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主题
简单的回顾
《水浒传》自诞生以来，以其独特的思想艺术魅力引起许多读者的喜爱，同时在如何评价《水浒传》上也产生了争议。这一争就是五百余年，近五十年来，争论尤剧，因为如何评价它往往有政治因素掺和在内。
那么《水浒传》究竟是写什么的？它的主题是什么？这在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说法，对于文学名著的研究与评价往往是与社会思潮同步的，社会思潮往往要通过对文学名著的批评来表现自己。
《水浒传》写成于明代中叶早期，当它被作为一部完整的文学巨著刊刻出来的时候，正处于思想解放、个性觉醒的时期，此时许多学者对《水浒传》是肯定的，说它所表现的梁山好汉“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 。这是把梁山的英雄看作是实现正义公正的社会良心。托名李卓吾的《〈忠义水浒传〉叙》也明确指出《水浒传》是“发愤之作”，其内容就是表现“水浒忠义”的，把罗贯中、施耐庵看成是宋遗民，他们借写伏身草莽的英雄豪杰事迹表达对异族统治的不满。从艺术上来说李卓吾还把《水浒传》视为天下之至文 。倡导性灵和思想解放的公安派袁宏道、竟陵派及张岱都对《水浒传》有极高的评价。
直到明末，因为连年天灾人祸，民变蜂起，大明江山摇摇欲坠，许多底层民众以《水浒传》为造反指南，统治者才意识到《水浒传》流传的威胁。明崇祯十五年（1642）“大张榜示”严禁《水浒传》刊印流行，命令“坊间家藏”《水浒传》之版者“不许隐匿”，都要“速行烧毁”。到了清代，皇权专制加强，统治者实行全面的社会控制，此时的主流舆论对《水浒传》多持否定态度，说它是“诲淫诲盗”之作，是为不逞之徒立传，把《水浒传》视为最败坏人心的作品。最高统治者多次下诏禁止刊刻和出售《水浒传》。
清末西学东渐，有许多受到新思想影响的研究者借《水浒传》以比附当时社会的斗争，20世纪初，定一的《小说丛话》中说《水浒传》“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并指出作者：
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沉之祸，借宋江之事，而演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
民族主义、民权、民主都是当时中国的现实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可是把它们加之于《水浒传》有点拟之不伦，此书中也没有这类价值的存在。
王钟麟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指出《水浒传》是讲平等、均财产的“社会主义小说”。 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书信中称赞施耐庵有社会党人的思想，《水浒传》一书的主脑在于表现“官逼民反”。有的甚至用以借喻“实行宪政”或当代革命。鲁迅对这些议论嘲讽道：
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因风而起者便不免是涂面剪径的假李逵。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阐释《水浒传》的思想意义则定“农民起义说”为一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这点的背离往往会招致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要整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水浒》这部书”又成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的工具，这时谁要再赞美《水浒传》又会给他带来无妄之灾。由此可见，对于《水浒传》主题与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与当时的思想运动和主导社会的政治倾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虽然中国的文艺批评历来比较着眼于政治，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社会作用，但像《水浒传》这样似乎永远被政治化的作品还是不多的。《水浒传》是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要读的，评论它却往往不是读后的感动而是世道人心的需要，这是因为《水浒传》在艺术上的成功和内容的新奇迷倒了无数读者，书中所蕴含的思想倾向和张扬的精神力量可做多种解读，因此引起众多思考者的兴趣。就笔者本人来说，青少年时期也是读《水浒传》入迷的，只是在历经坎坷和饱阅世相之后，才下决心对它进行解析，因此研究《水浒传》绝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更是基于对当代问题的思考。
《水浒传》是什么人的故事？
电视剧《水浒传》引起的人心激荡
“水浒”的故事流传了七八百年，《水浒传》成书也有五六百年，不仅整个故事为人们熟知，就是其精神倾向也浸润于许多人头脑之中。因此《水浒传》电视剧在荧屏上一出现，“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支起伏跌宕、带有山东大汉豪气的歌曲就唱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有些研究《水浒传》的论著也搭车问世，一时间出现了小小的“《水浒》热”。我以为这种“热”不过是头几年“武侠小说热”的继续。《水浒》中的“武”与“侠”再度使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兴奋起来。
