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读经籍的岁月
浙江余杭仓前镇章家—放弃科考—学业上的个人化指向—少年章太炎排满思想：“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读经救国：“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诂经精舍”：人生道路上一个重要驿站—严谨而古板的业师俞樾—同时代的几位风云人物—八年苦读，两部书稿—交“强学会”会费
一
现在我就来给你们叙述这位伟人的生平。作为一部历史作品，当然最好有一定的形象性，要尽可能地鲜明、生动地展示人物的活动、语言和心理。不过，我们注意到，有关章太炎的年谱资料，他在二十多岁以前的生活情况介绍，都过于简略，甚至在许多年份，完全付之阙如，有限的一点资料，基本上是章太炎自己所提供的，其中主要陈述自己的家世，以及排满复汉思想如何在自己的阅读和前辈的教诲中萌生，或许是文字崇尚简约，不愿多做铺陈，致使我们无从接触当时生活更多感性内容。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比他要小十多岁，他们有相近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而且，绍兴与余杭，地域也很接近，或能借助鲁迅对早年生活的回忆，诸如读书的书屋和儿童的兴趣天地，来做一些悬想，但是，我想这还是留给读者来做吧，至于本书，只能凭借有限的资料尽力敷叙，不敢忤逆真实性的天条。
另外，还要说明的一点是称呼。章太炎名炳麟，取义于“炳炳麟麟”，初名是学乘，字梅叔，梅与枚同音，又写作枚叔，投入反清革命后，改名为绛，别号太炎，表明追随清初反清思想家顾炎武（起初名“绛”）的决心。通行的是署章炳麟或章太炎。为叙述的方便，这里就一径称章太炎。
一部传记就是主人公一生的故事，从他一落地，他的人生故事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传记的开始都会是这样的：某年、某月、某时、某分，某地、某某人家，“呱呱”一声，出生了一个宁馨儿，这就是某某某——后来的一位伟人或奇人，全家都为之感到激动、欢欣云云。我们不知道章太炎出生时，家里有何种氛围，以及有何异常反应。在他之前，家里已经有了好几位仁兄，对他的到来，如果不是有何特别灵异、祥瑞的表现，大约总不会引起较为持久的波动。所以，我们宁可避开这种不约而同的写法，把一开始的场景，移至1883年，章太炎十六岁时。
十六岁的章太炎，在这一年，遇上了什么事呢？
这是他要到县城去参加童子试的前夕，那一天，他突然发作了癫痫。
癫痫又叫“羊角风”，在人群中并不罕见。我们在一份材料中读到，美国人约有1%~2%患有癫痫。在有些家庭中，患病的百分比要比这个数字更高。通常这种病发作时，病人会突然摔倒在地，昏厥过去，不省人事，身体僵直或抽搐，往往持续几分钟。也有一种是较轻度的发作，只有几秒钟，而且，只是童年时期才有，成人后即不再有。章太炎这次发作的癫痫，可能比较严重，委实让大家为之紧张了一阵。余杭仓前镇面对运河的章家老宅，顿时笼罩在一种忧虑、沉重的气氛里。
父亲章濬（音俊）被人从外面叫来了，他颇通医道，知道这种病不甚关紧，只待他恢复过来，再给他开一方治晕厥的草药，服下就可以了。但是，他眉头紧蹙，心事重重，夫人朱氏看出来了，便道：“孩子都这样了，我看，就不要去应试了吧，万一在考场再发作……”
章濬说：“我也是在这样想，但这件事关系太大，他还要不要这个前程，我还真不好一下拿定主意，让我好好想一想。”
到县城应童子试就是考秀才，考上秀才而后考举人，考进士，是一条做官的道路，即所谓仕途，这是那个时代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一条锦绣前程。县试不完全等于今日的高考，然而，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其重要性绝不亚于高考。不应县试，就相当于不再参加高考，从此无缘于吃“皇粮”，这个决定确实非同小可。当然，这一次县试不参加，下一次也还可以去，而对于患有这种病症的孩子来说，只要去参加这样一场又一场的考试，晕厥发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因而，家中这个最小的男孩，或许必须放弃走这条路。
章家在余杭也是一个读书世家。章太炎的曾祖父章均，曾经是余杭县学的“增广生”。这个“增广生”，虽然有些类似于“计划外”，而实际上也有定额，都是经过考试录取的，后来，他荣任县学训导，执教于本省海盐县。太炎的母亲来自海盐县，想来与其曾祖父在海盐工作过不无关系。曾祖父不仅自己好学，而且，也热心兴学、助学。他曾拿出一大笔钱，在余杭县东门北首白塔寺前，创办了一所“苕南书院”，又兴办过家塾，对族中子弟进行义务教育。
