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坚持真”的到来
会议于1906年9月11日如期举行。来自德兰士瓦各个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是，必须承认，即便作为起草人，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会议决议的伟大意义，我也不知道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个老旧的帝国剧院里里外外人头攒动，人们都希望大会能采取强有力的对策。会议由德兰士瓦的英帝国印度人协会主席阿卜杜尔·甘尼（Abdul Gani）先生主持。他是最早迁居德兰士瓦的印度人之一，也是著名的玛曼德·卡萨姆·坎茹丁（Mamad Kasam Kamrudin）公司在约翰内斯堡的合伙人和经营者。会议通过最重要的决议是著名的“第四条决议”——即印度人庄严宣布，即便遭受各种惩罚，也绝不服从这部即将通过的丑恶条例。
我向与会者详细解释这个决议。大家静静聆听。会议采用印地语及古吉拉特语，所以没人不知道会议进程。对于不懂印地语的泰米尔人或泰卢固人（Telugus），讲泰米尔语或泰卢固语的专门发言人会向他们解释所有细节。按照惯例，发言人们［包括哈吉·哈比（Haji Habib）先生］将提议、二读和通过这个决议。哈比先生也是在南非生活时间最长、最有经验的印度人之一。他情绪激动，说我们必须通过这个决议，上苍会见证一切，我们必须毫不动摇，绝不向这个条例屈服半分。他接着向上苍起誓，绝不服从这部条例，并请求在座的参会人员也和自己一样同仇敌忾、身体力行。其他人也陆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支持决议。当哈吉·哈比先生宣布要以上苍的名义起誓时，我深感惊奇，犹如雷击。唯此一刻，我才深切感到自己对社区所负的重任。在此之前，社区也通过或修正了许多类似的决议。其中许多决议由于种种缘故，最终形同虚设，没有落实。歪曲决议、议而不行的情况，在世界各地的公共活动中并不鲜见。但没人会以上苍的名义通过决议。抽象地说，通过一个决议与向上苍起誓的行为，本质上差别不大。智者三思而后行，一旦下定决心，就绝不动摇。对他而言，决心犹如有上苍为证般神圣。但世人没有看到，在普通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与以上苍的名义起誓是大相径庭的。一个暗自下定决心的人绝不会因为违反它而感到羞耻，但一个向公众起誓的人这样做，则使自己蒙羞，并且被视为罪人。这种在想象中的巨大差别深植我们的心灵深处，以至于当人们向法官宣誓后，如果被发现所言有差，就会被视作触犯法律，招致惩处。
这些想法充盈了我的脑海。我有丰富的起誓经验，并从中获益颇丰。我当即附和哈吉·哈比先生的建议。我在瞬间衡量利弊，满腔的热情使我不再疑惑。虽然最初参会时，我并没有鼓励大家宣誓的想法，但我还是热烈拥护哈比先生的建议。与此同时，我认为必须向所有参会人员说明和解释宣誓的寓意。如果现在大家已做好了宣誓准备，我们就该鼓励这样做；要不然，我就理解成大家还未决意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于是，我请求主席允许我向大家解释哈吉·哈比先生建议的意义，并很快获得同意。我站起来发言。现在我能记得的就只有以下内容：
“我希望大家明白，今天通过的决议，绝非寻常，因此通过的方式也应完全不同。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决议，未来我们在南非的状况，完全取决于对它的施行情况。在我看来，我们的朋友哈比先生建议的表决方式神圣而有创意。在参加会议之前，我并无这种想法。这个建议提升了这位先生的威望，也给他带来了重大责任。我向他表示祝贺。我十分赞赏他的做法，如果你们也这样做，你们也能与他一起分担这个神圣责任。你们必须明白这个所谓的‘责任’，作为提议人和社区的服务者，我有义务向你们解释这个责任的含义。
“我们都相信同一个上苍，只不过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里，我们对他的称呼不同而已。当我们向上苍发誓，或者请上苍为见证发誓时，这是不容亵渎的。如果我们这样起誓，结果又违背誓言，那么我们就在上苍和人的面前犯罪了。我个人以为，经过深思熟虑后起誓又随即抛之脑后的人，是不成熟的。正如大家所知，以水银灌冲铜币，如被发觉，不仅会使铜币一钱不值，而且作弊者也将遭到处罚；同样地，如果一个人轻率发誓而又随意违背，也会使自己如稻草人般不可靠，并且自食其果。这位先生建议我们宣布的乃是一个庄严神圣的誓言。在座没有幼童，没人有权要求宽恕。你们都是眼界开阔、经验丰富的成年人，你们当中许多人担任过代表，承担着大大小小的职责。因此，没人可以说，自己对所发誓言毫无所知，要求别人宽恕（自己的违誓行为）。
