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在二百年视野中理解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并且对全人类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会的条件下，古老的中华文明所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过程。
这种文明转型，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两次。
头一次是在四千多年前，华夏先民经历了一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伟大变革，其结果便是告别了远古时代如满天星斗般分布于华夏大地的林林总总的小型酋邦，进入具有强大辐射力和持续能力的夏、商、周这样一些大型王国时代，其范围从黄河中下游不断地向外拓展，逐渐延伸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统一的文明体。
第二次是在两千多年前，华夏文明经历了一次铁器革命。其结果是农业、军事和政治转型的三合一过程。农业上中国从此告别刀耕火种，进入精细化农耕时代；军事上告别以战车为主力的有限冲突，进入以步兵为主的大型战争时代；政治上结束了列国竞争，进入秦王朝所开启的大一统时代。
从19世纪开启的中国现代化，本质上是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这场运动源自欧洲的工业革命，既给最早卷入其中的西方各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和赋予其自我摧毁能力，也带来吞噬整个非西方世界及其传统文明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恶浪。中国是亚洲和非洲大陆少数几个成功避免被欧洲列强所征服和殖民的国家，并且在经历19世纪的艰难图存和20世纪的伟大转型之后，正在以复兴的姿态和无限的潜力，重新走在世界各大文明体的前列。
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国人有意识地探寻最适合自身国情的生存、发展道路的过程。因此，谈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不得不追溯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一书。正是在这本书中，魏源带领国人，第一次全面地认识中国之外的世界大势，提出“师夷长技”的应对之道。这本书从初刻到修订完成，前后历时十年；可以说，魏源的思想认识基本定形，差不多是在1850年前后。
从那时开始，几乎每过半个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都要经历一个关键的转折。
最初的半个世纪，从1850年前后到19世纪90年代晚期，国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在外来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避免被列强肢解、瓜分的命运。过去，从梁启超开始，再经过胡适和蒋廷黻等人的诠释，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把19世纪的清朝中国等同于一个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老大帝国”，把晚清这段历史等同于丧权辱国。人们还认为，如果说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国有什么变化的话，也仅仅局限在“器物”层面，即所谓“洋务”运动；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触及“制度”层面，所以这场运动失败了。
其实，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摆在当政者面前的，有两大任务，即东部各省的“海防”和西北内陆的“塞防”。如果说海防是失败的——在甲午战争中输给日本并割让台湾，那么，至少另外一半，即把入侵并控制新疆大部的外来势力驱逐出去，则取得圆满成功。而西北内陆对中国地缘战略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性，无论在18和19世纪的清朝，还是在21世纪的今天，都不可低估。
进一步而言，晚清这段历史，如果不是仅仅跟明治时期的日本做对比，而是放在近代以来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大视野下加以考察，那么，它最为突出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过去人们通常认为的丧权辱国，而是中国在帝国主义汹涌浪潮的反复冲击下，居然成功避免了四分五裂的命运；在丧失部分主权和领土的同时，中国相对完整地从一个传统的王朝国家转型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大体上维持住清朝在18世纪中叶鼎盛时期所奠定的疆域格局，即内地各省加上东北、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等边疆地区。放眼近三百来的整个世界，所有其他的庞大帝国或王朝国家都早已支离破碎，只有中国能够做到维持疆域格局的大体完整和长期延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如果说，从梁启超到蒋廷黻这两代人，出于救亡图存的情怀，有必要突出晚清“丧权辱国”的历史叙事的话，那么，在21世纪大国之间地缘竞争加剧和中国走向现代化最后冲刺阶段的大背景下，有必要重新认识这段历史。过去人们只看到晚清统治精英“腐败无能”，却有意无意低估了从秦汉到明清一脉相承又不断演进的华夏王朝传统体制的强大韧性。这种韧性不仅来自建立在择优录用的科举制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所展现的动员、调适能力，而且也源自中华文明本身经过千百年来的发育成长所享有的大国红利，即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资源优势。正是国家能力之“强”与规模之“大”的奇特结合，支撑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在19世纪的整个非西方世界所展现的超乎寻常的抗压能力和应变能力。
概言之，在头半个世纪，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完成了两个必要步骤。一是顶住了外来现代文明的反复冲击，避免了既有疆域的分解和整个文明的衰亡，从而为中国在20世纪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提供了牢固的物理空间，这是中国相对于其他非西方国家做得最出色的地方。二是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终于摆脱了原有的“上国”心态，认识到中国要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仅要“师夷长技”——也就是学习外国的洋枪洋炮和先进的制造工艺，还要变更整个的国家制度，把国家转型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因此，从19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的第二个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便是如何将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疆域国家，打造为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具体而言，这项任务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部分。对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且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国家；对内要形成一个高度统一和集中的国家组织。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这项任务完成了一半，也就是对外的部分。通过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国逐步恢复了关税自主，取消了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和设立在中国各口岸的大大小小的租界，恢复了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确认了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并且在1945年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从而在政治上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任务的另一半，也就是打造一个在内部组织上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国家，到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的结束，也得以完成。
由此所形成的现代中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既大且强”。
“大”是指其领土面积、国土资源和人口规模。这既得益于秦汉以来华夏民族所展现的强大生命力、涵化力和向心力，更直接受惠于清朝在其前期的疆域开拓和整合，中后期的勉力维持，以及终结之际通过清帝逊位诏书，由新生的中华民国以“五族共和”的形式，完整地继承其全部疆域。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在国难最为严重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展现了强大的团结力和组织上的巨大韧性，使中国在经历八年全民族抗战之后，成功地上升为一个主权基本完整的大国。
