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为什么不幸福？
电视剧《清平乐》的前身是米兰Lady的言情网文《孤城闭》。与《清平乐》的宏大叙事不同，《孤城闭》从个体的视角将故事的重心放在福康公主和内侍梁怀吉的凄美爱情上。故事取材于宋朝福康公主的真人真事，又做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堪称以今释古之佳例。历史上的福康公主（剧中名徽柔）是宋仁宗赵祯的长女，是不折不扣的天潢贵胄、金枝玉叶，集万千宠爱在一身，可是她的婚姻生活却只能用“失败”来形容。本来，公主的婚后生活幸与不幸，均无关国政，无伤大雅，顶多作为一种皇家秘闻，成为街谈巷议的闲谑之资。然而，似乎是受到某种不可抗力的裹挟，福康公主的婚姻家庭纠纷竟一发不可收，以致超出礼、法的边界，引得庙堂喧腾，各方关注，不仅由家事上升为国事，而且留给后人无限感慨遐思。
嫁给表叔
据史籍记载，宋仁宗赵祯前后共生育十六个子女，可是只有四个女儿长到了成年，其他三个儿子、九个女儿均早夭（帝王家尚如此，可见当时国人寿命之短）。福康公主既是长女，又最得仁宗喜爱。按照《宋史·公主传》的说法，福康公主自幼聪慧乖巧，很懂得讨仁宗的喜欢。一次，仁宗生病，福康公主亲侍汤药，不离左右，而且赤足散发向天祷告，愿以己身代仁宗之病。仁宗非常感动，于是更加疼爱福康公主。
俗话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其实，这是平头百姓的想当然之词，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为什么？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齐大非偶。中国传统观念最重视婚姻的门当户对，可是放眼天下，又哪里能再找出第二个可以和皇家望衡对宇的家族？即便适当放宽标准，适合与皇家联姻的家族的范围也十分有限。超越阶级阶层的爱情不能说绝无可能，但现实生活中肯定是凤毛麟角，况且在中国古代礼制的社会背景下，婚姻尚未缔结，又何谈爱情呢？一方面，公主出阁即为下嫁（是以名“出降”），皇家自不愿过分纡尊降贵。另一方面，任凭你什么样的高官权贵之门，与皇家相比都相形见绌，娶公主自属高攀，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其二，得不偿失。娶公主自然有很多好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增耀门楣，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有很多不利之处。如，公主身份尊贵，娶进门后，夫为妻纲的家庭秩序不易理顺。再如，历朝为了避免外戚篡权干政，通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限制外戚参政的权力，尚公主者自然在此列。如剧中徽柔对怀吉所说：“在国朝，任何男子娶了公主，便不可以做朝廷的大官，管朝廷的大事了，只能做个游手好闲的驸马都尉。”这确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之一。是以，在剧中，仁宗固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曹评（表面原因是曹评的风评不佳，真实原因是仁宗担心皇后的娘家势力坐大），曹评似乎对娶公主也充满了顾虑。曹评出身将门，文武双全，他有他的政治抱负，怎么会甘心做一个吃闲饭的驸马都尉呢？
为公主择婿的确成了仁宗的一块心病，正如剧中所演的那样。经过慎重的考虑，仁宗决定把福康公主嫁给国舅李用和的儿子李玮。对于指婚的经过，《宣和画谱》卷二〇提供了简要的线索：
（李玮）字公炤，其先本钱塘人，后以章懿皇太后外家，得缘戚里，因以进至京师。仁宗召见于便殿，问其年，曰十三。质其学，则占对雍容，因赐坐与食。玮下拜谢而上，举止益可观。于是仁宗奇之，顾左右引视中宫，继宣谕尚兖国公主。玮善作水墨画，时时寓兴则写，兴阑辄弃去，不欲人闻知，以是传于世者绝少，士大夫亦不知玮之能也。平生喜吟诗，才思敏妙，又能章草、飞白、散隶，皆为仁祖所知。