章太炎的祖父章鉴，“入县学为附学生，援例得国子监生”的资格，不过，按当时的制度，这只是一种身份，却并不一定要去负笈就读。章鉴好学博览，收集了许多珍贵稀见的典籍图书，“蓄宋、元、明旧椠（音欠）本（刻本）至五千卷”（《先曾祖训导君先祖国子君先考知县君事略》，《太炎文录续编》卷四），这是一个颇大的数目，加上有清一代的各种出版物，真可以说坐拥一座小型书城。他就以此“日督子弟讲诵”（同上），对后代教育抓得很紧。
到章太炎的父亲章濬，也不可能不是一个读书种子，他读书的成绩应该说有胜乃祖、乃父，考试的名次颇佳，“屡试优等”，一举取得了廪生的资格，而且，“得职事官”，只是未去吏部报到。虽然章太炎的这些先辈都没有什么显赫功名，他们却都一概认同当时主流的价值观，向往和追求过科举制度的功名，即使是他的父亲章濬遭受挫折——因为受到心怀嫉恨的小人造谣中伤，曾一气之下退出考场，个中曲折究竟如何，我们已不得而知，而从他仍然创造条件让儿子们去参加科考来看，他坚持将这条路视为年轻人获得远大前程的首选。
章太炎兄妹加在一起有五人，长兄去世很早，第二个哥哥章篯（音件）要比章太炎大十六岁，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考上了举人。三哥章箴也要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中举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章太炎放弃县试之后考上的，这足以说明，这个家庭一直没有拒绝科考，章太炎放弃考试，全然是出于他的身体原因。当然，促使父亲章濬最后做出这个决定，也还会有其他一些因素，我们也不妨从时代背景上做一些考量——这即是社会上“洋务运动”的勃然兴起，动摇了读书人追求功名、成就的单一路向，虽然还看不出章濬有让章太炎弃科考而就洋务之类的意愿，而读书人不赶科考，也还可以选择其他以立身扬名，已成现实。章家虽经“洪杨之乱”，大伤元气，他们逃难回到家乡时，“家无余财，独田一顷在耳”（同上），只剩了一顷左右的章家，经过近二十年的生养积聚，已然又成为那一带屈指可数的资财殷实的地主家庭。这个最年幼的多病的男孩，如果确实不宜于去科考试场上“闯关”，以获取做官的前程，那么，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衣食无虞，进而谋求别种发展（比如做经师，或入幕府等），应是没有问题的。章濬是一家之主，这个决定的形成，也还一定与族中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交换过意见，大家咸认为这个决定并无什么悖理之处。
少年章太炎被告知这个决定，他的反应当然是相当高兴。从现今眼光来看，按八股来考试取士，也还是一种“游戏规则”，却无疑是一种极为僵硬、枯燥乏味的规则。做八股文必须从“四书五经”选题发挥，在入手议论时，要刻意编织出四段八股对偶文字，除非是生性反常的孩子，恐怕不会有谁会喜欢这种强迫性的学习和考试。更何况考试一场又一场，仅“童子试”就会有五场之多。“童子试”，顾名思义是稚气未脱的童子们参加的考试，而实际上，座中祖父辈白发苍苍的考生不乏人在，这些人以毕生精力在科考试场上拼搏，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价值就这样被销蚀殆尽，这种科考的意义，怕只能以“将人变成鬼”来形容，或如康有为所言：“徒令其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长平赵卒四十万，尚十倍之。”（《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秦将白起活埋赵国兵卒四十万，是何等惨绝人寰，而这种科举杀人，比之过十倍也不止。然而，对于无数年少好胜的考生而言，冀图以中试的优异成绩证明自己的高智商，并获得赞誉和荣显，实是一种巨大的驱动力——不过，这种考试的胜出者，既不个个都是卓越的人才，而名落孙山的失意者，也并不都是低能儿。
人的一生，常常是为一个决定所完全改变的，不管如何说，如果不是这个决定，章太炎继续沿着攻习举业的道路走下去，他也许会终于获得举人、进士和进士以上的功名，运气好的话，成为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一个末代官僚，但是，近代中国将失去一个革命的呐喊者和文化巨匠。
多少年以后，章太炎在回忆这一段往事时，固然记述了自己是被动的被“决定”者，同时，也强调了他个人化的兴趣指向：“年十四五，循俗为场屋之文，非所好也，喜为高论，为《史》《汉》易及，揣摩入八比，终不似。”（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制言》第25期）“场屋之文”“八比”，即是科举考试之文，他明言是不喜欢的，却还是要随大流去做。有意思的是，少年章太炎并不像比他晚十来岁的鲁迅那样，喜好一些被人们称为“小传统”的东西，如《山海经》和民间传说、图像之类，即使是偏离科举文体，也还是不脱大传统的语境，这大概还是和章太炎所处的时代、社会和家庭环境有关。父亲发现他有这种倾向后，曾经谆谆告诫他：“尔文思倜傥，学古非难也，以入制义，则非童子所应为。”（《自定年谱》）八股要求从“四书”获得议论的题材和思想，否则，便有离经叛道之嫌，少年章太炎喜欢《史记》和《汉书》，想将从这两部著作中获取的灵感和命题装入八股的载体之中，这是不被允许的。章濬的信念似乎是，你要不练八股就不练，可不能破坏规矩，胡来乱练。
