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写一本纯历史题材的书，而且规模如此宏大。虽说我从小就对历史怀着浓厚兴趣，成年后也从未停止过对历史的学习和思索，然而这毕竟不是我的专业，我深知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短板是很难补齐的。我学的是新闻，职业生涯的一大半岁月都在从事新闻工作，我也确实怀有强烈的新闻理想，迄今仍未磨灭。这是一股与学术理想截然不同的激情。但在这个时代，来自技术变迁以及其他层面的力量都在无情地挤压着传媒业—但愿只是我曾投身其中的那个传统或老派传媒业—的生存空间。眼看着自己脚下那片原本就十分贫瘠的新闻土壤正越来越快地流失，每一个严肃的写作者都面临着沉重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向历史写作大概是一次无奈的撤退。好在对我自己来说，写历史与写当下同样有冲动，而且很可能更加轻松自在。
我的背景和旨趣决定了这不是一本寻常意义上的历史书—即叙述一个历史故事、呈现一种历史现象、剖析一段历史沿革……概括起来说，就是还原过去存在过的人和事及其相互关联，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过去。我的着力点不在于讲故事，而在于回答一个问题 ：繁荣的社会是如何成就的？其中又包含了一系列问题。而它的反面是 ：为什么繁荣那么容易被毁掉？
宋代是全面深入地展示、分析这个问题的最佳切入点。这个问题是非时间性的，对于任何时代都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意义，当代尤然。由此我自己也找到了历史写作与新闻写作的结合点。相信读者读到这里，应该已经有了认识这个问题的基本框架。告别在即，我最大的期望是你们能有兴趣继续追问下去……
本书是从经济的视角切入的，并且自始至终围绕着经济这条主线展开，但它显然不是一部“宋代经济史”。想要通过这本书来全方位把握宋代经济的读者，恐怕会失望。我并没有按农、林、牧、渔、工、商、服务业等行业分类来全面叙述宋代经济的样貌，也没有完整介绍宋代的经济制度。我只是有选择地向读者呈现了宋代新出现的前沿经济变化，例如城市网络的兴起、工商业的繁荣，以及货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等。我花了很大篇幅在书的最后部分剖析宋代的财政与税收，也是服务于前述问题导向的。
说本书不是“宋代经济史”，还因为它旁涉了许多经济之外的内容，但它更不是一部“宋代社会史”或“宋代文化史”，对于后人持续关注和研究的宋代政治，本书只在尾声中略有提及；而对于宋代在文学、哲学、史学、书法、绘画等方面所取得的耀眼的文化成就，本书要么只字未提，要么只涉及一两点。例如，关于理学，我是在讨论宋代教育普及时略有触及，并没有花太多笔墨讨论理学的思想内容。我关心的主要是商业进步及其成因，还有它所催生的社会变迁。当然，那些被我忽略的部分绝非不重要，而是与我试图关照的主题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文学艺术的繁荣或许不能说与经济毫无关系，自由而富裕的社会并不必然滋养出辉煌灿烂的史书与书法，专制而贫穷的时代也并不一定产生不了美轮美奂的诗歌和绘画。
在本书中，我将历史演进置于“技术–制度”的框架内加以审视。在我看来，如果历史的起起落落呈现为一条曲线的话，那么技术和制度分别可以作为它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技术是社会生产力的单元底盘，制度将所有这些生产力单元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创造实际价值的生态系统。技术和进步都有可能进步和倒退，但二者又存在着很大不同。技术的突破充满了偶然，并非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和努力可以左右。我认为它主要取决于极少数天才人物的灵感，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甚至不可知的。我们唯一能够确知的是，技术进步是累积和阶梯式的，有了前一阶段的突破，才会有下一阶段的继续突破。它完全不像文学艺术那样，每一代人都可以另起炉灶。18—19 世纪“科学革命”以后，技术突破发生的频次相比之前有了飞速的发展，而且还在继续加速。说现代一日抵古代一年，一点都不夸张。我在本书中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古今异同”，以期提醒世人，对历史要怀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摈弃那种想当然地、以今度古的浮夸通病。然而，就每一个当下而言，下一个重大技术突破会朝哪个方向、发生在哪个领域、以何种形式……仍是不可知的。
当然，一项偶然的技术发明是半途夭折（如历史上的交子、会子等纸币）、长期陷于停滞（如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还是最终得到广泛应用和长足发展（如算盘、罗盘、雕版印刷等），则取决于它生逢的社会土壤（所谓社会土壤，制度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技术的突破极难，一旦取得突破，倒退的概率是比较小的。所以我将它视作历史曲线的横坐标。制度则相反。虽然它决不是人可以依据自己的理想蓝图自由规划和随意修改的，但它却是掌握了正确知识的人完全可能有意识地不断改进的。制度看上去是人制定或设计出来的，但实则只是人的选择，而且选项很有限。制度是最初确立者面临的客观环境和他们主观价值倾向的结合。制度一经确立和推行，就会获得独立自主的生命力，只要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没有大的改变，它就会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持续展开，并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裹挟进来，形成一种日益强大的路径依赖，驱使后来者不得不沿着既有的方向走下去。当然，后来者仍可以审时度势，利用新的社会土壤，抓住机会对既有制度做出调整或根本性变革—前者如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后者如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变法。无论是制度的起源还是展开过程，人都不是被动的，都可以有所作为。这就为中国古代儒家政治哲学留下了充分的发挥空间。但作为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制
度的倒退是很容易发生的，在真实历史中也的确一再发生。所以我将它比拟为历史曲线的纵坐标。另外，人固然不是制度的奴隶，但也很难说是它的主人。人显然不是制度的建筑师或工程师，就人与制度之间多向度的复杂互动关系而言，两者更像是农人与庄稼、医生与患者的关系。
