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决定命运的科举考试
一、春游北京
这是明朝万历十六年（1588 年）的春天。拂面春风刚刚掠过，北京皇城根下，柳树悄然吐露鲜嫩黄芽。这是一个好时节，万物安宁祥和。
此时的中国，是西方人梦寐神往的国家。据推算，明初时全球 人口约有5亿 1，中国在籍人口数于明初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是 6054 万，到了万历时可能已超过1亿 2。而农业社会最宝贵的耕地，
在明初时有 8 亿 5 千万亩，经过不断开垦，到了明末已经接近 10 亿 亩。大明帝国不仅拥有军事强权，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
这个帝国，不仅地域辽阔，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子民们的生活 物资也均可自产自销，自给自足。而且，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性格，使 他们从鸡鸣开始劳作直至披星戴月，从不知道抱怨，夜晚还能够开心入睡。在他们的辛勤劳作下，社会富足，国库充盈。同时，中国人还 恪守着延续千百年的儒家礼仪传统，父亲子爱，中庸合度，与外人相见时总把双手隐藏在宽大的长袖内，作揖施礼，喜笑不露齿。当五花八门的传统节日来临之际，人们总爱穿着鲜亮美丽的衣装欢聚一堂，纵情歌舞，尽兴而归。所以外国人认为，这时的中国，是这个星球上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说：“中国这个没有上帝的地方，竟然治理得这么好。柏拉图的乌托邦，在中国是真实存在的。”
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兴趣远胜于国人。当时的洋教士震惊地看到：中国的政治体制非常先进且优越——看似这个国家的主人是皇帝，实行独裁统治，其实并非他一个人说了算，而是由一群博学多识 的高级知识分子（进士）管理着这个巍然帝国。这种内阁制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系统，社会上民主气氛空前自由与活跃。时人顾宪成曾撰对联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中国经济的繁荣，也令洋教士们瞠目结舌：大明帝国政府实行低 税率政策，鼓励子民在农业、陶瓷、茶叶、纺织、印刷、运输等各行 各业中各显其能，激发了中国人巨大的创造力。因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约 1 万吨白银），中国的 GDP 约占 全球的四分之一。3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他用自己的蓝眼睛观察到：中国人民生活的 幸福指数很高，家境殷实，安居乐业。他写道：“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而且，当时的物价也非常合理，据明代小说《金瓶梅》载，一个富人到酒店里去享受：一坛 金华酒、两只烧鸭、两只鸡、一只猪蹄、一些鱼、一些点心，如此满满一整桌的美味，花费“一两五钱银子”。有人折合成今天的物价，约在人民币 500 元至 900 元之间。
这时的北京城，名曰“顺天府”，不仅有皇宫，还是中央六部、五军都督府、都察院和国子监所在地，是明王朝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它的城墙和城门，是按照“内九外七皇城四”的规制设计的，是当时极为壮美的历史名城之一，也是一座超级国际大都市。市内设施之 完备，在全世界屈指可数。万历时人吕坤记载：“今京师贫民，不减百万。”4 可见总人口数已超过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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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39 页。
2 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7 页。
3 何国庆《万历驾到：多元、开放、创新的文化盛世》，远流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 页。
4 吕坤《去伪斋集》卷一。
位于北京城正东面，有座著名的城门——朝阳门，是官民进出京 城十分重要的城门之一，由一群威武的兵弁把守。
此刻，人流中有几个风尘仆仆的旅客，由远及近地向朝阳门走来。领头的是两位仪态不俗的青年。在其身后，驾车挑担的人显系随 从。这两位青年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体型特征十分明显。
兴冲冲地走在最前面的人，是个矮个子，身穿粗布长袍，头戴士人方巾，年龄稍长。细看他，原是方脸小眼，颧骨略高，抿嘴而笑， 满脸憨厚的神色。甫进城门，他便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似乎对京城 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有趣，显得格外兴奋。
这种感觉很正常，因为北京城确实蔚为壮观，气势撼人。以当时 的建筑水平而论，三层楼的房屋已被惊为“摩天大楼”，而建成于明 永乐十八年（1420 年）的紫禁城午门，通高 37.95 米，如果患有恐高 症的人攀临此门，一定会被吓得双腿发软。而且，据传教士记载：北京城的街道，平坦而笔直，宽度可供十五匹马并行，所以街道尽管很长，也能一眼望到尽头。