至此，我们应将章太炎早期所受教育状况做一补叙。他生于1869年1月12日，农历生日是1868年（戊辰）十一月三十日。1873年，他五岁那年，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几年之后，即在1876年，他八岁时，他的外祖父朱有虔离开海盐县家乡，来到余杭章家，为他做专任教师，所授课程主要是读经。这一教就是四年，“时虽童稚，而授音必审，粗为讲解”（《自定年谱》）。课程教得极为认真，而章太炎也就由此“稍知经训”，也就是上了经学入门课。接下来，外祖父回海盐老家去了，改由其父章濬亲自执教，所教则主要是律诗和科举文字，到前面所说他应去参加“童子试”时，他接受这种教育整整十年之久。我们常讲某人的家学，这就是比较正规的家学（相比起来，鲁迅似还没有这样正规的家学渊源）。从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材料看，这种家学教育中，还看不出有任何新学内容。
客观上说，这一段时间里，虽然洋务运动已经颇成气候，固有文化的势力和影响依然十分强大、深固，大多数读书人攻习举业、研读经书而不知其他（这种情况需到甲午战争后，方有较大的改变），余杭章家可以说是这种背景的一个缩影。仓前镇离浙江首府杭州不过几十里路，看来还是相当闭塞，章太炎后来谈到自己早年生活时，很少提到有关洋务的事情。事实上，这个时候，所谓洋务已不局限于与外国办理外交事务，更延及学习西方技术，兴办实业等，也开始译书、办学堂，乃至议论维新变法了。和外国人愈来愈深入内地与中国人共处同步，西学也愈来愈多渗入人们生活中。也有一些人，从中西强弱的对比和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的现实中，产生了对清朝统治合法性的怀疑，然而，章太炎只是在多处谈到，这个时期，他还是从自己的阅读经验，以及与老师的交谈中，萌生了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例如，他谈到自己有一次和外祖父的谈话：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期）
在《口授少年事迹》中也还讲到：“十九、二十岁时，得《明季稗史》十七种，排满思想始盛”，可见虽然种族革命思想原就在汉人心中，对于他来说，也还是源于“夷夏之防”的古老传统和语言，并从阅读史籍和前辈教诲所获得。
少年章太炎不再去科场赶考，并不意味他摆脱了旧学教育的樊笼，还有另一条路在前面等待着他，那就是“研精学术，忝为人师”，而学术，在当时主要就是指“经学”。所谓“经”，就是那些从古代传下来的用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旨大义的文字，具体地说，从孔子起到宋代，由六经增加到九经、十二经，直至十三经，计含《易》《诗》《书》《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而诠释这些经典的学问即为“经学”。为了准确地疏解这些古老经典的原意，派生出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至有清一代形成一门显学即“小学”。章太炎在放弃了八股文的练习之后，曾有过一段小小的“解放”，即所谓“泛览典文，左右采获”，特别是“任意浏览《史》《汉》”，十多年后，章太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年十七，浏览周、秦、汉氏之书，于深山乔木间，冥志覃（音谈）思（深思），然后学有途径，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持此三子以观古今中外之册籍，有旁皇周浃（意为遍及）者曰知之矣。涉是曰近之矣。吐言相戾，陈义不相应，则以为未知楚夏，不在六艺之科。会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音寨，病也），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盖自三子以后，得四人焉。曰盖次公、诸葛孔明、羊叔子、黄太冲。之四人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然大要知君民之分际，与亲仁善邻之所以长久，而不肯以残夷割剥、陵轹（音利，欺凌）元元（庶民）者，则数逾千祀（此处意为年），风期一也。 （《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3页，中华书局，1977）
