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康美的标准
既然病态美、人工美或妆饰美不符合美的标准，那么论者所建构的健康美或自然美的标准又如何呢? 前述扛日的健美标准是“健全美”，他认为：
所谓健全的美，是指躯干昂直，筋肉丰润，血脉活现，行动活泼，精神焕发，一举一动，都表现青年的朝气。她们不知道什么是呆板，什么是忧愁，她们只是时刻欢跃突进的向上。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整体美，基本上是需要通过运动才能达成的。
论者不但提供健美的标准，也试图寻找健美的实例供女性参照。有论者打破中国传统社会重视病态美的说法，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不完全欣赏病态美，早就有健美女性。罗家伦在《恢复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一文中便表明，中国民族的体格原本是雄健优美的，宋代以后才渐渐退化、颓唐，他特别提出，在足以代表时代心理和风气的文学诗歌中，便出现不少形容男女形体美的作品。另有论者认为，中国当代的乡村妇女也是健美的代表。《妇女新生活月刊》中一幅《实行健美运动者》的漫画，所呈现的便是一位肩挑两大捆稻草的农村妇女。
实行健美运动者
尽管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或当时的社会中可以找到健美的实例，然而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中国的女性是病弱、不健康的，加以健美观是来自西方的，寻找健美典范便多从西方女性着手，强调西方的女性美。早在，1912年，即有人将中西女性的体态做比较，指出：
希腊雕刻多裸体美人像，皆饱满丰盛、鲜研〔妍〕、明媚，吾国无裸体美人，即画像亦渺，虽吾国俗重廉耻，不兴裸体美人，要亦妇女身体大抵瘦弱，裸体不能增美，反为损美也。
《康健的美》的作者雪林则进一步提到，西方人虽然在20岁以前较中国人苍老，但这以后体态样貌就不大改变，她讽刺“中国女子三十而后，容华日渐凋谢，西洋女子到这个年龄，还是一朵盛开的牡丹”。雪林的比喻固然离谱，但这种以西方健美女性为典范的看法，普遍见于健美论述中，于是不够确切或未经考证的论调也一样不胫而走。
多半的论者认为，西方女性能具备健美条件，是因受体能训练或经常运动，他们还特别从欧美各国中寻找健美女性的范例，以供国内女性效法。由于近代体育主要受希腊竞技运动的影响，而且许多人体美的艺术品都以希腊女性为代表，因此不少论者推崇希腊的女性美。以“同心”为笔名的作者即指出：
现在的希腊，已经创造了所谓一般意义上的平均之美人，她们在蔚蓝色的天空下运动着，训练她们强固的身体，且从她们的美感中，再能创出其美，向人间撒播。
除了希腊，其他国家的健美女性也受到论者关注。1928年，美国《体育杂志》发起全国健美体格竞赛活动，据报道者转述，这项活动基本上是鼓励女性运动，并提出“由健康得来的美丽，才是真美丽”的观念。因此，在5000多名参赛者中，中选的戴格勒斯（Ｍａｒｊｏｒｉｅ Ｊａｎｅ Ｄｏｕｇｌｏｕｓ），除体格合乎大会标准外，还同时擅长游泳、骑马、溜冰，打高尔夫球、网球、篮球，以及踢足球等运动。德国女性的健康美也颇受重视，体育专家吴澂赞美道：
德国女子，则为健康而运动，求天然补益——即阳光、空气——而去田径场，皮肤之黧黑，肌肉之丰硕，行动之敏捷不曰粗蛮，而曰健康美也。
笔名“家为”的作者，更清楚地表明，健康美已是当前欧美各国共同的审美标准，他特别引用英国考察家的话：
我人不能以昔日的审美目光，定女子美丑，昔日以美媚胜，今则须以健美为标准。苏联女子现在以操作不让男子，运动更有较男子勤奋者，俾弥补其体力上天然之缺憾。腰臀匀 称，腿臂丰腴刚娜，肤色在白红之间，不施脂粉，充分表现天然之美。而其生活起居，在在较欧美女子简单，亦其为惟一美点，故认苏联女子为世界最美女子，实无疑点。
且不论苏联女性是否是全世界最美的女子，从前述论者对希腊、美国、德国和苏联女性的礼赞，可以看出在论者眼中，健康美是近代女性美的标准，殆无疑义。但重要的是，这种美的标准似乎并不存在于中国社会，而必须引借自西方。换言之，尽管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健美女性，但论者认为这样的健美女性已不复存在，不少人甚至以“病态美”这个词语来概观传统女性、讥讽当时的女性，并强调参照西方各国的健美标准，中国女性需要向西方取经，才能成为真正的美人，这样的美人是必须受过体能训练或擅长运动的。从当时报章杂志的宣导就可看到，享有“健康美”美誉的女性，多半是体坛健将。
二、健康美的影响和论辩
(一)从强国保种、两性平权到吸引异性
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紧扣强国强种的理念，“健康美”的论述也体现国族概念。前述认为病态美造成国民懦弱的钱一苇，极力倡导以健康美、姿态美来养成强壮优秀的国民，他还强调：
只有康健美才能打破中国底积弱，使种类优生化，只有姿态美才能扫荡苟且堕落的丑态，收到民族杰出的效果，如此才能达到国家强盛的途径。
《现代的健康女性》一文虽不着眼于“强种”，但重视“强国”。作者认为只知病态美或孱弱的女性，都应该认清健康美，朝着这个目标“加意锻炼”，使“二万万女同胞，一致走上健康之路”，并在“来日大难”中本着“男女平等”的观念，共同担负责任，是“岂唯一人一家之幸，抑或中华民国渐近于强盛的一大转机”。
在游泳池里
尽管健康美的讨论不乏国族论述，但与从国家民族出发的女子体育的论述相较，“健康”与“美丽”这两个概念，使“健康美”的面向更广泛。在女权运动蓬勃发展的1920和1930年代，有不少人从两性平权的角度，提倡健康美的身体观，女权运动者陈学昭，以她所目睹的法国女性为例，强调法国女性勇于任事，就是因体格强健。她有感而发地指出，从事妇运的人若不重视健康，就如同病人，即使荷了枪、穿了军服，也没有革新的力量。药学家顾学裘也表示，现代妇女既然高唱女权解放，便应该靠实力去争取，自谋生活的独立。不过，他强调女性的体能比不上男性，所以若要和男性一样工作，就必须有健康的身体。
除了承担对国家、社会、家庭的责任，以及争取两性平权，论者也提出为女性婚姻幸福着想的健美观，使女性对健康美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例如，在“新感觉派”郭建英的笔下，1930年代的男孩所欣赏的女性美是“自然的、富有野味的、赤裸裸的、有剧烈的刺激性的美”，而不是用胭脂、雪花膏妆扮成的人工美。而男性喜爱健美女性的说法，显然是时代的趋势，从一些男性的择偶条件中可以得到证实。有人的理想妻子是“伊的身体，极美妙，极健康，不肥不瘦，修短适中，伊能运动，能跳舞，能游泳”，有人认定的娶妻标准则是“体格健全”。来自广西梧州省立二中的李于影更明白地表示：
女子要有“健而美”的体格，在现代的社会呼声最高，由男子找爱人的要求，进而至于男女共同的要求了，因为女子身体健美，不但于女子本身精神上、事业上有关，就是对于传种上子女的遗传尤有关，所以男子要有健强的体魄，女子也应该要有“健而美”的体魄了，我们要打破从前所重视的所谓“娇小、娉婷、婀娜等弱质的“病态美”! 我们今日所需要的粗壮的“ 健康美”! 因这，我欲得一个健而美的身体的爱人。
既然男性多以“健美”为娶妻标准，女性婚后如何继续保持健美体格，当然也受到关注。在《保留美丽的母亲》一文中，作者提出任何女性结婚生子后，都会失去昔日的风采，唯有运动可以使其恢复美丽。她以一位美国母亲为例，说明这位母亲在生产两个孩子后，容貌与健康状况逐渐失色，但经过持续不断的运动，不但体力增加。而且“疾病自消，肌肉丰盈，活泼的美态恢复”。由此，不少论者认为已婚女性的健美是为了丈夫。
1929年《生活周刊》曾介绍国外一位L. M. G. 女士如何借运动“抢回丈夫”的真人实事，据报道，这位女士婚后因疏于保健，常常吃多动少，导致身体变差，形貌憔悴，她的丈夫也因而对她冷淡，为此，她征得丈夫的同意，离家半年，这半年内，她除了每天散步，还固定做15分钟体操，并注意饮食起居，半年后，她不但健康状况大幅改善，还恢复了婚前的美丽，赢回了丈夫的心，此后她继续进行运动，7年未曾停止，因此能保持年轻的样貌。
——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女性为了什么而运动?