正像“武侠热”一样，“《水浒》热”负面作用也是远大于正面意义的。人们确实喜欢《水浒传》，但并不因为它是农民武装反抗的“教科书”。六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说过：“中国确也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叶紫作〈丰收〉序》）不能排斥一些读者从艺术趣味和个人性格角度喜欢《水浒传》，《水浒传》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一言以蔽之的论断都会有片面性。但我以为鲁迅的意见更能反映问题的本质。鲁迅是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专家，又对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话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那么什么是“水浒气”和“三国气”呢？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见到确切的解释，我以为其所指就是近百年来弥漫于社会的“游民气”，但不敢自是，曾写信向现已故去的何满子先生请教，他回信说要比我说的“游民气”的“范围更广一些”，鲁迅是“慨叹构成人民精神奴役的，整个理应过时的旧意识、旧风习、旧文化之存在” 。《水浒传》这一类最初形成于游民之手（第一代江湖艺人）的通俗文学作品，是负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的，它与社会上的“游民气”相互作用，波及许多并非游民的人，挑动人性中阴暗的角落，从而鼓动成为一股热潮，散播着与现代文明、法治社会不和谐的声音。这一点还是许多喜爱和研究《水浒传》的人认识不足的。
近二十年来，思想解放，许多文史界的研究者逐渐突破对于“农民起义”的迷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起义”的研究是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对《水浒》的阐释有所突破，从而打破“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先后提出了“为市民写心说”“忠奸斗争说”以及“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说”“综合主题说”，最近又有“反腐败说”等。应该说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水浒传》思想内容的一面，但我以为都没有抓住《水浒传》的本质。这些论点大多还是没有从作品总的创作倾向出发，而是从某种理念出发，甚至是为了适应某种思潮而产生的。自然，这些议论也就缺少说服的力量。然而，我觉得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说清楚，没有讲透《水浒》之所以吸引人之处，以及《水浒传》正面、负面的社会影响之所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对《水浒》中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受到一些《水浒》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由于该书受到体例的限制，不可能把我有关《水浒》的想法完全表达出来，因此才又写了这本小册子，进一步阐述我对《水浒传》的意见。
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
小题的这句话是套用台湾学者孙述宇先生的，这里不敢掠美。孙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说，《水浒传》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孙先生认为北宋、南宋之交，金兵入侵，中原混战，军队溃败，社会失控，天下大乱。黄河、淮河流域流窜的武装力量兵匪难分，被视为忠于赵宋的武装力量，所谓的忠义之士——“忠义人”也多是招安或收编之后的称谓。其中一些归附到岳飞的麾下，就成为名噪一时的岳家军。孙氏认为《水浒传》一书可能就是这一类“忠义人”所作，因此书中既有北方忠义人聚寨自保的故事，也有许多情节是影射岳飞忠义为国、最后冤屈而死的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这些“忠义人”大多来源于“盗匪”，后来被南宋朝廷开给空头官职都成了“官”和“官军”。后一解散，官匪更加不分。他们的故事具有冒险性、传奇性，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困守于山寨的武装人员，日日处于焦虑之中，也喜欢听这类故事，因此催生了这种“朴刀杆棒”改变个人命运的故事。
