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巴多利
1922年2月19日
亲爱的贾瓦哈拉尔：
我看到你们所有人因工作委员会的决议而受到抨击。我支持你们，并且我心里也牵挂着你的父亲。我能够想象他已经承受过的痛苦挣扎。然而，我同样觉得没有必要写这样一封信，因为我知道在最初的震惊之后，你们一定能够对当前形势产生一种真正理解。我们不应该被德维达斯（Devidas）的年少无知的行为所迷惑。那个贫穷的男孩很可能是过于激动而不由自主，失去了理智。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群愤怒的不合作运动支持者残忍地杀害了多名警察。也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群有政治思想倾向的人群。如果我们不注意到如此明显的预兆，那将是罪恶的。
我必须告诉你，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我写给总督的信是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发出的，因为我必须让每个人都清楚明白我要表达的意思。我正被马德拉斯事件所缠扰，但是我被警告的声音所淹没。我既收到了印度教徒也收到伊斯兰教徒的来信，来自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德（Allahabad）以及旁遮普省的。所有这些信都是在戈勒克布尔事件发生之前，他们告诉我并不都是政府的错，我们的民众正变得具有攻击性、威胁性和肆无忌惮；他们正失去控制，并且在行为上没有做到非暴力。虽然费罗泽普尔吉尔卡（Ferozepur Jirka）事件 使政府声名狼藉，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过失。哈钦吉（Hakimji）指责巴雷利（Bareilly），我带着怨恨谴责扎扎尔（Jajjar）。在沙哈兰埔（Saharanpur），也出现了试图强行占领市政厅的行动。卡努（Kanouj）也是一样，这位国大党秘书亲自发来电报谈到，担任志愿者的男孩子们开始变得失去控制，他们用尖桩围住高中，阻止16岁以下的少年上学。在戈勒克布尔有36000名志愿者应召参与运动，但愿意遵守国大党行动誓言的人不超过100个。在加尔各答，贾姆纳拉吉（Jamnalaji）告诉我志愿者们彻底没有了组织，他们穿着外国衣服，肯定不会遵守非暴力这一原则。我所掌握的这些消息，更多地来自南部地区，乔里乔拉的消息像高能的火柴点燃了火药一样，一场爆炸就随之出现了。我敢向你保证，如果事情没有被及时中止，我们领导的将不再是一场非暴力斗争，而本质上是一场暴力斗争。毫无疑问，非暴力真的就像玫瑰油的香味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全面扩散开来，但暴力所散发出来的恶臭气味仍然是强有力的。忽略或者低估它都是不明智的。通过这次中止运动，我们的事业将会走向成功。这场运动已经不知不觉地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现在返回到我们抛锚的地方，我们可以再次勇往直前。就评判事件这一方面而言，你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而我却处于有利的位置。
我可以跟你讲讲我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吗？在南非，各种各样的消息会传到关押我们的监狱里。在第一次入狱的前两三天，我很高兴收到许多小道消息。但是我很快就认识到，沉浸在这种非法的满足中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什么也做不了，也不能传递出任何有益的信息，我只是徒劳地心神不宁。我觉得，在监狱里指导这场运动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是等待，直到我能遇到监狱外面的那些人，并且能与他们自由交流。同样，我希望你相信我，当我告诉你这些，我只是出于理论上的兴趣，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评判任何事务，然后看到我自己是多么的正确。我清楚地记得，直到我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思想也得到释放，以及我获得第一手信息后我的想法就立即改变了。监狱里的氛围总是以某种方式，让你无法在心里全盘考虑问题。因此，我希望你不要考虑外部世界，并且忽略它的存在。我知道这是一项最艰难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开始认真学习某些东西，并且能够认真地从事手工劳动，那么你是能够做到的。最重要的，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不要讨厌手纺车。你和我可能有理由厌恶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做了许多事，而且相信许多事。