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窑厂，理解景德镇的起点
景德镇，这个名字第一次为世人所知，归功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他将年号“景德”赐予这座小镇。如果说景德镇是中国乃至世界瓷业的中心，那么御窑厂毫无疑问是这座千年瓷都的心脏。它自身的命运深深嵌入景德镇的历史之中，与这座城市休戚与共。
御窑厂遗址位于景德镇市珠山区核心地段，也在老城区最重要的两条街—前街（今中山路）与后街（今中华路）之间。它的位置从明洪武二年（1369）于珠山山麓初设御器厂时，一直沿袭至今。
12 世纪，景德镇已是联结饶州、徽州以及南宋都城杭州的重要交通节点，商业已有相当规模。瓷器生产与贸易带来的税收占当时饶州府的三分之一。
当时，烧制瓷器高度依赖瓷石质量，为了便于原料开采和输运，窑址多集中于现老城东南方向的南河上游流域。高品质原料开采殆尽之后，瓷窑便会整体性迁移，临近的村落也会停止烧造，重新转回农业社会。在宋代数百年的时间跨度中，瓷业聚落一直没有突破这种“游牧迁移”的状态。
直到元代，人们在景德镇发现了高岭土，并把它与瓷石融合成二元配方，之后瓷业才摆脱了对单一瓷石的依赖。这是陶瓷史上一项重要的技术突破，直到今天，优质的泥料配方依然是现代陶瓷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它不仅大大提升了瓷器的硬度和白度，而且为后续烧制大件瓷器和高温釉彩奠定了基础。
除了技术突破，元代对瓷业的重视也让景德镇瓷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至元十五年（1278），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这是历史上首个由官方设立的瓷业管理机构。朝廷为了强征各类工匠服徭役，将他们编入“匠籍”统一管理。通过严格规定窑的选址、规格和课税，逐渐分成官、民窑业。虽然其署衙确切位置未有考古学定论，但中心窑厂即在珠山附近。
广袤的元帝国使得商业与贸易繁荣，带来了大量海外订单。不同地区的原料、器形和纹样互相碰撞，在一方瓷器中延展出无限可能，成为文化交流的见证。这被称作瓷器史上的大分流，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元青花的诞生。它够白、够硬、够蓝，意味着景德镇制造在泥料、胎型、釉色、纹样、烧造控制和生产规模等方面，比起过去所有瓷器，有了质的飞跃，并将同时期的其他窑口远远甩在身后。
这是一个技术创新带来产业发展、改写城市命运的典型案例。人才聚集的溢出效应，让景德镇的城市范围在宋代基础上迅速向南拓展，并逐渐将整个产业链条锚定在这座城市之中。
御窑厂 ，正是最核心的锚点。
明洪武二年（1369），朝廷在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设立御器厂，成为烧制宫廷用瓷的唯一官窑。自此之后，除景德镇之外，曾经名极一时的各大窑系都归寂于历史之中。御器厂在清康熙年间改称御窑厂，并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窑厂。
如今，人们漫步于景德镇街头，几乎不会感到地形的变化，珠山也只是一个高程数十米的土坡。但从流传下来的地名中可以推测，数百年前的景德镇，山体分明，坞、塘、岭散落其中，在大山大河之间有丰富的微地形。但珠山是最引人注目的风水宝地。据《浮梁县志》记载，“珠山，在景德之中独起一峰，高数十仞，绵亘数里，峰峦遥列，俯视四境”。它与周边的五龙山、马鞍山、旸府山、金鱼山和雷公山遥相呼应，形成“五龙抱珠”的空间意象。
御窑厂作为皇家象征，其建筑营造与风水堪舆密不可分。它以珠山为镇山，设置署衙，通过严密的规划，整合了区域内一系列重要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
御窑厂头门与珠山最高点龙珠阁形成的纵轴线，与正南夹角约 30 度，是景德镇最重要的视觉廊道。它串联了御窑厂北偏西 30 度 3.6 千米的旸府山（景德镇祖宗山）和南偏东 30 度 7.2 千米的推车岗（景德镇周边最高峰），并与周边区域的山体、水体和重要村落形成了十字天心结构。码头，窑址，重要地标如关帝庙、观音阁、徽国文公祠等，都分布在以珠山-龙珠阁为核心的圆周放射线上。它们如罗盘一般，构成了景德镇城市空间的基本框架。
除了礼制空间的考量之外，从实用角度来说，珠山也依然是御窑厂的最佳位置。根据《珠山区志》的记载，景德镇极易受洪水灾害的威胁。自明代以来，发生大小水患 20 余次。珠山地势较高，在这里生产瓷器十分安全。此外，珠山离昌江不远，沿江的湖南码头、南门渡、黄家洲等码头均在一两公里范围内，不论是瓷器装船外运，还是原料卸货进厂都十分方便。人们在御窑厂东西两侧的前街与后街交易瓷器，窑工们又在这两条与昌江平行的街道之间建造住处和制瓷作坊。经年累月，御窑厂周围环绕了大量民窑，形成了极为密集、便于步行的巷弄网络，如鱼骨一般，联结了御窑厂、民窑作坊、生活民居、商业店铺、行业会馆和物流码头。在今董家坞、蔡家岭、刘家窑等处大量聚集，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瓷器产业链。
景德镇以御窑厂为核心，市镇范围迅速拓展，演化成一座繁荣的工商业城市。
这种市镇空间形态无疑是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缩影。但空间背后，不可见的秩序也许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制度变迁让官窑与民窑之间的关系不断突破，瓷业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为景德镇带来了近400年的繁荣。