北京城里的细节也十分可人。街道两旁楼台林立，百姓宅院都非常漂亮。门前种植了整齐的树木，春风一吹，绿树成荫，姹紫嫣红。传教士描述到，每家每户似乎都拥有花园。这些院子根据各家的富裕程度不同而大小各异，即便是小门小户，人们也会在院内挖掘观赏鱼 塘，或在假山间种上几棵竹子，使得生活充满了盎然情趣。市民的屋内十分干净，墙壁刷得白如奶汁。中国人一直自信地以为，首都北京就是全世界的中心。
这位矮胖者，就是本书的主人翁，来自南直隶松江府华亭的董其昌1。此时董其昌年方三十四岁，是第一次来北京。
此时的董其昌，虽只是诸生（秀才），却已海内闻名。明朝的南 直隶，历来是中国经济、文化与教育的重镇。当朝的大小官员们，至少 有一半来源于此。所以在京城的官场里，大家都知道这个初出茅庐的董其昌，把他视为冉冉升起、刚刚显露光芒的南直隶后起之秀。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董其昌首次来京，为何已在京城有些名气了呢？
其一，人们历来相信“名师出高徒”，而董其昌师出名门，是原浙江布政使莫如忠、礼部尚书陆树声的得意门生，而莫如忠和陆树声都是当朝耆老，是声望甚高的大学者，为世人所景仰；其二，虽然他只是诸生，但他的文章已经妙绝天下，尤其是馆阁体文章，已被书肆 广为翻印，行销各地。这类科举文章，本是董其昌为应付科举考试而自习所用，常为慕名者索去，成为类似我们今天的高考范文，各地应考的举子们常常把董其昌的馆阁体文章当作科举考试的参考资料。董其昌初来北京时，有人就拿着那些翻刻的文稿，来向他求教 2。与董其昌偕伴来京的高瘦者，同是来自南直隶的娄东王衡。此人年方二十七岁，白净的瓜子脸上剑眉如飞，一双多情的眼睛炯炯有 神。他身穿丝质长袍，在领口和袖边处还绣着精致的花纹，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气宇轩昂。只要远远地瞥上一眼，就能见其不同凡响的精神气质。
王衡是有名的青年才俊，比董其昌年少七岁，但以当时的名气论，比董其昌有过之而
无不及。因为此时的王衡已是一位出色的青年戏曲家，擅长编剧。他自小喜爱昆曲，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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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其昌长什么样？当年遗存下来的几张他的画像：一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尚友图》，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书辋川诗》册页内《礼部尚书谥文敏董公小像》，三是南京博物院 收藏的董其昌《秋兴八景》册页上的画像。我们可从中端详个大概。这些画像的创作时代有 先后，但描绘董其昌的长相基本一致，即其身材不高，窄肩短臂，体型微胖，方脸小眼，大鼻隆起，颧骨略高，看上去气质文雅，有所谓谦谦君子之貌——作者注。
2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二《戏鸿堂稿自序?即复赵公益书》。
还养了戏台班子。他写的 戏剧也常在各地上演，丝竹之声远飘万里，其无数拥趸分布在大
江南北。更为重要的是，王衡还是当朝内阁大学士、辅臣王锡爵的独子。内阁大学士是个什么官衔？在此处稍费笔墨介绍一下。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于洪武十三年（1380 年）先 后找借口杀了三位宰相，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开国功臣、丞相胡惟庸， 随后他趁机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职位，独掌天下事务。至明成祖朱棣即位后，特派大臣解缙等人入值午门文渊阁，在皇帝眼皮底下处理 军国大事，这就形成了内阁制度。
内阁成员都是大学士，他们拥有“票拟”大权。“票拟”也叫作 “票旨”“条旨”，就是所有官员的章奏先由内阁大学士审阅，集体 商议，然后在纸条上写明处理意见，再送进宫里由皇帝最终定夺。皇帝阅毕，用红笔在“票旨”上批示，叫作“批红”，亦称“朱批”，这就是正式的皇帝谕旨，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然后朝廷官员再按照皇帝谕旨去执行。明代的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实有宰相之权。内阁的班头叫“首辅”，其他人为“辅臣”。而明朝的内阁大学士一 般只有三四位，最多时也不过五六位，使得权力更加集中。王衡的父亲王锡爵，就是当时的辅臣、内阁大学士。
王衡这次入京，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还有一个政治背景——与当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夺情”事件有关。这是一桩轰动朝 野的著名历史事件。