可见，仁宗对驸马的人选是经过了认真的考察的，而李玮的表现也十分令人满意，不仅应对得体，举止可观，而且富于才华，书、画皆佳，只是为人低调，不喜张扬，作品多随兴创作，作完就扔在一边，是以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宣和画谱》收录了李玮的《水墨蒹葭图》《湖石图》），名气也不大显。
当然，仁宗之所以决定与李氏结亲，不仅仅基于对李玮人才的认可，更主要的其实是出于“亲上加亲”的情感需求和利益考量。按辈分，李玮是福康公主的表叔，二人的亲属关系是很近的。按照当代中国婚姻法的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李玮和福康公主的关系刚刚超出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的范围，因而即便放到今天也不违法，不过还是难免乱伦的嫌疑，所以社会一般观念并不认可，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很少见。奇怪的是，中国古代社会虽极为重视伦理，却推许此种“亲上加亲”的做法。至少，仁宗在为福康公主指婚李氏时，他应该是非常满意的。据仁宗朝大臣张方平的描述：
仁宗之仁，周于万物，而仁之所施，常自亲始，肆其眷待宗室，恩礼隆密，朝政之暇，佳辰令节，合族缀亲，宴于内朝，如家人礼。（《乐全集》卷三八）
仁宗得享“仁”的谥号，与其情感丰富、重视亲情伦理是分不开的。综观仁宗一生，无论对宗亲还是外戚，都是恩礼有加。由于未能尽孝于生母李太后于生前，仁宗一直耿耿于怀，是以对李家尤其照顾，不断给舅舅李用和加官晋爵，一直给他加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侍中的头衔。至此，犹嫌未足，于是才有指婚李氏之事。对此种补偿心理，《清平乐》有充分的表现，此不赘述。
嘉祐二年（1057）八月，兖国公主（仁宗为了表达慈父之爱，在福康公主出嫁前特意进其为兖国公主，并破例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典礼）出降李玮。仁宗不惜花费数十万缗钱为公主建造府邸，同时，指令礼官仿照古礼专门为公主设计了隆重而典雅的皇家婚礼。和平常人家的爹爹一样，仁宗此番嫁女也是不遗余力了。
从仁宗为福康公主赐婚李氏一事不难看出，即便贵为公主，也难享婚姻的自由。身为皇帝的女儿，嫁给谁不由自己，而由君父说了算，要服从于君父的利益和意愿。仁宗钟爱福康公主，拒绝了辽国的和亲提议，却把她配给自己的表弟，觉得这是天作之合，殊不知已经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夜扣禁门
兖国公主为了皇家的利益下嫁李玮，可能一开始就是不情愿的。因为李玮虽然有一副艺术家的灵魂，但是躯壳并不匹配，甚至有些寒酸。史书上明白记载，李玮“貎陋性朴”。这是不是说李玮很丑？想来应该不会太丑，否则仁宗也不会舍得把女儿嫁给他。只能说李玮的相貌很一般，性格也拘谨，总之，与潇洒风流不沾边。所以，兖国公主非常不喜欢这个驸马。看来，公主和她的爹爹仁宗一样，是个标准的颜控。
好好色是人之常情，但又是很多婚姻不幸福的起因。对于皇帝爹爹赐给自己的这个驸马，兖国公主是半只眼也瞧不上。史书上记载：“公主常佣奴视之。”并且连带轻视驸马的家人。此时的李家，家主李用和已去世多年，李玮与兄长李璋分府别居，平日里自家过自家日子，倒是井水不犯河水，可是李玮的生母杨氏随同李玮、公主共同生活，婆媳关系十分不融洽，这使得公主和李玮本就不和谐的夫妻关系生出更多变数来。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在驸马与公主夫妻交恶的过程中，公主身边亲信没能正面引导和规劝，甚至还挑拨离间、推波助澜。兖国公主出降时，身边跟了一大帮随侍人员，包括公主的乳母韩氏和以梁全一、梁怀吉、张承照为首的一批内臣。史书上“韩氏复相离间”“为家监梁怀吉、张承照所间”一类的说法反映出这些人在公主的婚姻生活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当然这也可能是曲笔，目的是通过卸责于下人，减轻公主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公主的夫妻、婆媳矛盾的集中爆发确实与梁怀吉等人有关。