明初，朱元璋设计了里甲制度，以便摊派赋役。这种经济社会模式，建立在百姓对皇权的绝对人身依附之上。匠籍者，延续了元朝的管理制度，隶属官府，世代相袭。在严苛细致的律法管理之下，匠人们只能日复一日轮班供役，满足宫廷需求和朝贡订单，丝毫不能越矩。
设立御窑厂，意味着朝廷以国家的名义，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御窑厂把控着优质原料，往往不计成本地研发和改良瓷器，更严禁御瓷流入民间。尽管工匠们无休止地奔波劳作，但瓷器事务繁多，数量惊人不说，每件瓷器也需“过手七十二道”，仅靠他们绝无可能完成贡瓷烧造任务。
据史料记载，仅采打烧造所需柴薪就至少动用三千，甚至上万里甲户。可以说，维持御窑厂的正常运转是明代景德镇及周边地区最沉重的徭役，整个浮梁县甚至饶州府的匠户、窑户和全体里甲民户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
御窑厂的徭役任务成为最核心的纽带，将周边地区百姓整合进统一社群中，逐渐让景德镇突破了自然村落的限制，形成了新的共同体和利益链。
明中后期，御窑厂烧造贡瓷数量与花费不断攀升，里甲制度的承受能力临近极限。统治层的层层盘剥，令工匠们的不满与日俱增，常常以消极怠工，甚至逃工的形式对抗压迫。御窑厂原本是劳动力体系中的核心，现在却越来越难以调动资源，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烧制任务，因此其衰败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朝廷不得不颁布“一律纳银代役”，通过这场徭役制度的“货币化改革”，才终于结束了工匠与官营御窑厂的人身依附关系。御窑厂的一切物料与人工，此后都得用白银支付。
理论上，御窑厂可以通过可观的报酬来聘请优秀工匠烧制瓷器。可是，以银代役的匠班银收上去容易，花出来却太难，工匠被强行摊派大量任务不说，还常常数年领不到工资。原本服务于官窑的工匠自然越来越多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民窑生产之中，也逐渐将官窑的烧制技法、创新品类、釉色、特有纹饰等带入民间，使得民窑的烧制技术和产品质量大幅提高。御瓷生产实际上变成了“官搭民烧”，它最大限度地整合了物料与人力，推动民窑展现出空前活力。
清代更是普遍实行“官搭民烧”制度。御窑厂按实时价为次色瓷器估值变价，换取现银，既提高烧造效率，也便于民窑仿制，促成了官民竞市的市场局面。御窑厂实际上成为民窑的最高形式，也让康雍乾时代成为公认的瓷器巅峰。当时，投入瓷业的资金高达国库支出的 8% 左右，不过回报也相当可观。凭借精湛的手工技艺，景德镇不断突破行政规格限制，税收绕过浮梁县、饶州府、江浙行署，直至中央税制单列，直接影响最高统治者。
景德镇瓷器被全世界视若珍宝，成为海外贸易的重要货品。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为丰厚利润所吸引来到景德镇，这不仅改变了空间聚落形态，也逐渐动摇了里甲系统下大户的地方权力。经过数百年的商战，到清朝中期，景德镇瓷业形成了都帮（都昌人）、徽帮（徽州人）、杂帮（本地人以及其他外地人）三帮鼎立的局面。行帮、会馆等商业利益共同体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
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从当时极为多元的民间信仰可见一斑。晚清到民国期间，景德镇有多达上百个佛教、道教的寺、庙、宫、观等活动场所，瓷业神庙祭祀活动此起彼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建筑数量也达到鼎盛。作为“匠从八方来”的移民城市，精神文化信仰帮助景德镇凝聚不同群体，进行身份认同，成为联结社区的纽带。
1911 年，随着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御窑厂也退出历史舞台，其主体改制成江西省瓷业公司。但受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景德镇人口锐减至 9 万人，大部分工厂陷入停摆，开窑率不及十分之一。
为了复兴景德镇的陶瓷生产，1950 年到 1958 年之间，景德镇合并了瓷业公司和珠山周围众多小型民窑作坊，采用分区划片的方式，将大量私人手工作坊联合，先后组建了以建国瓷厂、红星瓷厂、宇宙瓷厂等为代表的“十大瓷厂”。
20 世纪末，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的重视，御窑厂遗址被批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得到有计划的保护和利用。迄今为止，它先后经历了3 次主动性发掘和 20 多次抢救性发掘，出土明清各时期瓷器残片数十吨，也打开了后人一窥御窑厂辉煌的窗口。此外，以御窑厂为核心所打造的景德镇陶阳里历史街区如今也成了景德镇的新地标，在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实现了老城区向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服务业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