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金程宇 刘慧婷
所谓“汉文学”，一般用于指称汉文化圈诸国用汉字书写的文学作品，也可泛称一些用汉字书写的具有一定文学性的著作（如传记、论辩、辑录等）。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的汉文写作，还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汉文写作，比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汉字作为官方书写文字，相应地，其文学创作也属于本文所说的“汉文学”。
中国古代的海陆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使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东亚各国家、民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着相近的汉文化认同感。空海是日本平安时期思想文化引领之翘楚，其入唐之行一方面源自日本自奈良时代对唐文化的仰慕和崇尚，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世代先民对丝路孜孜不倦的开拓和探寻。以空海入唐为代表的中日间的人员往来正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与其他国家、地区间的友好交流与互动，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蓝本。
空海（七七四—八三五），日本平安初期高僧，幼名真鱼，俗姓佐伯，赞岐国多度郡（今香川县）人，灌顶名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空海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八〇四）入唐，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唐宪宗元和元年，八〇六）归国。唐代的开放与包容在文学、宗教、书法、教育等方面为空海人文素养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进而助益其归国后创立日本真言宗，建寺高野山，兴办综艺种智院，成为日本文化史上的一代宗师。空海的汉文学著作主要有《遍照发挥性灵集》《聋瞽指归》《三教指归》《高野杂笔集》《发挥拾遗编》《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等。
《遍照发挥性灵集》（以下简称《性灵集》）是空海的个人诗文集，也是日本存世最早的汉诗文别集。初由空海弟子真济于承和二年（八三五）编成十卷，惜后三卷在流传中散佚；日僧济暹于承历三年（一〇七九）补编《续遍照发挥性灵集补阙钞》三卷，与传存的前七卷合而为一，成为后世阅读的通行本。《三教指归》是空海早年所撰比量儒、道、佛三教优劣的日本汉文学著作，初成时题名《聋瞽指归》，后经空海改订序文及卷末十韵诗题作《三教指归》。《高野杂笔集》是日本后世所编空海与官吏、友朋和弟子等往来书信的结集，本丛刊收录的《发挥拾遗编》是江户时期学僧尊贤据日本石山寺书府所藏淳祐亲笔抄本整理刊行的书信集别本，其间亦附入尊贤本人的注释和见解。《文镜秘府论》是空海利用入唐所阅诗格类著作编纂的一部汉诗文创作技法指南，汲取了唐及先唐诗文理论的精华，保存了中土散佚的诸多作品，今亦有简本《文笔眼心抄》传世。《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是空海记录日本平安初期密教祖师付法相承的佛教文献，空海通过构造日本真言密教一脉的传承谱系，为确立自身弘法的正宗地位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凭。
空海辉煌的文学成就、深邃的佛教思想以及高尚的人格情操莫不感染激励着后世日本学子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对汉文学创作的追求。弘法大师的成就源自中国文化的滋养和浸润，正是一千二百余年前的入唐求法之旅，使空海结下了丰硕的汉文学果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本丛刊所收“空海汉文学著作注本”即是古代日本学人基于空海诗文集《遍照发挥性灵集》、设论体名作《三教指归》、书信集《发挥拾遗编》、中国诗文理论汇编《文镜秘府论》以及传记体经典《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编撰的注释书。
一、空海入唐携归文物及其意义
空海自幼熟读《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左传》《文选》等中国文化经典，在入唐前已有相当丰厚的汉文化储备，这为他入唐期间写作《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与福州观察使入京启》《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与本国使请共归启》《青龙和尚献衲袈裟状》《为橘学生与本国使启》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在入唐求法的旅程中，空海与唐土的僧侣文士有着密切的交流，并请回大量的佛教经律章疏等内典文献、法器道具及外典若干，这些文献大多著录在其回国进呈天皇的《御请刘希夷来目录》和进表文中。作为中国古典目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空海的求法目录反映了中古时期文献的诸种形态，展现了佛教东传与繁荣发展的盛况，实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其《献梵字并杂文表》《书集献纳表》《书〈刘庭芝集〉奉献表》《奉献杂书迹状》《献杂文表》《进李邕真迹屏风表》等进表文记载了入唐所获的诸多诗文典籍、法书名品，并兼具文学气韵和艺术风尚。
（一）内典与图像法具
就空海携归的佛典而言，圆照编《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是其访求书籍的重要参照，正所谓因目求经，不遗余力。同时，空海也注意访求抄录当时新出的译经（“新译经”），尤以不空译本为丰，数量高达一百一十八部一百五十卷。除了不空译经，《御请来目录》尚著录空海携归的其他中土僧人新译经九部七十五卷，包括般若三藏所译四部六十一卷、勿堤犀鱼三藏所译一部一卷、尸罗达摩三藏所译二部十卷、无能胜三藏所译二部三卷。至于旧译经，则有善无畏、金刚智、菩提留支、玄奘、阿真儞耶、般若轮、实叉难陀等人所译诸部，与前述般若三藏等所译合共二十四部九十七卷，空海记云：“右二十四部九十七卷，或近译未传此间，或旧译名来实阙，古人所未传略在斯中。”由此可见，空海特别留意收集尚未传入日本的诸种佛教经典和当时的新译佛典，具有明确的文献收藏意识。
密宗以持诵真言密咒为日常修行的法门之一，梵字真言则是空海请回的又一类佛典文献。《御请来目录》著录“梵字”类典籍四十二部四十四卷，其中既有修举法事时所持仪轨密咒，也有称叹佛菩萨金刚诸尊所念偈语赞文。虽然汉文译典有助于中土僧众和西行求法日僧理解经典大意，但梵文所葆有的原初之味在汉文中是难以复制的。空海以“存源”二字道出了请回诸典的目的，而这些梵字真言在空海写作的诗文中亦多见指称和使用。比如《惠果和尚碑》中以“《大佛顶》《大随求》经耳持心，《普贤行》《文殊赞》闻声止口”二句称扬其师精诚持诵《梵字大佛顶真言》《梵字大随求真言》《普贤行愿赞》《文殊赞法身礼》，此四种经典皆见于《御请来目录》著录，且《普贤行》既有汉文本，又有梵字本，由此可见，空海从惠果处所得密教写本至为丰富，传持之诚自不待言。弘仁五年（八一四），空海书《献梵字并杂文表》附呈“《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各］一卷”[?按：表文中云“欣踊缮装《古今文字赞》《右军兰亭碑》及《梵字悉昙》等书，都一十卷”，运敞《遍照发挥性灵集便蒙》卷四注云：“问：此称十卷，下目录所载唯有九卷，首尾龃龉，如何？答曰：推《悉昙字母》一卷、《悉昙释义》一卷，但目录脱一「各」字矣。”又于“《梵字悉昙字母并释义》一卷”之下注云：“《请来录》载《梵字悉昙章》一卷、《悉昙释》一卷，「一」字上恐脱一「各」字矣。”此处据补“各”字。]，且云：“况复悉昙之妙章，梵书之字母。体凝先佛，理含种智；字络生终，用断群迷。所以三世觉满，尊而为师；十方萨埵，重逾身命。满界之宝，半偈难报；累劫之障，一念易断。文字之义用，大哉远哉！”悉昙，代指一种梵字字母，是记录梵语所用的书体之一。空海指出，悉昙梵字在书体上是佛法要义的缩影，在义理上是诸种智相的统一。就功用而言，“字体常住，无始无终”[?运敞：《遍照发挥性灵集便蒙》卷四，《真言宗全书》第四十二卷，真言宗全书刊行会，一九三六年，第一一六页。]，“开心明道”[?运敞：《遍照发挥性灵集便蒙》卷四，《真言宗全书》第四十二卷，真言宗全书刊行会，一九三六年，第一一六页。
]，断除迷惑。一言之，如能习得和把握悉昙梵字的书写方式，对于理解和体悟密教要义是颇有助益的。