1934年，浙江嘉兴地区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嘉兴、中山和明德三所女中，学生最感兴趣的功课除了国语、英语、算学，便是体育。而最有兴趣的运动为篮球和排球。再以松江女中为例，从前面章节中可以看到，该校在校方和学生自治会的努力营造下，全校充满运动氛围，无论是学生还是教职员都投入体育活动，也因此，该校女学生对运动的态度相当积极。
松江女中所做的三种调查，多少反映了这种情形。例如，1930年，松江女中对学生进行心理调查，在“学校生活最快乐的是甚〔什〕么?”的选项中，有运动、团体生活、上课读书、同乐会等，结果填写“运动”的人数最多，计32人，其次是“团体生活”，有23人。
“心里最高兴做的事”这项，有做事达目的、运动、读书、音乐、不补考、功课做毕6个选项，选择“运动”的有12人，仅次于“做事达目的”的14人。而在“最喜欢的学校娱乐（原记：学校里的娱乐顶喜欢）”这项中，167名学生选了运动、下棋和音乐。至于学生最有兴趣的运动又是什么，该校创校5年的调查显示，球类运动排名最高，其中篮球和排球更是深受学生喜爱。另外，该校高中师范科三年级，对全校95名学生所进行的“本校学生职业兴趣调查”也表明，在116种职业中，学生最有兴趣的前3个职业是探险者、银行者、摄影师，并列第4的则分别是当篮球员和侦探员，占全体调查人数的31％。
统计数字固然可以说话，但毕竟是静态资料，而该校学生的叙述可以带给我们更真切的一面王漱兰在《三年来之初中生活》一文中回忆，她就读的班级在运动方面特别出色，从初中一年级起，她的班级就注重运动，教室里挂满各式球类竞赛的锦标。她发现，年龄小的同学对运动特别有兴趣，因此，操场上经常遍布着初一学生的足迹。升上二年级之后，除了球类运动，又增添田径赛的练习，也不断有球赛及庆祝会或慰劳会的召开。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很难有学生能不接受运动。王漱兰便表明，她很喜欢掷篮球，对打球原本没有太大兴趣，但渐渐地，她也爱打球了。她有感而发地说：“虽则很累，可是仍旧爱之不尽。”因此，在初中三年中，运动成为王漱兰的重要生活。
从前述看到，女学生对体育的喜爱，主要来自学校的鼓励，但在被动的因素之外，是否有其他吸引力?撇开体育正课，具趣味性的体育活动，其实已逐渐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一环。一位笔名“雪城”的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在描写交大学生的生活时，便指出学生的生活可以分成衣、食、住、行、读书、运动和娱乐七大项。该校因为有宽阔的操场和游泳池，每到下午四时后，操场上到处是人。夏天时，游泳池也是挤满了人。除了交大的学生，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在陈述校园生活时，也都会提到校园运动的情景。笔名“忍之”的作者记载医学生的生活时，便描述不少学生利用清晨或晚上健身，例如散步、翻杆子、跳高、跳远、练拳、击剑、打球等。曾在海军界服务的池孟彬在接受口述访问时，对运动的喜爱溢于言表。他提到小时候，上海很流行一种踢小皮球的运动，他曾是校队一员，而且因为非常喜爱足球，为了看李惠堂、周贤言的比赛，还和同学一起逃课。
这三位的叙述主要针对男学生，但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女学生群体中。通过短文、自传、口述访问、校刊、日记和信函，我们不仅看到体育如何融入女学生的生活，也发现女学生做运动的理由相当多样。
金安平《合肥四姊妹——一段历史》这本书，曾对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做过一些描述。例如，“她长的〔得〕黑，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小男生，又胖又壮，样子粗粗的，没有闺秀气”，以及从来没有家人注意她的容貌丰姿，等等。而19岁以后的张兆和，却吸引不少男性，仰慕者还给她取“黑凤”“黑牡丹”这类绰号。因此，包括她的家人和她自己都十分意外。还有，当张兆和在暨南大学住校读书时，沈从文因为记挂着这位“脸黑黑的美人”，曾幻想着张兆和那种“晨起做操的生活规律”。
其实，光就“意外”和“幻想”的陈述，我们无法明白个中原因。幸而1929年和1931年的《申报》给了答案。就《申报》的报道，当年张兆和是中公中学女子篮球队的队长，还邀请复旦大学女子篮球队赛球。这些讯息清楚地告诉我们，张兆和是一位擅长体育的女性，在倡导“体育能带来健康美”的时代，张兆和既胖又壮、既黑又粗的样貌，正迎合了当时的时髦口号，难怪能吸引众多男性的青睐，而运动显然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否则沈从文不会对张兆和产生“晨起做操”的想象。
至于女学生做运动是为了什么。资料显示，有的人抱着崇高的想法。例如，毕业自爱国女学校体育科的张载飞便表明，她之所以远离四川，千里迢迢地到上海念体育，是因为受到“有了健强的身体，然后能作伟大的事业”，“要有健强的身体，非提倡体育不为”这些观念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四川缺乏体育人才，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到上海求学。无独有偶，浙江鄞县女中赵美珍也认为，该校同学每天踊跃地做各种运动，目的就是“想为学校争名誉，为个人争光荣”。
但有的人只是为了锻炼身体或个人兴趣。曾宝荪记得，10岁时（1903年），她就会练气打坐，还传授给家中的姐弟们。谢冰莹也提及，就读湖南益阳信义女校时，她每天主动打哑铃，练身体。而为健康而运动的女性，还包括女运动员。第六届全运会的短跑高手李森回忆，在四五岁以前，她的身体并不好，因为喜好运动，她的身体才逐渐强健，所以她感悟到“一个人底身体健康，倘若自己肯努力锻炼，就不愁不会改进”。至于吴舜文，则表明，进中西女塾念书时，学校已经有健身房和网球场，个性活泼的她，因身手矫捷，曾是排球、篮球、垒球的校队队员，因此，当时多半女同学憧憬着爱情，而她却喜欢流连于户外活动。一位署名“蕙芳”的女学生在日记上写着，她很注重运动，经常邀约同学到校园拍球，有一次，因为很久没有拍球，她竟然感到“心殊怅怅”。
还有人不仅自己注重运动，也鼓励自己的同学做运动。例如，袁琰希望她的同学不要颓废沮丧，在给同学的信中，就提出以“动”来调适身心的观点，她认为“玩玩球艺或者习习拳术”，能使心境愉快，体魄强健。就读于上海持志大学的钱小姐，更是古道热肠，除了自己常利用课余向男同学或初中部的同学学习射击，还主动为同学组织篮球队，聘请专家担任教练，而且每天清晨，她就吹着银笛，叫醒同学们练球。有意思的是，有的女同学还劝导异性运动。蕙芳的日记曾记载着，她鼓励男友利用课余打网球，她的理由是“此事可尝为之，且于卫生有益”。
由上可知，有部分女学生是以主动的态度接受体育运动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尚武”“体育救国”的声浪中，固然有女学生也高喊或认同这些口号，就如第一章曾提到，女学生经由文章的书写，表达这类看法。但回归到个人的生活，可以看到女学生的运动观，不全然围绕着国家民族，有的人是为了乡里、学校，而更多的是为了自己。
——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漫画民众日常运动生活
自从自行车在清末传入中国之后，除了女校运动会有自行车表演，骑自行车的风气也走入民间。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热爱骑车的不只有男性，也有女性。毕竟骑车的女性不多，因此许多家紧抓住这新鲜素材，描绘出女性骑车的各种样子。