孙氏用的“强人”（不是中国近三十年流行的“强人”，而是指强盗）我觉得不够准确，涵盖面太狭。“强人”只是一种职业，毕竟只有少数人跨入这个行当，不能全面地概括《水浒传》的内容，也不足以说明《水浒传》的本质。这里用“江湖人”以替代，因为“江湖人”是一种身份，它包含面要广泛得多。再说如果“强人”沦为说故事者，并以此谋生，那他就不是强人了，而是江湖艺人了，是属于江湖人范畴的。至于《水浒传》写的虽是“强人”（强盗），但这些“强人”很少有职业强盗，大多是社会边缘人或游民，由于各种原因从主流社会中游离出来，经过种种曲折上了梁山，但他们都把梁山泊看作暂时的安身寄命之所，幻想一朝以轰轰烈烈的方式回归主流社会，也就是“若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从而发迹变泰。后来招安失败，梁山好汉或死于非命，或真的做了官，或重操旧业，或流落江湖……《水浒传》完整地描绘了游民和社会边缘人物求生存、求发展奋斗的成功与失败。其中所表达的思想也主要是游民的思想意识（由于《水浒传》的最后写定者是沉沦社会下层的文士，其中就不免渗透了一些文人意识），反映了游民的好恶。
《水浒传》是江湖人说给江湖人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最初作者一定不是坐在书斋的文人，必然有一定的江湖经历，从作者对宋江集团“一边倒”的、无条件的拥护和赞颂的态度（有人认为这是对农民起义造反精神的赞颂，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作者对其他与梁山类似的武装斗争就持否定态度），显示出其强烈的帮派性。这说明原初作者一定与这个集团有着某种利益关系，正像孙述宇先生所推断的，原初作者有可能就是宋江集团瓦解后流落江湖的人物，北宋灭亡后，逃难到江南回忆起他们曾在宋大哥统领下驰骋两河流域、所向披靡、震动朝廷和接受招安进京做官的风光和平定方腊为朝廷做的贡献，把这些都向当时受到朝野一致肯定评价的北方“忠义人”方面靠拢，因此宋江的故事才被南宋民众认同，同时作者对于宋江和宋江集团的感情也连带被接受。这位原初作者不太可能是写作者，而是个口头讲述者。此时正当通俗文艺蓬勃发展之时，许多流浪江湖的游民投入了这个队伍，讲述宋江故事的当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前面叙述了南宋时期形成的“水浒”系列故事，除了《大宋宣和遗事》中从杨志丢失花石纲、杨志卖刀到玄女娘娘授给宋江天书、三十六将齐聚梁山泊、受招安、平方腊的《水浒传》雏形之外，还有许多以梁山泊英雄为写作对象的个案，如《醉翁谈录》中记载的《石头孙立》《青面兽》《武行者》《花和尚》等个人英雄传奇。能够把游民的冒险生活经历的实况及其趣味性讲出来，把自己的愤懑不平表达出来的人，已经不是一般的游民了，而是有了一定生活经验、懂得如何奋斗如何自己争取利益的江湖人了，也就是我在前面讲到的江湖艺人。因此，如说得更确切一些，“水浒”的故事是江湖人说给与自己相同命运的人听的。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
《水浒传》的主角是谁，或换句话说，书中讲的是什么人的故事？这是理解《水浒传》的起点。我们知道，小说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描写来反映现实生活和表达作者的思想倾向的，也就是说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的历史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演绎出的故事是该作品主题的载体。因此，只要我们对“水浒”主要描写对象及其故事做一些分析就可以得出较为接近事实的结论。
一、一百零八将的身份
《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主要是写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位头领的遭遇与追求的。那些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之下，跟着头领们摇旗呐喊的喽啰们，虽然没有完全在作者视野之外，但也是被作者忽略不计的。过去的正统人士称这些人为“盗匪”，孙述宇称他们为“强人”正是这种思想意识的沿袭，最近五六十年的大陆史学家一看到史籍有“盗匪”“盗贼”字样马上便谥之为“农民起义”。这些都是贴标签式的分析方法，不仅无助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也把古代社会简单化了。文学的对象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生命，塑造着鲜活的人物形象。每个生命，也就是说每个鲜活的形象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很难用“盗匪”“盗贼”或“农民造反的英雄”来概括。《水浒传》中描写众多人物的历史，其中大多上了梁山，成为一百零八将中的一员。
过去的批评家关注梁山好汉一些表面的东西，如喜好舞枪弄棒、注重义气、反对官府和地方恶霸、救民水火、替天行道等，其实这些并非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些人物求生的、渴望发迹的这些内在的、最有生命力的动力被忽略了，从而在批评上表现出泛道德化倾向。
《水浒传》所描写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物，他们或是逃祸，或是为了谋生，或是由于任性而行，或是因为幻想发达而脱离原有的平庸生活，经历了种种曲折最后齐聚梁山。如果从身份说他们大多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游民和社会边缘人。他们是《水浒传》的主角。