我们由此得知，他这一时期大量阅读经籍与诸子，非常推崇和心仪的人物，依次是：荀子、司马迁、刘向、盖宽饶、诸葛亮、羊祜、黄宗羲。这个名单上，荀子是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他最著名的思想命题是“人定胜天”和“人性恶”，主张礼治和法治相结合，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司马迁则不用说，以刑余之身发奋写完《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司马迁传》），其思想文采，令人称颂不绝。刘向是西汉时期的经学家，又是一位校阅群书的目录学家，流传下来的主要著作有《说苑》等。这三人的言论，章太炎是作为衡量其他书籍、言论的标准的。以下四人：盖宽饶和羊祜，我们比较陌生。盖宽饶是西汉名臣，“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因为上书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被指为大逆不道，自刎而死。诸葛亮，一般人都很熟悉，他是一位贤相，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谋略家。羊祜是西晋大臣，他一生主要事业是要为晋朝消灭吴国，曾经坐镇襄阳，开屯田，储军粮，做一举灭吴的准备。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有名的思想家，其父被人陷害致死，年轻时有过激烈的复仇行动，清军南下，他又领导过抗清斗争。这个名单多少有些奇怪，在众多历代圣贤、名臣中，选定这些人作为自己的偶像，而遗落了那些更高阶位和层次、历来被崇祀的人物，就有一点“走偏锋”的意思。这些人或是思想家、学问家，或是名臣、名将，似乎很难归类，而在章太炎心目中，就是欣赏和认同他们经世的“道术”，以及他们“知君民之分际，与亲仁善邻之所以长久”，且绝不仗势欺压老百姓的风范。
然而，为时不久，他就经长兄章篯指点认识到，“不明训诂，不能治《史》《汉》”，必须从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入手，逐字逐句地解读，才有可能准确无误地把握和宣讲古代圣贤们的原文真意。他于是“壹意治经，文必法古”，取训诂学的经典著作《说文解字》《尔雅义疏》等苦读，并将清代大儒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以及卷帙浩繁的《学海堂经解》《南菁学院经解》也读了个遍，可以说就此打下了他做学问极好的基础。
在仓前镇运河边上的章家老宅中，人们看到章家的三公子，寡言少语，终日“读书精勤，晨夕无间”，又听说他患有痫疾，心想他一定脾气乖戾，不通人情，最多就是一个“书蠹”，却不知道，他的精神上还另有一片宽阔天地。他看到“天下多故，四裔之侵”的家国大势，“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术振之”——乡间诚然守旧、闭塞，然而，年轻人的血却是殷红、炽热的，即使是啃读已经发黄的经书，他也还是想有朝一日以赤胆忠心报效民族和祖国。
二
风光绮丽的西湖畔有一座孤山，孤山以有北宋诗人林和靖的“放鹤亭”名闻天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引动多少高人名士的逸兴遐思。而在此山另一侧，郁郁葱葱的林木，掩映着一座著名的书院，这就是“诂经精舍”。
“诂经精舍”是章太炎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书院不完全同于学校，它几乎相当于现今人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诂经精舍”是一个叫阮元的清朝官员兼大学者，在做浙江巡抚任上创办的，目的是重点培养一批精研古代经籍的人才，这些人须具备相当厚实的学习基础，入学后，在老师指导下读书和写作。在这里，自修、自求是最主要的学习方式，个人撰述也受到鼓励，书院会定期出版文集（《诂经精舍文集》曾每三年出版一集），刊载学员写的论文与札记。书院并不授予国家承认的学历和分配工作，因而，它纯粹就是鼓励读书人去钻研学问的教育机构。这种机构也许值得今天主办教育的人参考，而最不宜仿效的，乃是一种社会环境——如果社会唯学历是举，那么，就不会有人肯于到这种不授学历的地方埋头读书，而只要学历、学衔、学位等等成为读书人角逐的目标，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就会降至次要地位，甚至堕为敲门砖式的、耍把戏式的，乃至于拆烂污式的东西。章太炎于1890年入“诂经精舍”，到1897年，不考虑学历、职称等等，一读就是八年，这种学习经历，现在是很难被人效仿了。
在章太炎意欲就读“诂经精舍”的时候，这里的掌门人是名重一时的大学者俞樾先生。