但是我们绝不该有任何理由为我们信仰手纺车而后悔，或者为我们每天以祖国的名义纺出这么好的纱线而后悔。你带着《天歌》（Song Celestial） 在身边。我没办法把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无可比拟的译本送给你，但以下这句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不浪费精力，就不会有败坏。即使是一点点这样的达摩法则，也能救人于万劫之中。”“这样的达摩法则”最初是指“业瑜伽”（KarmaYoga），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业瑜伽”就是手纺车。在你通过皮阿雷拉尔（Pyarelal）寄给我一封使人心寒的信之后，我希望收到你令人振奋的信。
你真诚的
莫·卡·甘地
选自《一沓旧信》，第22—25页
37.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萨巴玛蒂静修院
1928年1月17日
亲爱的贾瓦哈拉尔：
我必须口述，让他人代笔书信，这是为了节约时间，也让我酸痛的肩膀得到休息。我在星期天就芬纳·布洛克威（Fenner Brockway）的事给你写了封信。我希望你能准时收到那封信。
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在之前提到的事务中担任主要合伙人——当然除了所谓的“全印展览”外，我才写了那篇你已经批评过的文章。考虑到你和我之间的关系，我有一种感觉，自己的作品将会在精神上被你所接受。然而，我知道它们总体上并没有起作用。我并不介意这一点。因为，很明显的是，这些文章本身能够使你从自我抑制中释放出来，而你已经在这种自我抑制之下辛苦劳作了很多年。尽管我那时开始察觉你和我之间在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我并不知道这些差异的程度有多大。尽管你为了国家而英雄般地压抑你自己，并且你坚信通过与我一起共事，不顾自身利益服从于我，这将使你能为国家服务，无虑、无求般。然而这种不自然的自我抑制仍然会困扰着你。而且，当你处在这种状态时，你忽视了当前在你看来不重要，而在我看来则是严重的缺点的事情。我可以向你展示我在《青年印度》上写过的同样措辞强烈的文章，它们是我在积极领导国大党的时候，就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行为而写的。我在全印国大党委员会会议上都已说过类似的话，只要国大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和草率的言论或行动。但是当你处于麻木无知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刺激你。因此在我看来，向你表明你来信中的矛盾分歧是没有用的。我现在关注的是未来的行动。
如果你要求从我这儿得到任何自由，我会给予你需要的所有自由，这些年来你已经给予了我谦卑而不容置疑的忠诚，而且我知道你现在处于这样的状态，这种忠诚对我来说就更宝贵了。我很明白，你一定公开反对我以及我的观点。因为，如果我错了，我无疑会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在认识到这一点后，站起来反对我是你的职责所在。或者，如果你对于你的结论之正确性有任何疑问，我会非常高兴地当面跟你讨论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你和我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巨大与激烈，以至于我们之间看起来没有会面的基础。我无法向你隐藏我的悲痛，我将要失去一位像你这样总是表现得如此英勇而忠诚，如此能干而诚实的同志。但是，在为事业服务的过程中，同志关系是必须要被牺牲的。我们的事业必须优先于所有这些顾虑。然而这种同志关系的解除——如果必须解除的话——绝不会影响我们的私人友谊。我们成为一家人已经很久了，尽管有重大的政治分歧，我们现在仍然维持这种友谊。我很幸运地和一些人维持着这种关系。例如萨斯特里（Sastri），我和他在政治观点上正好截然相反，但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在我们认识到政治分歧之前已经形成了，而且这一关系一直持续着，并且在它不得不经历的残酷考验中保存了下来。
我建议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公开你的立场。给我写信来表明你的不同观点。我将在《青年印度》上发表这封信，并且会写一个简短的回复。你的第一封信，我读完和回复之后就毁掉了。第二封信我还保留着，如果你嫌麻烦不愿再写一封信，我准备发表我手头的这封。我觉得这封信里没有任何冒犯的段落。但是如果我发现任何这样的段落，你可以放心我会删除它们。我认为这封信是一份直率的、诚实的文献。
爱你的
巴布
选自《一沓旧信》，第58—60页
38.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西格昂，
瓦尔达
1939年7月29日
