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对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的探索
从军事方面来说，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实在道出了近代以来在军事文化冲突中处于被动局势的东方民族追赶西方先进军事技术，进而摆脱落后地位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技术发展战略方针。然而，对于赶上西方军事强国，实现军事技术近代化的时间，魏源的判断显得过于轻率而乐观。魏源指出：广东绅士潘世荣所制造的火轮船，“试造不灵便者，仍由粤商师心仿造，未延夷匠指授之故。倘肯出赀夷匠为师，不旬日而可成矣”。（清）魏源：《海国图志》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098页。
魏源认为：通过铸造的具体实践，中国工匠“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清）魏源：《魏源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70页。；“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清）魏源：《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6页。魏源在学习外国长技方面甚至有“毕其功于一役”的不切实际想法：“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清）魏源：《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页。无论从魏源所言的“不旋踵间”，还是“不在一举乎？”的论调，可见他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看得过于简单，认为与匠人学艺无异，一两年即可出师，显然魏源还无法认识隐藏在先进军事技术背后的科学体系，更遑论制度和精神文化层次。我们不妨称之为魏源的“一蹴而就论”。可以说，这种观点影响很深，一直延续到洋务运动的初期。
左宗棠在对科学价值内涵的认识与把握上，深深打上了魏源的烙印。其对军事技术近代化的时间判断与魏源也如出一辙，认为积数载之功即可告成：“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94页。；“数年以后，闽局轮船日多，驾驶日熟，器械日精，岛国且将延颈跂踵以附中国，中国得以鞭箠使之矣”（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214页。；“数年之后，彼之所长皆我之长也。……彼族无所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65页。
频繁出现的“数年”，使我们看到左宗棠显然跟魏源一样，把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看成匠人学艺，认为数年可成。后来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更是将“数年”具体化为一个“五年计划”：“惟火轮船之制，……道光初年前后也。萃彼中千数百年之奇秘，并之一船之中，百物之所为备，不但轮机一事巧夺天工，而我欲于五年中尽其能事，归之于我，其不容有所靳也，明矣！”（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720—721页。他乐观地认为，学习、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风气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余。行之数年，各海口船炮罗列，并可随时分拨协济，人力物力互相通融，处处铜墙铁壁，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尚何外侮之足虑乎！”（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606页。1873年，福州船政局成立已届五年，其雇佣的洋员也因合同到期陆续回国。该船政局造船数量虽与左宗棠原计划大体一致，但科学体系、技术知识远未“归之中土”。左宗棠的“五年中尽其能事”的梦想当然也被现实击得粉碎。实际上，器物层面的“师夷长技”，只能跟在对手后面亦步亦趋，顶多打一个平手，远远达不到“制夷”的水平，这也为洋务运动等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郭嵩焘“三百年论”的理性认知
现在看来，晚清士人在回答赶超西方军事技术或者说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到底需要多少时间这一问题上，最为符合历史发展实际情况的当属郭嵩焘。
郭嵩焘在其著名的奏稿《条议海防事宜》中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论断，他认为：“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6页。郭嵩焘认识到，器物之后有制度文化乃至知识者心灵深处的问题在。所谓富强以“通商为本”“政教为本”“人心为本”，而“学校者人心风俗之本”（清）郭嵩焘：《郭嵩焘全集》第1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365页。；“西洋人品学问蒸蒸日上，非无故也”（清）郭嵩焘：《郭嵩焘全集》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855页。；“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以学问思力得之，人心固无不有也”（清）郭嵩焘：《郭嵩焘全集》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201页。。因此，推进军事技术近代化，首先必须在建立学校，普及教育上下功夫，而要振兴中华，这一过程需要数百年：“竭三十年之力为之，亦可望有成效。制造之精，竭五十年之力为之，亦庶几什一望见其涯略。若此者，其源皆在学校。学校之起，必百年而后有成。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染；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人才而磨砻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渐积以使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之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4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页。这就是郭嵩焘的“三百年论”。