嘉祐五年（1060）九月的某天晚上，秋凉初上，公主与家监梁怀吉于月下对酌。（驸马哪里去了？）这情景有没有让你联想到《清平乐》中徽柔与怀吉的两小无猜、心心相印？那画面一定是极美的。按照司马光的说法，“梁怀吉等给事公主阁内，公主爱之”（《孤城闭》的艺术灵感可能即来源于此）。这种爱未必是男女之爱，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基于长期陪伴而形成的类似于亲情的感情。不过，在婆婆杨氏眼中，那场面一定是非常刺眼的，可又惮于公主之尊，不敢发作，只能忍气吞声，在一边探头探脑地偷窥。公主对杨氏的偷窥行为非常恼怒，当场痛打了杨氏一顿，打完还不解气，连夜敲开皇城门，跑到皇帝爹爹那里去告状。
看到宝贝女儿受了委屈，仁宗也很生气。事后，李玮“惶恐自劾”，狠作自我检讨。于是，仁宗下旨，将驸马都尉、安州观察使李玮降为和州防御使，让他到外地任官。转过天来，仁宗冷静下来，免去了对李玮降官的处罚，只罚铜三十斤，仍然将其留在京师。
然而，风波并没有就此止息。兖国公主殴打婆母、夜闯禁门的新闻不胫而走，朝野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言官们的弹章很快就递到了仁宗的御前，公主是皇帝的心头肉，不好直接弹劾，他们把炮火对准了皇城门的守卫和公主府的内臣。右正言王陶、知谏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吕诲等人要求追究皇城、宫殿内外监门使臣守卫不严之责，仁宗没有搭理。言官们还指出，公主府的内臣数量过多，其中颇有不守规矩仪制者，对公主的失范，这些内臣难辞其咎。仁宗“不欲深究其罪”，只是下旨，缩减公主府内臣的人员编制，重新选拔一批老成持重的内臣到公主府任事，而之前的那批通通被换掉，梁怀吉被“分流”到西京洒扫班。此外，公主乳母韩氏也被查出来有监守自盗的行为，被削去了“昌黎郡君”的封号。
身边亲信被驱逐后，公主的精神状态一落千丈，一会儿要自尽，一会儿要纵火焚屋，显是受了极大的刺激。仁宗不忍心，于是将梁怀吉等人又召回公主府。谏官杨畋、司马光、龚鼎臣等人坚决反对仁宗的召回决定。司马光不客气地指出，“公主生于深宫，年齿幼稚，不更傅姆之严，未知失得之理”，所以，应当严格遴选公主身边的侍从，而梁怀吉等人恰是反面的样板，“此二人（当指梁怀吉、张承照）向在主第，罪恶山积，当伏重诛”。他还举太宗处罚兖王乳母和齐国大长公主（仁宗姑母，剧中的魏国大长公主）谦恭率礼的故事，建议“陛下教子，以太宗为法，公主事夫，以献穆（指齐国大长公主）为法”，仁宗不予理会。
令人担忧的是，公主对驸马李玮始终爱不起来，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厌恶。夜扣宫门事件之后，公主虽然又回到了公主府，但是动不动就要寻死觅活，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公主的生母苗贤妃（剧中的苗娘子）想结束公主这段不死不活的婚姻，于是与宫中好姐妹俞充仪（剧中的俞婕妤）商量，派遣内臣王务滋到驸马府任总管，实则是伺察驸马的过错，可是李玮行事谨慎，始终没让王务滋抓到把柄。王务滋没辙，向苗、俞二妃建议：“只要皇帝下一道圣旨，务滋拿一杯卮酒（指毒酒）就把这事儿了结了。”苗、俞请示仁宗，仁宗不置可否。过了几天，仁宗和曹皇后同坐，俞充仪又提出了这个建议，结果被曹皇后否决。
就这样折腾了一年多，至嘉祐七年（1062）二月，仁宗终于决定让公主和驸马正式分居，兖国公主搬入禁中，驸马都尉李玮知卫州，内臣梁怀吉勒归内侍省。李玮之兄李璋上书仁宗，请求解除李玮和公主的婚姻关系，仁宗有意批准。在此过程中，朝臣颇有异议。御史傅尧俞上疏说：“主恃爱薄其夫，陛下为逐玮而还隶臣，甚悖礼，为四方笑，后何以诲诸女乎？”司马光亦上书：“玮既蒙斥，公主亦不得无罪。”为了平息物议，仁宗于三月下诏，将公主的封号由兖国降为沂国，改李玮为建州观察使，免去他驸马都尉的头衔，依旧知卫州，还多次派人犒赏李氏，赐李玮金二百两，抚慰他说：“凡人富贵，亦不必为主婿也。”
