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著作，讨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学术史里的一些关键问题，意在分析与揭示晚清以来历史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与症结。例如，如何理解外部力量对中国产生极大冲击，如何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与传统。书稿既有宏观的讨论，如关注诸子学与现代中国学术话语的重构；又有微观层面的分析，如章太炎形象在近代的翻转。作者指出，历史的进程往往是将道义性掩藏在复杂性、曲折性之中，“义利之辨”应是每一位历史参与者必须直面的大问题，此即《文心雕龙》所言的“韶响难追，郑声易启”。

王锐，1987年生，广西南宁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出版《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履正而行：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学术》《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

章太炎的革命论及其他

“恢廓民权”与“抑官吏伸齐民”——章太炎政治思想表微

章太炎与曾国藩形象在近代的翻转——兼谈范文澜的曾国藩论

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论近代中国的两种法家诠释路径及其旨趣

“民本”的近代新诠——对三种不同诠释路径的探讨

“世界之中国”

晚清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论

“灭国新法”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形势的思考

重思蒋廷黻的帝国主义论

现代的辉格史学及其政治想象散论

附录：“以中国为方法”何以可能？——重思“作为方法的中国”

后记

拆解帝国主义：章太炎的哲学批判

作为清末革命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章太炎非常重视从哲学层面拆解近代西方列强对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话语，这是他较之同时代人显得思想尤为深刻的重要原因。如果要说在世界近代史上有哪一个概念能流传甚广，那么“进化”当之无愧。在启蒙运动时期，认同启蒙理想的学者开始强调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线性的、进步的，其潜台词就是相信随着科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会不断进步，因此，启蒙主义的服膺者们常以乐观的态度审视社会发展。在他们的视野里，这种进步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各地概莫能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果从学理层面看，启蒙运动时期的这些主张还带有些许理想主义的特征的话，那么到了19世纪，这些主张就从文人学士们的畅想，变为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内施行统治，对外进行扩张的意识形态说辞。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家们将本国实力上升解释为历史进化序列中的必然结果，将本国的对外扩张解释为遵从社会进化原理来向“落后地区”传播“文明”，那些“落后地区”之所以要被殖民，也是由于他们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中位于“劣”的一方。而为了平息本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意识形态家们向本国民众宣称统治阶级的内外政策如何符合进化原理，统治阶级对内巩固政权、对外施行扩张，成果迟早会让国内各阶层都受益。假如不支持这样的政策，就是自外于进化过程，不能享受因进化而带来的“文明”。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无疑认为自己位于人类进化过程的顶端，人类未来的发展将由资本主义国家来主导。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在严复的译介下，进化论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当然，严复翻译《天演论》，在甲午至戊戌年间的一系列文章里运用社会进化论来分析中国问题，主要目的是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让人们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十分险恶，中国如果不发愤图强，将难逃优胜劣汰法则。进化概念在晚清被广泛传播，也和人们通过了解这一概念及其背后的历史图景而意识到它与救亡图存的紧迫性息息相关。但是，如果不能剖析进化论的基本内涵，以及它如何被列强用来为自己的殖民活动做辩护的话，就很难意识到这一概念的复杂面貌，也很难辨析这一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现实所指。比如梁启超在清末一方面发表了许多批评帝国主义国家全球扩张的文章，另一方面却又对当时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英国赞誉有加，宣称：“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盎格鲁-撒克逊）人最优。”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梁启超还认为“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又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那么暂时处于“落后”位置的中国抵抗“文明”的西方，正当性又在哪里呢？

为了从哲学层面展开批判，1906年，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深入剖析进化这一在世界近代史上掀起巨大波澜的概念。章太炎认为：“近世言进化论者，盖昉于海格尔（黑格尔）氏。虽无进化之明文，而所谓世界之发展，即理性之发展者，进化之说，已蘖芽其间矣。”在这里，他意识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使进化论从一种科学理论变为一种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让进化论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人类活动。在这里，可见章太炎极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此外，他不像叔本华那样把人类的思想与实践视为盲动的结果，以此来否定带有极强理性主义色彩的进化论，而是承认进化论有一定道理，它也确实可以解释人类活动。不过，章太炎强调，在理解进化论时，需要意识到进化本身是不带价值判断的，将进化与某种价值判断相结合，就遮蔽了进化过程的复杂性。因为属于善与乐的东西会进化，属于苦与恶的东西也会进化，必须合而观之，方可洞察其本质。在此视野下，进化论就不能再被用来替现实当中存在的剥削与被剥削、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进行辩护。

