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知识生成与艺术史”“图像考据学”“图像学”“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主题学与母题”“艺术社会学”“艺术形式与风格分析”“知识考古学与艺术史”“艺术文献学”九个章节，系统介绍和分析了九种研究方法的性质、特征、种类、功能、应用、作用与意义等。这些研究方法包括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西方的各种方法论，涵盖了当今艺术史学研究的多个维度。本书旨在为艺术史学者、学生以及爱好者提供一个系统性的框架，帮助他们理解并运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工具来进行艺术作品的研究与解读。

李永强，美术学博士，广西艺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漓江画派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广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漓江画派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西艺术学院漓江画派地域美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签约文艺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项，在《人民日报》《美术》《美术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广西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次、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1次。

出版专著《宋元绘画之变》（商务印书馆，2024年）、《元初绘画新貌的先锋：钱选绘画问题再考》（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20世纪中国画名家在广西的艺术创作与活动》（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格物与文心：宋代画学论稿》（江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宣和画谱〉中的缺位——米芾绘画艺术问题考》（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黄格胜艺术评传》（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

序

001 知识生成与艺术史

025 图像考据学

055 图像学

073 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

125 主题学与母题

145 艺术社会学

159 艺术形式与风格分析

183 知识考古学与艺术史

207 艺术文献学

序

李永强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艺术史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便是我们先要掌握的“利器”。掌握研究方法，可以使年轻学子更快地进入学术研究的状态，感受学术研究的愉悦，提升学术自信感。但需要强调的是，方法只是解决学术问题的工具，我们在研究中不能为方法而方法，不能为方法所役。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白，没有哪一种研究方法是万能的。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优势，与此同时，也都存在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图像学为例，它在研究艺术史图像的主题、母题及背后的文化时，的确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画面的图像描绘与图像内涵、文化意义的深层解读，确实彰显出这一方法的魅力。但当它面对明清文人画中的梅、兰、竹、菊等作品时，是失效的——一个道德品质与民族气节有问题的人，照样会画出许多象征高洁的梅花与寓意清高的竹子。

我们学习、使用这些方法论的时候，不能机械，不能单一，不能概念化，要因问题而异，甚至可以在原有方法的基础上，或进行变化、优化、转换，或由此及彼地进行新方法的探索与拓展。比如 20 世纪初期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层累说”，着重对非信史的古史传说部分进行考辨，他提出了三点：（1）“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在研究古史时，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胡适又将顾颉刚“古史辨”的“历史演进法”进行了总结：“（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虽然这些方法在当时是针对非信史的古代神话传说而言的，但在美术史研究中，我们也能发现“历史层累”的现象。

如关于米芾，在当今各种美术史著作中基本都会有一节“米氏云山”，但米芾真实的绘画能力堪忧。米芾去世时，蔡肇给他写的墓志铭中称他“作字遒劲，晚更沉着，杂有晋唐风流，尤善临模（摹）至能乱真。其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但到《宋史·米芾传》中变成了“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从书法临摹“至能乱真”到书画临摹“至乱真不可辨”，再到开宗立派的“米氏云山”，这便是米芾的历史层累。又如宋代画家郭忠恕，从宋代的界画家，最后变成明代董其昌南宗脉络中的重要人物。再如明代画家陈淳、徐渭，当今的美术史文本也会有一节论述他们。但翻开明代中后期的历史，我们发现陈淳名气、影响很大，画坛地位高，但徐渭却寂寂无闻。后来的美术史文本书写，一直如此，直至 1979 年。如今，徐渭在美术史著作中的地位明显高过陈淳，这也是历史层累的结果。

不管使用什么方法，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那就是要有正确的史观。面对艺术史，我们虽然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但可以尽可能地减少主观。艺术史在发生的时候，永远都是丰富、多变的，甚至充满偶然性，但在艺术史研究中，很多时候会出现扁平化的结果，这可能是研究者的视野与史观出了问题。艺术史肯定不是几个代表人物、几幅代表作品构成的——那只是如今的美术史文本写作呈现的面貌，是写作者主动抽离与概括的结果。艺术史上的著名画家也绝对不是尽善尽美之人，他们也是世俗中的一分子，也有七情六欲，甚至今天创作或欣赏着高雅的书画作品，而明天就做出来一些肮脏不堪的事情，这便是当时的生活与今天的历史的错位。

艺术史研究无法复原完整的艺术史。我们通过零星的被筛选过的史料，怎么可能复原出艺术史的原貌？但我们并不悲观，也不能放弃艺术史研究对求真、求实的追求。面对过往的艺术史，我们只是尽可能地复原历史中的某一个小场景，也许通过史料、图像的论证，已经无限接近艺术史本原；但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这些史料、图像都真实，结果却是南辕北辙。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史料真实、证据链完整、逻辑严密清晰的情况下，进行合理的学术推论，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毫无疑问，本书收录的研究方法是有限的，原因很多，或找不到合适的文章收录，或部分文章的作者不愿意被收录，等等。这是遗憾，当然这也符合现实。理想与现实总会错位，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们包涵、谅解。

艺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内向观”和“外向观”两种研究路径。本书对这两种研究路径均有涉及，不仅揭示了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特性，也展示了它与其他人文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陈平（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的日益发展极大地推动着新的研究范式的生成，这是艺术史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一书，系统地构建了一套既实用又具理论深度的方法论体系，书中既有艺术史学史的梳理，又有宏观的史学理论的运用，更有生动的案例分析。全书选篇做到了学术与通识兼顾，为完善艺术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思维和治学活力。

——夏燕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探索艺术史的过程中，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尤为关键。《艺术史研究方法论》通过详尽介绍各种艺术史研究方法，为读者提供了开启艺术史大门的一把钥匙。无论是刚刚接触这个领域的新手，还是已经有一定基础的研究者，相信都能从中得到启发。