亲爱的贾瓦哈拉尔：
我没有去指导德哈密（Dhami）的民众，我已经把他们转交给你了。我觉得，你应该在不受我任何干预的情况下承担起这项任务。在各邦民众的观念里，他们似乎是孤立的，他们无视国大党的存在，也因此忽视了各邦的集会。我已经在《哈里真》（Harijan） 中提出，任何邦的协会在没有得到你的委员会指示之前，不能够擅自采取行动。如果我完全需要经过你同意而行动的话，例如当你指示我的时候，我应该提出我的观点，以表示对工作委员会的尊重。我昨天也是这样告诉瓜廖尔（Gwalior）民众的。你将不得不重新组织你的委员会，如果它要真正发挥作用的话。
毕竟，我无法前往克什米尔（Kashmir）。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和他的朋友们不会容忍我想成为王公客人的想法。根据以往的经历，曾有一次我已经接受了王公的提议，我期待谢赫·阿卜杜拉会赞同。但是，我发现我错了。因此，我取消了接受王公的友好款待，而接受了谢赫·阿卜杜拉的接待。这使王公很尴尬，所以我取消了所有的访问。我对于我的双重愚钝而感到愧疚——没有你的陪伴而前往那里以及在没有得到谢赫·阿卜杜拉的允许前接受王公的邀请。我本以为可以通过接受王公的邀请来服务民众。我必须承认，我对于我与谢赫·阿卜杜拉及其朋友之间的沟通感到不愉快。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他们似乎是最不可理喻的。可汗·萨希卜（Khan Saheb）与他们说理，但是这是没有目的的理论。
你对锡兰（Ceylon）的访问是荣耀之旅。我不在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直接结果。萨利赫·提阿布其（Saleh Tyabji）请求我派遣你前往缅甸，安德鲁斯希望你能和南非建立联系。就锡兰来说，我很自然地产生了要建立一个国大党代表团的想法，而不是遵从前面两个提议。然而，当我们再次会面时，我希望你仍然充满活力，也希望克里希纳过得开心。
爱你的
巴布
选自《一沓旧信》，第387—388页
39.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945年10月5日
亲爱的贾瓦哈拉尔：
许多天来，我一直想写信给你，但是此前我一直无法动笔，直至今日。在我心里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到底是用英语还是印度斯坦语来给你写信。我最后还是偏向于使用印度斯坦语来写这封信。
我想写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之间观点的分歧。如果这个分歧是根本性的，我觉得应该让公众也知道这一点。对于我们争取印度自治的工作而言，如果让他们对此毫无知悉的话，那将是有害的。我已经说过，我仍然坚持《印度自治》一书中设想的政府制度。这些都不只是说说而已。当我开始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我1908年以来获得的所有经验已经证明了我信仰的真理性。因此，即使只有我一个人信仰它，我也不会介意，因为我只能够去坚持我看到的真理。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手头没有《印度自治》这样一本书照着写。对于我来说更好的做法是，用我自己的想法重新描绘一幅画。这幅图画是否和我在《印度自治》中描述的一样，对于你和我来说并不重要。没有必要去证明我当时说过的话是否正确。唯一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今天的想法。我确信，如果印度要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且通过印度，世界也将获得真正的自由，那么，或迟或早，一个必然被认识到的事实就是，人们将不得不生活在乡村而不是在城镇，生活在棚屋里而不是住在宫殿中。亿万的平民百姓绝不可能与他人在城市或者皇宫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届时，他们将没有任何依靠，只能求助于暴力和谎言。我认为对于人类来说，没有了真理和非暴力，就只能是破坏。我们只能在朴素的乡村生活中才能够认识到真理和非暴力，而发现这种朴素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手纺车及其产品。如果今天这个世界走上错误道路，我无须对此感到恐惧。这可能是印度将来也要走的那条路，就像谚语所言：飞蛾围着火焰跳得越来越猛烈，但最终会燃烧自己。但是，直到最后一口气我都要保护印度，以及通过印度让整个世界避免这样一种厄运，这是我必须承担的义务。我所阐述的核心在于，人类应该满足于他所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且做到自给自足。如果他不能掌控这一点，他就不能拯救他自己。毕竟，这个世界是由个体构成，正如大海由水滴汇聚而成一样。我所说的这个观点并不新鲜，这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真理。