万历五年（1577 年）九月二十六日，时任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 亲张文明去世。因朝廷有明文规定，“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丁忧的官员必须离任回乡，服丧三年（实际上是 二十七个月），否则即是违背伦理的“忘亲”“夺情”。但此时，首 辅张居正权倾朝野，正在辅佐皇帝开创“万历新政”，处在实施“一条鞭法”等重大改革措施的关键时刻，生怕自己一旦离职而大权旁 落，因此不愿回家奔丧守孝。于是，张居正暗中勾结宫中职位最高的 大宦官、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由冯保传达皇帝的谕旨，命令吏部尚书张瀚奉诏挽留张居正。与此同时，张居正本人也一再要求张瀚出面挽留自己，企图牢牢掌权。
然而，张瀚是个绵里藏针、老谋深算的官场老江湖，有胆有识，即使万历皇帝已经下达谕旨，他依旧不肯出头挽留首辅张居正。事实上，万历皇帝当时还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孩子，唯老师张居正马首是 瞻，并称其为“亚父”。
户部侍郎李幼孜是个望风使舵的马屁精，为了巴结张居正而“首 倡夺情”之议，至此激起千层浪。内阁大臣吕调阳、张四维因屈服于张居正的权威，也引前朝事例，赞同张居正夺情视事。但翰林院编修吴中行1 等人不畏权势，表示坚决反对，结果被万历皇帝下令夺职并 廷杖。王锡爵当时官拜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对吴中行等人表示同情，曾为吴中行等人向皇帝与张居正求情宽恕，但都无效，最后只得参加了为吴中行等人的饯行，礼送他们去充军。第二年，张居正还是迫于压力，被迫回乡安葬父亲。不少官员为拍马屁，联名恳请张居正赶紧回朝，但王锡爵断然拒绝签名。
王锡爵由此得罪了张居正势力，受到官场排挤。青春年少的王衡给父亲王锡爵写了一首《归去来辞》，央求父亲赶紧辞官回家。王锡爵感叹道：“吾不归，将无为孺子所笑！”2在对抗首辅张居正势力的 朝廷官员眼里，王衡早已是少年英雄，备受赞誉。
万历十二年（1584 年）张居正刚刚去世，万历皇帝立即掉转屁股开始起用反对派，对张居正的势力进行秋后算账。昔日国家之栋梁、如同皇帝慈父一般的恩师张居正，一夜之间成为千古罪人。在万 历皇帝亲自主持下，其恩师张居正被抄家，长子张敬修被迫自杀，次子充军戍边，张家数十口人被饿死，张居正本人还险遭开棺鞭尸。而王锡爵则被朝廷重新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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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中行（1540—1594），常州人，生于官宦之家。张居正倒台后，吴中行官复原职，卒，赠 礼部右侍郎。其常州家中“止园”为明代名园。他是当代戏剧家吴祖光的先祖。
2 针对这件事，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说王衡“年十四，作和归去来词，以讽江陵，馆 阁中争相传写”。陈继儒也说，王衡“方十四，名动京师已”。
，像凯旋一般，授之以礼部尚书衔兼文渊阁大学士，成为辅臣，入值内阁，可谓权倾朝野。
王衡此时来京，正是父亲王锡爵大权在握之际，也是张居正的政治对手们弹冠相庆之时。满朝官员对王衡当年的举动念念不忘，把他当成小英雄来欢迎。中国古代的官场历来如此，一班人掌权得势，立 即云集另一帮拍马屁者，好话必须说尽。
王衡之所以与董其昌偕伴来京，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事实上，早在董其昌还是诸生时，董其昌和好友陈继儒就曾受邀到王锡爵家与王衡伴读，所以董其昌、陈继儒与王衡是同窗兄弟。
董其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与王衡有着天壤之别，可用寒酸来形容。董其昌出身平民，早年丧母，一直到了三十岁才结婚，第二年生了儿子，不久父亲董汉儒又去世。在平时，董其昌的生活费用常常由他的好友、太学士范尔孚接济，连眼下这次北游的所有费用，也是仰仗了范尔孚捐资。1 范尔孚仗义疏财，目的就是为支持董其昌坚定地去走科举道路。在中国一千多年科举选才的历史中，它所推行的教育与竞争机制，是公平可行的制度，即使在封建社会，依旧保持了底层子弟通过考试获得管理国家权力的晋升通道。
董其昌与王衡此次来京，目的有二：一是利用考前闲暇，游览京都风光，调整心情，以备战来年八月乡试；二是参观游览“北雍”， 熟悉考场环境。
“北雍”一词，是明朝首都北迁后产生的。当时在北京、南京分设两个国子监。北京国子监被称为“北监”或“北雍”，而设在南京的国子监则被称为“南监”或“南雍”。按照规定，通过乡试而晋级的所有举人，都可参加次年二月由礼部在“北雍”举行的会试，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在北京皇宫里举办的殿试——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
他们坚信，明年二月，自己一定能够再来“北雍”参加会试，于是前来探路。年轻人的这种自信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众多耆宿的心目中，他俩都是青年才俊，志在必得。然而事实上，董其昌此前已历经了两次乡试，都因运气不佳而名落孙山。
董其昌第一次参加乡试是在万历七年（1579 年），与同乡唐文献、陈继儒等人结伴前往，结果铩羽而归。他们亦师亦友的乡贤莫是龙，曾忧愤交加地写下了《知唐元征、董玄宰俱下第志感》：
故人摇落青云路，无奈天涯春草芳。
壮志独怜陈仲举，高才空忆蔡中郎。
书将误说投燕相，玉抱贞心泣楚王。
耳尚淹千里足，驽骀何意向康庄。2
莫是龙乃闻名遐迩的华亭才子，这首诗是替他俩抱不平，指出董其昌和唐文献的落选，系怀才不遇。