《御请来目录》中单独列有“论疏章等”一类，属于唐土僧众撰述之典，合共三十二部一百八十四卷，著者包括澄观、智顗、湛然、清索、一行、潜真、良贲、法琳、道氤、圆照等人。注疏之中，义疏类有《华严经疏》《大毗卢遮那经疏》《虚空藏经疏》《文殊师利经疏》《仁王经疏》《金刚般若经疏》，玄义类有《法华玄义》，文句类有《法华文句疏》，述记类有《法华记》《法华赞》。论著之中，经序有《佛顶尊胜陀罗尼传序》，通论有《四教义》《明四种具足人求善知识法》，专论有《金刚般若道俗记》《无畏三藏禅要》，争论有《辩正理论》《三教不齐论》，义章有《辩凡圣因果界地章》《金师子章并缘起六相》。此外，《华严十会》《大方广佛华严经品会名图》《杜顺禅师会诸宗别见颂》《授五戒八戒文》《建立坛法》《金刚顶瑜伽秘密心地法门义诀》六种，或为图说，或为颂赞，或为轨则，篇幅似较短小，盖属佛教仪轨类文本。纂集之中，诗文集有《华严会请贤圣文》《大唐大兴善寺大辩正大广智三藏表答碑》，字书则有《悉昙字记》《悉昙释》。目录类有《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贞元新翻《译经图记》。
《大日经疏》《辩正理论》《三教不齐论》《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大唐大兴善寺大辩正大广智三藏表答碑》等佛典文献所涉教义、史事或事典被灵活运用于空海本人的汉文写作中，此种入唐携归典籍为空海的学养塑造和思想形成奠定了深厚基础。此外，《阿育王传》《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行状》《惠果阿阇梨行状》以及“大广福寺南中门西边和上碑铭”等篇目虽未见《御请来目录》记载，但空海在《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中确有引用，可见这些隐性文献也是激发空海写作的知识来源。
除了佛典，空海尚于《御请来目录》中著录了所请回的各种曼荼罗图画和祖师影像细目，并统归于“佛像等”一类，在目录中，空海明确阐述了这些曼荼罗、祖师影等图画的功用，概言之，图画能够传达出语言未尽之意，由于密教经典玄奥难解，其中要义仅凭经文无法传授和领会，而通过图像的形式可以直观展现佛菩萨的威仪和印契，使教中密旨不言自明，于传法修行助益良多。空海所作愿文常记有斋主通过图画、供养两部曼荼罗的方式为亡故亲友追福之举，比如《为故藤中纳言奉造十七尊像愿文》中，空海通过图绘理趣会十七尊曼荼罗的方式为遣唐大使贺能追福。这种图画与供养仪式不仅仅用于超度亡者，也用于修举法事时报答父母、国王、众生、三宝四恩，如《奉为四恩造二部大曼荼罗愿文》中，空海即“奉图大悲胎藏大曼荼罗一铺八幅、金刚界大曼荼罗一铺九幅”以答四恩。再就祖师像而言，空海携回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惠果、一行五位祖师图像既体现了本宗付法的血脉相承，也宣示了自身受法的权威正统。《奉为四恩造二部大曼荼罗愿文》记弘仁十二年（八二一）四月至八月，空海奉图两部大曼荼罗之外，尚附有“五大虚空藏菩萨、五忿怒尊、金刚萨埵、佛母明王各四幅一丈，十大护天王、蘗噜拏天像、龙猛菩萨、龙智菩萨真影等，都二十六铺”。运敞以为，“真影等，推当有金刚智、不空、惠果及余影像，今以‘等’字略之”[?运敞：《遍照发挥性灵集便蒙》卷七，《真言宗全书》第四十二卷，真言宗全书刊行会，一九三六年，第二〇八页。
]，由此可见，图画供养诸菩萨明王及高僧影像，也是一种佛教修行方式。
《御请来目录》中尚记载了空海携归的道具、阿阇梨付嘱物等珍贵唐代文物。在密教修法中，庄严法具不可或缺。在印度，金刚杵原本作为武器使用，后来被用作密教的法具，成为破除行者烦恼的象征。根据前端的鉾数，密教法具有独钴杵、三钴杵、五钴杵等诸种形制。另外，在五钴杵和独钴杵的一端附有铃铛的称为五钴铃、独钴铃。空海在《为故藤中纳言奉造十七尊像愿文》中即以“无始无终坐其极，金幢金杵庄其台”表现斋会上摩羯幢、金刚杵等法具庄严之相。
（二）外典与法书名作
空海入唐时所涉猎的中国传统典籍极为丰富，大致可以分为显性文献和隐性文献两类。
显性文献如《遍照发挥性灵集》《高野杂笔集》所收篇章中涉及的诸种典籍，其中有的虽今已失传，但空海当时确曾目见。今附列如下：字书类有南齐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一卷、《古今文字赞》三卷（二书见《性灵集》卷四《献梵字并杂文表》）；诗文类有《刘希夷集》四卷（又称《刘庭芝集》，见《性灵集》卷四《书〈刘希夷集〉献纳表》《书〈刘庭芝集〉奉献表》）、王昌龄《诗格》一卷（见《性灵集》卷四《书〈刘希夷集〉献纳表》）、《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见《性灵集》卷四《书〈刘希夷集〉献纳表》《书〈刘庭芝集〉奉献表》）、徐侍郎《宝林寺诗》一卷（见《性灵集》卷四《奉献杂书迹状》）、《急就章》一卷、《王昌龄集》一卷、《杂诗集》四卷、《朱昼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杂文》一卷、《王智章诗》一卷、《赞》一卷、《诏敕》一卷（以上并见《性灵集》卷四《献杂文表》）。
《古今篆隶文体》和《古今文字赞》是空海携归的重要书学文献，也是迄今仍保存在东瀛的珍贵古逸文献。空海于上表文中载录二书名目的同时，还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唐土古今书体的称赞与推崇。如《敕赐屏风书了即献表并诗》中云：“是故苍公风心，拟鸟迹而挥翰；王少意气，想龙爪而染笔。蛇字起唐综，虫书发秋妇。轩圣云气之兴，务仙风韭之感。垂露悬针之体，鹤头偃波之形。骐驎鸾凤之名，瑞草芝英之相。如是六十余体者，并皆人心感物而作也。”诸句指出，自苍颉创造文字时起，鸟书、龙爪书、蛇书、虫书、云书、倒韭篆、垂露书、悬针书、骐驎书、鸾凤书、瑞草书、芝英书等六十余种书体皆由人心感知万物形态而创制。又如《献梵字并杂文表》云：“每见苍史古篆、右军今隶、务光韭叶、杜氏草势，未尝不野心忘忧，山情含笑”，通过举列古文篆、隶书、倒韭篆、草书等表达内心对诸种书体的钟爱之情。
隐性文献如《文镜秘府论》所保存的诸种中国久佚的诗文创作和文学理论著作（很可能是空海入唐所见并携归，但由于属非佛典文献，且没有献给天皇，故而未著录在《御请来目录》中）。该书直接引录者，如梁沈约《四声谱》（见天卷《调四声谱》）、隋刘善经《四声指归》（见天卷《四声论》、西卷之论文病）、隋《帝德录》（见北卷）、唐佚名《文笔式》（见地卷《六志》《八阶》、东卷《二十九种对》《笔札七种言句例》、西卷之论文病、南卷之《论体》《定位》）、唐上官仪《笔札华梁》（见地卷《八阶》《六志》、东卷《二十九种对》《笔札七种言句例》、西卷之论文病）、唐元兢《诗髓脑》（见天卷《调声》、东卷《二十九种对》、西卷之论文病）、唐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见南卷）、唐崔融《唐朝新定诗格》（见天卷《调四声谱》、地卷《十体》、东卷《二十九种对》、西卷之论文病）、唐杜正伦《文笔要决》（见北卷《句端》）。此外，尚有撰者时代、姓名未详之《诗式》《诗体》（见西卷）、《九意》（见地卷）。诗文理论之外，唐及先唐诗文创作亦为空海《文镜秘府论》的编纂提供了诸多可资参照的解说素材，如晋陆机《文赋》、唐殷璠《河岳英灵集叙》等等。间接引录者，如梁洛阳王斌《五格四声论》（见地卷《八阶》、西卷《文二十八种病》）、北魏甄琛《磔四声》（见天卷《四声论》）、南朝沈约《答甄公论》（见天卷《四声论》）、北魏常景《四声赞》（见天卷《四声论》）、北齐阳休之《韵略》（见天卷《四声论》）、北齐李概《音谱决疑》（见天卷《四声论》、南卷《论文意》）、晋吕静《韵集》、刘宋王微《鸿宝》（见天卷《四声论》）、南朝丘迟《集钞》、唐褚亮等《古文章巧言语》（见南卷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引）、唐许敬宗等《芳林要览》等等。此外，尚有佚诗佚文佚句众多，此不一一备举。[?参见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修订本）·前言》，中华书局，二〇一五年，第一五—二〇页。]这些典籍展现了当时民间流行的各种诗学指南，反映了空海于佛典之外对诗文承载的大唐语言文化的喜好，它们是空海汉文学养和文气塑造的知识来源，对空海文学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容忽视。
再就空海携归的文物属性而论，外典中的书法文献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真迹或摹本，包括梁武帝草书评一卷（见《性灵集》卷四《献梵字并杂文表》）、德宗皇帝真迹一卷、欧阳询真迹一卷、张谊真迹一卷、释令起八分书一帖、谓之行草一卷、鸟兽飞白一卷（以上见《性灵集》卷四《奉献杂书迹状》）、李邕真迹屏风书一帖（见《性灵集》卷四《进李邕真迹屏风一帖表》）；另一类是石刻拓本，包括《大王诸舍帖》一卷、《不空三藏碑》一卷、徐浩《宝林寺诗》一卷、《岸和尚碑》一铺（以上见《性灵集》卷四《奉献杂书迹状》）、王羲之《兰亭碑》一卷、《昙一律师碑铭》一卷（草书）、《大广智三藏影赞》一卷（以上见《性灵集》卷四《献梵字并杂文表》）。