俞樾，号曲园，进士出身，先后做过翰林院庶吉士、河南学政等——这些官位都不低，中年以后不做官了，一意治学和讲学，先后任教于不少书院，而以在“诂经精舍”的时间最长，有三十八年之久。“诂经精舍”在国内引人注目的学术地位是与他分不开的，所以，今日西湖边“诂经精舍”遗址上的建筑物，还被命名为“俞曲园纪念馆”和“俞楼”。他在学术上的主攻方向是经学与诸子，这一方面的著述甚为宏博，最有名的如《诸子平议》《群经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汇编在一起传世的《春在堂全书》，有洋洋五百卷之多。俞先生在当时名气很大，学生不但从国内四面八方来，还有从日本和海外其他地方来的，颇有国际影响。
章太炎的父亲章濬在“诂经精舍”有过一段任职监院的经历，算得上是俞樾的同事，他曾对章太炎这样讲到俞先生：“曲园设教诂经精舍，吾时充监院，相处数岁，今闻其茹蔬念佛，贤士晚节，往往至此。”（章氏笔述，《制言》第43期）章太炎无疑对这位先生崇仰之至，能够受业于这样一位顶级的大学者，实乃自己莫大的幸运。章太炎在其《自述治学》（《制言》第25期）中说：“二十岁，在余杭，谈论每过侪（音柴）辈。忖路径近曲园先生，乃入诂经精舍，陈说者再，先生率未许。”“诂经精舍”或许奉行的是“严进宽出”之规，如前所说，章太炎有家学渊源，经学基础打得很好，其言谈要远远高出于同辈学子，治学路径也与俞先生很接近，入学之初，他数次向俞先生陈述他的学术见解，却皆未获赞许——俞先生是个相当严格乃至有些古板的老师，对这位故人之子，如果不是其学习能力和成绩得到优异的证明，他也绝不会随便点头。
在《自述治学》中，他还记述了当时与俞先生的一段答辩：
先生问：“《礼记·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郑注周三百六十官，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也。《冬官》亡于汉初，周末尚存，何郑注谓《冬官》亡乎？”余谓：“《王制》三卿五大夫，据孔疏，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有小司徒、小司寇、小司空、小司马、小卿而无小宗伯，故大夫之数为五而非六，依《周礼》，当减三百之数，与《冬官》存否无涉也。”先生称善。又问：“《孝经》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谁耶？郑注谓先王为禹，何以孝道始禹耶？”余谓：“《经》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者，明政治上之孝道异寻常人也。夏后世袭，方有政治上之孝道，故孝道始禹。且《孝经》之制，本于夏后；五刑之属三千，语符《吕刑》。三千之刑，周承夏旧，知先王确为禹也。”先生亦以为然。
旁听这样一番讨论，现今的读者会如堕五里雾中，这里也没有必要细加解析，判断是非，只是从这里可以约略想见做这种学问的人是何种思想和言谈风貌。从乾隆、嘉庆以来，有清一代大批学者就做着这样的学问——精研故训，博考事实，无征不信，实事求是，是他们的最高理念，他们要从文字、音韵、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水利乃至金石等等各个维度对儒家经典中的真伪与疑难进行考辨。正像真理是很朴素的一样，这种学问也很素朴，所以，它又有个颇有亲和力的称呼——“朴学”。做这种学问的人高度强调“精审明辨”，就这种学问本身而言，训练很严格，功夫很扎实，当然，过分时也会钻牛角尖，显得迂滞、僵硬。
应该说，俞先生对章太炎这个学生还是相当欣赏的，章太炎不仅入学之前基础很好，入学之后，也十分用功，在同学中，能“知人所不知”，可谓出类拔萃。
将书院建在西子湖畔这样一个“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地方，原意或只是依傍好山好水，更宜读书，不承想这绮丽无比的风光，对学子年轻的心性与定力会是多大的考验。然而，章太炎容或会和三两同学去湖畔散步，去葛岭登山，但并没有征歌逐舞，纸醉金迷。他的家境虽不富甲一方，也颇有田产，做一些适度的“高消费”，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他却甘于过寂寞的书斋生活，整整八年的时光，他心无旁骛，极其专注地钻研古代典籍。他发奋读书，读了大量经学与诸子典籍，像由“诂经精舍”创始人阮元汇刻的《十三经注疏》，多达数百卷，他读到能“暗记”的程度。而清代研究经学集大成的《学海堂经解》《南菁书院经解》这样卷帙浩繁，多达数千卷计的书，他都一一认真读了。一部《通典》，他就通读了九遍，这就为他后来从事的学术研究打下了非常深厚、扎实的功底。我们相信，任何一种学问，哪怕看起来极其枯索乏味，一旦深入其中，并进入较高境界之后，学者自己一定会尝到一种他人无法体会的乐趣。不过，我们从门外人眼光看起来，章太炎那八年在“诂经精舍”的苦读，还真是非有绝大的毅力和韧性不足以支持的。