董其昌与唐文献等人第二次联袂参加乡试，是在万历十三年 （1585 年），结果唐文献中举，接着在第二年殿试中，又获丙戌科一甲第一人，即状元及第，衣锦还乡，而董其昌仍然名落孙山。
唐文献（1549—1605），字元征，号抑所，华亭人，与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等均是文社好友。他十五岁入乡学，读书十分刻苦，洁己好学，善属文。1
唐文献考中状元之事，显然给予董其昌极大的鼓舞。唐文献比董 其昌年长六岁，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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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思白董公暨元配龚氏合葬行状》：“食饩。有太学范尔孚者，捐 资助公游北雍。”
2 莫是龙《石秀斋集》。
更加老成一点。一直在拜佛悟修的董其昌，在第 二次参加金陵乡试后的返家路上，忽然像得了神授一般，如梦初醒。董其昌自述曰：
余始参“竹篦子话”，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严击竹因缘，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从上老和尚舌头，千经万论，触眼穿透。是乙酉年（1585）五月，舟过武塘时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归，忽现一念三世境界，意识不行，凡两日半。而后乃知《大学》所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2
这是说，董其昌在历经“两日半”的悟修之后，一下子打开了心灵“悟境”，掌握了应试的窍门！可见，董其昌此时已经认识到中国科举考试存在的一些弊病，也认识到，科举考试成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他坚信自己的实力，要求自己不必为应试而 东张西望、削足适履，正如《大学》所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说到根本，董其昌此时树立了自信。
二、金陵的八月乡试
根据董其昌自述，明朝的科举考试：“国朝洪武四年，诏各省连 试二年，自后三年一举，凡遇子、午、卯、酉年八月，则京畿、各省举乡试。”3 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得中者便有了举人功名。
万历十六年八月，董其昌如约来到南京，参加了自己的第三次乡试。
这些来自南直隶的秀才，每隔三年就像麻雀一样起飞，往应天府南京去赶考。有些考生，由青丝到白发，一辈子都没能考取举人。这一次，董其昌的挚友陈继儒没有去南京赶考，因为陈继儒对科举考试 已经失去了耐心和兴趣，决心向“山中宰相”陶弘景学习，做一位真 正的隐士。
董其昌来到南京后，稍事休息，立即赶去贡院考场查看“席舍图”。南京贡院，又称江南贡院、建康贡院，位于南京夫子庙学宫东侧，始建于宋乾道四年（1168 年），经历代修缮扩建，在明朝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
所谓“席舍图”，即考试的座位表，也称“座位榜”“混榜”。试前一日，贡院始出告示。“国朝乡试为席舍图，用纸装二轴，图东西坐行，以《千字文》编号，注各生姓名、乡贯、经义。会试亦同。”4 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也就找到了自己的考场位置。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考生们如同潮水一样赶往考场。 董其昌和考生们来到贡院帘门外，最先可见一条宽约十余米的清水池，池上架有一座石桥，即著名的“飞虹桥”。这座桥宽六米，长 约十五米，由巨石 筑成。石桥两侧护栏板上，镌刻着高浮雕的纹饰， 寓意“一路连科”“青云直上”。考生一旦进入考场，如同步入监狱。你会远远地看到，贡院高墙内外，兵丁林立，戒备森严。围墙的 顶端，布满了带刺的荆棘，所以贡院又被称作“棘闱”。在整个乡试 期间，贡院的气氛让人感到畏惧与压抑，使人透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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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传略》，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05 页。
2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四。
3 董其昌《学科考略》。
4 严文儒、尹军《董其昌全集（叁）》，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 页。
考生进入考场须经三道门岗，每道门前，兵丁面如凶神恶煞。他 们要对每一位考生进行彻底的检查，包括考生所携带的衣服、笔墨纸 砚、油灯等。为了应付漫长的考试，允许考生自备食物，一般都带大饼、月饼之类的糕点，主要是为了防止食物在夏天变质。兵丁在检查时，会用尖刀将糕点全部切成一寸见方的小块，以防止考生在食物中夹带作弊之物。最后的一道门，名曰“龙门”。如果在“龙门”检查时被查出违禁品，那么前面两道监门的兵丁，将要与作弊的考生一同 问罪。
最后，考生们终于来到了考场。他们的“号舍”由砖石砌成，一长排一长排整齐划一，犹如猪舍一般。这样的号舍有成千上万间。1 由于号舍多，场面大，整个考场看上去蔚为壮观。