郭嵩焘的判断与历史发展最吻合，这与其独特的经历与悟性有关。鸦片战争发生时，郭嵩焘在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府充当幕僚，目睹浙江战事，并开始注意外情，思考中国战败的深层原因。同治元年（1862），郭嵩焘应李鸿章之前请赴沪就任苏松粮道，并襄办军务。“嵩焘重临沪滨，耳闻目睹，才识更有精进。当时上海开埠已二十年，华洋杂处，见闻更广，除了咸丰年间已有的洋楼洋船外，又见到了许许多多的洋枪洋炮。”\[美\]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80页。如同年十二月十九日，随同李鸿章检阅春字营勇演放开花炮。“炮制之精，所未尝见，而一以机关运用之，左右高下，立表测之，随机转动，真绝技也。”（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页。三天后，郭嵩焘还随李鸿章至新闸观英兵操练洋枪队。“向见洋枪队，赏其步武之匀速，及与英兵较，则洋枪队步伐不如英兵之整齐有力，又不可以道里计矣。”（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83页。郭嵩焘奉命使英后，“置身于西欧文明之中，不仅加深了对列国情势的了解，而且积极参与，留心观察”（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6页。，努力探求西方富强之原。
由于郭嵩焘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积极，且大使身份使其接触面比出洋的一般国人既广且深。曾国藩视野开阔，对洋务问题的认识远高同侪，但在郭嵩焘看来，曾“于洋务素非通晓”。这并非对曾的有意贬低，而是郭嵩焘对于自我的理性认知和思想观念上的骄傲。因此，有学者评论说：“以他与英法两国政府交涉的经验，在西洋所获得的感观与知识，以及对整个世界局势的了解，在当时中国官吏与士大夫之中，实罕见其匹。”\[美\]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262页。
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焘的判断与百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战略目标高度吻合。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我国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并强调：“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由此可见，从19世纪中叶起，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需200年以上的时间，而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时间无疑更长。由此可见，在要不要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方面，洋务派遵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分歧并不是很大，但对于学习多久的问题却有着因人而异的判断，其中又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三位湖南岳麓书院学子魏源、曾国藩、郭嵩焘为代表，他们在时间判断上呈递增趋势，分别由两年、二十年增至二百年以上。当然，其猜测也越来越逼近后来的历史发展轨迹，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军事技术现代化中的“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猜想”，简称“魏曾郭猜想”。
军事技术社会主体与晚清军事技术的深入发展
晚清军事技术社会主体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败后，朝野上下对军事失利进行了深刻反思，出现了人人言武的局面，他们都深切认识到腐朽的湘淮勇营制度和军事技术训练方式不足取。康有为曾多次上书建议裁汰旧军，训练新军“皆令仿德日兵制，分马步工炮辎重之队”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20页。。张之洞也指出：“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弁兵皆有地图，以及登山涉水之具，糇粮御寒之物，无不周备。”（清）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90—991页。为此，张之洞于甲午战后的奏稿中，针对勇营的积习阐述了其新的建军原则：“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此七者，军之体也。”（清）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53页。顺天府尹胡燏棻、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等也有与张之洞相类似的观点。于是，全面变革军制，编练新军被提到首要地位上来，发展新式陆军遂成为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军事改革的重点。
与此同时，军人和军事技术人员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甚至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风气移人，人才也随风气而转移，虽贤者不能自拔于风尚之外，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加入与军队或与军事相关的行业，为军事技术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特别是清廷下令废除科举制度后，“社会流动渠道豁然敞开，各阶层都获得从军入伍的机会”杨刚、盛波、田顺静：《从民变到兵变看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青春岁月》，2013年第7期。。
练兵处和随后的陆军部对于军事学堂的兴办都甚为积极，各省普建陆军学堂。这些新式军事学堂深受适龄青年欢迎。如湖北武备学堂于1896年创办时，“学生名额定为一百二十名，而报名投考者竟达四千人”罗尔纲：《晚清兵志》第5—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4页。。适龄青年踊跃参军的现象在外国学者看来也是令人惊异的。“因为自唐代的封建末期以来，士大夫子弟以参军为荣耀这是第一次。”\[美\]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王国良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63页。晚清掀起的知识分子从军热潮，“改善了军队的社会成分，提高了兵员素质，从而使新军出现别于旧军的气象振作的新局面”王莹莹、薛学共：《清末知识分子从军热现象述论》，《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与此同时，主导军事技术发展的督抚们意识到，发展军事技术单凭集团主体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广泛的社会合作与支持，特别是与军事技术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如冶炼、材料、通讯、交通的支持。因此，这些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张之洞以武汉为中心，建立起一个以枪炮生产为主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张之洞不无自豪地宣称：“湖北制造厂所造快枪、快炮为新式最精之械。”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3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54页。