“我知道，如果不是非常场合，我们绝不发誓。那些随意发誓的人，必定会犯错。但是，如果我能想象历史上整个南非印度人社区所能遇到的、严重到非宣誓不可的危机，就非当下莫属了。三思而行是一种智慧。但思虑过多也有不足，我们现在不能再犹豫了。这个政府已经毫无羞耻。如果我们在这场试图毁灭自己的大灾难面前，仍离心离德、袖手旁观，那么我们就是懦弱的、不值得尊重的。所以，现在是发誓的最佳时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仔细考虑清楚，检查自己是否有发誓的决心和能力。（要求发誓的）这种决议不能由多数决原则决定。只有出自内心的行为，才能负起责任。宣誓并非做给外人看的，我们不必考虑本地政府、英帝国或印度政府怎样看待这件事。每个人都要探求本心，只有内心深处确认自己能不屈不挠予以执行，才能发誓。誓言也才能有所成效。
“我再补充几句关于后果的话。最理想的情形是，大多数印度人发誓并且确实做到抗争到底，这部条例也许不能通过；即便被通过了，也会很快被废除，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再遭受侮辱。但是，一个宣誓的人，必须一方面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必须做好面对最坏结局的准备。因此，我必须告诉你们这场抗争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试想一下，如果在座的3000多人都能起誓并执行到底，另外的10000人却不愿这么做，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闹笑话了。再说，很可能是，虽然我们一再警示，还是有些发过誓的人临阵脱逃。我们可能会坐牢，在狱中受辱。我们可能得挨饿，遭受严寒酷暑的折磨。我们可能会被迫作为苦力进行强制劳作，也可能遭受狱警严厉鞭打。当最后只剩下几个抗争的人时，我们可能会被处以高额罚款，财产被一夺而空、当众拍卖。殷实富足的我们，明天可能一无所有。我们还可能会被遣送回去，或在狱中饥寒交迫和遭遇各种虐待，有些人可能不幸生病甚至死亡。总而言之，我们可能遭遇到自己所能想到的各种苦难。因此，明了这一切可能的后果，然后发誓，这才是明智的。如果有人问我，我们的抗争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结束，我会说，如果整个社区像个男人一样去面对考验，抗争的结束为期不远；而如果有些人在暴风雨中退却下来，抗争的时间将会被延长。但是，我要明确指出的是，哪怕我们中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将诺言践行到底，到时就只会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胜利！
“我想就本人的责任说几句。一方面，我要提醒大家宣誓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也建议大家进行宣誓。我充分明白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完全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座的许多人出于一时激愤和荣耀进行宣誓，过后却逐渐消沉下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坚持斗争。即便那时，对我而言，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宁死也不屈从这部条例。未必会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但即使所有人离我而去，只剩下我一人战斗，我也毫不动摇，决不违誓。请别误解，我说这话并非出于虚荣，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前台的领导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不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矢志不移，大家就不该宣誓，并且应该在这个动议提交审议前，予以明确反对，拒绝参加宣誓。虽然我们以整体的名义宣誓，但任何人都不可以某人或许多人没有践约而为自己开脱。每个人都该清楚明白自己的责任——独立宣誓，并且无论他人如何，自己都要践约到底，至死不渝。”
讲完这话，我回到座位。大家一字不漏、一声不吭地听着我的发言。其他领导人也出来发言。大家都在谈论听众以及自己的责任。接着，主持人站起来发表更坚决清晰的讲话。最后，所有参会者站立鼓掌，宣布请上苍作为见证——如果这部条例被通过，自己将抗争到最后一秒。此情此景，我永生难忘，即便现在，仍历历在目。整个社区群情汹涌。会后次日，这个剧院被一场大火意外焚毁了。第三天，一位朋友跑来告诉我并且祝贺我说，这是一个上苍的启示，预示着这部条例将与剧院一般下场。我从不相信这些所谓的征兆，因此毫不在意。我所在意的只是整个社区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坚定信念。读者将会在下面的章节，看到更多这种优秀人物。
