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需要能力和勇气，而不能只靠空洞的宣传和煽动情绪来实现。如果社会没有爱人的环境，不只是父母，我们自身也会在社会中因各种情形受人冷落和欺辱，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真正的爱，更不会有真正的孝。所以当代中国要努力去创造爱人的环境，才能让孝这一中华传统美德真正地得到传承。
——按语
古代孝行的当代变化与启示
“百善孝为先”是中国古代宣扬的主流思想，不孝行为不仅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还会入罪，成为十恶之一。我们今天仍然将孝作为传统美德加以继承，但不孝行为更多的是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我国现代法律依然十分重视孝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可见，我国将赡养父母作为公民的基本义务写入了根本大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为专门法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与传统法律不同，现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新增了子女的“精神赡养义务”。该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还应当给予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但与古代有所不同的是，我国法律对不孝行为的惩罚力度大为降低，在不构成犯罪的前提下，行为人更多的时候仅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这就愈发导致了长期不尽赡养义务的事件的增多。有些老年人被迫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获得赡养的权利，但将家庭亲情诉诸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在实践中似乎又很难执行。
2001年底至2002年初，广州一杨姓老人将儿子诉至法院，要求儿子给予精神慰藉，并要求儿子每年分11个星期给他打扫卫生、煮饭、洗衣服，同时要求每月打电话或当面与他谈心。但该诉讼请求先后被一审、二审法院驳回。法官认为，打扫卫生、煮饭、洗衣服、打电话或当面谈心等问题属于伦理道德调整的范畴，法律不便介入，即使法院作出判决，也很难执行，儿子如果被迫与父亲谈心，也就不成其为谈心了。
2007年10月25日，《河南商报》报道郑州一对夫妇争取精神赡养权利的一则案例。郑州一对老夫妇，因为小女儿自2002年起出于对一些琐事的不满就对他们“不管不问，从来不回家探望”，一怒之下将小女儿告上了法庭。最终，法庭做出了一审判决，要求小女儿不仅要每月向老人支付200元钱的赡养费，而且必须每半月回家探望一次。
实际上，上述父母起诉子女“常回家看看”的案例仅仅呈现了现代社会中家庭赡养纠纷的冰山一角。据2006年《法制日报》发表的调查，北京市2005年6000件民事纠纷中涉及老年人生活的就将近600件，其中大多都属于“精神赡养”纠纷。这些纠纷往往折射出涉诉老年人的无奈：一方面，迫不得已采取诉讼的方式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追求精神幸福；另一方面，法院判决的结果各异，并不能真正体现对老年人权益的切实保障。
在古代，子女的不孝行为是刑法的严惩对象，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0条之一款同样规定了虐待被监护人、看护人罪：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261条对遗弃罪做出了惩罚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018年12月《齐鲁晚报》报道了临沂市平邑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关于老母亲孤死家中的案件，杨某军、杨某海弟兄俩因犯遗弃罪被依法判刑。平邑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军、杨某海对无经济来源且患病的母亲负有赡养义务而拒绝赡养，导致其未能及时就医而去世，情节恶劣，二人的行为构成遗弃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庭上，被告人杨某军、杨某海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对遗弃母亲的行为非常后悔，有坦白情节且自愿认罪的表现。法院依法对杨某军、杨某海从轻处罚，遂判决被告人杨某军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杨某海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当今我们所提倡的“孝”是建立在平等人格前提下子女对父母的道德义务，这是对传统的超越。正如哲学家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就成了单向度的人。所谓“单向度的人”就是只知道物质享受而丧失了精神追求的人。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需要能力和勇气，而不能只靠空洞的宣传和煽动情绪来实现。如果社会没有爱人的环境，不只是父母，我们自身也会在社会中因各种情形受人冷落和欺辱，在这样的环境中没有真正的爱，更不会有真正的孝。所以当代中国要努力去创造爱人的环境，才能让孝这一中华传统美德真正地得到传承。
——选自《表象背后：文艺作品中的法律小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