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成先生是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专家，本文可看作是他的学术自传，文章简要介绍了他的工作经历、学术背景，以及在太平天国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了解王庆成先生的一手资料。
——编者按
我和太平天国研究
我1928年出生,1947年入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系学习,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以后在北京的理论宣传岗位和人文社科单位工作;1977年到“学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近代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曾任所长;1993—2002年两任全国政协委员,至2003年退休。
我对太平天国发生兴趣,始于1951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前夕在校旁一书摊上获见罗尔纲先生所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记得是开明书店出版。我自己稍有一些认真的研究,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尤其是在70年代以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1951我大学毕业以前由群众书店出版的《苏联的妇女和家庭》,是一本只几万字的小册子。50年代初我还译了一本英文书——《英雄的列宁格勒》,是记述苏德战争时德国围困和苏联固守列宁格勒的史实,约1954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我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第一本书是《石达开》,约八九万字。这本小书写于1963年,因受当时批判太平天国李秀成的影响,迟至197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我写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大部分发表于《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从1977年第6期起,至2007年第2期,我在《历史研究》共发表16篇文章,其中有关太平天国的13篇。在《近代史研究》发表19篇,除纪念性文章外,学术文章13篇,有关太平天国的8篇。这些文章中,较早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上、下),对于认识洪秀全,发前人所未发,当时在国内外均有影响,有英、美学者或在专刊中作了介绍,或译为英文在Randitions发表。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我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罗尔纲先生为该书写了序,称我以业余研究而取得较好成就,特别提到说：“本书《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一篇,他抓着了‘圣神风’‘圣神电’这些别人忽视的微细地方,然而也正是反映太平天国历史事实的重大地方,进行分析,进行有关的联系,丝丝入扣地道出太平天国的重大历史,特别是后期历史,这是其中最精密的一篇。”罗先生所称赞的该文,未在刊物发表过,故他的评说是在通读该书书稿后的见解,老辈人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感动,值得后辈学习。我在《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中的文章,大都是既发掘史事,又注意诠释。《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一文,分析洪秀全以上帝为天地人万物的创造者,由此引申出人人是上帝子女和天下一家的理论。同时,太平天国又以洪秀全为上帝的儿子,洪之儿子洪天贵福为上帝的孙子,由此又有以他们父子公孙为主的小家庭。大小家庭互相交织和矛盾,包含着洪秀全思想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一篇,着重考证后期“太平天国”之名称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的具体时间以及原因、意义。太平天国自杨、韦、石内部矛盾事件后,政治和宗教信仰受到严重伤害,迫切需要更张,而洪秀全以“改号”作为“改政”,意欲加强自己的权威。《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一文回顾了30年来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认为正确地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成绩和失误都十分重要;主要的问题在于对于历史研究如何为政治服务有错误的理解,而不重视历史研究应有自己独立的对象、任务和要求;指出,对阶级立场、观点的简单化,对歌颂、暴露公式的错误搬用,都是太平天国研究发生错误的根源。
