本》曾影印此本。
清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收藏的《注东坡先生诗》残本，系卷四十一、四十二，即《和陶渊明诗》二卷，二册。此残本虽仅二卷，但因内容与魏晋时期著名诗人陶渊明相关，深得黄丕烈及其他文人重视。此书为季振宜旧藏，黄丕烈之得此书，与同乡书友潘奕隽、周锡瓒有关。
周锡瓒（？—一八一九），字仲涟，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人。号漪塘，又号香严居士。喜藏书，精鉴别，为当时收藏界巨擘，与黄丕烈极相得。潘奕隽（一七四〇—一八三〇），字守愚，吴县人。号榕皋，又号水云漫士、三松居士，晚号三松老人。著名书画家。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进士，官户部主事，典试黔中，旋即归田。常与黄丕烈、袁廷梼赏书品画。著有《三松堂集》等。
黄丕烈居住苏州，因藏有百部宋版书，号称“百宋一廛”。他先曾见到翁方纲旧藏宋本《注东坡先生诗》，艳羡不已。后来得知书友周锡瓒藏有与翁本同版的二卷残书，分别为卷四十一和四十二，内容正是苏轼所作《和陶渊明诗》。原书曾经季振宜收藏。嘉庆十四年（一八〇九），黄丕烈因收入宋版“两陶集”（即《陶渊明集》与《陶靖节先生诗注》），特辟“陶陶室”储之，便有意购此《和陶诗》与“两陶集”并贮，以锦上添花，但终因财力不足而作罢。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冬，黄丕烈与潘奕隽又在周宅得见此书，经潘奕隽竭力鼓说，黄丕烈以欲购为由，将书借回。经与康熙年间宋荦、邵长蘅的重刊本校勘，发现重刊本注释内容多有残缺，由此知原刻本之珍贵价值。七十高龄的周锡瓒钦佩黄丕烈“藏书又能读书”，便将自己珍藏四十年的残本慨然出让。黄丕烈如愿以偿，将书重新装帧，并配制楠木书匣，存入“陶陶室”，与两部宋刻《陶渊明集》合藏。
同年腊月十九，恰值苏东坡生日。黄丕烈欣然携书从悬桥巷的“陶陶室”出发，登门寻访好友潘奕隽，欲共同拜祭苏东坡。不巧潘氏外出而未遇。夜深人静之时，黄丕烈想起早年翁方纲宝苏斋中设宴贺东坡生日的雅集，感慨万千，随即捧出这两卷宋刻《和陶诗》，题写绝句四首，其中两首云：
东坡生日是今朝，愧未焚香与奠椒。
却羡苏斋翁学士，年年设宴话通宵。
东坡生日是今朝，我独闲居苦寂寥。
但把和陶诗熟诵，樽无浊酒也愁消。
潘奕隽看到黄丕烈的题诗，深为感动，也和诗四首，其首尾两首云：
东坡生日是今朝，蓟北苏斋岁奠椒。
何似宋廛人独坐，和陶一卷咏深宵。
东坡生日是今朝，斗室长吟兴自饶。
善本流传期共赏，一瓻拟致县东桥。
黄丕烈藏本散出之后，又经汪士钟、杨氏海源阁收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叔弢先生倾力将此黄丕烈旧藏的宋刻《注东坡先生诗》两卷残本收归己有，使之与宋版《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珠联璧合，恢复了黄丕烈“陶陶室”旧藏的原貌。一九五二年，周叔弢先生化私为公，将宋刻“两陶集”和此两卷《和陶渊明诗》，连同其他珍贵善本七百余种一起无偿捐献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
此黄丕烈旧藏宋刻《注东坡先生诗》仅存二卷，虽属只鳞片羽，却珍贵无比。递藏者之一的清代著名藏书家海源阁主人杨绍和曾感慨道：“此本虽只《和陶》二卷，然是武子嘉定时初刻，尚可考见本来面目。……昔人云：‘凤凰一毛，麒麟一甲，终是稀世之宝。’信已！”
书中钤印琳琅满目，有“季振宜印”“沧苇”“周锡瓒印”“仲涟”“黄丕烈印”“复翁”“陶陶室”“汪文琛印”“臣文琛印”“汪厚斋藏书”“厚斋”“汪士钟印”“汪士钟读书”“宋本”“三十五峰园主人”“民部尚书郎”“杨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号冬樵行弌”“关西节度系关西”“杨冬樵读过”“杨氏海原阁藏”“宋存书室”“东郡杨氏海源阁珍藏”“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聊摄杨氏宋存书室珍藏”“杨氏彦合”“彦合珍玩”“东郡杨绍和字彦合藏书之印”“杨绍和读过”“墓田丙舍退思庐主人记”“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杨氏协卿平生真赏”“杨绍和审定”“协卿珍赏”“四陶居”“杨保彝藏本”“先都御史公遗藏金石书画印”“周暹”等印。
李坚
二〇二三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