——黄小峰（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业的作者阵容，系统的方法论介绍，丰富的案例分析，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带你走进艺术与学术的殿堂！

结合不同学科知识考据图像的案例

余辉（故宫博物院）

一、以图像结合朝政和军事，考据绘画主题

皇帝的服装和举止往往与重要的事件有关，其中不乏象征性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将这类图像与朝廷政治联系起来，便能知其堂奥。元代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图 1）画忽必烈在众人的簇拥下穿着用大白鼬皮制成的大氅，上面均衡地点缀着黑尾。我注意到该图的年款是元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将这个图像与两个月前的南宋灭亡和欧洲教皇、国王登基时穿的礼服样式联系起来（感谢德籍华裔医生邹桦女士给我提供了图证），该图的主题就不会是一般的出猎，而是有着深层的政治含义。

这类绘画大多出现在宫廷绘画里。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图 2）画南唐中主李璟头戴方山巾，此系当时隐士喜欢戴的冠帽，表明主人公向往山林的意愿；与他同榻并坐者是二弟晋王景遂，其位即所谓“一字并肩王”；按照古代尚左尊东的排序是三弟景达和四弟景逿，均戴着士庶的幞头，意在不争。这个排序是李璟制定的“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制，四弟景逿正在摆放北斗七星的最后一颗子，七星在围绕帝星运转，表示一直到他都遵循该制度。而实际上，从人物出场及其年龄来看，959 年 7 月，景遂被李璟子弘翼毒杀，画中不可能出现他，成年的幼弟景逿的弱冠之年是 957 年，原图应绘于 958 年左右。

一开南宋册页《柳塘牧马图》（图 3）上画着女真人把许多马匹放在水塘里，大多会被认为是幅“浴马图”。仔细看“浴马”的细节，是两路人马在运动中交叉进入水池，高处还有女真首领在督导。这不是在练习泅渡吗？高宗建炎年间，南下的女真人、马不擅水战，屡败于江南的河港湖汊，黄天荡一仗几乎全军覆灭。此后，金军痛定思痛，水上演练不辍。

这类描绘“敌情”的绘画不可能孤立出现。又如《峡岭溪桥图》（图 4）不厌其烦地罗列出北方山脉的群峰诸嶂，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曲折的小道沿着河边蜿蜒地伸进山地。还有《云关雪栈图》精心描绘北方山区的三岔路口。这类绘画均以中锋勾廓，属于马、夏之前孝宗朝的山水画风。它们的用途无异于作战用的行军路线图，结合孝宗“锐欲恢复，用宿将李显忠、邵宏渊大举北伐”的文献记载，这类特殊的绘画无异于“谍画”。根据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四的记载，徽宗就曾派画院画家暗中随外交使团出访辽国，“图其山川险易以上”。南宋宫廷画家陈居中入金，也可能是这种背景。

二、以图像结合衣冠、器物，考据古画的时代

考古学的发掘成果和类型学的建立，给古画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尤其是面对家具器物繁多、衣冠服饰丰富的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图 5），该图是否为真迹，已经被古今鉴定家从风格学的角度提出了怀疑和否定的意见。我利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具体探讨了画中描绘的每一个物件的时代、每一个细节的社会背景。画中的东坡巾和其他衣冠服饰以及家具器用等，均为北宋至南宋之物，更有傅熹年先生提出的南宋风格的床围画、屏风画和扇画等，给该图的绘制时代——南宋——提供了许多具体的实证。值得注意的是，图上最早的收藏印是南宋理宗朝的宰相史弥远之物，他荒淫无度的夜生活在当时已引起了民愤。在宋代，画家绘图劝诫皇帝和朝臣是时有发生的事例。

三、以图像结合历史和逻辑思维，考据史实

图像细节可体现大到社会的巨大变迁，小到家事之变。以图证史，以史证图，乃图与史的密切联系。可以借助来自客观事物发展的正常趋势的逻辑思维来判定图像细节后面的真相，做出合乎规律的判断和推理，即根据已知的条件，求证出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

南宋朱锐绘制的《盘车图》（上海博物馆藏），通常作为宋代商旅活动的图证。鉴定家很容易忽略一个细节：画中车顶上捆绑的小炕桌、车尾立着的小火炉以及一些家什等与商业运输无关，画中的车辆和人们都在冬季渡河，都朝着一个方向蠕动。这显然是群体性的举家搬迁，只有战争难民才会这样出行。朱锐本是宣和画院的待诏，高宗朝在临安复职，画家所表现的正是他在 1127 年冬季“靖康南渡”时的亲身经历。

解开历史隐秘的不仅仅是人物画，山水、花鸟、走兽画都有。徐邦达先生考证出马远《水图》（图 6）作于 1212 年。以我的多次体会，凡是有年款的宫廷绘画，大多与这个时期宫廷里发生的重要事件有着一定的联系。之前临安曾发生两次大火，烧毁了许多衙门建筑，为了避火，杨皇后责令马远绘制了用在屏风画上的各种水图小样，以供“大两府”选用。我以此为突破口，引导我的学生黄耔杰寻找其中的逻辑关系，完成了一篇史料翔实的硕士论文。唐代韩滉创作《五牛图》（图 7），仅仅是因为他喜欢画牛吗？从唐玄宗到唐德宗，颁布了一系列禁杀牛、重农耕的法令。韩滉为德宗朝宰相，极其重视农耕，联系韩滉在 777 年赴晋州任刺史、779—787 年出镇东南的经历，他往返长安都必须经过蒲州城（今属山西）浦津渡黄河大浮桥，那里矗立着铸于 724 年的四头大铁牛，不会不给他留下深刻的艺术印象。

——摘自《艺术史研究方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