《图画日报》的《上海曲院之现象：金谷香尘走钿车》，以上海张家花园为背景，绘出两位金莲女孩骑自行车的图像。另一幅《上海社会之现象：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则画了六位少女群聚骑车的样貌，副题写着：“每当马路人迹略稀之地，时有女郎三五，试车飞行。”足见这时期女性骑自行车的风靡，甚至三寸金莲也喜爱骑车。
上海社会之现象：妇女亦乘脚踏车之敏捷
更有趣的是，每有女性骑车过街，便引来围观者。当时文艺作家把女性骑自行车的情景写入小说中，《九尾龟》这部小说，描述了穿着尖头缎靴的妓女沈二宝有一回骑车逛马路，把路人的视线都给吸引住了，大伙儿跟着她忽东忽西，还有人拍手喝彩。而类似这样的场景，也出现在漫画里。
《浅说画报》中的《自行车将来大兴》这幅画，就传神地画下这样一幕：画的两旁站着围观的群众，他们正在观赏一位戴着眼镜、骑自行车上街的女性。原来画中的女主角是济南城市某户人家的姨太太，她正骑车前往凤鸣茶园看戏。有意思的是，画家借由这位姨太太向大众展示的眼镜、自行车，是当时最时髦的行头。
自行车将来大兴
另一幅《女界特别现像〔象〕》呈现得更是趣味十足。画中一位年约二十岁的旗人妇女，双手握着车把、双足凌空倒钩。另一旁则站着一位男学生，像是在看特技表演，还鼓掌叫好。但从副题才得知，这位男学生的举动，引来骑车女性的痛斥，最后他只好讪讪然离去。
女界特别现象
到1920年代，骑自行车的女性越来越多。《浙江民报画报》的画家杨士猷，把在杭州西湖附近悠然自得骑车的女孩样貌画了下来，上面还有副题：
纤细蛮腰掌上身，自由车驾自由人，风驰电闪湖滨路，知尔回肠似转轮。
和表演自行车特技的旗人妇女一样，在湖滨路骑车的女孩也是天足，这幅画的特色是，画中的车型款式和前三幅不同，而为这幅画题词的张然犀还套用当时流行的“自由”观念，让画中女孩沉浸在自由的氛围里。
自由车驾自由人
在北方，女孩除了会骑自行车，还喜好溜冰，《北京报》就出现两名少女在溜冰场溜冰的图景，旁边还有男学生也在溜冰。 这一幕不但画出女性外出运动，也告诉我们，男女界限已经不再泾渭分明。
跑冰场
在清末民初，不仅自行车受到注意，由团体表演的体操也引起民间妇女的兴趣。《北京白话画图日报》表示，有一天该报社的访客在北京的西直门大药局前听到两名旗人妇女大谈体操步伐，随即这两人就当街练起开步走，于是该社根据访客的描述，以“妇人研究体操”为题，画下了以下这个景象，副题还写着：“妇女都研究体操，中国的尚武，总该有进步了吧!”
另外，《明眸皓腕》则画出缠足妇女打撞球的样貌。在这幅漫画中，除了服装不同，我们几乎很难区分这个场景和当今有何差别。
妇人研究体操
明眸皓腕
当运动成为都会女性的时尚文化，漫画家也巧妙地利用运动用品，勾勒出女性柔媚的姿态，给人赏心悦目的感受。《家庭周刊》指出：清末民初的女性虽然在体育场中的风头比不上 １９３０ 年代，但在平津一带，还是可以看到运动时打扮的女性。随文画着一位时装妇女，短衣缠足，手持网球拍子，颇有妩媚模样，作者说明：“妩媚之中，流露一种雄健之气，倒也别致可羡。”虽然画中的女性看来只是故作姿态，然而，该刊认为，运动在这时期已成为一种时髦玩意儿。
至于郭建英在 １９３４ 年发表的《春之姿态美》这幅画，和上一幅画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以悠闲女性为素材，但换成近代新女性持高尔夫球杆，做打球状。
手持网球拍的妇女
春之姿态美
——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健康美与女性特质
女子运动竞赛除了展现尚武和民族精神，也不断地提到“健康美”。《玲珑》曾在第五届全运会出版“健康专号”，这本专号主要在倡导运动与健康的关系，例如在《运动乃康健之门》这个标题下，呈现两帧相片，即两江女子体专某运动员的跳远照和摔角选手孟健丽的休憩照，在孟健丽的照片旁，写着：“孟健丽的健康是多运动而赚来的，擦粉、打麻雀、看夜戏，是无能为力的!”此外，１９３３ 年上海市举行第二届中学联合运动会，《玲珑》的摄影师不但拍下女运动员掷铅球、百米赛跑和跳高的写真，还以“健美的姿势”为标题 形容她们。
１９３３ 年上海市第二届中学联合运动会
女子健美的讨论，多半以女运动员为典范。有论者认为都会女性追逐时尚，忽视体格的健美，应以杨秀琼为学习对象，指出：
都会女子! 何不幡然受悟，毅然实行，努力于体育之锻炼，则全国各地，将群起效仿，不独裨益个人之健康，且可树立全国之先声矣。
１９３１ 年上海市第二届运动会中女运动员跳栏和起跑的场景
除了健美，女子在运动会上的表现，是否还有其他意涵? 笔名“伊”的记者，在参观江苏镇江举行的省运动会之后，发现在这个运动会中，女子参加田径赛，是往昔所没有的，他指出：“旧时一般运动家，且谓女子体力，不宜作激烈运动，今则一跃而能有优胜之成绩，不可谓非运动之大进步，亦即男女体力平均发达前途之好现像〔象〕。”这段话显示，受女性不断在体坛上有杰出表现的影响，原 本认为女性不适合做剧烈运动的论者，开始松动他们的看法，不再坚持女性的体力不如男性。而上海女运动员被拍到的起跑和跳栏的英姿（图94），似也在告诉读者，女性用她们的体力，挑战了性别界限。
在第五届全运会中，女运动员的突出表现，受到各界肯定，其中女子田径和女子游泳的成绩，分别打破全国纪录，这是以往不曾有的盛况。因此许多人认为，这种现象显示女性对运动逐渐重视。有人甚至预料“女子体格将渐渐变得强健”，“女子将来不至再居被动地位”，“从体格的锻炼中，将要造成新女性的典型”，但也提醒大家，乐观之余，必须注意女选手主要来自学校，而一般女性仍然漠视运动。
霍健游认为第五届全运的女选手带给众人很好的印象，大致有四点：（一）在运动精神上，男子足赛发生互殴事件，女选手却没有这个问题，她们大多表现了“仁侠精神”。（二）不怕失败的奋斗。（三）保持淳朴美，除来自大都会的选手外，内地的多数选手朴素无华，给观众深刻印象。（四）这次优胜的女选手，很少骄盈自满，又如福建女篮队奋战到底，虽以一分落败而饮泣，却令人无限同情。
1936年，代表中国参加奥运的5名女运动员，因为没有在奥运中获得分数，受到不少指责，但论者认为不应对其加以责怪，因为“我国女子的先天的体格方面已经吃亏，加上提倡不积极、方法不完善、组织不健全，所以在效果方面跟不上别的国家”。 论者甚至指出，她们能代表国人参加奥运，事实上已有两层重要意义：（一） 使我国的女子能够到外国开开眼界，获得较深的认识。（二）打破了外国人对我国人的误解。特别是第二点，让欧洲人不再以为中国女性仍旧缠小脚、弱不禁风，而是知道中国也有雄赳赳的新女性。
——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女运动员成为运动会的宠儿
当女性有机会在运动场参加竞赛时，记者观察到她们受到的待遇，以及她们的表现，连男性都得退避三舍，这种情形在第四到第六届全运会中，最为明显。
第四届全运会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在全国性运动会上正式登场，因此，深受媒体关切。《申报》的编辑在该报“全国运动大会特刊”的引言中，把女运动员参加第四届全运会这件事，视为这次大会的特色之一：
我国女子素以娇小文秀为美观，不出远道为习尚，而今一般肌肉丰满、短衣露腿、矫健美丽之女子，雄纠纠〔赳赳〕驰骋于运动场上，虽东北西南两隅，亦不嫌路途之跋涉，均来比赛：可见我国体育已普及于女子。
而大会也对与会的女性相当礼遇，开幕的游行队伍，以女性在前，男性殿后，代表演说或领取奖品等，同样是女先男后。其实比第四届全运会早半年召开的江苏省运动会，邀请当时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的杨杏佛颁奖时，也是先颁女性，再颁男性，一时传为美德，而杨杏佛这样的做法，主要在提倡“女子体育”。
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典礼
