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盲点之名字未详
“名字里的沉默”—没有姓名记载，是救父故事中最多见的一类。
高高的祠堂建起来后，供奉的人物却没有姓名。这种反差，在表彰孝女的场合，并不少见。
唐代宝历年间，朝廷大肆冶银，在金谿（即金溪）也置了场。负责人长期努力也完不成指标，“岁久，银不足以充贡”，不但自己锒铛入狱身受折磨，而且倾家荡产也补不上亏空。他的两个女儿抱头痛哭，哀叹不是父亲不尽心，实在是资源和产能有限，国家要求的额度根本不可能完成，认为父亲大概是救不了了：“若罪不可赎，女生何为？”绝望中她们使出了最后一招—两个少女，活生生地跳进热腾腾的冶炼炉，尸骨无存。
绝招总算有用。对生者，父罪得脱，民害被除，因为刺史上报了此事，使朝廷收回成命，贡即停，后来者少受折磨；对后世，善政得以延续，“邑人世世赖之”，宋代在此置县，县名就叫“金谿”。元代本有郡守打算重启冶银计划，但念着金谿当地曾为此闹出人命惨剧，所以只能将此地的计划搁置。因此，元人刘杰写了《重建孝女祠记》并感叹，二女“其功大矣，祠之，于礼为宜”。
但相比肯定“非二女捐躯一死，其父之罪可释乎？后人之患可逃乎？”的大功绩，刘杰开篇应景点名夸赞的是王知县初上任即政平讼理并重建孝女祠（于县东之滓堆）的政绩，表明撰文刻石、长久保存的用意，接着便说“孝女二人，忘其姓氏”。这个“忘”字，意味深长。
不记姓名，无形中也给了众人更多想象的空间。宋代名将岳飞，相传有一幼女，其父被逮，女负银瓶投水死。人们为此女也修了祠堂，据元代杨维桢所记“祠在浙宪司之右”，他的《银瓶女》诗，笔法与刘杰记唐代二女事迹相似：
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千尺水，一尺瓶，瓶中之水精卫鸣。
杭州人建张烈文侯祠供奉张宪，觉得张宪该娶岳飞的小女儿，便塑银瓶像以配之。清代的俞樾善考据，他对银瓶女的身世和下落做了彻头彻尾的考证，观点是其事应有，但把岳飞幼女和张宪“拉郎配”的民俗，在守礼的儒士心里过不去。俞樾的《曲园杂纂》中有一篇《银瓶征》，细细考辨了此事。
岳家有无此女？俞樾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一方面，《岳忠武行实》出自岳珂，应该可信，但其中所列出的岳飞的儿女们都有明确的名字或排行，“独无所谓银瓶者”。难怪人们心生疑惑：幼女殉孝也该算得上突出事迹了吧，但岳家平反后，为何没有表彰？“岂不经御旨追赠？”另一方面，俞樾又找到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关于岳飞庙中“并祀银瓶娘子”的记载，推断银瓶姑娘的身份，至迟在岳飞死后百年已经得到了承认。
然而，就算殉父之女确实存在，但结合宋、元方志可推断，“宋时已祀王女而女不名”，也就是说，此女死后，名字并未随事迹一道流传。她非但名字不载于史册，甚至还被后人安排上了不同的名字。前人修《汤阴县志》，作《岳氏家谱》，直接说岳飞的幼女叫作“孝娥”。俞樾相当不以为然：她的精神可称为孝，不代表她的名字就得这么叫。
当然，俞樾更不满意的，是后人把此女叫作“银瓶小姐”，因为这至为不典，恐怕玷污了岳飞幼女的清白名声。对此他认同赵翼的看法—“宋时闺阁女称小娘子，而小姐乃贱者之称”，比如宫婢称小姐、妓女称小姐。因此岳飞的女儿一定不能被叫成“小姐”。俞樾又依据宋代无论官妓、家妓必有簿籍载之这一点，推断“小姐”其实是从妓女的雅称“小籍”转来的，还曾因近人记载中的“银瓶小姐”，差点儿把为岳飞而死的女子认作岳飞家妓而非岳飞女儿，直到得知元明以前的记载中她都叫“银瓶娘子”，他才放下心来。
俞樾还列举了人们如何围绕“银瓶”做文章，展开对无名孝女的想象。有人说，岳飞夫人梦中抱银瓶而生女，女因此得名，正应了《易》的井卦，说明她出生时便有凶兆。又有人说银瓶是岳飞送给幼女的礼物，父亲下狱后，她曾设法搭救，无奈希望破灭，才抱着父亲送的银瓶投井，年仅十三。这些孤证，俞樾找寻来，丰富了故事的可能性，毕竟最初的记载只有岳飞死后其幼女抱银瓶投井自尽而已。
岳家幼女是否婚配？俞樾前面一番辨析和罗列，把故事的要点放在“幼女死孝”上，于是传闻不攻自破。岳家银瓶女还小，张宪则早已是岳飞爱将，二人“年齿悬殊，岂可以为配乎”？硬要“以数百年后，强为作合”，把未婚而死的孝女安排到将领张宪的身旁，不妥。
