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认为，现代主义的恶习源自骄傲和对不确定性的抵御，蔓延到经济学领域，则成了三大恶习：统计显著性、黑板经济学、社会工程学。统计显著性寻求用一种无争议的方式判断某种影响的大小，忽视了人类判断的重要性；黑板经济学尊崇数学公理的优雅和一致性，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沼中；而社会工程学企图让一切变得简单可预测，但人类本质上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

在麦克洛斯基看来，过度依赖这些恶习的主要是男性经济学家，因为女性经济学家更关心现实意义。在本书中，她幽默地以“姑妈”自居，戏谑地称男性经济学家为“可爱的侄儿”，苦口婆心地劝他们离开机械化的沙盒游戏。她提倡用一种人文、谦卑、自由，甚或是女性气质的美德，来取代现代经济学中贵族和男性气质的恶习。

[美]迪尔德丽·N. 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经济学、历史学、英语、传播学荣誉教授，曾在芝加哥学派最辉煌的年代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除经济学领域，迪尔德丽也涉足女性主义、伦理学、哲学等，她称自己为一名“文学的、量化的、后现代的女性”。著有《经济学的叙事》《芝加哥大学写作课》《跨性别者回忆录》等。

第一章?沙盒游戏里的男孩 1

第二章?无关紧要的统计显著性 9

第三章?黑板经济学的徒劳无功 49

第四章?社会工程学的傲慢 85

社会工程学行不通 88

社会工程学是不自由的 103

第五章?一种新的、谦虚的经济科学 109

中英文书名、文章名、期刊名对照表 117

参考文献 119

1996年5月10日，我在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一些问题，本书将对这些问题继续展开探讨。事实上，我老早就思考过这些问题，参见拙著《经济学的知识与说服》、《经济学的叙事》和《经济学的修辞》。这里我的思考稍微有些超前，核心问题可以描述为：“经济学衰落了吗？”这是你学习经济学感到困惑时会有的念头。我热爱并最先接受教育的领域出现了问题，感到困惑的经济学家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三个看似可行的计划，它们分别来自三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可惜它们都没有奏效。

坦率地说，情况更糟。20世纪40年代的三个创举—统计显著性、黑板证明和社会工程学—不是真正的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都涉及这三个“恶习”，因此大部分内容都必须改进。这三者的核心是经济学的机械化（mechanization）。机械化导致了一场智力悲剧。你可以钦佩悲剧英雄的勇气，但仍会感到惋惜。

在这个信仰缺失、质疑一切的时代，标题《经济学家的恶习》中的“恶习”（vice）一词，似乎用得有些过分。但我只是把它当作另一个应该获得新生的旧词汇“美德”（virtue）的反义词。人们通常把“美德”和“恶习”与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在以前，像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经常用这些词汇来描述人性中的好与坏。最近“美德伦理学”在哲学界重新兴起。当你不再谈论一个无差别的“好”经济学家或“坏”政治家时，你就会开始提及美德与恶习。

20世纪40年代，美德没有起作用，并被恶习取代，这也是我的主要观点：证据表明，将人类社会机械化的野心，无论是在一个经济体还是在一个经济学系领域，都无法成功。“现代主义”运动给了我们丑陋的建筑和可怕频繁的小战争，它在经济学中的效果并不比在建筑艺术或政治学中的好。20世纪40年代的人，曾是现代主义者。我们的子孙被困在他们失败的项目中。我想是时候摆脱他们，继续前进了。

这是对现代经济学重新定向的挑衅性呼吁。希望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能被说服。

——詹姆斯·M. 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翻开经济学的教科书，只有价和量，连质都找不到，就更不用说创业的激情和企业家精神了。麦克洛斯基主张我们要在经济分析当中，加入这些不容易观察、刻画和衡量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长足进步。

——薛兆丰，《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作者

机械、骄傲、男性气质。

人文、谦卑、女性气质。

一组反义词，还原了作者麦克洛斯基对现代经济学的担忧与希望。

在本书中，麦克洛斯基一如既往地批判经济学界那些缺乏人文关怀、只呆板地专注于现代主义工具的行为。与麦克洛斯基的其他书相比，这是一本浓缩的宝典，用短小篇幅容纳了她批判性思想的精髓。读这本书，你会惊叹于麦教授精通多学科的庞大知识脉络。她文笔惊人，即使是如此短小的篇幅，也没有限制她大量运用历史事实、语言修辞等武器精准有力地击中她所指出的要害。她还十分幽默，你会被她的讽刺和比喻逗得捧腹大笑：形容经济学家对现代主义机器的专注像“自闭症儿童专注地用头撞墙一样”，挖苦那些企图靠预测利率赚得盆满钵满的经济学家会输得只剩裤衩——注意，是男士裤衩。

但麦克洛斯基也清晰地表态，“我不是一名反量化派”，她反对的，是窄化量化内涵的那些工具，也就是她所指出的三大恶习。像机器一样地工作，非经济学应堕入的境地。快让迪尔德丽阿姨“骂醒”那盲目沉睡、自动化运作的机械流程，让主导权重新回到人类手中吧！

统计学本身不能决定，一个数值对人类科学目的而言究竟是大还是小。只有能改变观点的人才能决定这一点。

数字是必要的，但它们本身不足以得出科学结论。只有科学家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结论”是人类的观念，而不是自然界的。这是人类思维的特质，而非统计学的。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曾说道：“专家是不想学习任何新东西的人，因为如果还想学习那他就不是专家了。”这似乎是对的。充满书卷气的专家，提供的咨询服务不过是人们已经知道的知识；从专家的本性看，他不会学习任何新东西，因为那样他就不是专家了。他将是一位企业家、政治家或大写的艺术家 。批评专家的人，可以通过讲述历史常识，让这些非专业企业家变得更聪明。但这样的批评家必须坦然接受自己的低工资。这样的人了解自己的知识局限性，是社会的智者，而不是社会工程师。

如果经济学家对学术投机的容忍度降低，对他们的要求更科学，培养博士的机构就会做出调整。停止从本科数学系那里招收经济学研究生。从历史、物理学或生物学专业多招生。将研究生课程从所谓的“理论家”手中拿走，交还给那些关心学习“窗外事”的人。

科学家并不是他们自己希望被视作的那种浪漫而客观、热情而阳刚的英雄，而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使他们成为英雄。科学家是真实的人。

如果过度专注于数据和计算，而忽视了做出人类判断的这一基本任务，那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这就是现代经济学出了问题的地方。这是第一个，也是典型的统计显著性的悲剧，是克莱因的恶习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