事实上，这之后女性选手不但有机会在全国运动会亮相，她们出席的比例也不断增加，而竞赛的成绩更是杰出。例如，1933年的第五届全运会是在东北沦陷之后举行的，会场设在新盖好的南京中央大运动场，规模相当宏大，可容纳6万名观众，开幕期间，运动会场人山人海。出席这次运动会的选手共有2259名，其中男选手1632名、女选手627名，是历年来女性参加运动会人数之最，其中上海、北平、河北、天津、广东、南京的女选手占绝大多数，大约90％。再加上女子竞赛项目的增加，女性参赛的人数远超过第四届，女子篮球就有17队，选手人数计100多人，女子排球也有14队。
到第六届全运会时，女选手更成为大众瞩目的焦点。据《时报》记者南方张的调查，不管是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看运动或看报的人都承认这个事实。这次运动会上，11项田径赛中，女性打破全国纪录的占了７项，领先男性，因此，女子的体育受到很大的肯定。同时，这次参赛的女运动员较多，大会对女运动员住处的安排比男运动员优厚。女运动员的宿舍在体育馆内，只是环境较嘈杂。男运动员的住处则地方狭窄、光线不佳、空气不流通。对于这个有天壤之别的待遇，有男运动员忍不住感叹：“但愿生为儿女〔女儿〕身。”
除此之外，在大型的运动会里，有不少女性穿梭其中，参与各种活动，这也引起记者注意。南方张就指出，第六届全运会中处处都看得到女性的身影：女童子军、女招待、女护士之外，还有负责颁奖的要人妻子、女性播音员、女记者、女速写漫画家。而在女选手宿舍服务的，从管事到侍役，都是女性。至于场外商店的职员或接待，也无不是女性。因此，南方张夸张地说：“全运会是属于女人的!”
（二）争奇斗艳
事实上，面对运动场上的众多女性，记者最感兴趣的还是女运动员的一举一动。而对女运动员来说，运动会是一种公开活动，为赢得观众的好感，她们不仅向观众展示运动技术，也讲究自身的外观，甚至以摩登、新派的装束引领时尚，让记者得以借题发挥。女运动员参加竞赛时，究竟应该梳何种发型，穿何种服装?关于这些，早期并没有硬性规定，随着运动竞赛规则的日趋严格，运动选手的服装开始受到重视，在大型的运动会中，为了与不同队伍做区隔，每一团队都有自己的装束，许多团队更以特殊造型包装自己，以吸引观众。
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全运会，共有36个团体参加，女选手计200多人，每个地区都展现不同的姿容或服装。据记者报道：
辽宁女选手，则姿势挺拔，且身度较高，广东则英武活泼，长江一带，则流丽矫健，服色在北方多深沉，中部多鲜艳，南方多奇异，颇足以代表各地之风俗习性。
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选手绕场游行
其中发型的款式更成为焦点。以1927年的远东运动会为例，当时代表中华队参赛的华东女排队员，全体梳着短发出场比赛，与束着发辫的对手——日本女选手，形成强烈对比，在短发才刚流行的时代，华东队的发式确实“艳惊四座”。《申报》记者林泽苍在报道这一幕之外，还引了胡适的话指出，日本各界反对剪发，并取“摩登”（ｍｏｄｅｒｎ）的谐音，讽刺短发为“毛断”，但在林泽苍眼中，中华球员的短发是新女性的标志。事实上，蓄短发，穿着白衣黑裤、软底鞋和短筒袜的女运动员扮相，在1930年代已经成为国际运动赛中的标准打扮，但对中国的观众而言，这是最摩登的式样。也因此，以这种造型上场的女运动员便顶着摩登和新女性的标志，吸引着记者和观众的目光，一旦女运动选手都以短装短发出场，其他的妆扮就都变成另类。在1930年的全运会中，上海女选手殷林贞没有剪发，便有记者认为，这给人“美中不足”的感觉。
——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体育救国的女子体育观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笼罩在追求和平、扬弃军国民主义的氛围中。为了顺应世界趋势，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会议中提出，军国民主义已不合乎新教育的潮流，学校应自行改进体育教学。然而，就在这一年，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不公平处置方式，让清末“救亡图存”的历史记忆再度被唤醒。当5月4日，北京学生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开展示威运动时，蕴含在军国民教育中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因为军国民教育的降温而消逝，反而从这一刻开始，更加波澜壮阔。倡导民族主义的人，从知识分子扩大到男女学生、政党人士。民族主义的宣传则随着接二连三的政治事件——“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反基督教运动，蔓延到各大城市。“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成为这期间的流行口号，不仅共产党拥抱“反帝国主义”，1926年，国民党誓师北伐时，也标举“反帝”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引发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国民政府也借此有计划地推动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思潮冲击整个社会。在到处洋溢着的救国的呼声下，“体育救国”这个名词，和当时的“跳舞救国”“明星救国”“航空救国”这类名词一样，成为摩登新名词，在本质上，“体育救国”承袭了“保国强种”的概念，呼吁民众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
（一）“新妇女”“新女性”与“摩登女性”的出现
“国民之母”“女国民”这类词原本是从“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中衍生而出的。尽管民族主义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持续发酵，“五四”前后知识界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却是从多重文化去启蒙思想的。因此，具政治意义的“女国民”，逐渐被新的女性形象取代，“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这些名词踵继出现，以“妇女”为名的杂志也充斥出版界，明显体现女性形象走向缤纷多元。
“新妇女”所指的是有能力、有思想的独立自主女性，正呼应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附属品”的论调。较晚登场的“新女性”“摩登女性”，虽然人们对其有正反两面的评价，但多数人仍把她们放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层面看待。以被批判最多的“摩登女性”为例，笔名“杞后”的作者认为，“摩登”这个词有“新”“不落伍”的意思，凡是和“摩登”有关的事物，必须具有“现代化”“时代化”的实质。而“摩登女性”应该有三个条件：“要有健全的躯体”“要有坚强的意志”“要有固定的职业”。换言之，不管“新妇女”“新女性”还是“摩登女性”，全是时代的产物，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下，成为自主、自动、自觉和自决的人，是这项运动的主旋律。不过，1924年之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声浪的高涨，使“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的角色不只要表现个体，还必须融入国家民族这个大群体中。