空海进献嵯峨天皇诸种法书文献，其考证可参见修山脩一、中田勇次郎、驹井鹅静、大柴清圆、史睿等现代中日学者的论著。[?参见修山脩一：《性灵集より见たる弘法大师の书道》，《龙谷论丛》创刊号，一九五四年，第七三—七九页；中田勇次郎：《书圣空海》，法藏馆，一九八二年，第一八—二一页；驹井鹅静：《空海の书论と作品》，雄山阁，一九八四年，第三八—一二三页；大柴清圆：《“梵字并びに杂文を献ずる表”（“性灵集”卷第四）における「梁武帝草书评一卷」について》，《密教文化》第二三七号，二〇一六年，第一四五—一六六页；大柴清圆：《“古今文字赞”の研究》，《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二十七号，二〇一四年，第一四二—一八四页；大柴清圆：《京都毗沙门堂所藏“（古今）篆隶文体”の研究》，《密教文化》第二三五号，二〇一五年，第二一七—二四四页；史睿：《唐代书法文化的东传—以空海、最澄为中心》，《敦煌学》第三十六期，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二〇二〇年，第七九—一〇四页。]与空海同时入唐的日僧最澄也曾携归一批书法文献，但正如史睿所论，最澄携归者均为石刻拓本，包括石碑拓本和刻帖拓本两类，然而并无真迹或摹本，其中《赵模千字文》《真草千字文》《王羲之十八帖》[?注：现今通行本为《十七帖》，此处姑沿用原文。]《开元神武皇帝书法》《欧阳询书法》《王献之书法》《褚遂良集》《安西内出碑》《梁武帝评书》九种刻帖拓本多出自台、越二州，“是关于唐代刻帖的最早记录，尤其珍贵”；“空海得到了上至唐德宗、王羲之、欧阳询、李邕等人墨迹（或摹本），以及颜真卿、徐浩等一流书家的拓本，更直接亲炙于韩方明学习最新的书法技巧”[?史睿：《唐代书法文化的东传—以空海、最澄为中心》，《敦煌学》第三十六期，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二〇二〇年，第九三、九九页。
]。二人携归书法文献的鲜明差异也为日后能否引领一代书风埋下伏笔。
空海自幼熟读经史子集等中国文化经典，又对佛教典籍热衷尤甚，以投身释门为终生宿志。虽然其入唐以求取真言密法为主要使命，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的关注和热爱。佛典、图像、法具、外典、法书等入唐所携归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物文献在宗教、美术、工艺、文学、书法等众多领域给予空海前所未有的深厚文化滋养，构成了其归国后通过典籍弘传和汉文写作弘道明教的知识基础，而真迹、法帖、碑拓、抄本、绘画等唐及先唐文献的多样形制正呈现出写本时代文本生成与传播的复杂性，这些文献以空海为媒介东传日本，通过再度摹写、传抄、图绘的方式丰富了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流播后世，赓续文明。
二、空海汉文学著作的整理与研究
（一）空海汉文学著作的汇编与整理
空海汉文学著作的整体性汇编与整理始于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日本祖风宣扬会编纂的《弘法大师全集》十二卷，其中，卷八至十属于文学部。卷一所收《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从教义上虽是日本密宗法脉相承的叙述，但同时也是一篇汉文传记文学作品，故而本丛刊亦将其归于空海汉文学著作范畴。
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和昭和六十一年（一九八六），日本和歌山县高野山《真言宗全书》刊行会、《续真言宗全书》刊行会分别出版的丛书《真言宗全书》《续真言宗全书》排印整理了空海珍贵年谱资料和相关著作注释书，包括得仁《弘法大师年谱》十二卷、得仁《续弘法大师年谱》九卷、敦光《三教勘注抄》二卷、佚名《三教指归注》三卷（承久本）、佚名《三教指归注抄》三卷（延应本）、运敞《三教指归注删补》七卷、通玄《三教指归简注》四卷、维宝《文镜秘府论笺》十八卷、佚名《性灵集私记》二卷、运敞《遍照发挥性灵集便蒙》十卷、运敞《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纂解》五卷、信龙《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钞》六卷、佚名《付法传见闻》六卷，为世人了解平安至江户时期日本学人对弘法大师生平及创作的研究增添了重要文献资料。[?参见高冈隆心编：《真言宗全书》第三十八、四十—四十二卷，真言宗全书刊行会，一九三六年；续真言宗全书刊行会编：《续真言宗全书》第三十二卷，续真言宗全书刊行会，一九八六年。]
昭和年间出版的弘法大师著作集尚有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编《弘法大师全集》（全八册）[?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编：《弘法大师全集》（增补三版），高野山大学出版部，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三年至四十八年（一九六八—一九七三）胜又俊教编修《弘法大师著作全集》（全三卷）[?胜又俊教编修：《弘法大师著作全集》，山喜房佛书林，一九六八—一九七三年。]以及昭和五十八至六十一年（一九八三—一九八六）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弘法大师空海全集》（全八卷）。其中，学界使用较多者为《弘法大师空海全集》。该丛书第五至七卷为诗文篇，以第六卷为例，此卷以汉文训读与现代日语相对照的形式对《三教指归》《聋瞽指归》《遍照发挥性灵集》三书予以翻译和注释，以长谷宝秀等所编《弘法大师全集》（增补三版）为底本，参考了渡边照宏、宫坂宥胜校注的《三教指归·性灵集》、胜又俊教所编《弘法大师著作全集》第三卷、坂田光全著《性灵集讲义》及其他诸本，可见前人的注释成果对后世空海文集的编纂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筑摩书房，一九八三—一九八六年。]
平成四年至八年（一九九二—一九九六），由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弘法大师著作研究会主编的《定本弘法大师全集》（全十一卷）[?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弘法大师著作研究会主编：《定本弘法大师全集》，高野山大学密教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二—一九九六年。]出版发行，是迄今最为完备的详尽收录空海著作并予以校订刊印的整理本。其中，第一、六、七、八卷分别收录《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聋瞽指归》《三教指归》《遍照发挥性灵集》《高野杂笔集》《发挥拾遗编》等文学类著作，校勘细密详实，在征引沿用方面为学人提供了可资信据的文本。
就单行的空海汉文学著作整理本而言，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渡边照宏、宫坂宥胜校注《三教指归·性灵集》[?渡边照宏、宫坂宥胜校注：《三教指归·性灵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七十一，岩波书店，一九六五年。]出版，系现代日本学者对二书的权威校注本。渡边照宏编集《最澄·空海集》（《日本の思想》一）[?渡边照宏编集：《最澄·空海集》，筑摩书房，一九六九年。]收录稻谷祐宣、宫坂宥胜、高木訷元三人分别以日文校订、翻译和注解的《三教指归》《秘藏宝钥》《高野杂笔集》三书。堀内宽仁《弘法大师の出家宣言书：三教指归（本文·訳注）》[?堀内宽仁校订、译注：《弘法大师の出家宣言书：三教指归（本文·訳注）》，高野山大学出版部，一九七六年。]以日文译注的方式对《三教指归》展开文本校订工作。二〇〇六年，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出版，二〇一五年修订再版，堪称中国学界关于《文镜秘府论》整理和研究的扛鼎之作。二〇一九年，国内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弘法大师文集》简体排印本，以日本吉川弘文馆一九一〇年版为底本，仅保留了原日方编者的极少量校勘记，录文存有疏失，作为研究用书欠缺详备的校记和注释。
此外，日本关于空海书法真迹的影印工作以《弘法大师真迹全集》《弘法大师真迹集成》《弘法大师书迹大成》等为代表，所收包括《聋瞽指归》《大和州益田池碑》《二荒山碑文》等等。国内近年亦有单行影印本刊布，如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古代法帖珍本》系列和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晋韵·全彩名帖丛刊》系列均影印发行了空海的《风信帖》（内含《风信帖》《忽披帖》《忽惠帖》），现藏日本京都教王护国寺（又名东寺），是空海致最澄三通信札的合称，从中可见其对王羲之、怀素等晋唐法书名家书艺的研习取法和娴熟运用。[?王刘纯、冯亚君编：《日本古代法帖珍本：空海》，大象出版社，二〇一四年；徐清编：《空海〈风信帖〉》，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
总体来看，空海汉文学著作的汇编与整理成果非常丰富，已然自成体系并广为学界利用。但就其注释工作而言，以日文方式注释者为重，且多为近现代日本学人致力的结果。国内的注释工作皆围绕《文镜秘府论》展开，而对《聋瞽指归》《三教指归》《遍照发挥性灵集》《高野杂笔集》《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等空海个人独创性更强的作品未有涉及，这一方面是由中日学界的各自研究侧重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空海这一人物的特殊身份使然。《文镜秘府论》中所收大部分为中国文学理论文献，自发现以来自然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而空海的其他汉文学作品则通常被视为日本古典文学的研究范畴。但从东亚汉文化圈的视角来看，空海正是在长期深受中国文化熏陶与浸染的前提下最终成为一代文学大家、开宗祖师，这些用汉文书写的作品也应当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即便相关原始文本已有日本学者多年精心校勘的成果，在文本注释方面还存在汇注汇评等古籍整理的空间。