陈夔龙继张之洞之后担任湖广总督，他曾上奏清廷说：“臣到鄂后，目睹其制度宏阔，成效昭然，窃以为各行省所未有。”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430页。枪炮厂建成后便能仿造当时最新式的德国毛瑟枪、格鲁森式山炮，生产著名的“汉阳造”步枪，这些都是当时最现代化的武器。谭晓曙：《张之洞兴办湖北洋务企业历史作用探析》，《江汉论坛》，1997年第10期。外国军事观察家也一致认为：“汉阳兵工厂是最有成效的。”\[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页。1906年，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梅杰访问汉阳兵工厂，他评论说道，该厂生产的来福枪和装5发子弹弹夹的毛瑟1888式卡宾枪，看起来“制作得很完美”。而在子弹生产车间，“黄铜皮、镍和铅在顷刻之间转化成子弹”。\[澳\]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郭太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至此，“军事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强劲的社会推动力，更有力的社会资源依托，更广泛的技术储备和工业基础”谢魁：《军事技术革命的结构》，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22页。。总而言之，与军事环境文化变迁相对应，军事技术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迁：由鸦片战争时期岭南、江浙地区的个体主体阶段，到洋务运动时期的集团主体阶段，直至甲午战争后的社会主体阶段。
曾国藩：科学的门外汉与和文化的坚守者
曾国藩是功名显赫的权臣，生前封侯拜相官至极品，同时也是有真才实学的大家，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大儒”，这是几乎所有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清史稿》称：“曾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赵尔巽等：《清史稿》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 918页。作为学问家，曾国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综罗百代、兼容并包而又能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由于生当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有空前丰富的思想文化可以继承，又由于面临数千年未有的西方列强的武装与文化入侵，对西方文化有空前未有的了解机会，使得曾国藩思想的广博性与学问的兼容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鲜有其匹。朱亚宗：《中国科技批评史》，长沙：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然而，与科学巨人徐光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耀眼光环相比，曾国藩个人在科技领域堪称门外汉。
限于成长环境和自身知识结构，曾国藩对众多科学原理知之甚少，更不用奢谈做出科学创造了。曾国藩对自己科学知识的匮乏也深感羞耻，他生前甚至将不懂天文算学等抽象科学理论作为平时三耻之首：“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维亦不认识，一耻也。”（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73页。但这并不妨碍曾国藩对西方科技的正确认识。这正好说明了一个道理：人的创造力和鉴别力应该区别开来。当时大多数封建士大夫孤陋寡闻、顽固保守，对西方文化一概拒斥。曾国藩却通过湘军使用洋炮洋枪的军事实践及自身的刻苦学习，认识到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重大价值，并形成类似“中体西用”的中西结合思想。
曾国藩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再鸣“师夷长技”的第一人。因此，他力主购买外洋船炮，并称其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他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持。”（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三）》，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86页。他清醒地看到，“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17—118页。文化上的清醒，使曾国藩勇于承认中国文化在器物层面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认为要想抵御外侮，就得发奋图强，敢于向西方学习，只有善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才不会受到洋人的牵制。因此，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后，百废待兴，曾国藩即着手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洋轮洋炮，广储军实”（清）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42页。。他派人寻觅到了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员，并通过江苏巡抚薛焕的访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月由薛焕将徐、华送赴曾国藩军营效力。徐、华到后，即奉命筹建机器局。