那么这一百零八人都是些什么人物呢？这里不妨做个统计和分析。《水浒传》在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给读者提供了一百零八位好汉的名单。这些人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其他等类。人数最多的是游民，五十余人；其次是武将，约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宝），而且这五人也不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式勤苦耕作的宗法农民，而是渔民和猎户。
二、作为梁山主力的游民
什么是游民呢？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脱离了宗法网络、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处的人都可称之为游民。游民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使用各种手段以获取生活资料。读者想要详细了解，可参照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的有关章节。毛泽东在他早年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 中谈到“游民无产阶级”时，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种：兵、匪、盗、丐、娼妓。“他们的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把游民只局限在这五类中未免狭隘，但这五类人是游民，而且还是游民中的“最不安定者”是完全正确的。
《水浒传》中的游民以“盗”为多，而且还往往是占山为王的大盗。《水浒传》的一百零八人，最后都上了梁山，都可以说是“盗”，当然不能这样算。这里只以梁山好汉上山以前赖以谋生的手段进行分析。梁山除了自己底班人马和初次聚义就选择了梁山的人物以外，许多头领还是其他小山头的山大王，如少华山的朱武、陈达、杨春；桃花山的李忠、周通；清风山的燕顺、王英、郑天寿；黄门山的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对影山的吕方、郭盛；登云山的邹渊、邹润；芒砀山的樊瑞、项充、李衮；法华寺的郁保四……这是有组织的游民，还有个体的抢劫者，如活跃在道路上、江河之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夫妻黑店的张青、孙二娘等，其他如盗马贼段景住、小偷小摸的时迁等。这些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以杀人抢劫为业的人，在任何社会里都是非法之徒，为绝大多数人所否定。
游民并不是完全从事非法活动的，也有许多并无祸害民众行为的。但由于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脱离了农村，又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卷入反社会活动。这样的游民在一百零八人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亡在外做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四处“躲灾避难”的武松；“自幼漂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流浪蓟州、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式卖艺闯荡江湖的病大虫薛永；“权在江边卖酒度日”的王定六；“平生最无面目，到处投人不着”的焦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个人”，奔逃在江湖上的石勇，这些都是无家无业的流浪汉。他们的共同点除了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沉沦于社会底层之外，就是：爱好拳棒，好勇斗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干犯法纪；讲义气，专好结识好汉等，这是他们在江湖上生存和发展的本钱。有了这些他们才能够与主流社会对抗，杀人放火，攻击官府，用暴力向社会索取属于自己或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在江湖上游荡期间，有的直接投奔绿林，不以当“盗贼”为讳；有的寻找一切机会以改善自己境遇，哪怕为此触犯国法。梁山泊中大量小喽啰的主体当然也是游民。
三、梁山泊智囊——游民知识分子
宋代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文化的要求日益迫切，科举考试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更增强了这种迫切性，而造纸技术和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发明使得书籍易得，又为一般平民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多种因素的刺激下，宋代文化教育得到空前的发展，使得读书人大量增多。然而官府对于知识分子的吸纳能力毕竟有限，有些人掌握了一定文化，做官不行，又弄得无家无业，就成了我所说的游民知识分子。这些人可能成为江湖艺人，可能成为各种各样的江湖骗子，可能成为豪门贵府的帮闲，也可能参与造反活动。统治阶级对于这一点特别恐惧。北宋庆历三年（1043）山东临沂虎翼军卒王伦率十多人策动兵变，震动一时，欧阳修曾向皇帝上书说：