但是我认为我还没有在《印度自治》中陈述这一点。尽管我钦佩现代科学，我发现现代科学——应该被重新包装、重新设计——的真正的光亮，在古代就有人看到了。你切不可认为我正在构想的乡村生活，就是我们今天乡村的一样。我梦想的乡村仍然停留于我的脑海中。毕竟，每个人都生活在他梦想的世界里。我设想的理想乡村将包括智识人群，人们将不会像动物一样生活在污垢和黑暗之中。他们将是自由的，也能够与世界上的其他人平等相待。既没有瘟疫，也没有霍乱或天花；没有懒惰之人，没有沉迷于享受之人。每个人都必将贡献他的劳动份额。我不想再做详细的描绘。它可能会设想有铁路、邮局、电报局，等等。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去获取真实的东西，然后剩余的部分将会逐渐嵌入这幅图画之中。如果我不去抓住真实的东西，所有其他的东西也会失去。
工作委员会在最后一天做出决定，这件事必须经过充分讨论，经过一场两三天的会议澄清其立场。我喜欢这个决定。但无论工作委员会是否召开会议，基于如下两个原因，我希望我们能够彼此面对面清楚地理解双方的立场。第一，把我们连接起来的纽带不只是政治工作。这个纽带是深不可测的，也是坚不可摧的。因此，即便在政治领域中我们无疑也应该互相理解，这正是我热切渴望的。第二，我们中没有人认为他自己是无用的。我们都是为了印度的自由事业而活，我们都乐于为它而死。我们并不需要世界的称赞。对于我们来说，得到称赞还是谴责并不重要。不要为了赞扬而去服务。我想活到125岁来为印度服务，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现在老了。相比较而言，你要年轻得多，因此，我提名你作为我的继任人。然而，我必须理解我的继任人，我的继任人也必须理解我。只有这样我才会感到满意。
还有一件事。我曾询问你关于加入嘉斯杜白信托机构（Kasturba Trust）和印度斯坦语大会（Hindustani Prachar Sabha）的事。你说，你将仔细考虑这件事，并且告诉我结果。我发现你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印度斯坦语大会上。关于这件事，娜娜瓦蒂（Nanavati）提醒我，他曾经在这个会议上遇见你和大毛拉 阁下（Maulana Sahib），并亲见你1942年在会上的签字。然而，那是陈年往事了。你知道现在印度斯坦语的地位。如果你仍然觉得你当时签字决定是真心的，我希望你参与这个大会的工作。这个工作并不繁重，你不必为之来回奔波。嘉斯杜白基金会是我要说的另外一件事。如果我前述的内容无论现在抑或将来都无法获得您的认可的话，那么恐怕你对这个信托机构就毫无兴趣了，那样我会理解你的决定。
我想跟你说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关于你和萨拉特（Sarat）先生之间所发生的争议。这件事使我大为烦恼。我还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件事。在你所说的情况背后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如果有，你必须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需要跟我见面讨论这些事，我们必须安排一次会面。
你工作非常努力。我希望你保重身体，我相信印度也是很健康的。
祝福你的
巴布
选自《一沓旧信》，第505—507页
40.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来信
阿南德庄园
阿拉哈巴德
1945年10月9日
亲爱的巴布：
今天从勒克瑙（Lucknow）返回的途中，我收到了您10月5日的来信。很高兴您完整地写完这封信给我，我会尽力详尽地回复您，如果我有所耽搁，希望您能原谅，因为我现在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忙得脱不开身。我在这儿仅待一天半。实际上，进行非正式交流会更好，但是，目前来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适合进行非正式交流。我将会试一试。
简而言之，我的观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一个真理与非真理，或者非暴力与暴力相对抗的问题。作为一个必须的假定就是，我们的目的在于一定要建立真正的合作，同时采取和平的方法；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建立一个包括上述目标的社会。整个问题是，如何建成这一社会，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何村庄必然会体现真理和非暴力。正常来说，村庄在知识上和文化上是落后的，而从落后的环境中是不可能取得任何进步的。思想狭隘的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非真理和暴力。