当然，章太炎认为在考察人类活动时依然需要进化论，但不是那种体现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进化论，而是“随顺进化”，即“择其最合者而倡行之”，让进化过程中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避免坏的一面不断蔓延。在他看来，当时属于进化论范畴的各种学说里，唯有社会主义因“其法近于平等”，所以值得提倡。只要对社会主义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排斥进化论，而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科学分析，呈现社会发展史的基本脉络，探索人类未来实现具有普遍意义的平等与公平的道路。章太炎认为社会主义体现良性的进化，更可证明他绝非出于守旧立场才反对进化论，而是揭示并批判借进化论来施行压迫与剥削的现象。在这一点上，章太炎确实比梁启超等人要深刻得多。

随着对进化论展开剖析，章太炎进一步揭示那些与进化论紧密相连的其他概念。1908年，他发表《四惑论》，除了依然提及进化概念，还将批判的焦点置于“公理”“唯物”“自然”这些同样在世界近代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概念。

从篇幅来看，章太炎此文的主要内容集中于揭示“公理”的意识形态本质与表现形式。所谓公理，指的是那些不证自明的事实、不可逆转的趋势、不可违背的规律、毋庸置疑的命题。在世界近代史上，公理与进化论一样，在启蒙运动时期被解释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并将解释范围从科学理论扩展至所有人类活动。到了19世纪，虽然知识界对于公理的内核与外延有不同论述，但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如何掌握对于公理的解释权更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重视。只要拥有了对公理的解释权，就可以对内以公理的名义让民众成为统治阶级希望成为的样子，让个人的独立意识被消解于公理的强大话语笼罩之中，使民众的活动不能越出打着遵循公理旗号设置的各种界限，公理成为绝佳的动员、整合国内各阶层的意识形态话语，让人们忽视这背后的压迫与剥削现象；对外则将自己的扩张活动解释为实践公理，特别是将殖民统治装扮成依据公理而承担的“义务”，并让被殖民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接受这样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同时给后者一种幻象，即只要按照自称秉承公理而行事的殖民国家的要求来实现自我改变，就有可能让本国实现进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不消说，这样的意识形态说辞，让近代许多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精英深信不疑。

章太炎指出：“(公理)非有自性，非宇宙间独存之物，待人之原型观念应于事物而成。”公理并非自然界本来存在之物，是人们根据社会经验总结而成的。它并不具备不证自明的特性，而是带着极强的主观色彩。所以“其所谓公，非以众所同认为公，而以己之学说所趋为公”。但是由于强大的话语压迫，以及论证过程中掺入科学名词，并带有极强的历史必然性色彩，公理比宋明理学喜谈的天理对普通人更具支配力。“天理之束缚人，甚于法律；而公理之束缚人，又几甚于天理。”

通过揭示公理本来并不“公”的本质，章太炎意在批判那些打着公理旗号对个体进行统治与支配的行为。他指出，人在世上本有独立性，并非天然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支配。人之所以意识到对他人有义务，是缘于个体道德意识，之所以会受到法律制裁，是由于侵害他人，这些都与公理无关。以公理的名义来支配人，本质上就是那些掌握着对公理解释权的个人或组织在支配别的个体，并试图将这种支配固定化、永久化，让人在时刻得接受公理裁判的压力下生活，产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压抑感。就此而言，“公理者，以社会常存之力抑制个人，则束缚无时而断”“公理之惨刻少恩，尤有过于天理”。

章太炎的这番批判有助于揭示近代资本主义体制对个体的规训方式，即不仅使用硬性的法律规章，而且善于运用意识形态话语，让人们将这种意识形态话语视为一种无形监督，主动服膺这套意识形态话语对个体的要求，将个人价值和人生意义与这套意识形态话语挂钩，战战兢兢地唯恐有悖于后者的要求，从而丧失个人的主体性，使个人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中的零部件。相似的，章太炎对“自然”的剖析，并非否定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而是批判将自然现象改造为“自然法则”，并以此来统治人、命令人。对于“唯物”，他针对的对象其实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像英国哲学界休谟那样的经验论者。在他看来，休谟的特点是只强调现象，不探寻本质，由此而得的感性经验并不能描述世间万物的真实逻辑，也与科学方法不相符。一旦涉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事物自身的本质属性，就需要进行主观思考。休谟式的“唯物论”（其实是经验论）并不能涵盖这个过程。章太炎对“唯物”的批评是为了张扬个体的能动性，凸显个体在思维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章太炎所批评的这些概念之所以能成为流行之物，离不开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与对外活动。因此，要想彻底揭示这些概念所产生的政治与社会效果，需要将批判的视野转移至近代国家的形态与性质上面。1907年，章太炎发表《国家论》。他指出，首先，近代国家主义将国家视为超越时间的存在，在民众与国家关系上，宣称国家是主体民众是客体。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家是历史与时势的产物，如果没有民众，也就没有国家，所以民众是主体，国家是客体。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能发现19世纪以降国家主义理论的破绽。其次，国家的性质是为了防御外敌，是不得已才出现的，它身上并不带有特别神秘的要素，也不像国家主义所论述的那样神圣。国家如果超出防御外敌的任务，变为侵略他国的先锋，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了。最后，与国家有关的政治事务往往需要多人协作才能完成，特别是离不开民众的支持，但在近代国家主义的论述里却常将其归功于某一人，让其余的大多数人默默无闻，通过突出政治领导者的功绩来激发人们的爱国之念，这其实也属于颠倒是非之举。