在考官的指引下，董其昌这时方可进入自己的号舍。他的号舍长 度与其他人的一样，只有四尺（约 1.33 米）见方，人若躺下去，双腿无法伸直。考试时，上层木板代替桌案，下层木板为坐凳，供考生 坐着答题；夜晚则需要取出上层木板并入下层，用来当床。号舍无门，考生可用自备的油布作为门帘，以挡风侵雨淋。
南京的考场中央，还建有一座三层高楼，四方形，下檐出甍，四面皆窗，名曰“明远楼”。“明远”二字取自《大学》中“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之意。它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 年），是考场的最高 建筑，目的就是为了监考。主考官身居此楼，既可号令、指挥全场，也可监视考场。科考期间，监察官员昼夜登楼查望，“白天摇旗示警，夜间举灯求援”，以防骚乱、作弊、火灾等意外事件的发生。
董其昌在著作《学科考略》中介绍：“国朝乡试八月，会试二月， 俱以初九日为第一场，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各四道；十二日为第二场，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十五日为第三场，试策五道。”“国朝乡试卷用各省布政司印。会试卷用礼部印。”
正式考试之前，考生面前允许摆放一个考篮，是考生进考场时带进来的。考生把自备的干粮和考试用具等装在里面，以供考官随时抽查。
考试开始，考生须先在考卷上写明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籍贯 以及自己三代的情况。考场内设有“弥封所”，考卷由专委的官员来 弥封，糊住考生们的姓名等个人信息。这是为了防止考官在阅卷时 舞弊。
在考试的九天六夜期间，所有考生必须生活在自己的号舍里。而 在每排号舍的尽头，有一间粪号（厕所）。考生去自行方便时，相互不得言语，只能用牌子来示意。牌子的一面写着“入静”，另一面写着“出恭”。现在还有不少老年人以“出恭”指上厕所，就是由科举 制度而来。
八月的南京，天气炎热，考生们吃住全在狭小的号舍里，因此， 经常发生考生因中暑、生病、食物中毒而导致死亡的意外事件。更有甚者，史书上还记载过有考生被藏在号舍屋檐等处的毒蛇咬伤、咬死的奇闻。
尽管发生过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但号舍依旧是一处神圣的地方，充分体现了科举考试的公平。考生不论高低贵贱，待遇一律平 等。科考不仅考核学生们学习“四书五经”的成果，也考核考生的人品。即使像贵如当朝大学士之子的王衡，也与其他考生一样，不能得 到任何关照。
乡试结束，用心考试的子弟们，还在为自己的答卷忧心忡忡。他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而那些纨绔子弟，本是把科考当作应付父母或妻子的游戏，于是像获得了新生一样笑逐颜开。考场大门一开，他 们便三五成群，忙着到青楼找相好的去了。三五天之后，他们玩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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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南贡院至明清时期已达到鼎盛。清同治年间，仅考试号舍就有20644间，加上附属建筑数百间，占地30余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中国各省贡院之冠，创中国古代科举考场之最。
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于是飞鸟归巢，各回各家。
董其昌参加的万历十六年的乡试，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待成绩张榜公布后，董其昌名列南京乡试第三名。而他的同窗学
弟王衡，更是不负众望，在顺天府北京乡试中名列第一，成为新一届解元。
董其昌没有理由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因为在此前一届，同社好友唐文献已经高中状元；同一届乡试中，他的师弟王衡又名列第一，所以只能说董其昌是正常发挥了自己的应试水平，并无超常之举。
这年的中秋节，已经返回故乡华亭的董其昌内心平静，为好友陈 继儒画了一幅《山居图卷》1。董其昌明白，考中举人，只是自己走上科举之路的关键一步，绝非是决胜的一步。他是一个胸怀凌云壮志 的人，绝不会止步不前。
在等待来年进京会试的那段日子里，董其昌时常和文友们聚集一堂，讨论人生哲理问题。万历十六年的冬天，大和尚憨山大师 2 云游到松江的龙华寺，董其昌与好友唐文献、袁宗道、瞿汝稷、吴应宾、吴本如、萧玄圃等，结伴去龙华寺拜见憨山大师，并且就在这个傍晚，唐文献、袁宗道等人一起“初依法门”，正式皈依了佛教，成为居士。董其昌曰：
余于戊子冬，与唐元征、袁伯修、瞿洞观、吴观我、吴本如、萧 玄圃，同会于龙华寺。憨山禅师夜谈，予征此义。瞿著语云：“没捞 摸处捞摸。”余不肯其语，曰：“没捞摸处切忌捞摸。”又征鼓中无 钟声，钟中无鼓响，钟鼓不交参。句句无前后偈。瞿曰：“不碍。” 余亦不肯其语曰：“不借。”是夕唐、袁诸君子初依法门，未能了余 此义。即憨山禅师亦两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谓诸公曰：“请记取 此语，异时必自有会。”及袁伯修见李卓吾后，自谓大彻。3