安庆内军械所实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科技研究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研究所，第一个科技实验工场。这一标志洋务运动实际肇始的重要事件，这一开创中国近代军事科技事业先河的举措，便是曾国藩内在的科技价值观与清廷自上而下的饬令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曾国藩借助时势的东风而为中国近代科技事业所做的筚路蓝缕之功。将当时中国最高级的科技研制机构设于与太平军相峙的前线军营内，足以表明曾国藩对西方科学技术工具价值的极端重视。此后，他大力创办近代军工业，设立翻译馆，支持幼童留学，开办新式学校，推进了“西学东渐”与中西文化交流，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曾国藩本人虽非自然科学家，但他在发挥科学技术经世致用价值的同时，也十分理解并重视纯粹科学理论的价值。正因为有对纯粹科学理性的内在崇敬与对科学基础理论的价值肯定，曾国藩才有如此深刻的自责，也才有后来主张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以掌握近代技术深层原理的真知灼见：“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寻。特以彼此文义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十）》，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15页。另一方面，曾国藩又强调培植中国固有文化传统，认为未来的出国留学生应该“兼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师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58页。。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关于中西文化的精辟见解。正是在类似“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坚船利炮”为表征的西方军事技术被看作富国强兵、御外靖内的利器，而不再是“奇技淫巧”了。这就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和科技近代化准备了理论和思想条件。仅从这点来讲，曾国藩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应该成为大书特书的人物。
陶澍与中国军事近代化
陶澍在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建树已逐渐引起世人的重视，但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所作贡献的研究在学术界还是一个空白。不可否认，陶澍的对中国近代化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文化思想、政治、经济、人才等领域，但作为一个长期担任总督（统辖一省或数省行政、经济及军事的长官称为总督），并具有创新精神和近代化眼光的地方大员，在军事领域做出探索和贡献也是其应有之义。陶澍在军事方面没有系统的专门著作，他的军事近代化思想和事功只能从一些奏折、书信和时人的记载中反映出来，是分散的、片面的就事论事，没有理论上的开创和分析提高。陶澍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军事训练和日常战备的重视。嘉庆二十四年（1819），陶澍受任川东兵备道，这也是陶澍首次出任地方官。兵备道主要为稳定地方治安而设，同时又要协助巡抚处理军务，其军事职权主要包括分理军务，操练卫所军队和地方民快，缉捕盗贼镇压民乱，管理卫所兵马、钱粮和屯田，巡视江湖防御等。川东统辖夔、重、绥三府及忠、酉二州，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民族关系复杂。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又是一个十分难治的地区。陶澍上任后，“日座堂皇视事，有诉立讯，剖决如流，数月滞讼一空”（清）魏源：《魏源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1页。。道光帝登基后四川总督蒋攸锆向道光帝奏报：陶澍在四川任川东兵备道期间治理有方，政绩昭著，治行为四川第一，堪胜大任。陶澍在两江“百政俱修”，“伟绩卓卓”，显然也包括军事方面的成绩。任职总督期间，陶澍深入各地，了解地方形势与风土民情，一方面重视和加强治安力量；一方面根据各地形势，对原有治安力量进行适当调整。同时，建立驻防、巡查、训练、检查等制度，有奖有罚，明确职责，保持兵弁和治安力量良好的训练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好转。陶新：《试论陶澍对吏治的整顿》，《益阳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值得一提的是，漕粮是清朝宫廷及王公百官、京师八旗兵丁的主要食粮来源。陶澍的漕务改革，在客观效果上加速了军事物流，从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军事后勤问题，提高了战备水平。
二是对军事地理和攻守战备的考察。陶澍“少负经世志，尤邃史志舆地之学，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察访利病”。出仕后，陶澍曾在各地为官，自称“足迹几遍天下”，所到之处，勤加考察，对地理沿革、地形地貌、攻守战备，有不少真知灼见，他认为“为国者不可不知地利”，这种考察的目的是多面的，但也包含着做好战争准备的意图。他考察“古今战守”的目的是使“守土者，易知所绸缪”。因而他一方面潜心研究《水经注》《水道提纲》《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代地理学著作，一方面实地考察各地山川形胜，相继完成《鸿雪因缘图记》《与百菊溪制府书》《蜀輶日记》等著述，或“考析山川源流，纠正成说谬误”，或“指陈地理形胜，讨论战夺得失”，或“结合江河形势，讨论漕运水利”，或“分析人文风情，言明治理之要”。段超：《陶澍与嘉道年间的经世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4页。陶澍对舆地之学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幕僚魏源，为其编撰《海国图志》提供了契机。魏源《海国图志》反映的军事思想，则是中国近代军事变革思想的萌芽，为中国军事近代化起了导引作用。
三是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做了人才准备。前面已经谈到陶澍作为“晚清人才第一人”，识别、使用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陶澍实际上为中国军事近代化做了人才准备。他不但直接培养了一批政治和军事兼备的复合型人才，如林则徐、左宗棠、胡林翼，这些督抚大员在军事领域颇有建树。陶澍还直接扶植了能够正确看待西方军事技术的思想和学术精英魏源，后者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道出了军事后发国家赶超军事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影响极其深远。同时，陶澍影响和熏陶了对推动军事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曾国藩。可以说，“曾、左、胡‘湘军三杰’的成长均得力于陶澍。”易永卿、陶用舒：《陶澍和“湘军三杰”》，《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陶澍的改革思想启迪和影响了曾国藩在军事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军事制度、军事训练、军事人才等领域有力地促进了军事近代化。
从湖湘文化中汲取强军兴军力量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湖湘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与演进的一种具有显著特色的区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为文化强国战略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支撑，也为强军兴军增添了丰富的养料。在青年官兵注重个性、追求多元思想，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差异较大的今天，运用湖湘文化拓宽强军兴军的途径，这对于把广大青年官兵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中国梦强军梦上，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识中汲取爱国报国的道德精髓