1927年上海“五卅”纪念日游行示威的女学生
事实上，1919年5月7日，在为响应“五四”运动而成立的“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揭开了这时期知识女性投入爱国运动的序幕后，在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事件中，女性都不曾缺席，国民党或共产党的组织中也不乏女性身影。不可否认地，“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女性当“人”的舆论，让“新妇女”“新女性”“摩登女性”从论述中走出，以实际行动参与救国工程。值得注意的是，从“五四”到北伐前，女性既不忘报国，更致力于女权的争取。但北伐之后，女权的争取固然继续存在，在“解放民族”的前提下，许多男女知识分子或政党人士却认为，妇女的解放是次要的，因此政治动员高于女权要求。1931年的日本侵华事件，让更多妇女把个人生死与国家存亡结合，“复兴民族”成为这时期的主调。和清末民初的情境相同的是，为了“复兴民族”，如何健全体魄的言论再度成为论述的焦点。不过，清末以降，女学生的身体改造已经成为学校体育教学的一环，论者对女性身体的论述，除主张锻炼体能外，还有更多元、不同面向的期待。
（二）从“保国强种”到“体育救国”
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教育体制进入崭新阶段，学校教育由模仿日本改为模仿美国，体育课程也较过去多样，不仅授课时数增加，课程内容也不再以呆板的体操或兵操为主，而是加入田径、球类等活泼的运动项目。同一时期，美国体育专家麦克乐（C.H.MCColy）及我国留美的体育学者，先后引进美国的自然体育理论，提出“体育即生活”的口号，军事化的体育教学方式不再引起他们的兴趣。清末以来展开的各种运动会项目，也在此时有新的变化，运动场上的主戏是田径、球类等竞技运动，而不是讲求整齐划一的体操表演。女学生的体能训练目标则从成为“国民之母”“女国民”，转为成为具有运动长才的“新妇女”“新女性”或“摩登女性”。
然而，尽管学校体育走入生活化，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也没有提出军国民思想，但这并不表示尚武的体育观不再存在；经过长期的宣传，这个概念其实已深入知识分子的心中和日常生活。共产党员恽代英的日记中，不时出现读体育、做体操或练八段锦的记录，1917年，他还撰写和翻译了不少与体育有关的著作。体育专家郝更生之所以决定改念美国春田大学体育系，除了发现1919年前后，体育是新颖而获重视的学科，也是因为“体育救国”在他心目中形成强烈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他记得，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徐志摩时，徐志摩为他的选择感到高兴，还表示“提倡体育，是复兴国家民族的根本大计”。
到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积极展开时，民族主义思潮走入极致，有的学校又恢复尚武的体育教学。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揭橥体育与军事教育政策，接着又先后颁布法令，强化这项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加强民族意识，通过体育课程来保家卫国的观念的热度再度升高。在国民政府和体育界人士的桴鼓相应下，体育军事化和体育救国的论调广为流传。全国瞩目的全国运动会，也不断借由开幕演讲，标举体育与复兴民族的关系。例如，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于1930年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中，提到“有健全之体魄，始有健全之精神；合健全之国民，始成健全之民族”，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则在1933年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中强调：
一般国民之体质体力与民族之兴衰相关至钜。体格强健之民族，其表现为创造，为进取，体格衰弱之民族，其表现为苟安，为退化。故发展国民体育，亦即延续民族生命之重要途径。
诸如此类的表述更不时出现在当时的期刊报纸中。影响所及，清末民初以“保国强种”“国民之母”倡导的女子体育理念，继续被沿用。1934年，一篇名为《怎样才配做一个健全的女子》的文章指出，目前男女平等只是表面平等，这从妇女在社会的地位便可以看出，离解放女性的目标仍很遥远，因此作者建议以锻炼体格来健全女子，他强调“一个民族之所以能永远生存，是以优生强种做基础”。致力于武术事业的张之江，在上海中华女子神学院的毕业典礼上，一则呼吁女性要养成健全体魄，如此才能谈两性平等，另则又认为女性应以“国民之母”自命，肩负国民体格强弱的重任。虽然“保国强种”“国民之母”这类老生常谈之词大为减少，但是换成了“女性是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妇女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始能救国，并生产健康的下一代”的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当“体育救国”一类的语词广泛流行时，许多论者强调的是女子体育能复兴民族或是救国的一面，而不再过度着眼于“强种”的观念。从1936年《中华女中校刊》举办的《我之救国谈》《国难期中之妇女》征文中普遍看到，女学生认为在无分男女的抗日号召下，女学生应借由体育达成救国的心志。《闲话妇女：妇女健康美的养成》一文的文末也写着：
在此祖国风云紧急的当儿，我们要求生存，必须振起精神，冲过此狂风暴浪，挽祖国于狂澜，拯民族于虎口，这都是我们中华同胞每个人都应负着的责任。但担负这种责任的力量，就是健康。换言之，就是我们有了强健的体格，健全的精神，健全的智慧，才能担负起这救国的责任!妇女同胞们，可不努力吗!
体育专家萧忠国在《提倡女子体育与中华民族之复兴》一文中，甚至表明女子体育不但有利于民族复兴，而且远较空谈女子解放或自由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清末民初的论者借用西方的例子，鼓励女性健身强国；这时期的论者也指出，要求女性运动已是世界趋势。1934年，上海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在正行女子职业学校演讲时，特别以上海正上映的苏俄妇女健身影片《健美的女性》为例，提出这部影片主要在宣传苏俄妇女对运动的重视，并强调自从欧战之后，俄国、意大利和德国都十分注重女子体格的锻炼。潘公展还认为，对于中华民族的兴盛，女学生的责任重大，因此应该注重体格的锻炼。
由上观之，相较于清末民初，“五四”前后到1937年间，倡导女子体育的论者有很大程度的变化，除了思想家，还包括体育专家、政治人物、女权运动者及女学生。这时期，由于体育活动已逐渐深入学校和社会，论者对体育的讨论较过去更实际，但面对纷至沓来的政治事件，不少论者仍摆脱不掉救亡图存的体育论述。因此，虽然知识界对女性形象的形塑，从泛政治化转为鼓励女子的独立自主，女权思潮也在这时期蓬勃发展，许多论者却认为，和男性一样，女性的身体也应该汇归到拯救国家、民族的大洪流中。只不过，随着1920和1930年代传播媒体、消费文化及电影工业的快速发展，泛政治化的女子体育论述并不能一枝独秀。
——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运动场上的两性关系：相互提携或互不相让?