1983年我作为Luce基金访问学者在美国一年,其后直接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8周。这期间,我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发现了《天父圣旨》《天兄圣旨》两种前所未知未见的书,还有“天王御照”等珍贵文献。发现《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对太平天国研究有较重要的意义。我在1984年4月5日的日记上有这样的记录：
今日在(英国)图书馆得一重要发现,找到了《天兄圣旨》一函三册,披览之下,竟是萧朝贵假天兄名义所降“圣旨”卷一卷二两册,杨秀清假天父名义所降“圣旨”卷三一册,惊喜万分。此两书出版已百余年,在英国尘埋恐亦百余年,为前此治太平史者所未知未闻,今日所见殆海内外仅有之孤本。萧(一山)、向(达)等前辈半世纪前在英国搜访史料,贡献极大,仍遗此巨珠,今假手于余得以公诸于世,实为大幸。
这两种重要文献,我加以编注后于1986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天父天兄圣旨》一书,附有我所写长文《〈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该文曾先在《近代史研究》发表。
在《天父天兄圣旨》一书出版以后,199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关于太平天国的又一本书《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史事》,胡绳同志题写书名。本书按专书的形式分为七章。绪论分太平天国文献的形成和湮没、太平天国文献的早期搜辑和发现、太平天国文献的汇编出版和新发现三节,对太平天国文献作了总论。其后就印书(即太平天国刊印的书籍)和文书,分别作介绍、校读、史事考释等,该部分除刊布了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外,还把文献和史事结合研究,阐释文献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本书的《前言》中说：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我目验了太平天国众多的印书、文书原件,多种刊刻于不同年份的同一书籍,每在细微处隐藏着重要的修改。如《太平军目》一书,原是千篇一律的,而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一册有“戊午遵改”朱戳的书中,对石达开的职衔作了修改;还有一些书如《三字经》《太平天日》等的剑桥藏本,有贴纸修改、挖补修改等意想不到的修改,这些都与太平天国的史事有关。还介绍了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收藏有太平天国印书达15种55册之多,其中1853年春即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之始所印《旧遗诏圣书》即《旧约》卷一《创世传》半卷本一册,这是太平天国送给英国公使的那种较精美的版本,在世的可能仅此一册)。牛津收藏15种中的13种,每种都有多册,形制各异,启发我思考太平天国印书制度的演变问题。这些,在本书中都有所论述。这是本书内容较重要的方面。本书共附有文献的图片108页,其中彩色图片8页。
此后,我的《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一书于1998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英、美、俄、日及中国台湾搜访所得的有关清代中国的稀见史料,并对它们进行整理、分类,分篇或分题进行考释、研究。全书将我所见的50册(件)稀见文献史料,分为经济、宗教、行政、中外关系、军事、造反者文书、社会七类进行介绍、研究。这些文件是我于80年代在境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时同时发现的,它们在国外多未被认真保管,被我发现很有偶然性。如经济类的《康熙朝威略将军福建水师提督吴英招徕外商令牌》,是清前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罕见文献,原藏剑桥大学图书馆,被我在该馆的未编号箱中发现。耆英等关于善待教徒的3份文书,亦藏于同馆而未编号。梁发等自述在华传教文书等6份,藏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在编号OR12593的“文件和通讯”册内。这些情况,说明发现这些文献的偶然性和所需要的经验。
1999年1月,我应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在台访问研究一月。前后两位所长张玉法、陈三井给予了诸多便利,使我在太平天国研究上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收获：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收藏的沈葆桢奏章中,获见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等的文献资料多份。其中，洪仁玕亲笔书写的绝命诗,共六行二十四句,有很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而洪的这些诗句此前仅有英译文存世。洪仁玕被俘后的供词达七份,其中除在清军军营的“录供”外,有一份题签为《抄呈伪干王洪仁玕亲书供词》,原应是洪仁玕亲笔书写;又一亲书文件是常见的《太平天国》八册中所载《洪仁玕自述》的原本。还有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词》的文书,其中说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等,极富研究价值。这些文书,我均已刊布,以供共同利用。