（二）空海汉文学著作的相关研究成果
《弘法大师空海全集》第八卷《研究文献目录》“诗文”类着重总结了一九八四年三月以前有关空海汉文学的研究成果，间有收录中国学者的部分著述。从中可见，日本学界在大正、昭和年间对空海汉文学展开研究的论著较为丰富，在空海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意义。吉田幸一《文镜秘府论の诗病论と歌论—附、文镜秘府论卷第五「文二十八种病」考——》、间岛悠纪雄《文学论としての文镜秘府论》[?吉田幸一：《文镜秘府论の诗病论と歌论——附、文镜秘府论卷第五「文二十八种病」考——》、间岛悠纪雄《文学论としての文镜秘府论》，二文载吉田幸一编《日本文学史に于ける文学论》，东洋大学出版部，一九四三年，第一—一六五、一六七—二〇六页。]、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 ?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研究篇），大八洲出版社，一九四八年；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考文篇），大日本雄弁会讲谈社，一九五三年。]、中泽希男《冠注〈文笔眼心抄〉补正》[?中泽希男：《冠注〈文笔眼心抄〉补正》，《群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篇）第二十一卷，一九七二年。]、川口久雄《遍照发挥性灵集の成立と诸本》《空海の诗と散文》《聋瞽指归と文镜秘府论》[?以上三文见于川口久雄：《（三订）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の研究（上）—王朝汉文学の形成—》第二章《弘仁期僧団の汉文学》，明治书院［是书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九）发行初版上卷，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发行增补合册再版，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发行三订版上卷，平成三年（一九九一）发行三订版上四版。此处参见三订版上四版］，一九九一年，第三四—七一页。]、小岛宪之《佛家の文学—三教指归及び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收入小岛宪之：《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下）—出典论を中心とする比较文学的考察—》，塙书房，一九六五年初版，一九八六年第六版，第一四四三—一四六二页。]、高木訷元《弘法大师の书简》[?高木訷元：《弘法大师の书简》，法藏馆，一九八一年。]等皆属其中相当重要的发轫之作。
一九八四年三月以后，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且渐趋细密化和专题化，以日本学界成果最为丰硕。据我们不完全统计，单篇论文方面，关于《遍照发挥性灵集》者八十一篇，关于《聋瞽指归》《三教指归》者五十篇，关于《高野杂笔集》者十篇，关于《文镜秘府论》者十六篇，关于《文笔眼心抄》者一篇，关于《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者七篇（详参本丛刊所附《空海汉文学著作研究论著目录汇编稿》）。
另有部分相关论文或收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系列个人专论中，如兴膳宏《中国の文学理论》所收《文学理论史上から见た「文赋」》《日本における“文心雕龙”の受容と研究》《王昌龄の创作论》《文镜秘府论における“文心雕龙”の反映》，以及氏著《中国文学理论の展开》所收《抄本として见た陆柬之书“文赋”》《萧统「文选序」の文学论》《皎然“诗式”の构造と理论》《唐代诗论の展开における皎然“诗式”》《空海と汉文学》《日本汉诗史における空海》《空海“文镜秘府论”の世界》《“帝德录”に见る骈文创作の理论》《“诗品”から诗话へ》十三篇文章皆结合《文镜秘府论》探究唐及先唐诗文理论的内核及其对日本汉文学创作的影响。[?兴膳宏：《中国の文学理论》，清文堂，二〇〇八年；兴膳宏：《中国文学理论の展开》，清文堂，二〇〇八年。]
或收入日本奈良、平安时期汉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系列个人专著中，如波户冈旭《上代汉诗文と中国文学》第二编《空海と“三教指归”》共五章，分别考察了《聋瞽指归》与《三教指归》的关联、《虚亡隐士论》中有关《抱朴子》的出典、空海入唐前后三教思想的变化、《游山慕仙诗》与《游仙诗》的渊源以及《文镜秘府论·九意》中的四季意识[?波户冈旭：《上代汉诗文と中国文学》，笠间书院，一九八九年。]；氏著《奈良·平安朝汉诗文と中国文学》第二篇《嵯峨天皇と空海》第四至六章分别为作者对空海诗文文学性、空海的山岳诗以及空海的文学观三个论题的探讨。[?波户冈旭：《奈良·平安朝汉诗文と中国文学》，笠间书院，二〇一六年。]
或对空海的文学创作予以专门探讨并汇编成个人文集，如静慈圆《空海密教の源流と展开》[?静慈圆：《空海密教の源流と展开》，大藏出版，一九九四年初版，一九九八年第三版；中译本参见刘建英、韩升译《日本密教与中国文化》，文汇出版社，二〇一〇年。]、高木訷元《空海と最澄の手纸》[?高木訷元：《空海と最澄の手纸》，法藏馆，一九九九年。]、岸田知子《空海の文字とことば》[?岸田知子：《空海の文字とことば》，吉川弘文馆，二〇一五年。]、河内昭圆《三教指归と空海：伪撰の文章论》[?河内昭圆：《三教指归と空海：伪撰の文章论》，法藏馆，二〇一七年。]、中谷征充《汉诗を通じて弘法大师空海の生涯を繙く—空海汉诗文研究—》[?中谷征充：《汉诗を通じて弘法大师空海の生涯を繙く—空海汉诗文研究—》，高野山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平井宥庆《空海“性灵集”に学ぶ》[?平井宥庆：《空海“性灵集”に学ぶ》，大法轮阁，二〇一一年。]等等；或以人物往来为视角，结合《三教指归》《性灵集》《高野杂笔集》考察空海及其周围人物的生平活动，如福田亮成《弘法大师が出会った人々》[?福田亮成：《弘法大师が出会った人々》，山喜房佛书林，二〇〇一年。]；或集众家之长汇为纪念空海的综合性论文集，如《国文学解釈と鉴赏》第六十六卷五号为弘法大师空海纪念特集，以密教不灭之灯为主题，收录论文二十二篇、研究文献目录两种。其中宫坂宥胜《“三教指归”—发心出家の决意》、滨田宽《“文镜秘府论”—空海の文学观》、后藤昭雄《“性灵集”—秀逸の汉诗文集》三文从文学视角简要探析了空海汉诗文的特点和意旨。[?宫坂宥胜：《“三教指归”—发心出家の决意》、滨田宽：《“文镜秘府论”—空海の文学观》、后藤昭雄：《“性灵集”—秀逸の汉诗文集》，载《国文学解釈と鉴赏》第六十六卷五号“弘法大师空海特集”，至文堂，二〇〇一年。]
此外，关于空海著作注释书的研究工作渐趋映入学者眼帘，其中以《三教指归》相关注释书研究成果为丰，如筑岛裕、小林芳规编《中山法华经寺藏本三教指归注总索引及び研究》[?筑岛裕、小林芳规编：《中山法华经寺藏本三教指归注总索引及び研究》，武藏野书院，一九八〇年。]、佐藤义宽《大谷大学图书馆藏“三教指归注集”の研究》[?佐藤义宽：《大谷大学图书馆藏“三教指归注集”の研究》，大谷大学，一九九二年。]、太田次男《空海及び白楽天の著作に系わる注釈书类の调查研究》[?太田次男：《空海及び白楽天の著作に系わる注釈书类の调查研究》，勉诚出版，二〇〇七年。]、河野贵美子《古代日本佛家注释书所引的〈史记〉初探—以成安撰〈三教指归注集〉为中心》[?河野贵美子：《古代日本佛家注释书所引的〈史记〉初探—以成安撰〈三教指归注集〉为中心》，收入安平秋、张玉春主编《古文献与岭南文化研究：古文献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文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第八五—九九页。]《古代日本文人的汉文学研究方法—以藤原敦光〈三教勘注抄〉为例》[?河野贵美子：《古代日本文人的汉文学研究方法—以藤原敦光〈三教勘注抄〉为例》，载王宝平主编《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第一四一—一六六页。日文版题为《藤原敦光“三教勘注抄”の方法——音义注を中心に——》，收入河野贵美子、张哲俊编《东アジア世界と中国文化——文学·思想にみる伝播と再创》，勉诚出版，二〇一一年。]等等。《性灵集》相关注释书研究如阿部泰郎、山崎诚在影印和翻刻真福寺本《性灵集注》的同时，从《性灵集》编纂始末及注释史、与真弁《性灵集略注》的关联、在后世注释史上的地位、所据原文、所引外典的特征以及对日本汉籍和佛典的利用等方面为该写本撰作解题，揭示了该本所具备的独特文献价值。[?阿部泰郎、山崎诚编集：《性灵集注》，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编《真福寺善本丛刊》第二期·十二（文笔部三），临川书店，二〇〇七年，第八三七—八八八页。]