公主之死
“强扭的瓜不甜”，在今天，这已是广为大众所认可的婚恋原则。可是，在传统社会，人们对这一朴素的原理似乎还没有充分的体认。以现代视角来看，福康公主和李玮的婚姻中，谁对谁错可以不论，既已不相安谐，离婚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一种解脱，未尝不是很好的选择。然而，在仁宗这个慈父的心中，爱女的婚姻失败始终是需要尽力弥补的遗憾。于是，在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之际，仁宗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让兖国公主和李玮复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载：
（嘉祐七年）十一月己巳，进封沂国公主为岐国公主，建州观察使、知卫州李玮改安州观察使，复为驸马都尉。
转过年来的三月，仁宗就驾崩了，而岐国公主则重新陷入婚姻的泥沼。此后的几年，婚姻的痛苦一如往常，而慈父不在，公主再没有了御前哭诉的机会，就这样在煎熬和苦闷中早早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正月九日，楚国长公主（神宗即位后，封岐国公主为楚国大长公主）薨，享年三十三岁。据说，临终前公主的衣服、饮食、药物多有短缺，似乎受到了李玮的虐待（有网友认为李玮没有能力和胆量虐待公主，顶多是对公主不够关心而已），以致衣服上长了虱子，由于没有下人侍奉，自己动手取炭生火，还烫伤了脸。神宗痛惜姑母早亡和晚景的凄凉，以“奉主无状”为由将李玮贬为郴州团练使、陈州安置。不过，李玮后来遇赦还朝，一直活到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
作为世间最尊贵的女子，公主为何得不到想要的幸福，却要被困在婚姻的牢笼中苦苦挣扎？不少人受小说的影响，认为是砸缸的司马光“砸”了公主的幸福。对此，司马光是不会认账的，在司马光等士大夫看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而在朝廷降封沂国公主的制书中，则将“闺门失欢”的原因归结为“保傅无状”。那么，这场人间悲剧到底谁司其咎？剧中，仁宗有感于姑母魏国大长公主遇人不淑，发誓一定要给女儿徽柔选一个疼她爱她的好丈夫，哪知事与愿违，竟似冥冥中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决定了公主婚姻悲剧的宿命。那么，这股看不见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造成福康公主婚姻不幸的诸多因素中，公主的性格缺陷是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古语有云：“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此乃物之常理，人情亦然。从史籍所述福康公主殴打婆母、夜扣禁门、以死邀君诸般表现来看，其性格中任性使气、鲁莽冲动、偏执狂躁的成分显而易见，甚至有精神障碍的迹象。当然，此种性格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决定的。司马光指责公主“纵恣胸臆，无所畏惮，数违君父之命，陵蔑夫家”，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公主自幼锦衣玉食，颐指气使惯了，很容易养成自私、狭隘的性格，不懂得隐忍和退让，更不懂得“夫为妻纲”的礼法社会中女子守柔的道理。