臣窃闻京西贼盗日近转多，在处纵横，不知火数。所患者素无御备，不易枝梧，然独幸贼虽猖狂，未有谋画。若使其得一晓事之人，教以计策，不掠妇女，不杀人民，开官库之物以赈贫穷，招愁怨之人而为党与。况今大臣不肯行国法，州县不复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悦，岂有不从？若凶徒渐多而不暴虐，则难以常贼待之，可为国家忧矣。以此思之，贼众虽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谋主，卒未可图。臣前因王伦贼时，曾有起请十余事。内一件，乞出榜招募诸处下第举人及山林隐士、负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贼算杀首领，及设计误贼陷于可败之地者，优与酬奖。所贵凶党怀疑，不纳无赖之人以为谋主。
可见当时虽然武装造反者时有发生，但多属乌合之众，因为没有“晓事之人”为之谋主。能做谋主的在欧阳修看来就是“下第举人及山林隐士、负犯流落之人”，其实也就是绝了进入统治阶级希望的文人士子或说游民化了的知识人。
梁山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师吴用，副军师、宗教代表公孙胜都是这类人士。无论什么朝代，游民骚乱、农民抗争没有这类人士的参加，民众的造反活动闹不大，有了这些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会提出斗争策略、会神道设教，从而吸收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队伍。因此，要使造反队伍壮大，必须有此类人物参与决策。例如为北宋真宗时益州起事的王均出谋划策的“宰相”张锴，就是“粗习阴阳，以荧惑同恶”的道士之流 。南宋初杨幺起义最初的领袖钟相也是巫师、道士一流，史书上说他“以左道惑众” 。北南宋之交割据于两河之间的李成，忽而忠义，忽而叛离，忽而降齐，他的叛宋与谋主陶子思密切相关。陶曾为道士，史书说他“诞妄喜谈兵”（北宋之末、南宋之初许多道士都是这样。北宋之亡，就亡在好谈兵的道士手中），在李成还是“忠义”部队之时，遇到这个老道。陶子思为李成出谋划策，“谓成面有割据之相，宜驱虏良民十万，往四川据成都，保有西蜀，成信其说，遂生异志” 。此时宋高宗对两河之间的“忠义”军也是满怀猜疑，于是李成叛变。高宗对主谋陶子思的愤恨远远超过李成。公孙胜作为梁山泊的宗教象征，这是武装造反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敌人联手邪教时，他也要显示出自己法术的力量。主流传统是不讲怪力乱神的，不仅儒家这样，佛道两教也尽量向这方面靠拢（宗教不能彻底不讲神怪），但作为江湖艺人的作品，神怪是必不可少的。
梁山上的吴用是宋江等武装抗争活动的重要决策人。从军事上来说吴用是对外作战的总指挥，无论是几次出击性质的作战，如打青州、高唐州、大名府、曾头市，还是防御性的战争，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都是吴用出谋划策，从而赢得胜利。扩大梁山实力，招募有影响的人士入伙，也多是吴用一手操作，促成了梁山的兴旺发达。另外梁山组织上的安排、量才任用，使得一百零八将各有职掌，基本上也是吴用用心谋划的结果。看来局面很大，但从思想上来说格局又很小。教过书的吴用（那时儒家经典是必教书）仿佛很少受到儒家的影响，这在古代的读书人中还是不多见的。《水浒传》吴用说得最多的可能就是“看我略施小计”，这种作风也是为文人士大夫所不取的。他的才学谋略也只被视为“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言），他确实应该属于游民这一阶层，可称为游民知识分子。
四、社会边缘人——梁山的领导与中坚
社会边缘人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一百零八将中的社会边缘人主要是三类。一是由于宋朝廷的政策被推至社会边缘的下层武官，一是胥吏衙役，一是自我选择的社会边缘人。这三类人加起来三十余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山寨的高层领导，三十六天罡中绝大部分是社会边缘群体，这在前面也已说过。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是农民起义最多的国家，如果我们统计一下，绝大部分的领导者都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导者陈胜、吴广就是居无定所、为人佣工的游民。刘邦是个亭长，是个最底层的芝麻绿豆官，可是他为人洒脱，不守家族宗法的规矩，处于社会边缘。项羽是倒运的贵族，也是社会边缘群体中的一员。最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它最重要的领导人从天王洪秀全到东西南北王、翼王，哪一个人能出游民和社会边缘人这两个圈子，哪一个是地道的农民？因此所谓“农民起义”，大多是因为天灾人祸使社会底层人士实在不能生存，才在有社会经验的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的领导下，以武装形式求生存的运动。
勉强算农民的阮氏三雄、解珍、解宝，实际上是渔民和猎户（从大农业的角度来看他们属于农民），在农民这个群体中他们也属于边缘人物。打鱼和狩猎这两个行当需要一定的武功（起码是身强力壮），有过游荡生活的经历，眼界相对比较开阔，独立面对社会的能力也比较强，与死守在一块土地上的庄稼汉有很大区别，历代造反领袖这类出身的很多。前面讲到的梁山泊渔民张荣就是一个。
“水浒”故事中第一反派也是游民