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围绕空海的汉诗文理论著述《文镜秘府论》展开的专题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早年杨守敬、储皖峰、罗根泽、郭绍虞、潘重规、周维德、王晋江、王利器等诸位学者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如杨守敬《日本访书志》之《文镜秘府论》解题（一八八〇），储皖峰《文二十八种病》（一九三〇），罗根泽《文笔式甄微》（一九三五）、《王昌龄诗格考证》（一九四二），郭绍虞《永明声病说》（一九三五）、《再论永明声病说》（一九六三）、《声律说考辨》（一九七五），潘重规《文镜秘府论研究发凡》（一九五五）、《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定本笺》（一九六二），周维德校点《文镜秘府论》（一九七五），王晋江《文镜秘府论探源》（一九八〇），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一九八三）等等。]，近年出版的专著以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张伯伟编著：《全唐五代诗格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王益鸣《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王益鸣：《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卢盛江《空海与〈文镜秘府论〉》《文镜秘府论研究》《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卢盛江：《空海与〈文镜秘府论〉》，宁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卢盛江：《文镜秘府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中华书局，二〇〇六年初版，二〇一五年修订；卢盛江：《空海〈文镜秘府论〉与中日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等为代表，诸种著作在回顾该书学术史的前提下，重点考察其传本、卷次、体例、出典及编撰思想，涉及声韵调声说、四声论、病累说、声病渊源、创作论、对属论、体势论等诸多诗学问题，总体探究中国诗学在日本的接受。此外，近年有关《文镜秘府论》的研究论文亦不胜枚举，可详参本丛刊所附《空海汉文学著作研究论著目录汇编稿》。
国内关于《三教指归》的著述大多系介绍性文字，学术论文仅有孙亦平《〈聋瞽指归〉与〈三教指归〉新考—兼论空海的儒佛道三教观》[? 孙亦平：《〈聋瞽指归〉与〈三教指归〉新考—兼论空海的儒佛道三教观》，《佛教文化研究》第四辑，二〇一六年，第二一〇—二二五、三九一页。]、隽雪艳《关于空海的〈三教指归〉及其生命意识》[?隽雪艳：《关于空海的〈三教指归〉及其生命意识》，《日本学研究》第十一辑，二〇〇二年六月，第二五二—二五六页。]等。此外，尚有中国学者在国外刊物发表的单篇论文，以仇云波《空海文学の动物メタファー表现：“三教指归”と“性灵集”を中心に》[?仇云波：《空海文学の动物メタファー表现：“三教指归”と“性灵集”を中心に》，《东アジア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化研究》第十六辑，二〇一三年三月，第四〇一—四二三页。]《「游山慕仙诗」の构想と表现—“三教指归”との关系を中心に—》[? 仇云波：《「游山慕仙诗」の构想と表现—“三教指归”との关系を中心に—》，《日语日文学研究》第八十七辑第二卷，二〇一三年十一月，第三九—六四页。]《“三教指归”の龟毛先生像：空海の儒学的な侧面を中心に》[?仇云波：《“三教指归”の龟毛先生像：空海の儒学的な侧面を中心に》，《东アジア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二〇一四年三月，第三八七—四〇五页。]《空海文学に见る女性のイメージ—“三教指归”と“性灵集”を中心に》[?仇云波：《空海文学に见る女性のイメージ—“三教指归”と“性灵集”を中心に》，《东アジア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化研究》第十九辑，二〇一六年三月，第一一一—一三二页。]《“三教指归”の蛭牙公子像》[?仇云波：《“三教指归”の蛭牙公子像》，《日语日文学研究》第八十三辑第二卷，二〇一二年十一月，第一〇七—一三四页。]《“三教指归”と“三教不齐论”との关系について》[?仇云波：《“三教指归”と“三教不齐论”との关系について》，《东アジア日本语教育·日本文化研究》第二十二辑，二〇一九年三月，第三七—五三页。]诸文为代表。
就《遍照发挥性灵集》所承载的空海本人创作的诗文而论，愿文研究方面，有王晓平《空海愿文研究序说》[?王晓平：《空海愿文研究序说》，《敦煌研究》二〇一一年第四期，第一〇五—一一二页。]《敦煌愿文与中日愿文的文体研究》[?王晓平：《敦煌愿文与中日愿文的文体研究》，载汪介之、唐建清主编《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国际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译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一一四—一二六页。]；诗歌研究方面，有王勇《唐诗に咏まれた空海像》[?王勇：《唐诗に咏まれた空海像》，《国文学解釈と鉴赏》第六十六卷五号，至文堂，二〇〇一年，第一八五—一九二页。]《唐人赠空海送别诗》[?王勇：《唐人赠空海送别诗》，《文献》二〇〇九年第四期，第一五四—一六一页。]、蔡毅《空海在唐作诗考》[?蔡毅：《空海在唐作诗考》，载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西北大学中文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七四九—七五八页。]、萧丽华《山岳与修行：弘法大师山居诗研究》[?萧丽华：《山岳与修行：弘法大师山居诗研究》，《台大佛学研究》第二十五期，二〇一三年六月，第六七—九八页。]《骷髅文学—空海和尚的九相诗》[?萧丽华：《骷髅文学—空海和尚的九相诗》，载韩国中国言语文化学会《中国言语文化》第二辑，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第二九—五〇页；后收入氏著：《东亚汉诗及佛教文化之传播》，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第七三—九八页。]、田云明《“文选”游仙诗の超克：空海の「游山慕仙诗」をめぐって》[?田云明：《“文选”游仙诗の超克：空海の「游山慕仙诗」をめぐって》，《日本研究》第五十三集，二〇一六年六月，第八五—一〇〇页。]、龚岚《空海汉诗文集〈性灵集〉所收〈九想诗〉探论—诗歌的圣典化》[?龚岚：《空海汉诗文集〈性灵集〉所收〈九想诗〉探论—诗歌的圣典化》，《中华佛学研究》第十八期，二〇一七年，第一八一—二二三页。]；文书研究方面，有韩升《空海与袁晋卿》[?韩升：《空海与袁晋卿》，《文献》一九九七年第二期，第二一四—二二七页。]《从空海〈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论唐日关系》[?韩升：《从空海〈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论唐日关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〇〇一年第一期，第九〇—九六页。]；碑铭研究方面，有林子青《〈青龙寺惠果和尚之碑〉今译》[?林子青：《〈青龙寺惠果和尚之碑〉今译》，《法音》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第二〇—二七页。]、陈士强《密宗史的一则珍贵资料—关于空海和他的〈惠果和尚之碑〉》[?陈士强：《密宗史的一则珍贵资料—关于空海和他的〈惠果和尚之碑〉》，《五台山研究》一九九四年第一期，第六—八页。]、楼正豪《论日僧空海的碑铭写作》[?楼正豪：《论日僧空海的碑铭写作》，《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二〇一九年第五期，第四九—五五页。]；此外，国内有关空海书信集的研究多围绕《高野杂笔集》中所附唐人书简展开，辱吴玲《〈高野杂笔集〉所收唐商徐公祐书简》[?吴玲：《〈高野杂笔集〉所收唐商徐公祐书简》，《文献》二〇一二年第三期，第一一五—一二一页。]、梁文力《9世纪中叶的渡日唐人与晚唐苏州的海外贸易—以〈高野杂笔集〉所收义空相关书状为中心》[?梁文力：《9世纪中叶的渡日唐人与晚唐苏州的海外贸易—以〈高野杂笔集〉所收义空相关书状为中心》，载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第九一—一〇四页。]，对空海本人书信写作的研究有待推进。