当然，把板子都打在福康公主身上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即便公主性格柔和，温良恭俭让，很大概率也是不会幸福的。太宗第七女齐国大长公主谦恭知礼、谨守妇道（剧中形象为魏国大长公主，被誉为国朝女子的典范），驸马李遵勖却与公主乳母通奸，公主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佛系心态，最终熬死驸马才得解脱。福康公主的妹妹永寿公主生性节俭自律，“于池台苑囿一无所增饬”，然而驸马曹诗风流放荡，“数以帷簿不谨，浼挠大主，致悒怏成疾”，公主生病了也得不到及时医治，二十四岁就含恨而终。英宗第二女宝安公主性格宽和，事婆母尽孝，中外称贤，驸马王诜却“不矜细行，至与妾奸主旁”，小妾甚至嚣张到当面辱骂公主，最终公主被活活气死，享年仅三十岁。所以，福康公主的性格缺陷并非她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特殊的群体，公主婚姻的不幸福具有某种必然性，背后起作用的是制度和文化的力量。
“三纲五常”起自中国古人对宗法原则的理论概括，却被宣称为与天地同久的“道”。“三纲”中，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任何一条都是宗法社会特定领域的最高准则，是无可置疑的金规铁律。然而，在特殊情境下，三条原则却可能彼此冲突，出现孰主孰次、孰先孰后的问题。如儿子当了皇帝，老子尚健在，谁当拜谁？这就是君为臣纲和父为子纲在打架。打架的结果是君为臣纲占了上风，于是，刘家太公要为已登九五之尊的刘邦“拥彗（扫帚）却行”，以示臣子之恭。
而君为臣纲和夫为妻纲的参差抵牾则比较明显地体现在公主的婚姻中。公主是皇家血脉，代表了君权，所以，驸马娶公主被称为“尚主”“奉主”，反映出二者君与臣的关系。《明史·礼志九》记载了公主与驸马的婚仪：“驸马黎明于府门外月台四拜，云至三月后，则上堂、上门、上影壁，行礼如前。始视膳于公主前，公主饮食于上，驸马侍立于旁。”总之，驸马应当唯公主马首是瞻，唯公主意志是从。可是另一方面，驸马是丈夫，公主是妻子，二人又当遵循夫唱妇随的原则，公主应该雌伏柔顺，听命于驸马。君为臣纲和夫为妻纲就是两条无形的绳索，捆缚着公主和驸马，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用力撕扯。富丽堂皇的公主府就是君权和夫权的角斗场，一日百战，势同水火。试问在此情境之下，夫妻关系又如何能够做到和谐融洽、相敬如宾？
当然，如果公主主动退让，不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子，对驸马做小伏低，倒是未尝不可以相安无事，齐国大长公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大长公主下嫁李遵勖，按照太宗、真宗定下的规矩，驸马“升行”，以祖为父，公主成了与公公婆婆平辈之人，不必对他们行卑对尊之礼。然而，公主却没管这些规矩，当驸马之父生辰之际，仍然坚持以子媳之礼拜贺，赢得当时上下一片好评。史书上没有明白记载福康公主出降李家后李玮是否升行，但在《清平乐》剧中，确是升行制度激化了婆媳间的矛盾，杨氏摆出家姑的姿态要教训徽柔，徽柔怒斥：“什么家姑？敢与我父母平起平坐？再教阿嫂一遍规矩。”杨氏则回怼：“什么糊涂的规矩，皇家的规矩是多，那能大过天理人伦？”想来，在那样一个时代，杨氏的观点才代表了主流的价值观。于是，到了神宗时，干脆废止了“升行”制度，貌似强大的君权在更为强固的夫权面前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由此可见，从根源上讲，正是皇权和夫权的斗争决定了公主悲剧的宿命。历朝历代那些高傲的公主们，自觉有皇权的加持，便可以挑战夫权，实在是高估了皇权的魔力，也低估了夫权的强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康公主的不幸婚姻故事不仅具有文学审美意义，更具有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
——选自《故事正义：文学影视中的法律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