高俅是《水浒传》中最重要的负面人物。作品一开篇除了楔子的“洪太尉”外，他是第一个向读者亮相的，水浒中英雄好汉也是被他引出场的，而且成为梁山最重要的对立面，在《水浒传》中他是推动整个故事情节进展的重要人物形象之一，高俅是书中的第一反派。我们看一下作者对高俅身世的介绍：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高俅无计奈何，只得来淮西临淮州，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大郎，名唤柳世权。
他随柳大郎住了三年，后来遇赦，得以回东京汴梁。柳还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投奔柳大郎在东京开生药铺的亲戚董将仕。董不想收留，用计把他推了出去。作者把高俅设计成一个典型的游民。他没有了宗族，被父亲告了忤逆，逐出家门，并在开封府立案，被发配到淮西。从此高俅没有了家和固定居址，以依附他人为生。他的爱好也是自甘于主流之外，如“刺枪使棒”“踢得好脚气毬”等，这都不是向往进入主流社会的人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如果一个正经人家的子弟如此，会被称为自甘下流。高俅的外在条件几乎与燕青差不多，完全有资格上梁山，成为其中合格的一员。如果不是命好，一步到位地结识了最高统治者，而是受到打压或冤屈，说不定也会造反闹事，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然而高俅是《水浒传》中的第一反面人物，为人唾骂近千年，为什么会这样？仅仅因为他是奸臣吗？宋徽宗赵佶在位的二十五年中贪恋权位、祸国殃民的奸臣真是太多太多，数个十个八个，例如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以上六个被太学生陈东称为“六贼”）、何执中、杨戬、谭稹、孟昌龄等，才能轮上高俅。高俅又跟这些大奸臣不一样，他还与千年以来为文人士大夫和广大民众共同崇拜的苏东坡有点因缘。《水浒传》作者故意隐瞒了这一点：
董将仕思量出一个缘由。将出一套衣服，写了一封书简，对高俅说道：“小人家下，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后误了足下。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久后也得个出身。足下意内如何？”高俅大喜，谢了董将仕。董将仕使个人将着书简，引领高俅迳到学士府内。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罢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欢这样的人。”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次日，写了一封书呈，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
董将仕把高俅推到“小苏学士”那里，而且作者又让“小苏学士”也讨厌高俅是“帮闲浮浪的人”，又把他转送给驸马王晋卿。其实，历史真相与此有别，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录》曾记高俅与苏家关系事：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元符末，晋卿为枢密都承旨时，祐陵为端王，在潜邸日，已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待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曰：“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况，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踰月，王登宝位。上优宠之，眷渥甚厚，不次迁拜。其侪类援以祈恩，上云：“汝曹争如彼好脚迹邪！”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父敦复，复为节度使。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子侄皆为郎。潜延阁恩幸无比，极其富贵。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问恤甚勤。靖康初，祐陵南下，俅从驾至临淮，以疾为解，辞归京师。当时侍行如童贯、梁师成辈皆坐诛，而俅独死于牖下。
高俅跟的就是苏轼苏东坡，而不是什么“小苏学士”（这是后人用以专称苏辙的），所谓“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不能用“书童”比附，因为后者是奴仆，“小史”专司抄写一类工作。唐代诗人李商隐十六岁时到令狐楚门下，说是“入天平幕”实际上也是令狐楚的“小史”。这种“小史”也能参加科举考试，并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挥麈录》说高俅“笔札颇工”，除了指书法外，还应包括人情往来的信札便笺之类的属文。这些都得到东坡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学识的，不仅书法好，还有一定的文字组织能力。元祐九年（即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政治上倒向新党，作为旧党代表人物的苏轼被贬做定州知州，朝廷形势大变。东坡在给苏辙的《东府雨中别子由》诗中说：“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所以走时才将尚很年轻的高俅托付给王晋卿。高俅在王那里待了四五年，因为元符末年已是1100年了。