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3页。军队是最讲政治，也是最需要政治意识的地方。湖湘文化的突出特色是注重经世致用，经世致用要求的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而参与的最高境界是政治的参与，因此也就造就了湖湘文化中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特别是近代以来，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湖湘文化中忧国忧民的政治意识尤为明显。
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建立在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之上。湖湘文化源头的代表性人物屈原、贾谊就有浓烈而执着的故国乡土之情，这种浓重的爱国情操在湖湘文化中一脉相承。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孕育和推动了爱国主义的发展。可以说，在湖湘文化中，救亡图存、爱国报国、忠诚献身的信念追求历来是主旋律。魏源的“梦回汉使旄头外，心在秦时明月先”、左宗棠的“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毛泽东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无不体现了这种责任和担当，饱含着为信念为正义为国家舍生取义的大爱情怀和崇高境界。
在历次抵御外敌入侵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湘籍精英都表现了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写下了许多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的篇章。湘军统帅左宗棠在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抬棺西征，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破灭了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清末民初，蔡锷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后，蔡锷振臂一呼，首先举起护国反袁的旗帜。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更是怀着强烈的忧国之心，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勇敢地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缔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统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是当代爱国主义精神最本质、最重要的表现。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也早已创造性地转化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自觉。强军兴军，就要汲取湖湘文化爱国报国的道德精髓，结合弘扬时代精神筑牢听党指挥的军魂。我们要在学习传承的基础上，将湖湘文化中“安邦保民”“精忠报国”的忠贞思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奉献精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价值取向，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使湖湘文化孕育的大忠大爱、大仁大义的感情基础与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高度一致起来，切实筑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不动摇，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想，把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的最高政治要求变为自觉行动，永远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二、从湖湘文化的尚武精神中汲取能打胜仗的意志能力
能打胜仗是强军之要，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也是战斗力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湖湘文化得南北文化交汇融合之利，历经劫难，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了倔强刚毅的性格和尚武重智的精神，而永不言败的尚武精神堪称湖湘文化最耀眼的明珠。近代以来，湘人统帅的军队也以能打胜仗而著称于世。
《史记》中有一句名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汉）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81页。，可见湘楚血性根基之深厚，非其他区域可比。近代以来，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沿江操办团练者几乎各省皆有，但唯独湘军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湘军头魁人物及湘军将卒好胜斗勇的风格也尤为突出。从曾国藩组织湘军开始，湖南人就认定“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对抗初期，常常是扎硬寨、打硬仗，屡败屡战。湘军的崛起带动了湘运之兴，尚武从军蔚然成风，以至有“无湘不成军”的俗语流传至今。
中法战争中，法军窜扰台湾，湘籍将领杨岳斌不顾个人安危，夜渡台湾海峡协同台湾军民一举收复基隆。在新疆遭沙俄分裂的紧急关头，年逾花甲的湘军老帅左宗棠率军西征收复新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甲午战争后，维新派认为救中国要靠湖南人。熊希龄在《时务学堂公启》中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杨度在所作《湖南少年歌》中更是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惊人之语。“无湘不成军”，正是湖南血性精神熏染所致。这一名言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在新中国首次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3位湖南人；在十名大将中，湖南人得6位；在57位上将中，湖南人占19位；在177名中将中，湖南人有45位。
