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申辩》导读
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苏格拉底，某种意义上是西方文化发展史中的孔夫子，有类似中国“圣贤”的美誉。假如没有苏格拉底，希腊或欧洲的什么地方也许会出现另外一个有智慧的人物，扮演同样的文化奠基作用，但苏格拉底已经历史地、不可磨灭地，给西方文化打上了他个人的印记。在70岁古稀之年，苏格拉底被其城邦判罚饮鸩而死，理由是不敬众神，教唆青年人不信城邦认可的神祇，而试图自创新神。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苏格拉底能够放下身段乞求宽恕的话，他也许不会被判死刑，即使被判死刑之后也有机会逃走，不过他却拒绝这样做。正是这个怪老头义无反顾地选择殉道者式的死法，更加激发了人们对其思想的关注。如果苏格拉底是另外一种死法，历史影响力也许就不是如此这般了。至少，如果没有苏格拉底的死，也就不可能激发其学生柏拉图写《申辩篇》这一对话，让我们能够在两千多年之后，循着柏拉图的文字来再现苏格拉底的富有哲理的申辩。另外，我说他是个怪老头，是有理由的。实际上，他自己就意识到，他的同胞们确实认为苏格拉底与世上所有人都不同；实际上，后人也经常说，哲学家都是些怪人，这无疑证明了一点，即哲学家考虑问题往往不限于常识的水平，观察问题不停留在大家都能够看到的现象层面。这就是为什么读哲学书要比读其他东西感觉更难些的原因。
我们在阅读柏拉图这篇对话的时候，也许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时空的距离。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公元前399年的时空背景下，才能加以理解。这个时空体系不仅是已经逝去的古代，在文化基因上也是与中国有很大差异的。那个时代的希腊是城邦国家的世界，而且真切地信仰着以宙斯为中心的诸神体系。希腊的神不仅欺骗、争风吃醋，甚至诱骗和通奸，似乎也缺乏公心，显得狭隘而偏执，显然这就是人间世相或者说人的现实状况在有关神的观念中的投射，印证了唯物史观所说的，神圣世界不过是现实世界虚幻的反映。在当时的希腊，尽管神也与人有同样的缺陷，不过，人们仍然深信：众神是不死的，因而其意志在未来的实现，就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希腊的神话世界就此成为希腊文化的底色背景，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理解西方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线索。
既然这篇文献是几千年前的，叙述的事情的发生地远离中国，读这样的文章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在于，对人生意义的永恒思考。我们必须知道，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既没有电视、电脑和手机，也没有卫星传送信号的网络，而且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尽管那个时候城邦之间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但优胜者只是获得橄榄枝编起来的冠冕，与现在的奖励比起来，只能算是口头表扬了。我们应该理解当时人们思考问题的环境与现代是截然不同的。不过，从另外的角度看，尽管科学技术和人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飞速的发展，但人改造自己本性的速度却非常地缓慢，人要面对的许多问题仍然是与过去一脉相承的；甚至有人认为，科技在变化，但人性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仍然是无休无止地对利益和荣誉的追逐，人与他人、人与共同体之间复杂而纠结的关系，人对义务、责任、公正和法律的不同理解，这些问题似乎有很大的共同性。
在实行“民主制”的雅典，需要让自己的主张得到别人的认可，因而教授辩论技巧和修辞学很有市场，教授这些的人是收费并以此为业的智者们。苏格拉底不以教师为业，坚守清贫也不收费纳徒，他只是在有人认为自己聪明且自以为是的时候，尖锐地辩驳对方的话语或结论中包含的似是而非的内容，在这种论辩过程中展示他的雄辩能力，引导人们思考过去没有思考到的深度，也让人认识到，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可能是有问题的。这些精彩的运思过程吸引了城邦的许多年轻人，柏拉图就是跟随着苏格拉底的步伐走向哲学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献身探究真理的人，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将永远不会停止哲学的活动，并且乐于向每一个遇到的人阐明真理。与孔子一样，苏格拉底也被看作青年人的老师，不过孔子更多地告诉人应该怎么做才是好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你应该怎么做”；苏格拉底则更多的是通过诘问和辨析矛盾的辩证法，引导人们自己思索究竟什么是好的和值得过的生活，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你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未必是正确的，即你应该反思“你做的是不是对的”。苏格拉底很少说究竟什么是德性，是美德，是好的，但却往往在辨析过程中让许多自负的聪明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引导人们认识到，唯一真正的善是知识或曰智慧，这不是平时说的技艺或诡辩家的修辞术，而是某种更具普遍性和超越性的东西。也许，苏格拉底的做法带来某种社会效应，让许多青年人学会了在城邦生活中质疑权威，而他本人则遭到控告并且最终获罪。