岳孝娥抑或张岳氏，银瓶娘子或是银瓶小姐……围绕这位勇于赴死的少女的身世与故事，前面俞樾考证中所引述的传记、方志、笔记与传闻，以及办得有声有色的祠堂，足以显示出古人评判孝女时的一些规律：从“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到“岂可以为配”，与其说关心她们的安危，不如说更在意她们的无私贡献和清白节操。孝女不能失名节，士大夫的标准一贯高，反观民间搞供奉、拉郎配、看热闹，让忠臣做了岳飞女婿，给小姑娘许个好人家，在以身殉国或殉父的悲剧中也要努力搞一搞“大团圆”，哪个更贴近事实？哪个更理想？她的生活该由谁来讲述？这些故事中的理想状态又是谁的理想？
按理说，本书的主角缇萦（汉）与木兰（相传为南北朝），早该出现在金谿二孝女（唐）与岳家银瓶女（宋）之前。之所以开篇数页仍未写到她俩，不仅因为她俩在后文中“戏份”更重，而且因为她们其实与所有救父者共命运。无论是因更广为人知而被浓墨重彩书写，还是影响仅及于一时一地；无论是年少赴死，还是下落不明，她们的人生故事都被“剪裁”和演绎过，在被塑造出美名的同时也被遗漏了个性。
最初我关注的，是缇萦、木兰等人的救父谋略和冒险精神，但追问下去，发现故事里并不只有谋略和冒险，在这之外，她们背负着更多，同时也失去了更多：少数取得成功和荣耀，更多的是挣扎与内耗，无数失败与绝望都由她们自己承担。他人多强调局部，我更想看到整体。而当我试图看到她们整个人生、看清她们每个人时，名字的模糊与事迹的漫漶构成了重重障碍。前面细辨银瓶娘子（仍然不确定该怎样叫她）青史不留名乃至流俗乱编造的例子，正是名字“沉默”引发的乱象，同时也是面对关键历史信息缺失时如何“解谜”的一把钥匙，若善加解读，也许能比那些按照“孝道模板”组织材料撰写出来的模范故事，透露出更多的东西。
察觉到“空白”和“乱象”的存在，有助于更好地追问—而只有把问题问对了、问清了，对每个时期都有的“救父”故事，才不会仅看作“孝女”主旋律的重复，而能更清晰地呈现出故事细节和人物个性，看到更多故事里的她们。
岳武穆鼎鼎大名，其幼女“慷慨赴死”是非凡之举，但这样的名门之女，名字也早已“失传”。我因此猜测，如果是真“小姐”（妓女），更难得留名。果然，陈岩肖《庚溪诗话》中有一个宋代官员康执权“戏为一绝”的故事，他作诗是应了一位意图救父的妓女的请求，而这个妓女自然也没有留名。
这个故事展现了士大夫之间的默契，也留下了一首七绝。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永嘉有个姓山的官妓，某日她父亲山某不知何事被抓，“以事系县中，当坐罪”，山女士哭着求遍了与她往来的士大夫，其中康执权从前就因为山女士“颇慧丽”而常找她陪酒，这次便伸出援手，作诗一首，给她支招。山女士依言，第二天到县里投状说要代父受刑，状里还带上了康执权的诗。知县一看，“笑而释之”。
士大夫们的“戏”与“笑”，正好与山女士的“泣”与“乞”形成反差。举手之劳的诗，也确实举重若轻：
昔日缇萦亦如许，尽道生男不如女。
河阳满县皆春风，忍使梨花偏带雨。
这是将山女士的请求升华到与典故中缇萦救父一样的高度，也是一口气送了知县两顶“高帽”：春风化雨、崇尚教化的父母官，怜香惜玉、成人之美的君子。如此便艺术性地化解了山女士的麻烦。果然文人和官员才是记事中的主角。山女士的努力，只有被比附于孝女典故，依附于才子佳话，才有了被记下来的意义。至多，因为她的官妓身份，诗话中多描绘了一笔她的慧丽与柔弱，使她多了一些救父的筹码。
跟宋人帮着山女士说话的策略一般，元朝儒者的《银瓶女》，也要通过提及汉时的缇萦之名，来与宋代少女的孝相呼应：“嗟我银瓶为我父，缇萦生不赎父死，不如无生。”其实汉唐以降，几乎每个救父故事都会提到缇萦，如果有女扮男装情节，还会拉上木兰。在众多被遗忘的名字中，在大量模糊的面目里，缇萦之名被一再提及，拨动着主旋律。这既衬托出缇萦的典型性，又暗示着记事者的图省事与当事人的“沉默”。所谓图省事，就是把诸多事件定性为“救父”，围绕着行动者如何“孝”来组织材料、叙述过程和结果，有意无意使之契合“缇萦救父”等孝之典型，有无名字，细节如何，都无甚干系。千篇一律的劝孝范本，凭空略去了主人公的生活细节，以至于古老的故事变成了空壳，改个名字，可以一说再说。
——节选自《木兰无名，缇萦无踪：法律史视野下的女性悲喜》，张田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