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恐惧的人和恋爱中的人一样细心。也许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发现，但当我在袭击的几天后发现它时，那感觉就像两个泾渭分明的大陆融为了一体。我常常坐在家里的走廊里，一边辅导女儿做作业，一边看着音乐会那天下午冒出三个孩子脑袋的栅栏那里。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我记不清他们的脸，但是他们给我的感觉却很清晰：我相信自己感觉到了他们的身高、比例甚至体重。然后我看着女儿的脸庞，再次有了那种感觉：她伏在作业本上，我仔细观察着她的眼白及其与深色皮肤的美妙对比，圆圆的额头和垂下的脸颊，桀骜不驯的浓发。
维克多·科万在《拒绝偏见》栏目1995年1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开始用另一种方式看待我们的子女，好像我们成了敌人，这并不奇怪。他说得不无道理。我们竭尽全力寻找那些孩子时的绝望，和我们突然对自家孩子产生的警觉之间出现了某种重合，就好像在一些孩子身上开始的情感必然在其他孩子身上终止，一方只是另一方的反面。
初的几天里产生了三种相互矛盾同时又相互补充的反应：震惊，报复欲和同情。幸灾乐祸的情绪因为超市袭击事件而变得更强烈了。在那些孩子还只是在大街上乞讨时，众人表现出来的那种伪装成慷慨和善良的怜悯，如今已经变成了震惊，然后又变成了仇恨。受害者的家人在市政府门前集会，要负责人偿命(包括我)，迫使政府召开了一个荒唐的全体会议，会上达成了一个原本可以被简单直接地称为“捕猎”的行动决议，但由于对象是孩子，所以我们决定命名为“搜查”。
我们认为他们的营地在大森林里确定无疑，所以并不介意浪费几个小时来确保一进去就能抓到尽可能多的孩子。毕竟——我们认为，好像我们犯的错还不够多似的——他们只是孩子，不可能走得太远。我们的想法是让警察出其不意地进去，然后把他们带回来接受未成年人审判，但是袭击事件在全国引起的反响太大，事情出人意料地变得复杂起来。监控录像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国所有的电视台都播放了。记者一窝蜂地赶往圣克里斯托瓦尔市，市民们向警察提供的说法和证词开始自相矛盾，人们说当天下午和第二天都在自己家附近见过那些孩子，能从窗户里看到他们在半夜里摸黑翻垃圾桶。大街上挤满了相机和记者，想成为主角的神秘欲望支配了许多真正的目击者，驱使他们提供了想象力极为丰富的证词，若不是前一天有两个人去世，他们会直接变成喜剧演员。或许他们已经是了。那些冲突过去许多年后，有一次马娅跟我说，在圣克里斯托瓦尔，人们永远不会失去笑容，即使严峻的事件发生。她说这话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真的是这样，而她并没有多作解释。我想起，即使是在严峻的日子里——也许恰恰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也总能想起自己曾在某个时刻开怀大笑。这不仅仅因为我们试图用一些令人兴奋的笑话减轻自己的痛苦，而且关乎一个看似不太可能却合乎逻辑的发现：当我们在持续关注一桩罪行的影响时，迟早会有某种东西让我们露出微笑。但是我们时不时地大笑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很舒心。国内无能的官僚机构像一张沾了胶水的网一样笼罩着我们，内务部要求我们对每一个决定作出解释，由于巴尔梅斯部长内阁的无能，我们甚至无法获得批准以便尽早开始搜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