当各学校掀起运动风潮时，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随之出现变化。男女共学本是希望减少两性的差异，并达成双方的和谐。但异性初次接触时，难免对彼此充满好奇，女学生的体育活动更吸引男同学注意，他们不是相聚围观，便是品头论足，让女同学备受压力。例如，上海光华中学为鼓励女学生运动，特别为她们设置专用操场，结果每次女学生做体操时，男同学便蜂拥而至，并大声喊叫着“她的头发烫的〔得〕太松”“她是个八字脚”等。这种“无微不至”的批判，闹得女学生害怕上体育课，学校的体育部只好将她们专用的操场围上篱笆，杜绝男学生围观。
不过，在一些校园里，确实可以感受到两性在运动场上的相互提携。浙江中学的女子篮球队曾指出，她们经常和男同学一起练球，球艺之能突飞猛进，便是受益于有机会和男同学练球。而上海大同大学成立女子排球队后，因为体育指导无暇兼顾，女同学找来四位男同学指导球技，短短两周之后，这支球队与著名的排球队——民立女中和务本女中赛球时，竟然仅以些微比分输给——对方。
只不过，这种“提携”有时会被女学生当成绊脚石。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当该校开始招收女学生时，男同学对这群“稀有动物”满怀好奇。其中，女学生的运动特别受到男学生的注意，为了游泳的问题，男女同学曾剑拔弩张。该校的游泳池向来是由男学生独享的，学校为鼓励女学生游泳，曾通知男同学游泳必须穿泳衣，以方便女生同时游泳。但女同学认为，男女同泳是可耻的事，于是全体联署，要求校方另外安排女学生游泳时间。在校方同意下，女学生终于拥有自由游泳的时间，却也因此引起男同学观赏的兴趣，女同学只好在游泳时间锁上大门，谢绝围观。男同学败兴而归后，有一天竟然以霸王硬上弓的方式，打开铁门直闯游泳池畔观看，女同学既气愤又无奈。这之后，男女同学便就游泳问题在《交大日刊》中展开笔战。男生的理由是：
现在既然提倡男女平等，男子游泳时，女子可以参观。为何女子游泳，男子就不能参观?
他们还指出，体育馆是公共场所，在开放时间，谁也不能封锁。女生则反驳：
美国是最文明的国家，但也没有男女同游。而且在女生没有答应男生参观之先，不应当就一哄而入。
还有女同学表明，她们初次游泳不免畏缩，也不愿意被男同学嘲笑。然而，男同学却振振有词，认为女生的游泳技术不精，若能和男同学切磋，便能进步得更快，何苦“闭关自守，自甘小就”?他们还以清华大学和沪江中学早已实行男女同游的例子，讽刺交大女生过于保守。这个喧腾多日的游泳事件，因为报纸没有继续报道，最后如何收场，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当时西方国家的游泳运动虽然起步较早，但观念并不是那么开放，比如美国的学校游泳池有许多是规定男女学生须分开使用的。
除了好奇，有的男生还试图利用运动引起女同学的注意。笔名“墨达”的男学生指出，男学生运动时，最希望有女同学在场，他就读的工学院，自从有女同学之后，男学生开始注重形象，而且运动场上出现许多“新兴运动家”，他们“一遇有女同学在旁的时候，玩得更特别起劲”。但也有男同学以促狭的方式，引发女同学注意。复旦大学的溜冰场刚开幕不久，涌进许多男女同学，有男同学便故意拦阻溜冰女同学的去路，还有人跌坐地上刁难女同学。虽然有女学生因此摔倒，但和光华、交大不一样的是，复旦的女学生不从溜冰场退去，或和男同学激辩，反而是相互牵手，继续溜冰，来抵挡男同学的恶作剧。
同样地，金陵女大体育系毕业的王明霞回忆，骑自行车是金陵女大体育系的必修课，不会骑自行车，就不能毕业。当时她们骑车上街，很引人注目，有些好事的男生常常有意撞上来，但王明霞并不怕，她说“你撞我，我也撞你，金陵女大的学生可不是好惹的”。1935年《玲珑》刊登盛履谦拍摄的这张题名《冲》的写真，似说明这时代女性的无所畏惧。最有意思的是，除了服饰不同，她们骑车的架势，和当下女性别无二致。
冲
男女学生互不相让的情形，在运动风气较兴盛的学校经常发生，甚至还引发冲突。1929年，上海劳动中学的校园便曾出现男女同学争夺球场的激烈场面。据报道，自该校球队与日俱增以来，因学校的运动场所和运动设备并未相对增加，为争取练球的机会，球队间经常发生争端，这场冲突便是因此而起。当日原是女子球队的练球时间，有两支男子球队竟要求女同学退场，让他们比赛，女球队早已因男子队赛球，牺牲多次掷篮机会，因此拒不退让。一名男同学便故意将女同学失手的球踢入水田中，女同学也不甘示弱，夺走男同学的球，同样丢入水田中。在双方情绪都失控的情况下，有一名男同学下水捡起他们的球，却将女同学的球丢得更远，女同学见此情形，倍感受辱，于是：
也有一个密斯发义愤，连鞋袜也没有脱，踏下水田去，拾取这球，而且把男同学的一个也劫来，送交训育课。
其后双方虽各派代表谈判，却相持不下，争辩达两个小时，直到训育主任再三规劝，这场纷争始告平息。
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呈现这些故事，是希望了解在男女共学的校园中，女子运动是如何发展的，女学生又是以何种方式突破男同学异样的眼光的。从上面这些故事来看，在男女共学的校园中，男女的运动场所越是被区隔开，越是带来问题，毕竟年轻男性对异性有相当程度的好奇，光华中学和交通大学便遇到这个问题。不过，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在刚投入运动或运动技术还不够成熟的时期，不是每位女同学都期待男同学观赏她们运动，或邀请男同学当体育指导，且男同学的揶揄或戏弄还会让她们退缩。再者，男学生以看热闹的心情去观看女同学运动，或摆出好为人师的姿态，都让这群知识女性无法忍受。但不管如何，女学生还是要从男性丛林中走出去，因此随着运动竞赛的增加，女性逐渐摆脱她们的不自在，甚至勇于与男同学竞赛，在下一节中，我会描述这些情形。
事实上，根据罗文（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Ａ.Ｌｏｗｅ）的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学校，也曾发生男女学生之间的运动空间问题。例如，专收女生的史密斯学院（ＳｍｉｔｈＣｏｌｌｅｇｅ），在没有性别压力的情况下，女学生非常投入体育活动，而在男女生兼收的康奈尔（Ｃｏｒｎｅｌｌ）大学，运动场几乎被男学生霸占，女学生的体育活动受到限制。罗文的书中，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这时期的美国女学生是否像中国女学生一样极力为自己争取运动空间，因此，我们无法明白美国女学生的态度。不过，交大、复旦大学和劳动中学女学生的强烈反应让我们看到，过去很少在公领域活动的中国女性，一旦有机会在公领域活动，便不会放弃争取公领域的空间。即使是在男性操控的场域，她们也不完全退让，特别是在这个场域中的公平性被破坏时，她们会设法进入核心或诉求正义。其实这也是1920和1930年代许多中国女性的特质，她们争取的不只是运动的空间，还包括教育、政治和职业的空间。
——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运动场外的花絮报道