“捞摸”的本意是指向水中探物，亦可指人生进取。朱熹《与林择之书》曰：“未去之间，亦且试捞摸看。若幸指拨得一二人，亦是一方久远利害也。” 瞿汝稷说“没捞摸处捞摸”，大意是主张摸着石 头过河。董其昌则说“没捞摸处切忌捞摸”，就是要有了明确的目标， 才可以奋勇前进。由此可见董其昌的性格之依规、沉稳，不肯冒险。
憨山大师德行天下，系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憨山十二岁出家，曾在南京报恩寺为僧，后云游各地。憨山大师与皇室有着特殊的关系： 万历皇帝十六岁大婚，三年后仍然没能生育，他的母亲李太后非常着急，派人去五台山设立祈储道场，请憨山大师主持法会。第二年（1582 年），万历皇帝果然生育了儿子，于是李太后认为这是憨山 的功劳，赏赐给他很多钱财。憨山就利用李太后的赏赐，重建了气势 恢宏的海印寺，该寺于万历十六年间建成。
学识渊博的憨山大师通晓史书，熟谙佛经，给董其昌等人开示了一个人生问题：人怎样才能“戒慎恐惧”4。此语出自《中庸》：“戒 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憨山讲法有个特点，就是通俗易懂。许多深奥禅理，由憨山来 说，似信手拈来。尤其是他话藏禅机，常令信众醍醐灌顶，回味无 穷，记忆深刻。憨山大师还有著名的“三要三不要”箴言，曰：“为 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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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佐贤《书画鉴影》卷八。《山居图卷》，纸本，墨笔。
2憨山大师是安徽全椒人，俗姓蔡，名德清，字澄印，号憨山，民间因此常称呼他叫“憨山 德清大师”。
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四《禅悦》。
4陈继儒《容台集?序》。
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全无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1 这些话，无疑是学界诸君子的人生明灯。
这是董其昌第一次与憨山大师交往。董其昌一生对憨山大师恭敬 有加，机缘就是由此而始。恐怕连董其昌做梦都不敢想的是：当年所谓因憨山大师在五台山主持祈储法会而诞生的皇长子朱常洛，居然 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成了他的学生，而且朱常洛后来还成了 泰昌皇帝。
憨山大师当初讲解“戒慎恐惧”，实际上是给予董其昌等诸君子 以心灵指导：当你遭遇人生坎坷和挫折时，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开示，具有某种特殊的预见意义。我们虽然不知道憨山大师是如何开示“戒慎恐惧”的，但那个时代正流行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说：“能 戒慎恐惧者，是良知也。”良知是什么？就是天理，就是道，就是人心。归根结底，就是自然法则。人若能“戒慎恐惧”，则可行大道，穷尽真理。
万历十六年冬天的这次聚会，董其昌至晚年都念念不忘。针对董其昌与瞿汝稷关于人生该怎样“捞摸”问题，虽然憨山大师当时没有 支持任何一方，但从憨山大师平时开示的语录可知，他显然是支持趋向保守的董其昌的观点。
董其昌一生不做糊涂事，会在事前深思熟虑而后行。这是董其昌为人处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考场外的惊雷
平平安安过完己丑大年（1589 年）后，新晋举人们又开始忙着收拾行装，满怀期望地准备赶赴北京，去参加由礼部举办的二月会试。
憧憬总是美好的，然而现实并不遂人心愿。就在礼部将举行会试的前夕，平地起惊雷，出人意料的坏消息传来：王衡乡试第一的成绩被取消！
万历皇帝下令，让王衡再行复试！前文已经说过，王衡参加的乡试，与董其昌不在一个考场。王衡是在顺天府贡院参加乡试，地点在北京，而这一年负责顺天府北京乡 试的主考官，就是少詹事黄洪宪。
黄洪宪是檇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人，资格颇老，系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癸丑科进士，出任过多届乡试的主考官，却又常常被人诟病，最著名的案子，是工部主事饶伸曾控诉他：“张居正三子连占高科，而辅臣子弟遂成故事。洪宪更谓一举不足重，居然置之选首。”所以官员们怀疑他主考的顺天府乡试存在不公。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起因：顺天府北京乡试结束以后，礼部主事孔兼“怀疑”举人屠大壮与时任首辅申时行（1535—1614）的女婿李鸿有舞弊行为。 此时，李鸿、屠大壮与王衡等人均已通过了乡试。时任礼部尚书朱赓 和礼科都给事中苗朝阳闻知非议，不想把事情闹大，欲悄悄压制下 去。而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系礼部客司郎中高桂，他心里气不过，就直 接上疏皇帝，列举八位考生有涉弊嫌疑，请求复试！高桂列举了怀疑作弊的考生，还影射了王衡。他在疏文中写道：“今辅臣王锡爵之子，素号多才，岂其不能致身青云之上，而人之疑信相半，亦乞并将榜首王衡与茅一桂等一同覆试，庶大臣之心迹益明矣。”2 王衡就这样被拔萝卜时带了出来。