大会结束后，工作人员并没怠慢下来。各地纷纷召集会议，到处都在宣誓抗争到底。《印度舆论》的讨论主题，也转向于批评这部“黑暗条例”。
另一方面，我们也试图与地方政府接触。代表团会见了殖民地事务大臣邓肯（Duncan）先生，告诉他关于宣誓的事。哈吉·哈比先生是代表之一，他说：“我无法控制自己，如果有官员过来要求我妻子按指印，我会马上杀了他，然后自杀。”这位大臣凝视了这位先生一会儿，接着说：“政府正在重新考虑条例适用于女性的可行性，我现在可以确切地告诉你，有关妇女的条文将被删除。政府明白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感受，并且要废除它。但对于其他条款，我非常遗憾，政府现在及以后都不会动摇。博莎将军请你们慎重考虑，务必同意这部条例。政府认为，这部条例事关欧洲人的生死存亡。在不违背这个原则的前提下，所有的枝节问题，他们当然会慎重考虑。对于各位代表，我建议，你们应该根据社区的利益同意这部条例，然后在此框架下提出意见。”因为我们已详细介绍过自己的主张，所以在这里不再细述与这位大臣的交涉细节。我们的主张丝毫未变，只是因为要递交呈请给大臣，在用语上有所变动而已。代表团在离开之前告诉这位大臣，尽管无法接受默认这部条例，但我们仍然感谢政府删去有关对女性要求的条款。很难判断，对女性要求的豁免是否为社区开展活动的第一个成果，它或许不过是政府根据柯蒂斯所主张的“科学方法”的进一步考量，为实行的便利而做出的一种让步。因此政府表明，在印度人行动之前，他们早就决定免除对妇女的相关要求。虽然如此，整个社区仍以为，免除对妇女的要求，或多或少与自己的行动有关，因而更加斗志昂扬了。
我们不知如何命名运动。当时，我用“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指称它。但当时我对“消极抵抗”一词并不十分了解。我只知道，我们正在发明一种新的东西。随着抗争的发展，“消极抵抗”一词逐渐引发了混淆，并且仅采用英文术语描述我们这场伟大运动也不太光彩。再说，这个术语也难以在整个印度社区普遍适用。为此，在《印度舆论》上，我们悬赏征集对运动的命名，我们充分讨论运动的意义，并向应征者提供足够的参考资料。其中一位应征者——摩干拉尔·甘地（Maganlal Gandhi）先生，提议用“萨达格拉哈”（Sadagraha）一词，意即“坚持善的事业”。我赞赏这个词，但仍觉得它意思不尽全面，未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将其改为“萨提亚格拉哈”（Satyagraha），“萨提亚”（Satya，即“真”）意味着爱，而“阿格拉哈”（agraha，即“坚持”）则有产生并象征着力量的意思。因此，我将印度人的运动称为“萨提亚格拉哈”，就是说，运动的力量源自真与爱（或者非暴力）。从这以后，我们放弃了“消极抵抗”一词，我们的英文刊物不再使用该词指称运动，而代之以“坚持真”或其他相应的英文术语。这就是运动被称为“坚持真”的来龙去脉。在对运动过程进一步描述之前，我们必须明了“消极抵抗”与“坚持真”这两个用语的区别，这是下一章的主要内容。
第十三章?“坚持真”与“消极抵抗”
随着运动的发展，英国人逐渐对之产生了兴趣。虽然德兰士瓦的英国报纸一般都倾向于支持欧洲人和这种“黑暗法令”，但是他们仍然很乐意刊登一些印度名人的文章。他们也刊登印度代表团与政府交涉的全部或主要内容，有时还派记者参加印度人的重要会议，即便不参加，也会刊发我们供稿的会议纪要。
这些善意行为对我们的社区有利，它令一些杰出的欧洲人逐渐关注我们的运动。约翰内斯堡的一位商业巨头霍斯肯（Hosken）先生，早已摆脱了种族偏见，“坚持真”运动令他更加关注印度人的问题。约翰内斯堡郊外有一个杰米斯顿城（Germiston），那里的欧洲人约我与他们谈谈。我向他们介绍自己和运动的情况。霍斯肯先生说：“当其他所有途径都证明失效时，德兰士瓦的印度人有权采取‘消极抵抗’。他们没有投票权。从数量上讲，他们是少数，他们是没有武器的弱者，因此只能采用‘消极抵抗’这种弱者的武器。”这话让我感到惊讶，接下来我反驳了他的观点。与霍斯肯先生的说法不同，我把我们的消极抗争定义为“心灵力量”（soul force）。为了便于理解，下面我将辨别“消极抵抗”与“心灵力量”两词的差别，以进一步解释自己在会晤中提出的这种观点。
我不知英文的“消极抵抗”一词何时及由何人发明的。对英国人来说，当少数群体不赞同某些他们憎恶的法令时，他们并不反叛，而是采用消极或温和的手段不服从这些法令，并坦然承担因不服从而导致的惩罚。几年前，英国议会通过一部教育法，当时的克利福德博士领导非国教教徒（Non-conformist） 进行“消极抵抗”活动。伟大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也被视为是一种“消极抵抗”运动。通过这两个例子，霍斯肯先生把“消极抵抗”视作弱者或没有投票权人士的武器。克利福德博士及其同伴拥有投票权，但在议会中是少数，因此无法阻止《教育法》（The Education Act） 通过。换言之，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弱势，但他们并非无法使用武器，而是即便使用武器，也毫无胜算。况且，在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为争取权利而随意使用武器并不利于实现目标。当然，即便对目标有利，部分非国教教徒也绝不使用暴力。对于妇女选举权运动 人士（Suffragists）来说，她们并无投票权，在身体和数量上也都是弱者。所以，她们的例子令霍斯肯先生产生了误解。妇女选举权运动人士并不排斥武力，部分抗争人士甚至焚烧大厦，攻击男性。我倒不认为她们意欲伤害任何人。但是只要条件允许，为了创造有利局势，她们是不惜攻击他人的。