——节选自王锐《韶响难追：近代的思想、学术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

王锐老师的这部著作，文献材料丰富，所涉内容极广，讨论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不少关键问题，并有着自己的分析与思考，为人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变局提供了重要视角，值得一读。

——王东，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锐这部作品立体地呈现了身处古今中西之间的章太炎、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对中国历史与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反思，亦纵亦横，引人深思。

——李放春，重庆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韶响难追》展现了王锐宏阔的史学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与一气呵成的凌云健笔。本书聚焦多位近现代学人对当时世界变局的分析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立体呈现他们的史学眼光与时局见识，笔底气象万千，精彩论析迭出。

——张翔，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辑推荐一

本书剖析近代中国思想与学术转型中的一些产生深刻影响的问题，透视那些思想学说背后的渊源与流变，呈现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那些复杂而曲折的内容。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大势的分析与对国内问题的分析之间的紧密联系，梳理那些看似相近但却颇有歧异的思想主张。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钱穆、蒋廷黻、吕思勉等著名知识分子的学术与思想，都在本书中有所呈现。

编辑推荐二

本书试图分析，为什么从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界一直有一股追求国家主义的风气。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主义的理解有何异同，这些理解，如何在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论述中表现出来。为什么从梁启超主张的“开明专制”，到蒋廷黻倡导的“新式独裁”，都难以真正解决近代中国的各类矛盾与症结。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的大量负面遗产，为什么需要被不断地予以正视与剖析。章太炎在清末呼吁的“恢廓民权”与“抑官吏伸齐民”，为什么会在实践中遭遇如此多的挫折。

异代先知：国家主义视域下的法家学说

晚清以降，面对东西列强之间越发激烈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希图瓜分中国的局面，人们多认为此刻世界政治犹如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之重演。这背后体现的是时人认为近代世界政治的主流就是大国之间依据相似的发展道路纷纷崛起，然后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争霸，广大的非西方国家与地区除非能够效仿西方列强之所为，在短时间内实现富强，否则都难逃被侵略与殖民的惨境。关于这一点，对时代变局有着敏锐观察的梁启超体会尤深。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阅读了大量由日本学者译介的近代社会科学与历史学著作，使他对19世纪以降的国际政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梁启超认为，19世纪世界政治的主流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式的政治要求一国内部实现政治变革，推翻封建王权，增加国家实力，保障民众利益，对外则以防止他国侵略始，至对外扩张为本国夺取更大利益终。民族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认为强国侵略弱国实乃天经地义之事，并无不道德之处。弱国被侵略或殖民，实属咎由自取。一国要想在优胜劣汰的国际环境中自存，唯有不断扩充国力，使国内政治、经济与文教建设皆以国家为本位，国民的权利要建立在为国家做贡献的义务之上。甚至天赋人权论也已为过时之物，国家有机体论方为此刻流行的学说。

尤有进者，梁启超指出：“民族主义，一变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成十九世纪末一新之天地。”“民族帝国主义”的流行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在“民族帝国主义”之世里，除了传统的军事征服，列强还善于运用经济手段去控制非西方国家，如借款、倾销商品、修筑铁路、派遣财政顾问等。因此梁启超提醒国人：“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又言：“二十世纪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则为强国，啬于平准界者则为弱国，绝于平准界者则为不国，此中消息，不待识微者而知之矣。”1903年他赴美游历考察，一方面目睹了以托拉斯、康采恩为代表的美国资本主义体制垄断生产，另一方面对美国唐人街里的中国人如散沙一般缺乏组织能力痛心疾首。凡此种种，再加上先前对于世界大势的剖析，梁启超遂认为当时的中国不能立即施行民主政治，天赋人权论也不适合在中国过度传播。中国需要由具有现代意识的统治者厉行“开明专制”，一方面提高行政效率，建立现代的内政与国防体系；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经济，使生产力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提升；同时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使民众具备政治能力与国家意识。因此，在与革命党进行政治论战时，梁启超明确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诎于国家主义之下。”