万历朝的纠察官员人数众多，有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和五十二名 给事中3。站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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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憨山大师梦游全集》卷三十九《学要》。
2《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二百七》。
3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8 页
的角度看问题，任何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大家七嘴八舌，马蜂窝就此被捅开了。
万历皇帝无奈，就命令众考官对试卷进行复校。众考官一致认为，王衡才气逼人，名副其实，但鉴于皇帝事前已经发话，不可违抗，只得在春闱会试前让王衡再行复试，结果仍位列第一，获准参加礼部会试。可是，说闲话的官员再次发难，指责复考的考生水平太差，系有意做王衡的陪衬。
性格刚烈的辅臣王锡爵悲愤交加，连连上疏为自己申辩，而且 语十分激愤。事实上，王锡爵已经当了四年的内阁大学士，处理过不少有争议的朝廷政务，难免会得罪一些官员，所以事情变得越发复杂 起来。随后，时任刑部云南司主事饶伸又搅和进来，以乡试案为由， 上疏皇帝，要求罢斥首辅申时行和辅臣王锡爵。
明朝官场流行一种做法，官员一旦受到舆论攻击，都会立即辞官，以保持所谓的名节，非得要皇帝出面挽留，否则就会觉得自己很 没面子，被斥为没骨气。首辅申时行和辅臣王锡爵亦如此，便托病罢 朝，坚请辞官。另一位辅臣许国，跑到内阁办公所在地文渊阁，见空 无一人，就把奏章送到申时行私第。不料申时行看都不看，把奏章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因这起舞弊案，政府内阁实际上已处于停摆状态。
万历皇帝闻讯后大惊，说：“阁中竟无人耶？”于是，皇帝亲自下令，革除饶伸的功名并将他逮捕入狱，又将高桂连降两级，贬斥到边疆，算是替两位内阁大臣出了口恶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御史毛在又上疏，指责礼部主事孔兼是幕后主使，说高桂的上疏就是他指使的。孔兼呼冤枉，再上疏为自己辩护，并乞求离职。皇上心烦意乱，于是下诏，令各部衙门严格约束部下，不得妄议朝廷。
中国人常常会因同情弱者而放弃原则，有些朝臣开始为饶伸和高桂鸣不平，说他们这样“胡闹”毕竟是为了考试公平，并无私心。御史乔璧星上疏，请求皇上戒谕王锡爵，希望身为辅臣的他务必要宽宏大量，做一个“休休有容”的名臣。王锡爵当然不服气，又上书为自 己辩白。这样一来二往，闹得不得消停。而身居高位的王锡爵得理不让人的做法，的确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使他的威望有所下降。
面对官场的钩心斗角，目睹父亲王锡爵遭遇的攻击，王衡心里很难过。他一面恳请父亲上疏拯救御史言官，一面表示自己不再应试，以免争端再起。王锡爵至此也发誓，说：只要自己在朝为官一天，儿子王衡就不再应试，免得有瓜田李下之嫌……于是，王衡自动放弃了 礼部会试的资格。
万历十七年（1589 年）二月，董其昌参加了当年在北京贡院举 办的礼部会试。
会试有多种别称，如“春试”“春闱”等，又因会试由礼部主持，所以又称“礼闱”。考试共计三场，每场三天，总计时间为九天，即农历二月九日至十一日为第一场，十二日至十四日为第二场，十五日至十七日为第三场。
明初的会试地点本在南京，至永乐年间才移至北京贡院。此地系元代礼部衙门旧址，坐北朝南，大门五楹。往里有二门五楹、龙门、明远楼、致公堂、内龙门、聚奎堂、会经堂、十八房等处。1
明天顺七年（1463 年），北京贡院会试考场发生大火，监察御 史锁门不许出入，导致烧死举人九十余人、伤者无数的惨案。万历二 年（1574 年），首辅张居正下令扩建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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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两代贡院位于今北京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清政府于 1905 年废除科举后， 拟在北京贡院旧址建造国会大厦，聘请德国建筑师做了一个仿德国柏林国会大厦的设计，因 耗资过大而搁浅。1941年，日伪政府在此空地上建造“神社”，供奉亡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曾设于此，1956年迁出。贡院旧址则由学部（社科院前身） 搬入。如今考场遗迹已荡然无存，仅留下了“贡院街”等地名。
并把木质考栅改为砖墙 瓦顶的房屋，考棚达一万三千间。
王衡参加的万历十六年顺天府乡试，与董其昌参加的万历十七年 礼部会试，地点在同一处，即北京贡院。此时的贡院依旧是张居正扩 建后的模样。
虽说会试与乡试的考场纪律差不多，但执行的力度比乡试更严格。考生进入贡院后，形同囚犯一样，要经唱名、搜检、领卷等极为严格的手续，身边还有兵弁弹压。若检查出考生把考试答案或提纲隐藏在身上，即所谓“夹带”，则要立即扭送去刑部严办。考生们进入 考棚后，咣当一声，贡院大门被锁上，因而这会试又被称为“锁院贡 试”。又由于贡院四周，被荆棘封锁，所以又被称为“锁棘贡试”。考生们按照《千字文》的排序，每人可分得一间考棚。又因为北京此时的天气还较为寒冷，日照时间短，所以每位考生还可分得一盆炭火、一支蜡烛。考卷发放以后，明远楼上便敲响了鼓声，应试的举子们开始苦思冥想做起八股文来。 有趣的是，北京贡院内的明远楼前，有一株茂盛而姿态奇特的槐树，称“文昌槐”。它的根部生在路东，主干弯曲向西，所以树冠也 呈现在路西，如同卧龙一般。人们附会说它是文昌星现身，考生们进场，先须来到槐树下膜拜，以求文运降临，帮助自己登上龙门。
