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教授在本书中一贯强调人口因素，目的不是想争论人口是历史的单一决定性因素，而是要直面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他强调对市场、资本、技术、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等其他经济因素的理解，必须要看到它们和这个基本国情之间的互动。近年来学术界倾向单一地突出市场因素，几乎达到过去单一地突出阶级关系的极端程度；而黄教授论证，无论是市场运作还是社会结构，国家制度还是资本和技术，都得结合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来理解。
——编者按
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践历史
当前的中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显然不仅关乎农业经济，更关乎整个国民经济。本书因此在第三编和第四编集中讨论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经验。
根据科斯、舒尔茨和诺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明晰的产权乃是经济效率和发展的关键。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印度的产权制度要比中国相对明晰，没有中国这种个人、集体、国家混淆的承包地制度。同时，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说，印度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经济以及其民主的政治体制也应该会导致比中国更高效率的经济发展。但事实是，与印度相比，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更加成功、快速。至于产权制度，在中国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利用国家对土地的特权，广泛征用农民土地，开发各种各样的经济建设特区，以及推进房地产业发展，从而提高了地方政府收入并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从GDP增长来考虑，国家的征地特权（也就是说，私有产权的不清晰、不确定），正是地方政府所推动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之一。如此的实践经济史和诺斯等人的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完全相悖。（其前的集体化时期的经济史同样和他们的理论相悖。按照他们的理论，中国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只可能导致经济滞后，而印度的政治经济体制应该比中国的优越。但是，改革前的中国实践的经济史也和他们的预期和分析相反，其增长率要高于印度将近一倍。）
上面已经提过，即便是刘易斯的比较重视人口因素的“二元经济理论”也明显和中国经济史实际相悖。按照刘易斯的理论，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经济发展必定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向现代经济部门的整合，把所有要素市场纳入整合的单一市场，或者起码必定会朝着这样的理念转型。但事实是，中国和印度的城镇非正规经济快速膨胀，其中就业人数的增长要远远超过正规的现代经济部门。两个国家在经历了30多年的蓬勃经济发展之后，其城镇的非正规经济不仅没有收缩，反而日益扩增。
既然主流经济史和经济学对中国过去的理解充满盲点和误识，那么在中国今后的出路问题上，当然也如此。根据他们的理论信念，中国应该进一步确立私有产权并建立更完全、更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则对经济干涉越少越好。在社会问题方面，他们提倡的是依赖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来回应市场化中所引起的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相信市场经济发展必定会导致庞大中产阶级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但事实是，在最近的30年中，中国和印度都形成了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其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和乡村经济以及半工半耕的非正规经济间的鲜明差别，造成了两国共同的社会危机。
面对这样的现实，一个可能途径是印度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也是舒尔茨等人所提倡的模式。但事实是，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印度的社会危机只会比中国更加严重。近40年来，其最贫穷的无地农业雇工所占比例快速扩增，从农业从业人员中的25%增加到45%。其处于（根据世界银行最新计算）贫困线下（每日消费在1.25美元之下）的人口比例在2005年仍然高达42%。而中国的农民，正因为产权不明晰的承包土地制度，则还都是占有一定土地权益的自雇或半自雇的“小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没有产生像印度那样大量的无地农业雇工。这是同年中国只有15.9%的人口处于世行所定贫困线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中国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也是个重要因素）。
今天回顾，中国的发展经验其实与印度的截然不同。一个特别突出的经验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农村工业化”，称得上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实践创新。其主要内容首先是乡村的就地工业化，亦即“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这是它“悖论”的第一方面，和斯密与马克思的预期，即伴随城镇化的工业化完全不同。同时，它主要是由基层政权组织发起、带动、经营的（后来方才进入相当高比例的私有化）。这也和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十分不同。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是西方一个理论支流——魏昂德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和钱颖一的“中国式联邦主义”——的经验根据，是和经典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悖的。