译文、译著方面，由戴燕所译兴膳宏著《空海与汉文学》一文较早向国内学界介绍了空海的文学成就，指出空海虽被公认为宗教活动方面的真言大师，但在文学上的贡献也比一般认为的大，这是因为其在汉诗文创作和理论整理、编集方面都有相当出色的建树，“确立空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将上述两点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兴膳宏著，戴燕译：《空海与汉文学》，《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九九五年第二期，第八六—九五页。]。刘建英、韩升所译静慈圆著《日本密教与中国文化》[?此著有日文单行本，参见静慈圆：《空海の行动と思想—上表文と愿文の解読から—》，法藏馆，二〇〇九年。]一书由“空海与中国思想”“空海的行动与思想”两部分构成。前篇以文献为单元，指出《论语》《庄子》《老子》《文选》等中国古典文学对空海三教思想的确立有促进作用，并对《性灵集》中诸种文献的用例予以初步归纳；后篇从空海上表文、愿文的构造及特色、护国三部经及空海的教育理念等方面着眼，诠释空海的文法、陀罗尼思想、教学中的横竖与机根及因果论思想，该书附录部分通过检索《性灵集》中的《淮南子》、《楚辞》、辞赋、《诗经》、佛典、《文选》等用例，简要分析了空海作品的用典情况及特色。[?静慈圆著，刘建英、韩升译：《日本密教与中国文化》，文汇出版社，二〇一〇年。]李庆保所译渡边照宏、宫坂宥胜合著《沙门空海》[?渡边照宏、宫坂宥胜：《沙门空海》，筑摩书房，一九六七年初版；中译本参见李庆保译《沙门空海》，东方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一书从空海的人生轨迹出发，分十四章对传世相关文献予以梳理，尤为注重《性灵集》中的文献所呈现的空海形象，是迄今为止从事空海研究不可或缺的专著。
《遍照发挥性灵集》《聋瞽指归》《三教指归》《高野杂笔集》《发挥拾遗编》《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是空海汉文学创作的重要成就，诗文体裁呈现丰富性，语言凝练，深得汉唐文化思想精粹。综上，日本学界的空海汉文学著作研究已具备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名家辈出，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中国学界多以《文镜秘府论》为着眼点展开研究，虽然部分学者已关注到空海创作与中国文学的深厚学缘关系，但已有研究多以某一篇文献，或某一类文体为单位展开，尚未像围绕《文镜秘府论》一样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专题研究稍显薄弱。整体而言，目前海内外的空海汉文学著作研究尚存在诸多研究的空白点，比如空海汉文学作品对日本后世汉文学创作的影响研究、古代中日学人对空海及其汉文学创作的品评注释、空海汉文学在东亚汉文化圈中的文化意义等等，留给吾辈后学继续探讨的无尽空间。
三、空海汉文学著作的注释世界
现今留存于世的空海汉文学著作不仅有数量甚丰的写本、刊本，还有大量平安至江户时期的相关注释书和近现代学者的校注、训读、翻译之作。其中，诸种古典注释书折射出空海汉文学在后世的接受与阐释历程，在空海著作先行研究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历史上有关空海汉文学著作的注释书十分丰富。《遍照发挥性灵集》相关注释书写本如庆应义塾图书馆藏《性灵集略注》、种智院大学藏《性灵集缄石钞》、名古屋真福寺藏《性灵集抄注》、高野山金刚三昧院藏《性灵集闻书》、庆应义塾图书馆藏《性灵集卷十注》、高野山宝龟院藏《性灵集记注钞》、高野山三宝院藏《性灵集注》、高野山宝龟院藏《性灵集文笔私钞》、高野山宝寿院藏《性灵集私注》、高野山宝寿院藏《性灵集注》、高野山三宝院藏《性灵集记》、东洋大学图书馆藏《性灵集钞序解》、大正大学图书馆藏《性灵集补阙录》、高野山真别处藏《性灵集便蒙钞纠谬》、宝龟院藏《性灵集补欠抄》、龙谷大学图书馆、长谷寺丰山藏藏《性灵集序科注》《性灵集序讲要》、高野山三宝院藏《性灵集私记》等；刊本如实翁《遍照发挥性灵集钞》、运敞《遍照发挥性灵集钞》《遍照发挥性灵集便蒙》、泰音《性灵集便蒙钞》《性灵集考语》、佚名《性灵集私记》等。[?参见渡边照宏、宫坂宥胜校注：《三教指归·性灵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七十一，岩波书店，一九六五年，第六六—七〇页。]
《三教指归》相关注释书写本如前田家藏藤原敦光《三教指归注》、高野山宝寿院藏藤原敦光《三教勘注抄》、京都东寺观智院、高野山正智院藏《三教指归注》、高野山正智院藏《三教指归注抄》、高野山宝寿院藏《三教指归抄私》《三教指归注》《三教指归闻书》、高野山金刚三昧院藏印融《三教指归私抄》、庆应义塾图书馆藏觉明《三教指归注》、种智院大学藏《三教指归私记》《三教指归训蒙》《三教指归引据》、高野山三宝院藏《三教指归撮要》、大谷大学图书馆藏《三教指归闻书》《三教指归谚释》、高野山金刚三昧院藏《三教指归分科》等；刊本如印融《三教指归文笔解知钞》、觉明《三教指归注》、长深《三教指归私钞》、文露《三教指归私注》、运敞《三教指归注删补》、通玄《三教指归简注》等。[?参见渡边照宏、宫坂宥胜校注：《三教指归·性灵集》，《日本古典文学大系》七十一，岩波书店，一九六五年，第二七—三五页。]
《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相关注释书写本如观智院金刚藏藏《付法传勘注》、金泽文库藏《付法传闻书》、智积院藏秀见《付法传纂解闻书》、隆瑜《付法传纂解讲柄》、高野山金刚三昧院藏《付法传私记》、高野山真别处藏《付法传钞》、高野山金刚三昧院藏《付法传之闻书》、龙谷大学藏《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玄谈》、大正大学藏《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讲案》等；刊本有佚名《付法传见闻集》、长誉《付法传纂解见闻》、运敞《付法传纂解》、信龙《付法传钞》、泰音《付法传纂解钞》《付法传纂解序注》等。[?参见《国书总目录》（补订版）第六卷，岩波书店，一九九〇年，第八〇一页；《国书总目录》（补订版）第七卷，岩波书店，一九九〇年，第一三三页。]尊贤《发挥拾遗编》是现存唯一一部有关空海书信集的古典注释书。维宝《文镜秘府论笺》是现存最早注释《文镜秘府论》的古典著作。虽然存世的《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文镜秘府论》相关注释书在数量上稍逊《三教指归》《遍照发挥性灵集》，但也是极其珍贵的早期阐释资料。
日本江户时期图书出版业发展迅速，我们参据《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统计发现，仅宽文六年至享保十四年（一六六六—一七二九）六十余年间，《三教指归》《遍照发挥性灵集》《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三书的注释之作在刊刻种类和数量上已颇为可观。《三教指归》的注释本中，觉明《三教指归注》刊刻十一次，长深《三教指归钞》刊刻十一次，文露《三教指归私注》刊刻十次，运敞《三教指归删补》刊刻十次，佚名《三教指归闻书》刊刻九次，运敞《三教指归删补序注》刊刻九次，佚名《三教指归删补见闻集》刊刻七次；《性灵集》的注释本中，运敞《性灵集钞》刊刻十一次，运敞《性灵集注》再治本刊刻四次，长顺《性灵集钞》刊刻十一次，运敞《性灵集便蒙》刊刻八次，泰音《性灵集便蒙序注》刊刻两次，泰音《性灵集便蒙钞》刊刻一次，泰音《性灵集便蒙文考》刊刻一次；《付法传》的注释本中，信龙《付法传钞》刊刻十次，运敞《付法传纂解》刊刻十次，佚名《付法传钞》刊刻六次，佚名《付法传见闻》刊刻五次，长誉《付法传纂解见闻》刊刻四次，泰音《付法传序注》刊刻四次，泰音《付法传纂解钞》刊刻一次。[?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编：《江户时代书林出版书籍目录集成》，井上书房，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
由于传世注本大多珍藏于日本官方藏书机构、各大学图书馆和寺院，国内仅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湾大学图书馆四地偶有馆藏，种类稀少，且未见系统收集、影印整理和刊布。本丛刊选取传习堂[?注：“传习堂”为南京大学金程宇教授之书斋，本丛刊诸书皆为金教授赴日多年所购藏，今公之于众，以供学界利用。]藏稀见空海汉文学著作注本十九种予以影印出版，并于各注释书之前，以提要的方式向学界揭示这批古籍的文献价值和在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的文化意义。
本丛刊诸书影印底本信息如下：印融私分文句《新点袖珍性灵集》十卷三册，底本为江户时期前川茂右卫门刊本；实翁著《遍照发挥性灵集钞》十卷十二册，底本为江户时期洛阳四条寺町前川茂右卫门尉刊本；运敞著《遍照发挥性灵集钞》十卷十七册，底本为庆安二年（一六四九）洛阳四条寺町前川茂右卫门尉刊本；运敞著《遍照发挥性灵集遍蒙》十卷十册，底本为元禄六年（一六九三）刊本；岳泉著《性灵集便蒙讲案》十卷三册，底本为抄写年代未明之写本；觉明记《三教指归注》七卷七册，底本为宽永六年（一六二九）十二月中野五郎左卫门刊本；印融记《三教指归文笔解知钞》三卷二册，底本为宽永八年（一六三一）暮春中野市右卫门刊本；文露记《三教指归私注》五卷五册，底本为万治三年（一六六〇）刊本；长深记《三教指归私钞》十卷十册，底本为宽永八年（一六三一）中野氏市右卫门刊本（高野版）；运敞著《三教指归注删补》七卷七册，底本为宽文三年（一六六三）春三月洛阳寺町中野小左卫门尉、前川茂右卫门尉刊本；运敞著《三教指归注删补序注》一卷一册，底本为延宝三年（一六七五）季秋丁子屋源兵卫刊本；佚名撰《三教指归见闻》七卷八册，底本为延宝五年（一六七七）中野宗左卫门刊本；泰音纂《三教指归注删补序解》一卷一册，底本为元禄十一年（一六九八）三月洛下内藤金兵卫尉刊本；通玄述《三教指归简注》四卷二册，底本为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一月神奈川县真言宗法务支所翻刻本；尊贤编《发挥拾遗编》一卷一册，底本为明和八年（一七七一）冬中野宗左卫门、额田正三郎刊本；维宝编辑，加地哲定校订《文镜秘府论笺》十八卷一册，底本为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高冈隆心编《真言宗全书》本；信龙著《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钞》六卷六册，底本为明历元年（一六五五）仲冬中村五郎卫门刊本；运敞纂解《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纂解》五卷五册，底本为宽文三年（一六六三）春三月前川茂右卫门尉刊本；泰音撰《付法传纂解钞》六卷六册，底本为享保四年（一七一九）中野宗左卫门刊本。