但是无论在任何状况下，印度人在运动中都禁止使用武力。在往后的章节，读者将会看到，无论面临多么残酷的折磨，“坚持真”勇士都绝不诉诸武力——哪怕在有些情况下诉诸武力可能多么有效！再强调一点，虽然印度人没有投票权，处于弱势一方，但这些都与采用“坚持真”无关。这并不是说，即便拥有武器或选举权，印度人也会采取“坚持真”。只不过也许拥有了选举权，他们就不必如此抗争了。而如果拥有武器，那些迫害他们的人就得思虑再三，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人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拥有武器的人会较少使用“坚持真”。我的意思是，自我们谋划运动伊始，就从不考虑任何武力抵抗。“坚持真”就是纯粹而单纯的“心灵力量”，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不管武器以及物质或野蛮的力量如何的有利，它们在“心灵力量”中都绝无位置。在我看来，这两种力量是绝对对立、水火不容的，早在“坚持真”到来之前，我对此已有完全自觉了。
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这些观点的正确性。我们只需留意“消极抵抗”与“坚持真”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这两者间泾渭分明的区别。那些不明就里、随意称呼“消极抵抗”或“坚持真”的人，就会错误地将二者混为一谈，并导致诸多麻烦。如果我们在南非采用“消极抵抗”一词，人们不会像赞赏妇女选举权运动人士的勇气和牺牲那样赞赏我们，他们反而误会我们和她们一样会伤害他人及其财产。那些友好人士如霍斯肯先生等，会视我们为弱者。信念的力量在于——信念最终塑造了自我。如果我们总自以为并放任别人以为，自己因为软弱无助而采取“消极抵抗”，那么我们无法在这种抵抗中日益强大，并且有朝一日会因它是弱者的武器而弃之不用。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是“坚持真”勇士，因为坚信自己的强大而使用“坚持真”，那么我们就能收获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这个理念使我们日益强大；另一方面，我们日益壮大的力量使“坚持真”效果显著，以至于我们无法丢弃它。再者，正如“消极抵抗”根本没有爱一样，“坚持真”绝不容许任何仇恨，仇恨是与其根本精神不相符合的。“消极抵抗”允许在条件成熟时使用武力，而“坚持真”则拒绝哪怕是在最有利的情形下使用武力。人们通常把“消极抵抗”视为武力预备阶段，而“坚持真”绝非如此。“消极抵抗”可以与武力结合使用，“坚持真”则与之势如水火、各不相容。“坚持真”可以用在至爱至亲身上，“消极抵抗”则做不到这一点，除非他们与至亲至爱之人反目成仇、势不两立。“消极抵抗”与“坚持真”一样试图让对方难堪，并愿意承受由此而来的各种苦难；但在“坚持真”中，从来都没有任何伤害对手的念头。“坚持真”勇士试图以自己受难来赢得对手。
这两种方法的区别便是如此。我并不敢说，所有被命名为“消极抵抗”的运动，都有上述优点或不足。但是我们确实看到，许多“消极抵抗”运动都有那些缺点。基督耶稣也曾被认为是“消极抵抗”之王，但在我看来，他的抵抗只能说是一种“坚持真”。像他的那种“消极抵抗”史上并不常见。另外一个例子是托尔斯泰曾谈及的俄国杜科波尔教派 。基督教早期万千教徒饱受苦难地耐心抗争，也不能被称为“消极抵抗”，我认为他们就是“坚持真”——如果那种抗争也被视作“消极抵抗”，那么“消极抵抗”与“坚持真”就毫无区别了。而说明“坚持真”与“消极抵抗”在通常意义上的本质差别，恰是我撰写本章的目的所在。
我们已经列举了“消极抵抗”的特征，但我还得提醒几句，以免对曾经采用过这种抗争手段的人士不公。我要指出，那些自称为“坚持真”勇士的人，并非全都具备上述的“坚持真”品质。我也知道，许多自认为的“坚持真”勇士，其实对“坚持真”毫无所知。还有许多人仍把“坚持真”当作弱者的武器，另外一些人仍说它是武力预备阶段。我必须再次重申，我的目的不在于描述各种“坚持真”的状态，我要做的是指出“坚持真”的意蕴，以及它应该呈现的样子。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发明一个新词描述印度人在德兰士瓦的抗争，以免与通常意义上的“消极抵抗”混淆。在本章，我已竭力揭示这个术语所隐含的诸多原则及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