梁启超向来认为，历史学是培养国民意识与政治能力的利器，他的“新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借助历史著作的普及化来宣扬他心目中当时中国人所需掌握的政治观念。因此，梁启超在清末写了大量历史著作，或是将“民族帝国主义”的内容投射到古人身上，或是秉持建设现代国家的立场来批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与学术思想，或是借由叙述与中国命运相似的亚非国家的“亡国史”来警示国人。除此之外，梁启超相信学术为“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可以“左右世界”。那么为了更好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绝不会忽视从中国传统政治学说当中汲取可供阐扬的资源。其中，他注意到了先秦法家。

1909年，梁启超出版《管子传》。从书名就能看出，他是在叙述被视为法家人物的管仲的生平与思想。在“例言”中，梁氏声称该书“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此外，他特别强调在“发明管子政术”时，自己“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这就表明，他在书中并非以复原管仲的生平与思想为目的，而是要以新学说为视角，去解释管仲的“政术”。

关于管仲的历史地位，梁启超认为：

今天下言治术者，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曰国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经济竞争也，曰帝国主义也……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有更先于欧美者。谓余不信，请语管子。

梁氏又言：

至最近二三十年间，然后主权在国家之说，翕然为斯学之定论。今世四五强国，皆循斯以浡兴焉。问泰西有能于数千年前发明斯义者乎……有之则惟吾先民管子而已。

基于此，梁启超将管仲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分为“法治主义”“官僚政治”“内政”“教育”“经济政策”“外交”“军政”等几个内容，分别论述管仲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壮大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力，整合齐国内部的人口资源与经济资源，让经济生产为政权服务，使齐国具有逐鹿中原的资质，并在春秋诸侯国中间长期居于霸主地位。在梁启超看来，“管子为忠于国民之政治家，为负责任之政治家，为能立法之政治家，为善于外交之政治家，为能实行军国主义之政治家”。

在《管子传》中，梁启超毫不讳言自己的国家主义立场。他说：

夫以一国处万国竞争之涡中，而欲长保其位置毋俾陨越，且继长增高以求雄长于其侪，则必当先使其民之智德力，常与时势相应，而适于供国家之所需。国家欲左则左之，欲右则右之，全国民若一军队然，令旗之所指，则全军向之。夫如是乃能有功也。

基于此，他认为管仲的内政举措类似19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当中的“干涉主义”，即通过建立法度来最大程度地组织、调度国内各种资源，使国家机器能够极有效率地运转起来，并借助国家力量形成经济托拉斯。在论述管仲时代的相关史事之后，梁启超指出：

国家者非徒为人民个人谋利益而已，又当为国家自身谋利益，故以图国家之生存发达为第一义，而图人民个人之幸福次之，苟个人之幸福而与国家之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何也？国家毁则个人且无所丽，而其幸福更无论也。是故放任论者，以国民主义为其基础者也；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勃兴焉……试观我国今日政治之现象与社会之情态，纪纲荡然，百事丛脞，苟且偷惰，习焉成风。举国上下，颓然以暮气充塞之，而国势堕于冥冥，驯致不可收拾者，何莫非放任主义滋之毒也？故管子之言，实治国之不二法门，而施之中国尤药之瞑眩而可以疗疾者也。

很明显，在梁启超眼里，以管仲为代表的先秦法家之所以值得提倡，主要是因为后者与近代的国家主义颇为相近，都强调国家本位、国家优先，相信只要做到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就能让国家实力大增，改变先前的涣散凌乱之象。

更有甚者，梁启超认为“民族帝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为了更好地使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他强调：“管子者，以帝国主义为政略者也。”在他看来，管仲是可以与克伦威尔和拿破仑齐名的大政治家：

昔克林威尔当长期国会纷扰极点之后，独能征爱尔兰，实行重商主义，辉英国国威于海外；昔拿破仑当大革命后，全国为恐怖时代，独能提兵四出，蹂躏全欧，几使法国为世界共主。盖大豪杰之治国家，未有不取积极政策而取消极政策者也。若管子者，诚大国民之模范哉！

这一论调的关键之处，不在于管仲是否有资格与这两位西洋人相提并论，而在于梁启超之所以对此二人予以极高评价的理由。在他看来，克伦威尔与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既不是因为前者发动革命，组建新模范军，处死英国国王，建立共和体制，撼动欧洲王权，也不是因为后者巩固并传播了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同时用法典的形式将这些诉求确立下来，而是由于这二人都善于进行对外扩张，符合“民族帝国主义”的标准。依梁氏之见，管仲的政治实践也与此标准颇为相契，所以他堪称“大国民之模范”。总之，梁启超对于管仲的诠释，基本是在国家主义的维度上进行的。

——节选自王锐《韶响难追：近代的思想、学术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