大众对这个社会新群体的关注，不止于她们在运动场上叱咤风云的那一刻，还包括她们在场边或场外的各种动向。为了满足大众，女运动员离场之后，记者仍如影随形地跟踪她们，试图通过文字和摄影镜头，将她们再现于大众眼前，因此，女运动员在场外活动时，几乎无所遁形。针对这类花边新闻，各报刊记者采用“花絮”“写生”“巡礼”“快镜”等专题，尽情报道，完全不顾报道方式或内容是否侵犯了运动员的隐私。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性运动会上，记者不仅留意性别差异，也注意地方属性，因此，随着记者观察角度的不同，女运动员给读者的印象是相当多面的，甚至是超乎运动场上所看到的。
一、从公共场所到私密空间的女运动员
运动会期间，运动场是女性运动选手的主要活动舞台，观众席、宿舍或街头，都有她们的身影，她们的角色也是多变的，可以从演出者转为观赏者，或是消费大众，做任何她们想做的事。然而，和一般大众不同的是，女选手无法自由自在地闲逛，她们的身旁始终围绕着各种关注的眼神，媒体记者更是寸步不离。特别是大型运动会开幕后，各报纸无不以特刊连载运动会的实况，直到运动会闭幕。
（一）观众席的一隅
由于女运动员离场后的活动不是记者能全盘掌握的，为了炒热运动会新闻，多半的报道是即兴式的，所以其中一大特色是，媒体笔下的女运动员形象，和竞赛时的有很大的落差。以观赛为例，在第六届全运会的一场球赛中，《玲珑》的记者发现，坐在观众席的许多女选手都带着绒线编织，看得兴奋时，还以脚代手不断地击着地面，记者以“有如鸟儿在笼中挣扎”来形容这滑稽的一幕。从这则报道中，读者不只看到一群女运动员如何地手脚并用，也认识到来自学校的女运动员其实和多数女学生没有两样，运动仅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闲暇时，她们和其他女学生一样，都喜欢织毛衣，因此，当时织毛衣的流行文化，被她们带入运动场边。而这则报道还凸显了运动员的性别特质，因为如果是男运动员观赛，不可能有织毛衣这样的动作。
（二）街头店家巡礼
到了运动场外的街头，女运动员又呈现何种样貌?例如全运会主要在大城市举行，对来自各地的运动员来讲，除了参加运动竞赛，他们很难不被城市散发出的诱惑吸引，像是在杭州、南京和上海召开的全运会，更让内地的运动员流连忘返，甚至大方消费。前章提到的陈湄泉，她的父亲因为对她能代表学校参加全运会非常兴奋，特别给了她两百银元的旅费。参会期间，她游览太湖、梅园和西湖，还到上海的永安、先施两大百货公司大采购，把父亲给她的两百银元，花到只剩五六十元。报道第五届全运会的《大晚报》记者也发现，当各项运动比赛结束后，女选手纷纷“脱却征衣，换上红妆”，终日旗袍革履，徘徊在各地。
一位《玲珑》的记者以“采风”为名，观看第五届全运会不同地区女运动员在街上的穿着和行谊。记者指出，山西、湖南等省因风气闭塞，女选手“谨谨克克，规规矩矩，把大腿紧紧缚在长长的运动袄里”，而香港选手就大为不同，把“雪白或黝黑的大腿，赤裸裸的露了出来”，站在街上争买水果点心，结果引来南京“道地土老儿”争相来看“香港大腿”，把南国女儿包围得水泄不通，而这群沙场老将，却面不改色。另一位《玲珑》的记者，则把游泳冠军杨秀琼在良友书店买大会纪念册，巧遇电影《体育皇后》女主角黎莉莉的一幕，记载了下来。当时，两人惺惺相惜，互相在手帕上签名，杨秀琼还当场答应教黎莉莉游泳。这些由记者挖掘出来的小道消息，充分反映了女运动员生活化的一面。
（三）休息室和宿舍的轶事趣闻
女运动员在公众场所的活动，是多数人能够看到的，但她们在休息室、宿舍这些私密空间的活动，却不是一般人看得到的，记者掌握了读者偷窥的心态，对这方面的报道着力甚深。
运动大会提供给运动员的休息室通常是男女分开的，但《全国运动会图画专刊》的记者发现，不同地区的运动员对休息室的使用，有不一样的因应态度。例如，虽然第四届全运会的男女选手休息室是各自分开的，但辽宁与广东两队的男女运动员却不分彼此、共处一室。不过，这位记者倒是相当开明，对于这个很容易引人非议的情况，他指出：这是男女平等的时代，运动会又在光天化日下举行，休息室实在没有必要分开男女。他甚至夸赞这两个地区“已得风气之先矣”。有的媒体则不只描写休息室的风光，还拍下现场景况供读者观赏。1931年9月出刊的《玲珑》杂志，就出现这张运动员在休息室穿鞋子的照片。
女运动员穿鞋子的一幕
除了硬件设施，记者更有兴趣挖掘女运动员在私密空间的轶事。例如，身材魁梧的陈金钗在出席全运会时，曾装扮成美少年，因为雌雄莫辨，闹出被排拒于女球员宿舍外的趣闻。这则新闻显然不是出自记者的亲见亲闻，而是其他人的传述。但有些新闻的确是来自记者的直击。《吴县日报》记者王淑贞曾大剌剌地进入女运动员宿舍，揭露宿舍秘辛。例如，在电影业发达的1930年代，看电影是许多学生的消遣活动，能够在运动会上看到自己仰慕的电影明星，更让这群运动选手兴奋不已。一位河北选手因为有机会看到当时颇有名气的电影明星黎明晖、黎莉莉，竟然在睡梦中大喊“黎莉莉真好!”，而这个趣闻就在王淑贞撰写的《女选手宿舍写生》中披露出来。
当时女选手宿舍采共浴方式，女选手如何解决沐浴问题，当然是一则劲爆的新闻。王淑贞也在《女选手宿舍写生》一文中，把她在宿舍掌握到的消息向读者爆料：“南方姑娘能坦率宽衣入浴，北方女选手却着衣沐浴。”另一份《娱乐周报》也提到令女选手感到难堪的淋浴问题，指出：一般怕羞的女选手，因为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裸体，不敢使用浴室，造成寝室原本欠佳的空气更为恶浊。
不过，记者们在宿舍中最大的发现，就是宿舍里摆放着不少化妆品。1933年，《时报》的记者参观江苏省第三届省运会的女运动员宿舍之后，特别把宿舍墙隅地角堆满运动员化妆品的情景报道出来。《吴县日报》的另一位记者更自诩为“侦探”，以“女宿舍巡礼”为标题，写下他在第六届全运会女选手宿舍的观察。记者除了介绍宿舍床位的摆放和沐浴设备等，还品评女运动员的装扮，他指出：广东、上海和香港女运动员“服装轻俏、行动坦率”。北平的选手个个“浓妆艳抹”。山东的女选手中，虽有少数人“趋向摩登”，但大体朴素、敦实。至于四川选手，比沿海各省“挚诚”。针对这样的发现，记者觉得自己“有些迷糊”，因为他不知道女运动员究竟是现身“竞技场”还是“赛美会”。
而女选手为何如此重视涂脂抹粉?《时报》对1935年全运会的山东女选手进行观察后指出：山东女选手因为发现港粤沪等地的女选手满脸涂红抹白，到处受人注目，所以为了不让他人专美于前，特别在大会的临时商场购买大批胭脂和霜粉，准备和她们一较“艳色”。不管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它都清楚地指出，女运动员注重“面子”的情形，广泛受到记者的注意，同时也招致各种批评，这部分将在第六章详细分析。
——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随机应变的体育教学
尽管运动空间不足，体育活动还是有办法展开，只不过，到底要教什么?怎么教?先从教会学校谈起。近代体育来自西方，按理来说，为中国开启女子教育的教会学校，应该有一套教学方式，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的社会实况，教会学校的许多课程设计并不十分固定，特别是体育课多半采非正规的教学方式。而当时教会学校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招收来的学生有不少是缠足的，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现象，因此，学校面临缠足女童能不能运动或如何运动的问题。其实缠足女性并不是不能活动，许多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她们甚至可以练武功或是种田。不过，相对于没有缠足风气的西方，若要以西方的运动方式，要求缠足学生运动，是相当不容易的。唯一的方法，便是学生不再缠足，于是有的学校把女子体育当成倡导放足的手段，不仅鼓励女学生至户外活动，也邀请学生家长参观学生的户外活动，让他们亲见缠足的诸种不便。