赵佶在1100年登皇帝位，高俅随之走向官场。然而并非像小说中所说“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太尉是武官中的首席，高俅前后经二十年历遍“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的合称），即在所有统领禁军的衙门全都干过之后，才被提拔为太尉。他正式拜太尉是政和七年（1117），《宋大诏令集》收有任命他的诏令——《高俅拜太尉制》，下面注明时在“政和七年正月十日”。此时距徽宗登基已经十七年，距东坡将他转托于王晋卿已经二十三年。高俅也还懂得感恩，荣升之后，一直感念当年苏轼对他的照拂，每当苏轼后人到京城办事“则给养问恤甚勤”。不要忘了此时正在严打“元祐奸党”，徽宗下令将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旧臣（大多不赞成王安石变法）三百零九人刻名于石，立于朝堂，各州各县亦刻之，而且他亲自书写，号为“元祐奸党”碑。苏轼、苏辙皆名列其中，此时政治气候险恶，如有争端或不同意见，官员每每把“元祐奸党”作为帽子，互相扣来扣去。对于像苏家兄弟这样名声大、具有影响力的“党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谁敢沾边儿？高俅官高，而且是徽宗的幸臣，树大招风，一言一行都是众目所瞩的，也是言官们上奏的材料。他能不避嫌疑照拂苏轼后人，而且史家把它记录下来，可见在史家王明清眼里高俅还不是一无可取之人。
然而小说作者是把高俅写成一个坏到底的人物，他不仅是个奸臣，在政治上一无可取，从不以朝廷为念，而且在道德上也是个“仁义礼智，信行忠良”一点没有的人，简直就是众恶所归。如认自己本家兄弟为螟蛉义子，这在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人看来就是颠倒伦常。对于正直的王进是睚眦必报；对于安分守己的部下林冲则是不择手段地陷害，目的只是为了抢夺他的妻子。高唐州知州高廉是个会妖术的恶官，他是高俅的叔伯兄弟，也是依仗着高俅才敢无恶不作……为什么在北宋的众多奸臣中单单选了高俅作第一反派？恐怕背后还是有不传于世的史实，不妨做些推度。
“水浒”故事自南宋产生以来就有强烈的倾向性，宋江集团所做的事情一切都对，对反对梁山的人和势力都采取敌对态度，既然是敌人了，那么一切都坏。这样强烈的爱憎故事，必然与创作者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孙述宇推断宋江故事原始的叙述者可能就是与宋江集团有关的人士，甚至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员。高俅作为朝廷最高武官，对于宋江集团的最终覆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怀疑征方腊后宋江集团的领导人物死于非命可能与高俅有关），因此叙述者对他恨之入骨，把全部怨恨都集中在他身上。南宋人说到靖康之耻时，无不痛心疾首，但很少有人公开指斥荒唐误国的宋徽宗，而对他提拔和重用的朝廷重臣大多贬之为奸臣，高俅也不例外。因此在临安最初演说宋江故事时把高俅提出作为对立面来处理，上下一致，绝不会有异议。
按照小说所写，高俅也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游民，这就让造反的游民对他缺少些神秘感，从而也就没有了敬意。而且，高俅不是靠“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正当方式，而是靠佞幸方式（说通俗点儿就是靠把皇帝伺候舒服了）登上国家最高殿堂的，这是自古以来被社会舆论所耻笑的。《史记》《汉书》都有《佞幸传》，用以讽刺这种进身方式。《汉书》在“赞”中说：“然进不繇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论衡?定贤》也说，这种只是以“骨体娴丽，面色称媚”的妾妇方式处处讨好和顺从皇帝，其地位虽然一路飙升，但于国有害，于己无益。当然，高俅不是《佞幸传》中所说“以色事人”的佞幸，只是以一技（踢球）进身，但这种不由“道”进也受到人们的蔑视，因为古代的“技”不仅被人们看不起，而且它只是满足帝王个人需求的，而“道”才是为了社稷、为了天下的。
唐顺宗时王叔文主持的“永贞革新”运动，是针对宦官专权的，按说应该得到当朝士大夫的支持。但王叔文不是科举出身，是靠棋艺“待诏翰林”，曾在东宫伺候太子，德宗皇帝驾崩后，太子即位，因缘际会，获得高位，所以被视为小人，为士林所轻。他主政，许多正直的朝官不能接受。顺宗身体极差，不能亲政，后立李纯（唐宪宗）为太子，“永贞革新”面临失败，王叔文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歔泣下，人皆窃笑之”。为什么当时舆论不同情革新的失败，还嘲笑王叔文？因为士大夫普遍地认为王叔文自比诸葛亮太荒唐了。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来的，所以他对国家社稷责任是出于君子之道。而王叔文进不由道，是个贪婪竞进之徒，有什么资格自比诸葛武侯？“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行不由道，贪图侥幸，中途翻车，这在士大夫看来是罪有应得，毫无悲剧性，而自己把自己视为失败的悲剧英雄，当然是件很滑稽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