在注释方式与体例上，十九种注本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注空海文章的句法结构与平仄格律，以印融私分文句《新点袖珍性灵集》和印融记《三教指归文笔解知钞》为代表；二是着意对诗文语辞予以解读，或详或略，各成一家，是比较通行的注解类型，实翁著《遍照发挥性灵集钞》，运敞著《遍照发挥性灵集钞》《遍照发挥性灵集便蒙》，岳泉著《性灵集便蒙讲案》，觉明记《三教指归注》，文露记《三教指归私注》，长深记《三教指归私钞》，运敞著《三教指归注删补》《三教指归注删补序注》，佚名撰《三教指归见闻》，尊贤编《发挥拾遗编》，维宝编辑、加地哲定校订《文镜秘府论笺》，运敞纂解《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纂解》，泰音撰《付法传纂解钞》均属于此类；三是运用科判方式对文句予以分段，在概括文本单元思想义旨的基础上对词语加以解析，以泰音纂《三教指归注删补序解》，通玄述《三教指归简注》，信龙著《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钞》为代表。
在征引典籍类别方面，释家汉文典籍和中国古代四部之典成为日僧注释的主要依据。以运敞《三教指归注删补》为例，泰音汇编的《三教指归删补引用经籍考》曾对运敞注本所引汉籍予以详细列举，总计达三百五十二种。释典类包括《止观辅行传弘决》《俱舍光记》《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明高僧传》《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经》《广弘明集》《成实论》《成实论义疏》《法华文句》《金刚般若经》《说一切有部根本毗奈耶》《唯识论》《华严经》《须弥图经》《涅槃经》《智度论》《金光明最胜王经》《长阿含经》《法苑珠林》《增一阿含经》《禅法要解经》《佛说佛医经》《四分律藏》《大毗婆沙论》《经律异相》《杂宝藏经》《造立形像福报经》《翻译名义集》《阿阇世王授决经》《国清百录》《杂譬喻经》《付法藏传》《法句譬喻经》《净住子净行法门》《根本萨婆多部律摄》《行事钞》《弥沙塞部五分律》《十诵律》《苏婆呼童子经》《木槵子经》《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南海寄归传》《大唐西域记》《根本毗奈耶杂事》《五百问论》《辨正论》《大方便佛报恩经》《王法正论经》《真俗杂记》《佛本行经》《净土盂兰盆经》《佛说盂兰盆经》《灌顶随愿往生十方净土经》《大庄严论》《后译华严经》《维摩诘经》《法界次第》《音义指归》《佛地论》《肇论》《佛说空寂所问经》《天地经》《清净法行经》《法苑义林章》《入楞伽经》《心地观经》《俱舍论》《仁王经》《大佛顶首楞严经》《瑜伽论》《普贤菩萨证明功德经》《法华玄赞》《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出曜经》《和修密论》《悲华经》《本业璎珞经》《禅要呵欲经》《祖庭事苑》《菩萨处胎经》《大迦叶本经》《摄大乘论》《佛说七日喻经》《地藏十轮经》《涅槃经疏》《宝积经》《圆觉经》《智论疏》《法句譬喻经》《十王经》《观佛三昧经》《正法念经》《显扬论》《立世经》《心经疏》《六度集经》《舍利弗问经》《华严探玄记》《七佛神咒经》《大乘义章》《贤愚因缘经》《菩萨戒经》《法蕴足论》《摩诃般若》《普门品义疏》《华严演义钞》《菩萨地持经》《佛说观普贤经》《净名疏》《宝性论》《心经幽赞》《释迦谱》《胜鬘经》《佛本行集经》《释门正统》《菩萨念佛三昧经》《无垢称经》《大方等月藏经》《菩提资粮论》《一切经音义》《四解脱经》，凡一百二十四种。
俗书类既包括经泰音整合后归属于“十三经注疏”“五雅”“二十一史”“二十九子”及“拾遗”五个二级类目下的典籍，也包括其他未予细密划分种属名称的经史子集著作。“十三经注疏”即唐玄宗御注、宋邢昺正义《孝经》，魏何晏注、宋邢昺正义《论语》，汉赵岐注、宋孙奭正义《孟子》，汉毛苌传、后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魏王弼与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晋杜预注、唐陆德明释文、孔颖达疏《左氏春秋》，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公羊传》，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谷梁传》，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释文、唐贾公彦疏《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五雅”即《尔雅》《小尔雅》《逸雅》《埤雅》《广雅》；“二十一史”即《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史》《魏书》《北齐书》《南史》《北史》《周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此类之后附列《旧唐书》；“二十九子”即《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淮南子》《吕子》《韩非子》《尉缭子》《屈子》《杨子》《黑子》《鹖冠子》《陆子》《管子》《晏子》《关尹子》《文中子》《谭子》《韩子》《抱朴子》《刘子》《适一子》《尹文子》《子华子》《鬼谷子》《孔丛子》《孙武子》《桓子》《郁离子》；其他四部诸典则有《文选六臣注》《玄中记》《史记索隐》《史记正义》《神仙传》《老子经》《说文》《续日本后纪》《唐武德令》《尚书大传》《三辅黄图》《广韵》《孙子世录》《楚国先贤传》《战国策》《孙卿子》《颜氏家训》《大戴礼记》《增韵》《列仙传》《博物志》《中华古今注》《风俗通》《韩诗外传》《华阳国志》《初学记》《东观汉记》《游仙窟》《释名》《古文孝经》《良吏传》《博雅》《太玄经》《三国典略》《列异记》《诗诂》《盐铁论》《世说新语》《会稽典录》《异苑》《孔氏家语》《墨客挥犀》《苏子》《益州志》《诫子拾遗》《汉官仪》《白虎通》《晋中兴书》《十洲记》《时务策》《裴氏广州记》《洞元子》《国都城记》《搜神记》《搜神后记》《埤苍》《小补韵会》《千字文》《吴越春秋》《山海经》《世本》《孝经援神契》《孝子传》《说苑》《潜夫论》《慎子》《穆天子传》《隶书体》《书史会要》《用笔》《灵宪图》《汲冢周书》《帝王世纪》《三略》《高士传》《新语》《太公金匮》《三齐略记》《越绝书》《职官分纪》《潜确类书》《汉官典职》《天官星占》《古今注》《列女传》《类林》《西京杂记》《临安恭公主集》《汉书音义》《国语》《五经通义》《九丹金液经》《本草纲目》《杨子方言》《字林》《博异记》《新修本草》《金银简文经》《北斗元灵本命延生经》《三皇文》《五岳真形图》《太玄真一本际经》《太清观天经》《千金方》《丹经》《汉武内传》《濑乡记》《老子内传》《神仙图》《太清经》《养生要集》《养生志》《素问》《老子尹子内解》《枕中记》《竹书纪年》《神仙经》《黄帝九鼎神丹经》《服石论》《春秋合诚图》《齐谐记》《名士传》《黄老玄小经》《神异经》《灵宝九天生神章》《拾遗记》《翰林论》《别国洞冥记》《四民月令》《论衡》《通俗文》《百咏诗》《礼含文嘉》《古文孝经述义》《三苍》《典言》《卓氏藻林》《文字集略》《韩文》《难经》《集韵》《申鉴》《新序》《万叶集》《左传解谊》《楚辞》《春秋含文嘉》《琴操》《风土记》《声类》《格物论》《尺牍双鱼》，经统计，中国古典籍凡一百五十种，日本古典籍两种（《续日本后纪》《万叶集》）；“拾遗”者，即《太公阴符经》《吴子》《离骚传》《徐陵集》《上清经》《黄帝内经明堂》《李德林集》，凡七种。[?参见泰音：《三教指归删补钞》卷一，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经书院文库藏宝永四年（一七〇七）刊本。]仅仅一部注释书所引用的典籍数量便如此丰富，平安至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数量之巨可以想见。运敞娴熟取用诸种汉籍文句对空海《三教指归》详加注释，博通经籍，学贯古今，藉此，弘法大师空海所具备的深厚汉文底蕴不言而喻。
就注释缘起与目的而论，诸种注释书中既有因前代注本存在疏失而力图匡谬正讹者，亦有为便于初学研习而导引门径发蒙济物者，还有旨在藉由疏释经典使空海作品得以广传后世、宣扬弘法大师真言教法者。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注释书是对前辈注解的再注，比如本丛刊收录的《性灵集便蒙讲案》《三教指归注删补序解》《付法传纂解钞》三书在运敞注本的基础上加以疏解和阐发，使被释之辞得以更为畅达明朗，有助于读者正确把握出典和理解文义。