然后，我们又必须提出以下特定目标，诸如充足的食物、衣服、住房、教育、卫生设施，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国家和个人最低的要求。我们必须找到，特别是如何迅速地获得这些考虑中的目标物。对我来说，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和许多别的现代发达国家一样，现代交通工具必须继续向前发展。除非拥有它们，否则没有别的方式发展。如果重工业的存在是如此的不可避免，一个纯粹的乡村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它呢？就个人而言，我希望重工业和轻工业都应该尽可能分散化，因为随着电力的发展，现在这是切实可行的事。如果国家存在着这两种类型的经济，要么这两种类型的经济之间出现冲突，要么一种经济将压制另一种经济。
在这种背景下，独立和保护不受外国侵略的问题——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侵略，也必须被考虑在内。我认为，对于印度来说，实现真正独立是不可能的，除非她是一个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我并不是指军事上的先进，而是指科学发展方面的进步。在当前世界背景下，如果每个领域都没有一个强大的科研背景，我们甚至不能发展文化。在个人、组织和国家层面，今天的世界有一种巨大的贪得无厌的趋势，正是这种趋势导致了冲突和战争。我们整个社会就是或多或少建立在这些冲突和战争的基础之上，这一基础必须被转变成一个世界合作的基础，而不是被不可能的孤立隔绝的基础，如果承认这一点，也就能发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实现它，不是采取与世界其他地方断绝来往的经济手段，而是合作。从经济或者政治的观点看，一个孤立的印度很可能会成为空白地带，这加剧了其他国家民众贪得无厌的趋势，因而也制造了冲突。
对于成千上万的平民而言，不存在宫殿的问题。但是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不应该拥有舒适的家园——在那里他们能够过着一种有教养的生活。目前，许多过度发展的城市已经产生了可悲的罪恶。或许我们不得不阻止这种过度增长，并同时鼓励乡村发展出更接近于城镇的文化。
许多年前我读过《印度自治》这本书，现在我仅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是，甚至当我20年前或者更早之前读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说，它似乎完全不切实际。从您后来的文章和发言中，我似乎发现了您在原有立场上的进步和对现代发展趋势的欣赏。因此，当您告诉我们古老的构想图画在你大脑中保存得完整无缺的时候，我感到惊讶。你知道，国大党绝不可能考虑那个构想，也极小可能会采纳它。您自己也绝不可能要求国大党采纳它，除非是某些相对小的方面。对于国大党来说，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考虑这些根本的问题，这涉及生活哲学的改变，这将由你来判断。我能够设想，像国大党这样的机构在争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失去自我。不过，这些问题可能会在人们中产生巨大的困惑，导致他们无法行动。这还可能导致国大党和别的组织之间产生隔阂。当然，最终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将不得不由自由印度的选举代表们来决定。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些问题绝大多数是按照很久以前的方式来考虑和讨论的，从而忽视了在过去一个时代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全世界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自从《印度自治》面世已有38年了。世界已经彻底变化了，也许是按照一个错误的方向在变化。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些问题的任何思考，必须考虑到当前的事实，以及我们今天拥有的力量和人类的物质，否则就会背离现实。您说这个世界或它的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就像致力于自杀一样，您是正确的。这可能是逐渐发展的文明中，罪恶种子不可避免发展的结果。我认为是这样的。怎样除掉这种罪恶，怎样在当前将人的良善维持得像过去一样，这是我们的问题。显然，现在还是存在着良善的一面的。
这是一些随意的、匆忙写下来的想法，我担心它们对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的重要含义造成不公正的影响。因为这个乱七八糟的描述，我希望你能谅解我。以后，我将尽力将这一主题写得更清晰一些。