除以上所著述,我还编了几种书。其中之一是《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未署名,但写了序。书的内容有英国柯文南提供的“英国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26份;日本小岛晋治提供的2份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的金田起义前后的清方史料等。从1983年起,我主编《太平天国学刊》共5辑,第一辑出版于1983年,第五辑出版于1987年,基本上每年一辑,每辑40万字左右,均由中华书局出版。该刊有编委会7人,但工作基本上以我为主。又编《太平天国史译丛》共3辑,亦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辑出版于1981年,第三辑出版于1985年,各辑编后记均由我署名撰写。
《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首篇是胡绳《关于如何进行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一些想法——致友人书》,是对我去信的回信。胡绳在信中提出,除写出比较系统的著作外,他更重视太平天国研究者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在立足于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有思想性、有创见的并有自己写作风格的著作。我十分赞成他的见解。我在《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发表《金田起义的准备、事实和日期诸问题试说》,对金田起义日期和事实作了分析研究。本文提出,冯云山被捕事件后,拜上帝会的危机主要来自内部一些人各搞神灵附体传言而引起的矛盾,杨秀清在这一斗争中获胜,是拜上帝会内部各种力量消长的转折;又认为金田起义包括了洪秀全通知各地会众会集金田以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和斗争,是指发生于一段时期内的事,而不是指发生于某一天的事,因而不可能确定某一天是金田起义日。但这与洪秀全等确定某一天为起义的纪念日或胜利日是不同的问题。
在《太平天国学刊》第四辑(1987)我发表了《太平天国文书校读——海外太平天国史料笔记之一》一文。该文对萧一山先生等在20世纪30年代自英国传回的许多重要文献作出一些重要的订正。主要是关于《天王手批艾约瑟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这一份有关太平天国和西方传教士之间宗教分歧的重要史料,也是少有的洪秀全存世文件之一。此件早年经萧一山发表于其所编的《太平天国诏谕》(1935)中,其“考释”云：“原件共两叶：横长十六吋又四分之一,纵长十二吋又四分之三;横长十四吋,纵长二十二吋,因后叶盖有天王玉玺,故篇幅较大也。”但我所见原件却与萧说大不同。原件共两叶,均浅蓝色洋纸,每叶自左至右十六又四分之一英寸,自上至下十二又八分之七英寸,两叶大小完全相同。我在此文说,这使我在看到原件的形制后,十分惊异,不了解萧一山何以作这样不符合实际状况的描述。原来洪秀全的御玺是盖在第二叶的背面的,萧出版的影印本是把钤有御玺的背面半叶与真正的第二叶相连缀,因而它的影印本看起来就比第一叶长了许多。由此可推定,萧是根据第二叶和有御玺的背面连接起来的影印件而不是根据原件写“考释”的。他写的“考释”如此违背实际,实使人对他是否看过原件发生疑问(如看过原件,必对御玺钤于背面有深刻印象)。
《太平天国学刊》第五辑(1987)为庆祝罗尔纲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0周年专辑。我请胡绳、刘大年、黎澍三位大家写了祝贺文章。胡绳对罗先生长期实实在在在下功夫做研究表示钦佩,称赞他为后来学者的研究作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刘大年称赞罗一生保持书生、学者本色。黎澍祝贺罗最近完成百余万言的《太平天国史》巨著,把太平天国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我还请美国邓嗣禹先生写了《太平天国研究之过去、现在与前瞻》,英国柯文南写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日本小岛晋治写了《太平天国对外观念的演变》,德国施泰格写了《民族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都在祝贺罗先生的名义下刊出。我本人在本辑发表了《关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和太平天国印书诸问题》一文。本文的“前记”写了我知道、认识罗先生的过程和他对我的帮助、指教。其中有一段小故事值得回忆。1964年,我写了一篇讨论太平军起义后内部对进军路线有分歧的文章,请他指教,稍后又面谈一次。当时怀疑影射之风很盛,对于文中洪杨矛盾的问题是否要写,我有些担心,拿不定主意。罗先生稍一思索,给我讲了《汉书·儒林传》中辕固、黄生关于汤武革命的是非争执和“食肉不食马肝不为愚”的故事。他的智慧立即帮助我解决了疑难,决定暂不发表。我所写的该篇关于太平天国印书的文章,首先研究太平天国印书中开列“旨准颁行诏书总目”的制度的由来,以及在实行此制度前后对孔孟儒学态度的差异,考证了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1853)起洪秀全排斥孔孟,而杨秀清则以天父下凡方式予以反对的事实,同时研究了太平天国前中后期所出版书籍的思想变化。
对我的论文和书籍的学术评价,自有待同行研判。我自信所坚持的一条是,不炒剩饭,必须是对新的问题的研究。同时也不参加那些“树在庙前,庙在树后”式的争论。我写的文章大多是研究前人未涉及的问题,也有一些是对已提出的问题而自问确有新见解者。
——选自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