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社会历史中的纳妾
2001年，中国修订了婚姻法，首次纳入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尽管该法采用了性别中立的措辞，但它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为其情妇建立独立家庭的已婚男子，这是近几十年来日益增多的社会现象，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事实上，中国媒体的头条新闻都对婚外情的增加表示失望，例如“包二奶”现象。“包二奶”指的是富裕的已婚男子养“第二个妻子”的做法。禁止与已婚者非法同居反映了立法者试图遏制这种做法，以维护一夫一妻制的理想。然而，新条款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这种行为是否构成通奸或者重婚。
这种模棱两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中文短语“一夫一妻制”的双重含义。虽然“一夫一妻制”的字面意思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互为配偶的制度”，但它也包含了性忠诚的含义。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讲，一夫一妻制意味着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只能和一个人结婚，就像英语版本中的希腊词根“gam”和中文版本中“夫”与“妻”的搭配所暗示的那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中国法律长期坚持一夫一妻的原则。然而，从20世纪初开始，一夫一妻制也获得了夫妻忠诚的含义，长期以来允许男性婚外性行为的习俗现在被视为违反了一夫一妻制原则（Tran 2011）。在这方面，当代关于“包二奶”做法的讨论呼应了民国时期（1912—1949）关于纳妾的争论。事实上，“包二奶”趋势的批评者谴责这是纳妾制的死灰复燃，引起人们对这二者的半婚姻特征的关注。
尽管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都曾有纳妾的习俗，但其形式各不相同。根据地理和历史背景，妾可以被认为是第二个妻子、情妇、仆人或者奴隶。纳妾有时被定义为同居或者事实婚姻，介于合法有效的婚姻和偶然的性接触之间。虽然该女子始终未婚，但那名男子通常已经和别人结婚了。与妓女不同的是，妾与该男子生活在一起，要么与他的妻子住在同一个家里，要么住在由该男子提供的单独住所里。她的孩子虽然是非婚生子女，但通常被认为是该男子的合法继承人。在大多数方面，当代的“包二奶”做法反映了传统的纳妾习俗。
尽管“一夫一妻制”一词在20世纪初关于纳妾的辩论和当代关于“包二奶”现象的讨论中被广泛使用，但其具体含义和法律后果各不相同。一些人援引一夫一妻制的理想，坚持认为对于娶“二房”的做法应该按照关于重婚行为的规定进行惩罚。另一些人则将一夫一妻制解释为夫妻忠诚，并强调已婚男子与另一名女子同居关系的性本质。一夫一妻制的双重含义源于对婚姻和性之间关系的新理解，这种理解最初出现在20世纪初关于纳妾的讨论中。
与帝制晚期对“一夫一妻”的理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时期的一夫一妻制不仅意味着一次与一个人结婚，而且意味着与一个人发生性关系。此外，这个词语在民国时期的用法既适用于男性，也适用于女性。由于没有出现新的中文术语来表明这些微妙的意义变化，所以英文翻译中的“夫妻忠诚”（conjugal fidelity）被用来表达民国时期一夫一妻制隐含的新含义。一夫一妻制的这种新的中性含义，使得20世纪持续在法律上容忍纳妾的做法站不住脚。
在民国时期，一夫一妻制作为一种新理想的出现并没有像平等原则那样受到学术界的关注（Wang 1999；Kuo 2012）。在很大程度上，一夫一妻制的理想更多地与1949年后的性话语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其在民国早期的起源相关（Evans 1997）。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白凯和葛思珊（Susan Glosser）在各自的书中强调，一夫一妻制是民国时期一种新的法律原则和社会价值（Bernhardt 1999；Glosser 2003）。
以这些过去的研究为基础，并对我以往的研究进行拓展，本书认为民国早期、国民党时期和中国共产党的法律都支持一夫一妻制的现代理想；然而，一夫一妻制的法律承诺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他们的纳妾观。在民国早期，法学家试图调和对一夫一妻制的承诺和对纳妾的继续容忍，方法是简单地否认两者之间有任何关系；一夫一妻制在清代被定义为即使依次与不止一人结为夫妻，由于法律并不将妾视为妻子，有妾的已婚男子也并不违反法律。国民党立法者还将一夫一妻制定义为一次只与一人结婚，并否认纳妾构成婚姻。然而，他们承认纳妾的做法确实破坏了在公共话语中依附于一夫一妻制概念的夫妻忠诚的价值。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将纳妾视为通奸。中国共产党也谴责纳妾是对一夫一妻制的破坏，然而他们将其视为重婚。与民国早期和国民党对妾的看法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没有对妻和妾进行区分。在中国共产党的眼里，一名有妻有妾的男子是娶了两位女子，因此是重婚者。通过比较民国早期、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法律下一夫一妻制对纳妾的法律影响，可以揭示一夫一妻制和纳妾在20世纪的不同含义。
节选自陈美凤《法庭上的妇女：晚清民国的婚姻与一夫一妻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