关于印度斯坦语大会和嘉斯杜白基金会，显然我是热爱这两个组织的，而且我认为它们表现得很好。但是我不能肯定的是它们的工作态度。我有一种感觉，它们并不总是能令我满意。我确实不是很了解它们。但是目前我对日益增加的责任负担感到厌恶，尤其是当我感到由于缺少时间而不可能承担这些责任的时候。对于我和其他人来说，接下来的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很可能是忙个不停。因此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兴趣，仅仅是为了形式上的目的而加入一些要负责任的委员会。
关于萨拉特·博斯（Sarat Bose），我完全不知发生何事。至于为什么他渐渐变得对我如此生气，也许是因为过去他对我在外交关系问题上的总体态度有些不满。无论我是对还是错，在我看来萨拉特总是表现得像一个孩子不负责任。您也许会想起苏巴斯（Subhas）不赞同从前国大党对待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慕尼黑和中国的态度。或许这是过去观点分歧的反映。至于是否还发生了其他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我知道您11月初将要去孟加拉。也许我正好在那个时候要访问加尔各答三到四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能够和您会面。
您或许已经在报纸上看到，最近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总统邀请我和其他的一些人去访问爪哇。鉴于爪哇的特殊环境，我决定立即接受这份邀请，当然我必须先准备去那儿的交通工具。我不敢确信能找到交通工具，因此，我可能去不了。从印度坐飞机去爪哇只需要两天的时间，如果从加尔各答坐飞机去，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正好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想您应该知道，爪哇的民众几乎全是穆斯林。
我希望您身体健康，并且已从流行性感冒中完全恢复了过来。
挚爱您的
贾瓦哈拉尔
圣雄甘地
自然治疗诊所
托迪瓦拉（Todiwala）路6号
浦那
选自《一沓旧信》，第507—511页
41.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浦那
1945年11月13日
亲爱的贾瓦哈拉尔：
我们昨天的交谈使我很高兴，可惜时间不够长。我感觉仅仅一次会见是不够的，我们之间必须频繁会面。我在想，只要我身体条件允许到处跑，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去找你，我们推心置腹交流几天后，我再回去。我之前就是这样做的。有一点是必须的，这就是我们彼此很好地理解对方，别人也清楚地理解我们的立场。如果最后我们不得不认为我们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只要我们心里保持统一，就像今天这样，那也没有关系。从我总结我们昨天的谈话所得到的印象来看，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分歧。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把我所理解的谈话要点记录如下。如果有任何出入的话，请你纠正我。
1. 如你所言，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带来人类智力、经济、政治和道德的最高发展。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2. 就此而言，所有人都应当享有一个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3. 换言之，在食物、饮水、衣着和别的生活条件的标准上，城里人和农村人应该是平等的。今天，为了实现这一平等，人们应该能够为他们自己生产必要的生活用品，比如衣服、食品、住所、照明和水。
4. 人不是天生就生活于孤立隔绝之中，而是在本质上既独立又相互依赖的社会动物。没有人可以或应该骑在别人背上。如果要找出人类生活的必备条件，我们就只能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的组成单元应该是村庄或者是由人们组成的便于管理的小团体，在这样的社会单元中能够自给自足（就他们的最基本需求而言），互相合作，互相依存。
如果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正确地理解了你的观点，那么我将会考虑在下一封信中探讨问题的第二部分内容。
我已经让拉吉库玛瑞（Rajkumari）把我要给你的第一封信翻译成英文。信现在还在我这里，我会把翻译好的英文信件寄给您。我把它翻译成英文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英文翻译可以使我能够更全面、更清晰地向你表达我的想法。另外，它也可以使我明白是否已经全面而准确地理解你的想法。
祝福你的
巴布
选自《一沓旧信》，第511—5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