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血性豪气铸成其铮骨脊梁，也是其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今天，无论战争形态如何变化，勇敢无畏始终是撬动胜利的支点。湖湘文化中的尚武精神无疑是我们培育虎狼之师的丰富养料。我们要以湖湘文化崇尚的勇敢坚毅、血性霸蛮为激励，推崇“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无畏气魄，发扬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气概，结合急难险重任务，加强在复杂恶劣、近似实战的战场环境中磨炼战斗意志、砥砺打仗作风，像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粟裕、陈赓等开国将帅那样将死生置之度外，面对任何强敌，都敢于“亮剑”，都有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勇于一往无前、决战决胜。
三、从湖湘文化的务实学风中汲取精神力量
修身正己、以身作则、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是湖湘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又一显著特点。胡宏、张栻在宋代创立一时称盛的湖湘学派，就以求真务实的传统学风见称于世。这种务实作风，逐渐衍化成湖湘文化的基因，对其后湖湘文化的演变和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近代思想家魏源发扬光大了湖湘文化的务实作风。魏源主张“以事实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通过对当时世情和国情的悉心探究，及时调整“天朝上国”的保守自大心态，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振聋发聩的思想，道出了“在东西军事文化冲突中处于被动局势的东方民族摆脱落后地位追赶世界潮流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朱亚宗：《“经世致用”的拓展与局限——魏源科技价值观述评》，《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堪称湖湘学人求真务实的优秀典范。曾国藩一生禁大言以务实，其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务实力行的功夫，曾国藩日记全面表现出其严格律己及生活节制的品质。左宗棠明确告诫其部下说：“实事求是，不宜稍涉虚浮，是为至要。”（清）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27页。湘籍教育家杨昌济也一向强调知行统一和力行的重要性，认为“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杨昌济：《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365页。。青年毛泽东寄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深受实事求是学风熏陶。毛泽东在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中，更加认识到实事求是的深奥道理，并将其成功地融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1937年，毛泽东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为实事求是思想进行系统的哲学论证和阐释。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借用了“实事求是”一词，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态度。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2页。
在湖湘文化勤谨务实风气的熏陶下，湖湘之人统帅的军队历来重视对军人的作风培育和道德教化，坚持以纪治军，“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曾国藩目睹八旗、绿营的腐朽，对经制之兵纪律松弛深恶痛绝，早年曾上《理财汰兵》一疏请求裁撤腐朽冗兵。他在创建湘军过程中极为注重作风建设，重视对军人的“以礼教化”，亲自编写《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训诫部队，并写信给部下刘长佑和王錱明确指出，“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望两君日以斯言训儆之。至要至要！千万千万！”（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22页。湘军作风中的优良部分，在中国革命斗争时代得到了发扬光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即渊源于此。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1928年3月，他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个纪律后来修改补充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长期实行，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我军是人民的军队，作风优良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长期以来，我军正是靠严明的纪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如今，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大潮中，面对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渗透，我军要始终无愧于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光荣称号，实现强军目标，就必须高度重视作风纪律建设和精神风尚养成，要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军事文化培育官兵，同时要从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将湖湘文化中躬亲务实、反求诸己的修养方法，修身正己、以身作则的自律精神，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价值追求发扬光大，切实筑牢作风优良这个强军之基，按照“标准更高、走在前列”的要求，把作风建设抓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第十九章用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助力强军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