在这一方面，前辈学者的榜样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诂经精舍”，他常向一位名叫高学治的老先生求教。高先生早已年过古稀，却仍苦学不辍，“犹曰读书，朝必写百名，昼虽倦，不卧也”。老先生除了在治学上给章太炎以教诲外，还特别叮嘱他注重道德上的培养，他回忆说：“先生语炳麟：‘惠、戴以降，朴学之士，炳炳有行列矣；然行义无卓绝可称者，……终莫能逮。夫处陵夷之世，刻志典籍，而操行不衰，常为法式，斯所谓易直弸（音鹏）中，君子也。小子志之！’炳麟拜受教。”（《高先生传》，《太炎文录初编》卷二）高先生的意思是，从乾、嘉两朝惠栋、戴震这些大师以后，堪称“朴学之士”的人也不少了，而若在道义行为上无卓绝可称道，就还不够格，处在现在这种衰落残败的世道，要有志于研究经籍，尤须保持很好的操行，能为人们树立学习的楷模，这就是那种才德都很充实而行事正直的君子了，你要切切记在心上！青年章太炎对他的这番教诲是恭谨领受的。
虽然高老先生对当时一些经师看不上眼，而从汉代以来，经师们显然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那就是对于经学几乎怀有宗教徒般的虔诚和献身精神，异常坚忍和刻苦，在生活上低要求，在研究上严要求。以“诂经精舍”的导师俞先生为例，他即使兴致高时，也“不好声色”，母亲去世后，一直都不吃肉，穿衣也是普通布料，喝的只是清茶而已，生活上简朴之极。诚然，这些人会示人一种不苟言笑、过于古板的面孔，为了经学研究，几乎丧失其他的生活情趣和享受，因为他们相信，非如此养就一种精神，不足以攻克治学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难关。仰慕章太炎的人不能不重视这一点：他在此打下的，不仅是作为国学大师的学识功底，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一种人格精神和作风的训练和培养。没有这种人格精神和作风，他成不了学术大师，也成不了革命先驱。后来，无论是在殖民者的“西牢”中，抑或是在袁世凯施于他的幽禁中；无论是奔波在东北的冰天雪地，抑或跋涉于云贵的荒山野岭，他都坚苦忍形，不避艰辛，实不是偶然致之的。
好了，趁着章太炎正在“诂经精舍”伏案苦读、钻研经籍之时，让我们把目光移开，看一看那时神州大地上，正在酝酿和发生一些什么事。
1890年到1897年间，一个大事件就是1894年中国与日本交战，中国战败。有几个在当时或在未来历史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人物，分别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
李鸿章，这位老态龙钟的清朝重臣，背负“卖国外交”骂名，又要来到谈判桌前，和气焰万丈的战胜国日本使者签订一个新的屈辱条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关条约》。本来，朝廷是委派另外两人去的，日本方面却不予接待，日方这种“看重”，只能使李大人在耻辱柱上愈绑愈紧。经他之手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在中国内地加开沙市、重庆、杭州、苏州四个通商口岸，允许日本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赔偿日本战费二万万两白银，按中国四万万人口计，平均每人合半两。殊不知，此时清朝政府根本还不起赔款，只能拿关税、盐税做抵押，国家命脉尽入他人掌中。而列强还纷纷要求“利益均沾”，瓜分之势已然形成。其后不久，李鸿章黯然调离直隶总督的高位。
康有为，他比章太炎大整十岁，这位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早在1888年就赴京城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件事，而此次上书并未获成功，随后，他回到老家（广东）去讲学，与他并称“康梁”的梁启超，即是在这时候投到他的门下。
康有为显然是一位颇具魅力的学者，梁启超如此描述他与康有为相遇的情形：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为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一）
梁启超年纪不大即科举及第，也是当时一等一的青年学者，然而，一旦接触到康有为，听到他批驳“数百年无用旧学”的高论，竟然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时不知做什么好了。我们今人或许会对康有为那一套老掉牙的言论不屑一顾，只有退回到梁启超们所置身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中，方能体会这种如闻“大海潮音”的极度震撼和兴奋的心情。