“强”是指其内部组织结构。从远处说，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组织结构，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它排除了如同欧洲中世纪历史上所出现的强大宗教组织、地方贵族和城市自治组织对封建王权的制约，使“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从近处说，它是对晚清以来权力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再到民国初年政治上走向四分五裂的一种回应或反动。应对的方式，是打造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权组织，并且使这种组织从区域逐步推向全国。在相互角逐的各支政治势力中间，只有组织和权力最为统一集中的一方，才能有效地动员和使用人力物力资源，从激烈的对抗和竞争中胜出。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造过程因此呈波浪式地向前推进，并且环环相扣，最终产生的必然是一个比此前的任何政权都更为统一集中的国家组织。
正是在这种“既大且强”的体制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第三个半个世纪，它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的头二十年。这半个世纪的最大特征，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力，完成了几代人的梦想，即中国的工业化。
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得益于背后的两种相互迥异但又相辅相成的经济体制。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使中国得以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调控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为代价，全力从事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其目的是在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条件下，确保中国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通过一整代人的奋斗，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具备了足以确保自身安全的国防能力。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发生根本变化，即利用相对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前30年所奠定的工业化基础，致力于改变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改造微观经济组织，目标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外贸，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两个目标均已实现。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完成，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随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也在此过程中突飞猛进，维持了长达二十几年的加速增长状态。到1999年，第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从改革之初（1979年）的69%上升到82%。如果我们把第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80%以上，视作工业化的一个基本尺度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目标，到90年代的最后两三年，已经基本实现。
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大国竞争的条件下，花半个世纪的时间，实现中国的高度现代化。所谓高度现代化，有一个标准，就是人均GDP按当下不变价计算，到2050年前后，达到5万美元上下，接近目前排名靠前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21世纪头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举世瞩目。以2001年加入WTO为起点，外来投资和对外贸易迅猛增长；与此同时，在企业改制完成之后，以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地方经济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房地产业也取代了过去的乡镇企业，成为拉动需求的新增长点。这几股力量合在一起，驱动中国国内制造业的急剧扩张，带来农民进城的汹涌大潮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由此进入“走向成熟”阶段。中国的经济规模也因此迅速扩大，世界排名逐年攀升。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国力和对外开放形象的一场盛典。到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00多美元，位居中等收入国家的前列。
中国的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和中国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的升级势头，引起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防范和阻拦。美国除了在地缘政治上联手所谓印太地区的盟国及其伙伴，试图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还在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发起持续多年的对华贸易战，并且在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方面实行限制、断供，试图将中国的制造业限制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是否会因此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世人关心的问题。
但中国具备普通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一系列大国竞争优势。其中既有数千年来华夏文明的历史演进所带来的内在优势，包括辽阔的疆域及其所蕴含的丰富自然资源，民众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及其所带来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儒家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入世精神及其所孕育的勤劳、节俭的价值观，以汉族为主体的庞大人口及其在语言文化上的高度同质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个规模庞大且高度整合的国内市场，等等；又有20世纪前半期的历次革命运动所造就的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权体系，及其所展现的巨大动员和调控能力。这些优势汇聚在一起，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元实力”，即一种源自文明底层且契合现代发展要求的力量，将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不过，现代化过程充满变数。从当下到2035年前后，这十来年将是中国现代化最后半个世纪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段。大国之间的地缘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来自外部的风险日益增高；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后期，民众对改善生活水平的期待急剧上升，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落差也越来越敏感。所有这些，都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这十来年能够平稳度过，不出大乱，经济上维持5%左右的年均增长率，那么，到2030年前后，最迟至2035年，中国的人均GDP按当下不变价计算，将达到20,000美元左右。中国将告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稳步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同时，在科技研发上，中国的科技产业将能够摆脱目前的瓶颈，全面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上游，与西方科技大国并驾齐驱。中国经济将跃上高质量发展的新台阶，中国社会也将基本完成城市化过程，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和全面整合。
迈过了这道坎儿，一切将柳暗花明，水到渠成。2035年以后，再花1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全方位的现代化，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而且在政治文明上，走在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前列，最终完成发轫于185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200年历程。
是为序。
李怀印
2024年3月5日
——节选自李怀印《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