其后的创新也主要来自政府所扮演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借助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吸引外来投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而更是地方政府和非政府资本的搭配。再其后，则是国有企业的改制，它们被转化为营利性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
新的制度环境不是简单的经典理论的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混合经济体系。进入新世纪，国有和非国有经济两者基本是“平分天下”的。在那样的体系中，两者并存于市场机制之中，而国有企业毋庸说占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在资源动员和资本积累方面如此，在税收优惠等方面更是如此。
问题是，这样是否会造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科尔奈理论（Kornai，1992）所预测的一系列的低效效果，如微观层面的职工福利负担过重、官僚化运作和低效、软预算约束等，以及宏观层面上的垄断性、排除非国有企业、低效资源配置、不平衡经济结构等。
实际上，科尔奈理论的经验根据是完全没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不符合中国当前的混合经济实际。在中国当前的经济体系中，市场价格和资源配置机制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仅对非国有企业如此，对国有企业也是如此。同时，竞争机制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国有企业要和非国有企业竞争，有的则要和国内其他地方的政府和其管辖下的国有企业竞争，有的更要和国外的政府和公司竞争。这就造成了和之前的体系很不一样的运作实际。
正是在这样的混合经济体系下，中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今天回顾，中国的政治体制已经证明它可以像革命时期的政党—国家体制那样是一个集中、统一、高效的体制，也能够高效地组织、动员资源。
中央于2007年指定的重庆统筹城乡的试验说明，在招商引资、融资、动员资源、开辟市场、基础建设，甚至房地产经营等方面，政府和政府企业能够起到远大于非政府企业的作用，由此来推动经济发展。更有甚者，它启示，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国有企业所掌控的资源的市场增值以及在市场经营中所获得的利润，其幅度和可能力度要远大于政府的税收（预算内财政收入），也大于民营公司。这笔超巨型的财富一旦真正用于民生，它有力量解决改革以来积累下来的社会不公问题，能够为处于基层的农民和农民工提供其在改革时期所失去的社会保障，也可以为远离家乡的农民工后代提供其所亟需的（工作所在地的）义务教育。
而这些极大数量的基层公民收入的提高，能够为中国经济解决其高度依赖出口的问题。在全世界经济萧条给中国所带来的困境中，能够为中国经济提供其所欠缺的内需，来支撑可持续的发展。然后再通过发展所带来的国资增值和国企利润，来为更多的人民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
正是这样的发展机制，在重庆促成了该地经济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在连续5年中既做到年均16%的经济增长率，也做到全国首位的社会发展，大手笔地处理了城乡差距方面的社会问题。而其经济健康性最鲜明的证据在于其房地产业，在经历了5年的极其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商品房仍然徘徊于6000元/平方米的（新盖房）均价。（《2011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均价及2012年高档住房应税价格标准》，2011.12.31）这是一个大部分中等收入人群所能承担的房价，和全国其他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泡沫状况十分不同。
重庆经验所包含的经济逻辑迥异于资本主义经济。两者同样是市场经济，同样依靠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增值来推动经济发展。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组织逻辑（私有财产和资本），也由于其意识形态，只能把这样的市场增值归属于资本所有者（资本家），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同时，资本家的无限利润追求和扩大再生产，也导致自然资源的无限耗损和当前的环境危机。而中国的混合经济则完全有可能走上像重庆所启示的那样的不同道路。它的国有企业的市场盈利可以变成为公平而不是私利的盈利，而它的社会公平可以同样变成为发展而公平，而不仅是为公平而公平的公平。
它与过去的计划经济的不同关键在于，计划经济因为拒绝市场，不可能借助市场的增值力量来推动公平，只能靠国家的行政手段和再分配来做到（相对）公平，结果是贫穷的公平而不是小康或富裕的公平。而重庆的经验所启示的是，国家及其企业可以借助市场力量来为公平而营利和发展，然后反过来再借助公平推动的内需来推动发展，如此螺旋式地循环。这样的方向如果真能走通，会是个了不起的实践创新。中国如果真能走上（我们可以称作）“为公平而发展、为发展而公平”这样公平和发展相互推进的道路，这将不仅是对中国而言的划时代实践创新，也是对全人类而言的划时代创新。
那样的话，过去来自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经济学理论对理解中国来说都将显得薄弱无力、不攻自破。正是如此的实践经验可能真正包含具有中国和其革命历史传统的主体性。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一个既与今天西方主流截然不同的，也与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截然不同的社会科学。如此才说得上是具有中国主体性和特色的现代文明。
——选自黄宗智《超越左右：实践历史与中国农村的发展》第十六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