会试的意义不同寻常，因为只有通过会试，举人们才可以升级进入殿试。在名义上，殿试是由当时在位的皇上亲自主持。考生不仅能与天下最优秀的读书人同堂竞技，还能亲睹真命天子的龙颜，可谓三生有幸。如果能再幸运一点，晋升为进士的话，不光个人的命运将由 此扶摇直上，还能够荣宗耀祖。说不定还能进入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那可就真的了不得了。
董其昌顺利通过了万历十七年的礼部会试。会试第一名叫会元， 董其昌屈居第二名 1，这也是非常骄人的好成绩。但董其昌对这一成 绩很失望，他在致信岳父时说：“会试事已毕，恨又失一元耳，皆福薄之故也。”2
三月十四日，殿试在紫禁城的保和殿内举行。殿试只考一天，考 试内容是策问，即以皇帝的口气询问经义、政事。考生则根据自己的认识来应答，这叫“对策”。这种八股文体有点儿像后世的论文答辩。 考生们自黎明时进入紫禁城，历经点名、散卷、赞拜、行礼等程 序，再开始颁发策题，须在日暮前交卷。最后，考官们前来收卷。收卷的程序也非常严格，分为受卷、掌卷、弥封三个步骤，由不同的考官经手。
待到阅卷日，在主考官许国的带领下，八位考官依次坐下，每人一桌，轮流传阅和考评。考卷上考生的名字已被完全遮挡，所以考官们不知道他们评判的是谁的考卷。而打分用五种记号，由上至下分别 为“○”“△”“\”“│”“×”，得“○”最多者为优秀卷，再筛选出得○最多的十本，最后呈皇帝钦定。
皇帝收到这十本考卷后，按照他个人的喜好来评判，钦定御批一 甲第一、二、三名，即为状元、榜眼、探花。此三人称为“进士及 第”，又称“三鼎甲”；二甲若干人，占录取者的三分之一，称“进 士出身”。二甲中的第一名，称“传胪”。三甲若干人，占录取者的 三分之二。最后由填榜官填写发榜，这一届殿试就宣告结束。
万历十七年殿试一甲三名，即状元焦竑、榜眼吴道南、探花陶望 龄，而全榜成绩的第四名即是传胪，称为二甲第一名，就是董其昌。3 而且，同馆于陆树声家的同门师弟袁可立和陆彦章，也同时被取为进 士，名列第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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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思白董公暨元配龚氏合葬行状》。
2 《董其昌家书卷》十三通之第七札。资料来源于 2018 年西泠拍卖拍品。
3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万历十七年己丑科》：董其昌“是年，高中二甲一名进士，选庶 常”。
据估算，明朝参加科举考试者约有百万之众，犹如千军万马勇闯 独木桥，能够通过层层考试而最终获得进士者，每三年仅仅两三百人 而已，其考中进士的比例之低、难度之高，简直算是凤毛麟角。金榜题名，当然是值得庆贺的盛事。按照明朝的规定，礼部要举行宴会，宴请新晋的进士，还将组织
他们去国子监拜谒先师孔老夫子，1 这算是国家对这些优秀读书人的褒奖。
喜报传到董其昌的家乡松江府华亭，当地官员和乡绅们喜形于色。他们认为松江府是钟灵毓秀之地，官府有重教于民之功，因此倍感自豪，于是在华亭七星桥北竖立起“进士坊”，以祝贺董其昌、殷廷枢、陆彦章、吴炯及上海籍的陈所蕴、李叔春、朱正色和李尚衮等 七员进士2，表彰他们为家乡增光添彩。
与此同时，躺着也中枪的王衡，只得在江苏太仓家中“闭置一 室”“谢客读书”，自叹倒霉。他当时写诗说自己“生长宰官家，心情春后花”。其中矛盾、郁闷、无奈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王衡后来曾借王维之名，将自己的科举遭遇写成了著名戏剧《郁 轮袍》。在戏中，他悲苦地指出：科举考试是对人性的折磨，“捻断 吟髭，咬疼食指书中死。汲汲孜孜，只为这一个功名字！”他还说：“抟得到云生两翅，都不过三分钱、二分命、一分诗。只是那妖神索食，借一个孔子为尸。”意思是说，科举考试成功者，不过是依靠了三分财力、二分运气，却只需要那么一分的文才罢了。而且，在尊孔至圣的年代里，王衡敢于说出“只是那妖神索食，借一个孔子为尸” 这句话，的确需要一股蔑视封建传统的勇气。
董其昌与王衡，都是那个时代里的文坛骄子，命运却如此相悖， 两人人生轨迹犹如“Χ”字形。董其昌成为进士之后，他的仕途进入 了急速上升的通道，命运就此为他大开幸运大门。这个来自江南的士人，从此晋阶大明王朝的庙堂之上，也变成一个极为复杂的人。而
王衡从此滑落了下去…… 但是，王衡的乡试遭遇，其实对董其昌内心的触动很深，影响到他今后对待政坛的态度，以及他的为人处世。康有为曾说：“香光虽 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 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3 这句话的确入木三分，说明生性懦弱的董其昌，十分畏惧政坛的恶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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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其昌《学科考略》：新晋进士者“国朝赐恩荣宴于礼部”“国子监谒先师”。
2《重修华亭县志》卷二十一。
3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