从诸位注释者的身份来看，以日本真言宗僧侣为众。他们大多酷爱阅读，精通内外典，热衷于文章写作。比如《本朝高僧传》卷十八《纪州高野山沙门印融传》称印融“生气含英，特具志节。群籍经目，自然忆持，乡邑无足为师者。……性好读书，或赴外请，必驾小牛，鞍著文卓，行诵且吟。……平生撰述凡数十百卷，学者为珍行于世”[?师蛮：《本朝高僧传》，佛书刊行会编纂《大日本佛教全书》第一〇二卷，佛书刊行会，一九一三年，第二六七页。]，《续日本高僧传》卷四《京都智积院沙门运敞传》称运敞“博涉内外，研究不舍昼夜。……把如椽笔，著书数百卷，可谓中古义龙、道门干城也。……有《谷响集》，有益后学。其该博令人敬服矣”[?道契：《续日本高僧传》，佛书刊行会编纂《大日本佛教全书》第一〇四卷，佛书刊行会，一九一七年，第一九一—一九三页。]。通过存世文集和书目著录情况亦可了解注释者的文章表现和汉文学养。
《遍照发挥性灵集》《三教指归》《发挥拾遗编》《文镜秘府论》《秘密漫荼罗教付法传》凝聚了弘法大师空海所撰汉文学作品和所编中国诗文理论著作的光辉成就。日本真言宗僧人觉明、印融、文露、长深、实翁、运敞、信龙、泰音、通玄、维宝、尊贤、岳泉等人引用中国古代典籍撰著诸种注释之作，尝试从人名、地名、物名、职官、称谓、用典、用韵、音读、史实、异说、文体、句体等方方面面对空海诗文著述的语汇运用、句法结构、平仄格律和思想意旨予以考证、辨析、疏解和阐发。这些汉文注释之作展现了平安至江户时期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之典和释家教典在日本广为流布的盛况，或言简意赅，或体大思精，对入门初学者和博洽多闻者理解空海著作编撰缘起、研习汉诗文创作技法和体察真言佛教要义皆有助益。同时，日本本国文史典籍和汉文佛典撰述的参用（如日本古钞、古记以及史籍、类书、空海著作注本等）亦呈现出集中日两国文化精髓于一身的弘法大师的独特魅力。作为东亚古典籍中别具特色的一批汉文学著作，诸种注释书反映了空海汉文学在日本后世的深远影响，如余音绕梁，经久不息。
余 论
唐代是中日文化交流极为繁盛的时代。自日本舒明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六三〇）第一次派遣遣唐使至宇多宽平六年（唐昭宗干宁元年，八九四）最后一次任命出使唐朝凡二百六十五年间，日本共计任命遣唐使十九次，实际派出十六次（其间有三次未能成行）。使团中除了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百司技工等人员，尚有随团入唐深造的留学生、学问僧。其中，“入唐八家”是日本求法僧中请回唐代文物文献最为杰出的代表。
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八〇四）最澄、空海随第十七次遣唐使团入唐，承和五年（唐文宗开成三年，八三八）常晓、圆仁、圆行随第十八次遣唐使团入唐。此外，尚有随唐商之船入唐者三人——惠运于承和九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八四二）乘唐人李处人舶入唐，圆珍于仁寿三年（唐宣宗大中七年，八五三）乘唐人钦良晖船启程赴唐，宗睿于贞观四年（唐懿宗咸通三年，八六二）随真如法亲王搭唐人张支信船入唐。
八位僧人在唐求法旅程中，不仅与唐土的僧侣、文士等有着密切的交流，还请回了大量的佛教经律章疏等内典文献、法器道具及外典若干，这些文献大都保存在其回国上奏天皇的“请来目录”（或称“将来目录”）中，即最澄《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比睿山最澄和尚法门道具等目录》，空海《御请来目录》《根本大和尚真迹策子等目录》，常晓《常晓和尚请来目录》，圆行《灵岩寺和尚请来法门道具等目录》，圆仁《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入唐新求圣教目录》，惠运《惠运禅师将来教法目录》《惠运律师书目录》，圆珍《开元寺求得经疏记等目录》《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青龙寺求法目录》《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智证大师请来目录》，宗睿《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禅林寺宗睿僧正目录》。
孙猛指出，“最澄、空海、圆仁、惠运、圆珍、宗睿六家……共携归佛教经论章疏传记等一千八百零一部、三千零八十卷（加上常晓、圆行两家，一千九百零一部、三千二百六十六卷），其中有汉籍一百三十七部。跟携归经典总数相比，汉籍占百分之七点六（算入常晓、圆行两家，百分之七点二）；跟《见在目》著录图书数相比，约占百分之八点七”[?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二〇一八年重印），第二一六一页。]。孙猛所谓“汉籍”，是与佛教经典相对而言的，可以称作“外典”。就一百三十七部“汉籍”而言，孙猛表示，“有些图书只记录书名，卷数难以统计。这个部数也只是一个大约的数字，因为有些图书单凭书名难以判别是‘内典’还是‘外典’；而且，其中还包括了一些‘内典’，如《三教不齐论》、《金七十论》等，因为《见在目》著录，故亦作‘外典’汉籍计。如果加上搨本真迹、杂碑铭文等，约一百六十部”[?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五年（二〇一八年重印），第二一六一页。
]。事实上，内典和外书仅仅是释家划分典籍的两种属性，从广义上讲，它们都可以称作“汉籍”，共同构成了僧人感知世界、体悟人生的知识基础。当然，这些求法僧入唐以收集天台宗和密宗相关经典为首要目的，其他论疏传记等佛教文献和外典只是附属品。但正是这些非佛经文献，使我们得以知晓当时何种典籍流行并吸引求法僧获取携归，反映出求法僧对大唐文明的关注和珍视。
比如《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著录最澄携归《天台山第六祖荆溪和尚碑》一卷、《天台智者大师佛陇道场记》一卷，最澄在编纂《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时即有直接引用。《三教不齐论》同时见于最澄《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和空海《御请来目录》，表明汉地释家争论护教之文也是求法僧留意获取的文献之一。一些缁素往来的诗文集亦见载于求法目录中，比如最澄《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著录“《相送集》四卷”、圆仁《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著录“《杭越寄和诗集并序》一卷”、圆珍《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著录“《温州缁素相送诗》一卷”“《福州往来集》一卷”“《温州台州往来集》一卷”、圆珍《开元寺求得经疏记等目录》著录“《相送诗》一卷（参寥）”，这些诗文集今虽仅有存目，却呈现出当时求法僧与唐人交往的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大多具备一定的汉文水平和诗文涵养。《智证大师全集》卷四《风藻饯言集》收录多封唐人书信，真实记载了彼时诸位唐人与圆珍的深情厚谊，反映了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况，也是汉文学在东亚流播的一个缩影。
但相比于空海，其他诸位入唐求法僧的著作大多为佛教撰述，内容以记录入唐行记、疏释本宗经典、探讨佛教义理为主，文学性较强的作品留存稀少。这一方面是因年代久远、文献不易保存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其本人的文学造诣有关。空海自幼熟谙中国传统四部经典，又对儒释道三教有深刻的理解和体察，自然能够以精妙出色的文笔表达个人情感和愿望（如《赠野陆州歌》《与福州观察使入京启》《奉为国家请修法表》），使诗文成为其表情达意的重要媒介，或劝慰友人，或关怀长幼，或陈请诉求，或还礼致谢，或请托弘法……最澄、圆仁、圆珍等人的文学才气虽稍逊空海一筹，但也是日本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推动天台和真言二宗发展兴盛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空海在东亚汉文学史上地位崇高，影响至今。其所携归的内、外典及图像法具、法书名作，多盛传于彼时之中土，堪称大唐文明的活化石。空海的汉文学著作及相关注释书折射出汉文化在异域的蓬勃生机，是东亚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域外人士撰写的汉文作品，空海的汉文学著作及其注本颇为典型，是当今域外汉籍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文献，我们期待本丛刊的出版能进一步引起学界对此类文献学术价值和文化史意义的充分关注，并藉此思考、探索中国古典学在域外之传播与影响，从而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展开文明互鉴与对话。
二〇二三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