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展示熙丰变法在中国改革史上的系统性特征
从2020年1月起念到2023年12月底杀青，写这本书花了整四年时间——虽然最早动手写作其中的章节要晚至2021年中，并且在此次出版过程中，我删掉了原稿的三分之一，其间无暇进行其他问题的研究。
这本书虽不能让我自己完全满意，但依然期待来自读者的思想碰撞——是的，我需要向读者证明，在数千篇王安石变法的论文中，在上百部同题的专著或传记中，这本书并非纯粹浪费油墨和纸张的陈词滥调。
我对熙丰变法尤其是熙宁变法(熙宁变法是指王安石执政的熙宁年间的变法，熙丰变法则包含熙宁变法和宋神宗亲自主持的元丰改制)的考察，首先将其置于2132年(前221年—1911年)的皇权时代大朝代中通常都会出现的中期改革系列，同时也赋予了熙丰变法历史独特性——它不仅有着与汉唐明清等大朝代中期财政改革相似的部分特征，更有着完全属于熙丰变法自身的全面性、系统性、超前性。
宋代尤其北宋，时常被认为是2100多年帝制时期文化成就最高的朝代，本书在赞同此说的同时，对宋代的政治文化特性进行了我自己的解说。通过对其诸多政治制度创新和成例的梳理。本书认为宋代之所以取得那么高的文化成就，源于其自身独一无二的政治智慧。
太祖黄袍加身得帝位后，对皇室宗亲、外戚、旧朝遗臣、开国武将、逃荒百姓、四面强邻可能带来的威胁，使用金钱和地位的贿买政策来解决。宗亲不涉政但待遇优厚，旧朝遗孤、遗臣终生受优待，武将以兵权换富贵，底层百姓荒年入厢军以解生存之忧，对强邻则以岁币换和平。两千年帝制时代，只有宋代是以利益交换的方式来维护内政与外交的稳定与和平，而不是一味地依靠暴力颟顸统治。
本书因此将宋代的政治性格定义为“贿买政治”。这种具有极大包容性和宽容性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性格，是日后规模空前之大变法无可争议的政治底盘，也是王安石这样空前绝后之雍容大儒得以产生的政治文化基础。
所有重要的历史活动与历史行动，在根本上都是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根本上是人的观念和思想在现实中的投射。因此，研究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变法——熙丰变法，尤其是前期的熙宁变法——对于改革总设计师王安石的思想的了解与理解就变得至关重要。荆公新学在近年的宋史研究中已是成果辈出，本书原先对王安石思想的展述在出版过程中做了必要的压缩，仅仅对王安石思想中与改革密切相关的部分做了简要的概述。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早在20世纪初就有萧公权等学人注意到他的“功利主义”思想，本书则将其具体化为“朝廷与人民分利思想”——王安石并非如许多人所认为的褒赞或贬斥意义上的国家主义者(我自己以前就曾批评他为国家主义者)，以及王安石向往三代之治所构想的“准民族国家”改革思路。本部分内容与当前荆公新学研究现状不同，这是本书的工作本身决定的。
正是基于北宋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王安石思想的独特性，本书对熙丰变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考察。虽然已有成果中，对有关熙丰变法的研究，已有较为全面的展示，比如梁启超、邓广铭、漆侠、刘子健、叶坦等重要学人不可绕过的重要作品。但这些研究主要依然集中于若干传统领域，比如财政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并且对这些传统领域的研究，也常常未能注意到一些属于系统性改革的部分，而轻轻略过。
比如刘子健先生十分重视的吏士合一政策(仓法，即后世所谓重禄法)，并不是梁启超、邓广铭、漆侠、叶坦等学人重视的；梁启超先生十分重视的熙宁变法中设立分科学校的创新政策，也并非漆侠等其他大部分学人重视的；再如，“一道德，同风俗”这一试图确立国家—社会伦理共识的努力，在不同学人笔下，解读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赵冬梅教授就将“一道德，同风俗”解为王安石消除异议的思想专制主义做法；又比如，关于熙丰变法时期台谏制度以及党争问题，许多学人都意识到其严重性，但对于台谏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以及党争到底是怎样加剧乃至成为压垮北宋最后一根稻草，则异论纷纭；还比如，王安石在工商领域的改革，既有市易法等后人几乎一致反对的错误政策，也有未能引起人们多少注意的反对榷禁、推广招标扑买制度、解除铜禁等而理应获得更多关注的优秀政策；再如，元丰改制中的相权改革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余英时先生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虽然讨论了南宋权相问题却未能触及元丰改制的制度暗锁而错误归因的重大问题……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多，不能尽列，可以说，这些都是为本书所重视的，因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展示熙丰变法尤其是熙宁变法在中国改革史上空前的系统性特征——割裂了的看似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政策，在整个系统改革中可能却是十分关键和不可或缺的。这种系统性的考察，使得熙宁变法的几乎每一项政策在本书中都获得了它自身单独价值之外的溢出价值。
熙丰变法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向来也是众说纷纭，但以失败论为其主流。本书对熙丰变法既进行了全面的实效考察，也进行了单项的实效考察，还对其后来的流变进行了简要梳理，与主流的成见(成见未必就是偏见)经常是不一致的。本书并且认为，考察熙丰变法的成败需要两个维度，一是其现实的政策效果，二是其最终的政治成败。前者是复杂的，一语不能尽言；而后者是简单的。宋神宗驾崩后变法政策就基本上被废除，政治上当然就是失败了。本书专辟一章以当代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对熙丰变法进行了其成本、收益的考察，目的是更为明晰地了解这场变法的综合成败。
由于本书对熙丰变法的叙述和展论与传统主流方法。以及与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方法均有不小差异，因此对熙丰变法中两派政治人物的看法，也与主流有相当的不同。尤其因为涉及对政治人物政治品格的讨论。既不能完全以现代政治伦理苛责古人。也不能完全以陈腐的皇权氏族伦理为古人糟糕的政治行动背书。同时还涉及具体的制度性激励与阻碍因素。因此对新旧两党政治人物都进行了应有的复杂性考察。
需要提及的是，如许多前人早已注意的，北宋神宗哲宗两朝因受党争荼毒，官修史书常常很不可靠，有“神哲无信史”之说，因此在史料选择时雷区极多，这也是对两朝政治人物评价与主流观点差异大的原因之一，本书尽可能使用多方互证的史料，少量地方会进行必要的考辨。新旧党政治人物考察这部分内容在涉及吕惠卿、章惇、曾布、司马光、苏轼、苏辙、范纯仁、吕公著等人时，都与古代和当代主流史评颇为不同。
上述就本书相异于同题作品的概述，并不能替代本书三十万字的具体论述与论证过程，但书已经呈现于此，剩下的就交给读者了。
是为序。
2023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