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学校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教授体育，也就是利用课外游戏，引导学生运动。从片断的记载发现，1884年，美以美会在江苏设置的镇江女塾，将体操列为每年必修课程，同时，要求学生利用休息时间做运动，至于体操的形式是什么，没有说明。不过，图５倒是让我们看到该校如何把游戏带入运动中。除了体操，有的教会学校引进舞蹈、球类运动，为中国女学生开展较多样的运动。不过，有的教会学校并不支持田径训练。例如，1906年，一位在教会女校任教的中国男教师，让女学生在跑道上赛跑，这引起该校女传教士傅森（Ｆｕｓｏｎ）的质疑。这件事的背后，其实涉及中西方的女权观念，不少传教士认为，中国人以为的倡导男女相同的教育就能使两性平权，其实是对西方性别观念的曲解。
镇江女塾学生游玩图
至于中国人设置的公、私立学堂，和教会学校一样，在缠足风气还存在的时代，为了鼓励女性读书，多数学校没有完全排拒缠足女童入学。例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江苏南汇的清华女学校规定“缠足者入校后须逐渐解放”，浙江嵊县爱华女学校则规定“以不缠足为合格”，缠足者“入校后总以渐解为善”。而这些女学堂也没有放弃体育课程，清华女学校安排了体操，教授游戏和普通体操，爱华女学校也设有体操课。
必须一提的是，“体操科”时代，以模仿德国和瑞典的日本体育为主，基本上教授普通体操、兵式体操和游戏。其中兵式体操，在强调军国民教育的清末民初，成为男学校不可或缺的体育运动。而女学校虽然根据教育当局指示，可以酌情增减体育内容，也不要求女学生修习兵式体操，但为了跟上时代潮流，有一部分也如法炮制，教授女学生具有“尚武”精神的徒手体操或器械体操。
兵式体操早在北方的女学校蔚为风气，从下列的三则报道，约略可以看出该地区的女校如何进行兵式体操。1906年，北京译艺女学堂设立体操科，聘请了擅长兵操的女教师，按照行伍新规，一律训练。另外，又成立体操速成班，作为慈禧太后出巡时的女护卫人选。同一年，北京豫教女学堂召开的纪念会，则展现兵式体操的成果，当时学生的合队、分队表演，因为步伐整齐，运动内容又五花八门，引起众人“惊倒”。1914年，吉林大赉县女子高等学校更聘请防军教练员，教全校师生演习枪操，其中一位女生王海晏竟然五发三中。演习完毕，学校又请女教师演说“女子急宜尚武”，然后才整队回校。
1913年苏州竹荫女学校的兵式体操
1913年苏州竹荫女学校的棍棒体操
不过，南方的女学校也不落后，例如，前述的竹荫女学校在1913年订定的“操场规则”，充满着浓厚的兵操色彩：（一）闻铃声即齐集操场。（二）排列后俟教员至，行礼致敬。（三）操时以严重（此指“庄严”）为主，不得嬉笑、游戏，须听教员指定何种，不得任意选择。（四）俟教员宣退操口号，然后散队。（五）散队后，勿任意奔跑及高声喊叫。除文字记载外，当时的摄影技术更进一步记录下竹荫女学校的体育活动，清楚展现该校女学生练习兵操的实景。虽然该校女生上穿高领长袄、下着长裙或长裤做军操的样子有点滑稽，但该校是郑重其事地向女学生传授这类具尚武精神的体操的。
另外，还可以在江苏武进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徒手操和杭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器械操照片中，看到女子尚武体操的身影。事实上，在我搜集的女子运动图像中，这类型的运动照片相当丰富，不管是徒手体操，还是手持棍棒、哑铃、球拍或毛巾等实物的体操，都已普遍出现在清末民初的女校校园中。而这些来自报刊媒体的尚武运动照片，到底隐含着何种意涵?我认为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尚武的体育论调可能发挥了作用，才会有这么多的女校传授尚武的体育。然而，也不能忽略的是，媒体刊登女性军事化身体的照片，有可能是替军国民教育做宣传，以便吸引更多女校投入这项运动，特别是出自《教育杂志》的照片又占多数，这不能不令人质疑。
1913年江苏武进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初等三年级生表演徒手操
1915年杭州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表演器械操
体操运动固然是当时体育的主轴，女学校通常还安排行进游技（边跳边唱）、舞蹈等柔性运动。不过，也有女校挑战一些看起来较费体力的运动，例如深受男学生欢迎的球类运动、田径运动或自由车（自行车）运动，女学生也不遑多让。以上海务本女塾（务本女中前身，亦称务本女校）为例，1905和1906两年，该校的运动会除了有唱歌、游戏，还有庭球（指网球）、抛球、各式竞走（赛跑）和飞车表演（自行车表演）。尽管找不到务本女校运动会的照片，但从1920年该校学生手持网球拍的写真可以看出，球类运动确实已经进入该校。到民国初年，在江苏举行的女校联合运动会中，女学生不但表演体操，还展示曲竿跳跃和抛网球、篮球等项目。也因为如此，媒体刊载体操运动之余，注意到女校的其他体育活动，特别是球类运动，明显地在报道中占有版面。1911年的《时报》曾以“女学生旅行”为题，报道湖北不缠足会第一女学堂外出旅游的情景，在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到，该校除了安排学生参观寺庙名胜，还让她们到南湖陆军大操场抛打皮球，操演各种运动。至于利用课外打球的报道更多，例如，上海光华女校为避免学生过度用功，曾在1915年设置台球（指桌球）设施供女学生休息时使用。上海启秀女校也在校内广场设置一架秋千，并把学生分成甲、乙二组球队，让她们在课后“交相角逐”。
1920年上海务本女中学生持网球拍的各种样貌
到1920年代，江南地区的球类运动比往昔更加活跃。一方面，体操科在1923年改称体育科，球类运动被正式列入教学课程中。另一方面，女校或校际之间，经常举办球类竞赛，女子球类运动从投掷表演，提升到竞赛层次。同时，1923年的远东运动会和第二年的第三届全运会，都有女子球类运动表演。因此，女子球类运动的发展成为无法抵挡的趋势，体操运动不再一枝独秀。
整体而言，在“体操科”时代，女子体育才刚推动，各个女校的体育教学，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虽然体操运动是教学重点，但游戏、舞蹈乃至球类运动，都曾出现在女校的体育活动中。除了学校的政策，体育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影响女子体育的走向，特别是在体育师资缺乏的这个时代，女子体育的内容或教学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选自游鉴明《运动场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