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万物的尺度
在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和柏拉图的著作中，记载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陈村富根据希腊文原文比对了不同译文，将表达这一观点的原文译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权衡者），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如何非存在的尺度。”对于这一观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从感觉论的角度去解读的，认为自身的感觉是存在物存在与否的判定者。确切地说，感觉的某些产物，其中的固定可重复的那些结果，是建立认识的基础或尺度。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认为这一思想旨在表明的是对真假的区分。这三人的看法各有可取之处。但人作为万物的尺度或权衡者，这一说法还涉及了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问题，主观上的认识思路和做法对于认识客观的自然世界这一过程而言，有着必然的而又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在认识过程中，理论精确性的提高和理论目标的拔高，都取决于主观领域的规定、设计、谋划和权衡，所以，普罗泰戈拉这一思想，阐明的是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
自然世界及自然客体先于认识的个体而存在，但个体的认识方式、所采取的比对模型，先于与之相关的认识而存在。从具体认识环节的相继发生情形来看，普罗泰戈拉的观点恰恰体现了这一点。甚至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关键词，仅仅看到人、尺度、万物这三个词时，根据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过程的外在反思和内在反思，就能自然地想到这一点，这三者中每一个出现的变量自然会带来认识的不同变化。由此而言，对逻辑及其相关构造物的探查仅仅是关于“尺度”这个变量可能存在的变化和可能性的研究。从这一点而言，胡塞尔的认识论研究主要考察的是这个环节的东西。相应地，人的变化自然也会引发认识上的变化，如进化论的认识论观点认为，人之所以产生科学化的认识，是因为人类逐渐进化出了适合这种认识的功能，或者说具有相应的生物适应性。自不必说，万物的变化更是决定了具体的知识成就是否具有真正的效应。
认识从个体开始，虽然受到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共同规律或特征的影响，但这不应否认个体认识方式所具有的独特性。“人”这个术语在这个命题中既指个体的人，也指复数意义上的人，它们同时被用于对这一命题的理解时并不产生矛盾，反而可以使我们获得较彻底的认识。就认识方式和认识结果而言，个体认识与群体认识是相互影响或塑造的关系，而不是说群体在认识功能上的一般性先于个体认识能力的特殊性。虽然这种一般性是存在的，人们甚至可以沿用胡塞尔所说的移情作用去解释人们在认识上所具有的根本统一性，即基于最基本的功能的一致性或基本的意识视野的一致性以说明认识中的一致性，但这种基本的一致性只能对科学知识的统一性形成一种信念的说明，而非严密的说明，这是因为统一性的科学知识与这个基础之间相距太远，人们还无法从这个基本的要素出发环环相扣地构建起某一科学知识在群体中的发生过程。但是，如果从塑造的角度来理解统一性的人类认识的构建途径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就相对简单了。简言之，人在历史中形成的认识通过塑造的方式而传承并取得进展，每一代的认识中都蕴含着旧有的成就或认识形式。由此而言，人在历史的传承中成为认识万物的尺度。从对科学认识的形成途径的这种理解来看，人成为具有历史性的人类，科学共同体实质上是一个历史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命题中，“人”在单数和复数上被理解都是可以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人的历史性。如果我们只是从个体的人所具有的认识功能上的基本的共通性来理解的话，认识的历史性的东西就可以不存在了，但这在解释上虽然可以成立，在根本上却是行不通的。在历史性中，人的个性融化为历史的共性。基于此，个体的认识就不单是主观性，而且也具有客观性的可能。如果只是从感觉论来看待这一命题，则只会看到其主观性的方面，这就会导致对普罗泰戈拉这一思想的否定。但如果更为全面地去思考这一命题，并从历史性的角度去思考，这种简单的否定就不存在了。由此可见，已有的一些批评，目的可能不在于揭示这一思想所蕴含的认识上的可能性，而在于以批评别人的方式，进一步建立对自己的思想的信念。以绝对的理念否定任何现存的认识都是可以的，但这并不能直接推进科学化的认识。
有研究者认为，这一命题曾遭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但实则不是这样的，至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非如此。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尺度”进行过一系列的探讨。他认为，“一”是事物的尺度，“每一事物的尺度都是一，如在长度中，在宽度中，在高度中，在重量中，在速度中”。亚里士多德实则是充分肯定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予以其细致的理解。如果只是从个体出发理解“人”这个概念，而不是从“人类”出发理解“人”这个概念，那么，普罗泰戈拉的这一命题显然是片面的，但如果既从个体的角度，又从“人类”的角度理解这个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并没有什么问题。人是万物的尺度，首先表明的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其次才是其他方面的思想。认识有个体发生向群体传递和塑造的成分，也有作为共同的人类个体而言都可以一望即知的成分，前者使知识的传播或教育成为可能，后者是认识得以交流的基础。如果不是为了那些离奇的想法，则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基本观点是没有问题的。人要获得对事物的认识，除了基于基本的感官接受性，还得对事物进行区别、标记，并进一步利用形式和符号（或概念）表达认识，如康德认为，人基于空间和时间这样的感性的纯形式来认识对象。这些都是人认识事物的尺度。此外，普罗泰戈拉留下来的一个残篇，讲的观点是神不能被认识和感知。按照后来人的记载，由于这一立场，他被放逐，著作被雅典人烧掉了。
根据柏拉图、第欧根尼·拉尔修等人的间接记载，在古希腊时代，著名的智者还有普罗迪柯、希庇亚、安提丰等人。其中，普罗迪柯研究了措辞技艺，他在区分词义方面有专门研究，创立了词义区分的方法，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将此称为辩证法。其余一些智者，多以辩论、政论、修辞见长，有的还在城邦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他们讨论过正义、民主、语言的功用、自然科学、数学等问题。智者们不仅有探讨万物起源的自然哲学，也有很多对人和社会的讨论，这意味着哲学的主题已经向主观领域延伸，而主观领域正是认识论的工作领域。智者时代在古希腊哲学史中的地位是不能忽视的，对此，古希腊哲学研究著名学者策勒（Eduard Gottlob Zeller，1814–1908）这样评价道：“智者所属时代的骚动使许多混浊和肮脏浮出表面，但希腊心灵必须穿越这一骚动才能获得苏格拉底式的纯净智慧；正如没有‘启蒙阶段’德国就不会出现康德一样，没有智者希腊就不会出现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哲学。”策勒的评价带有明显的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但从科学的历程来看，这一说法的思想基础是成立的。
——节选自何涛著，《西方认识论史：一项与现象学相关的批评性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