广州的长兴学舍和万木草堂，云集诸多如梁启超、陈通甫一类的门生和崇拜者，康有为在那里，“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9页，中华书局，1992］。门生们听康有为的讲课，如沐春风。康师讲课的最大特点是突出经世致用，内容虽大抵还是在中国文史范围，如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有时也讲讲佛学，关键是引入了一种时代的脉息，一种变革的冲动——“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推断的结果是要找出救国之道，这是他们所从未听到的。康有为讲学之余，也从事著述，“旦昼讲学，夕则编书”，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为他日后的变法维新打造理论武器。甲午战争失败后，他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随即，又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强学会”，虽遭当局封禁，势头却颇为强劲。
孙中山，他只比章太炎大两三岁，甲午战争前后，他的经历大略是这样的：在章太炎就读于“诂经精舍”时，他在香港读医科。不过，除医科之外，他还“研究国际法、军事学、海军建设，各种财政学、国政、各种派别的政治学”（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59页，中华书局，1991）。选择这样一种学习范围，肯定是别有怀抱，对于青年孙中山来说，那是怎样一个“挥斥方遒”的时期啊：
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若其他之交游，闻吾言者，不以为大逆不道而避之，则以为中风病狂相视也。予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29页，中华书局，1985）
终于，由“医人”而“医国”，成为青年孙中山的重大选择：“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16页，中华书局，1985）1894年，他到檀香山组建革命会党“兴中会”，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革命家生涯。孙中山和康有为不同，他的目标是推翻清朝政权，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武装斗争，他和他的同志们有共同的行动纲领，他们筹募经费，购买枪械，策划起义。然而，筹划在广州的起义不幸失败了，在朝廷的追捕下，他不得不流亡海外。朝廷决心不放过这个危险人物，一直穷追到底，在英国伦敦，他竟一度落入魔爪，面临解送回国杀头的危险。后在友人帮助下，终于获释，他又来到邻邦日本，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斗争。
最后，我们还要来看一看袁世凯。这个未来的大总统和短命的“洪宪”皇帝，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实在还算不上什么重要角色，按当时官制，他不过是一个地区级官员。他不是读书人出身，在当时国际矛盾热点地区朝鲜工作了十二年，颇有一点“政绩”，被上级看好，并获得较快擢升。这个人应该说是中国社会政治结下的一个怪胎，他最大的智慧是善于以厚黑之道介入权力运作，即无所谓理想和节操，在官场上善于见风使舵，无间不入，以异常充沛的精力攀登权力高峰。甲午战败后，三十七岁的他，已外放浙江温州道，走了走路子，又换了一个靠山，就在北京这边留下了。和现今人们的眼光相似——京城毕竟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不久，他就得到一个新的、也相当重要的职位，要他到直隶总督麾下去组建和督练一支新军。这不只在袁世凯个人历史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非同小可的一件事——他的“小站练兵”，练出了一批后来的北洋军阀，并由他们衍生出雄厚、横强的北方军事势力，而后，竭力阻挡中国民主进程，把现代中国搅得昏天黑地。袁世凯本人也裹挟这股势力，一度攘夺权柄，断送辛亥革命成果。此时正在“诂经精舍”苦读经籍的章太炎，稍后会和他相遇，并大吃他的苦头。
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说过，一个时代的历史就是几千个优秀人物同时演出的一场戏剧。出场人物各自浮游到历史潮流上层，他们代表不同的趋向，又各各发生不同的纠葛，推动历史情节的发展。上述人物中，李鸿章暂时还是一个要角，一个“大咖”，孙中山和章太炎都给他上过书，向他陈述自己的救国志向和方策，希望能获得他的重视和重用，孙中山甚至还托人想谒见他，却因为位卑人轻，被他拒而不见。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即将下场的人物，不待病死，晚清历史的最后几页，也将悄然抹去他的名字。
上场的锣鼓一阵紧似一阵，在未来的历史大戏中，章太炎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