在西方思想史上，尽管苏格拉底不是最早论述人生意义和道德的人，但是他的确是最先明确把哲学探索的焦点或重心放在人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意义的思考上的，从而在古希腊的哲学思考进程中引起了新的转向。正如他在申辩中所说的，人生意义或善恶的问题，不是到面临生死的时候才去思考。人们在采取任何行动时，都要考虑他的行为是否正确，是不是善的或好的。这就是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有了理智就应该反思生活的善恶，没有这种反思就有失做人的本分。同样，如果一个人只是竭尽全力去攫取财物，追逐地位和名声，而不注意思考真理，完善理智和心灵，那是非常可耻的事情。由此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后来的莎士比亚会让哈姆雷特说：“存在与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人生不仅是活着，而应该清醒地、有尊严地过有德性、有意义的生活。对苏格拉底来说，为了真理和信念，他决不向任何权威屈服。一个有德性的人，死亡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决不能做错误的或邪恶的事情才是最为重要的。
过有德性的生活是苏格拉底的信念，无论履行公务还是处理私事，都是表里如一。那时的哲学与哲学家的人生是同一的，你是什么人，就主张什么哲学，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言行一致。因此，他不肯像其他人那样，放弃自己表里如一正直的信念，摆出一副可怜相，痛哭流涕，以便获得饶恕。苏格拉底说，哪怕是死一百次，决不改变自己的行为。在他看来，逃避死亡并不困难，困难的是逃避罪恶，因为不按照智慧的指引来行事就是罪恶。当然，讲信念的时候，苏格拉底往往说自己是遵循神的指引，这对当代人来说，或许有些可笑。不过，一定要意识到，这是两千多年前的智者的言行，他是人类童年时候的先行者。再伟大的人物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不可能跳出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对当时希腊人信奉的“诸神”有自己的理解，结果就成为“渎神”和“不信神”的罪状。可见，苏格拉底已经在挑战着传统的文化理解了，但他只能在自己历史性存在允许的范围内超越历史。
尽管雅典实行所谓“民主制”，但是在那里绝不是一片和谐公平的景象。苏格拉底明确告诉我们，真正秉持正义的人，如果公开阻止某些非法之事，往往也是死于非命，如果想活下来就必须“远离政治”。这就是为什么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并不看好民主制，同样，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民主制也保持着某种警惕。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什么制度，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有自己的矛盾和问题，而且都会有兴衰的可能与结局。但是，真正的公民应该为国家的完善而努力。苏格拉底是这样做的，他甚至为此宁可让自己一贫如洗。他认为，自己是神为雅典派来的“牛虻”，这个城邦就像一匹良马，却因身形巨大而容易身陷迟钝，而牛虻的刺会让它活跃起来。可不是嘛！苏格拉底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各色人等，就像牛虻一样整天飞来飞去。读了苏格拉底的申辩词，他作为一个为了公众利益而针砭时弊的牛虻形象，可谓是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他鞭笞城邦犯下的错误和恶行，是为了尽一个公民的职责，让城邦国家的德性得到完善。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是“爱国的”，并且认真履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城邦抛弃了他，他却仍然忠于城邦；他把执行城邦判予他的死刑，看作是公民应该履行的义务。看到这里，我们就可能想到中国的屈原在国破家亡之际自投汨罗江的故事。由此看来，苏格拉底不仅是西方的孔夫子，而且是希腊的屈原。不过苏格拉底是不得已而死，而屈原却是义无反顾地主动选择死，相比之下屈原更具悲壮感。
苏格拉底申辩的最后一句话耐人寻味：“现在，是告别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的去路更好，只有神知道。”这里既在希腊城邦当时的信仰中，表达了苏格拉底对美德永恒的信念，同时也预示了苏格拉底本人的死却让他获得了某种神圣的标识。那些投票判苏格拉底死刑的人，随着其肉身的死亡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苏格拉底却因为他的死而超越了时空，获得了精神上的“永恒”。这正像现代中国诗人臧克家说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也许，这个文本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示是，人的一生，必须过有意义、有价值感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