尤需指出的是，制度的实际推行后果往往与制度的设计初衷大不相同，几至南辕北辙。历史的演进，在越长期（例如千年时段）和越宏观（例如全球范围）的视野中看，技术的力量就越大。而在短期和局部，制度的力量则可以说是压倒性的。因此，就人类历史的总体演进而言，技术是最重要的动
力 ；而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究竟是繁荣还是衰败，主要是制度决定的。但好的制度—对应着繁荣的社会—能否存活、维系乃至不断完善、提升，又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持续压力 ：
第一，一个制度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持，因而所谓“先进制度”，是一连串的事件。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宋代遥遥领先的纸币体系因得不到经济贸易和社会生活层面的其他制度支持而独木难支。第二，制度与技术存在一个适配问题，不同时代会有适应当时社会现实的最佳制度组合，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技术特征。我们通过本书也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宋代现代化的军事制度因受制于前现代技术条件而在实战中尽落下风。当制度与制度、制度与技术之间达成某种最佳张力时，社会就繁荣昌盛 ；反之，社会就衰败没落。这永远都是一个动态平衡。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的批判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我明确指出，对这种传统经济模式的强势回归是宋亡以后中国历史曲线从顶峰掉头下行—还可以说是第一波“中国式近（现）代化”夭折—的首要原因。然而我也曾简要指出过，以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为基石的小农经济模式在它形成时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它比同时代普遍存在于世界其他文明圈的大庄园 / 奴隶制经济模式具有显而易见的先进性，因而也是秦汉帝国崛起的经济基础。甚至从北魏孝文帝开始延续至唐代中叶的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主的土地及赋税制度，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一种制度逆行。我认为在汉亡后长达四百年的分裂与战乱所造成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业萧条的特殊社会现实中，它对于当时的生产恢复和人民安定有着很大的促进意义。只是，经历了隋唐前150 年空前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社会结构巨大变迁，过去那种均田制之上的小农经济模式才日益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成为桎梏下一阶段历史进步的障碍。因此，只有最合适的制度，而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制度。其中的最大原因或许就在于技术的变迁总是以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式颠覆既有一切，而众多偶然因素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神秘莫测的作用这便是我努力试图对宋代这幅熙熙攘攘的《清明上河图》做出的解释，我希望它是有说服力的。至于人们能够从这幅《清明上河图》的绘就和破灭中得到怎样的现实启发，显然不是我能够掌控和负责的。
这本书缘起于 2022 年春上海封控时，那是一段永生难忘的日子。禁足在家，身体活动的范围被压缩到不能再局促，而心灵遨游的宇宙却放大至无穷。周遭的所见所闻促使我在更长时段、更广范围内思索社会的兴衰和人的命运。那两三个月里，我写了一组五篇长文，讨论宋代工商业的繁荣及其
给社会带来的全方位进步。这组文章以《清明上河图是如何绘成的？》为总标题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总计有近 4 万字。不久后，北京彗星时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和负责人田珅联系到我，他觉得这组文章构成了一本书的基础，建议我将它进一步充实成书。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第一声“胎动”。按田珅与我的最初计划，书稿字数应该在 15 万字以内，这是最受当下图书市场欢迎的。没想到随着写作的深入，我发觉这个题材的线索和头绪以及需要表达的内容越来越多，整整一年后，完稿几乎 4 倍于最初的设想，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书”。这不但出乎田珅的计划，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所幸田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出版人，他一再安慰我，让我不必担心厚书的价值。他说，作者的唯一使命是写出好书，剩下的事应该交给像他这样的出版人。过去两年里，他持续不断地给了我许多热情的鼓励和富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这本书。
我也要特别感谢《经济观察报》的殷练和林密两位女士，我是她们主持的《观察家》栏目的专栏作者，这也是我这辈子供稿最久、最多的一个纸媒栏目，我在其中发表了不下百万字的稿子，前后历时15年。如今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清明上河图是如何绘成的？》系列文章，自然也是发表在这个版面上。这么多年来，她们给了我很多信任与宽容。如果你在本书中读出了我的某种“写作风格”的话，可以说，它就是在她们的版面上逐渐形成的。像她们这样的“编辑匠”如今已经很难再见到了，这也是我越来越少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的原因之一。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向身边熟识的专业人士请益，交流最多的是南京大学教授景凯旋、知名宋史写作者吴钩和历史畅销书作家张明扬诸师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景凯旋教授就我书里的某个话题连珠炮似地向我发出十数问，末了他说 ：“高质量的博士论文答辩就应该是这样的。”吴钩的宋史功底远胜于我，他经常就我书里的某些观点和结论提出反面意见，与我展开激烈争论。张明扬是战争史领域的专家，我与他讨论得最多的是古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对我的真诚建议、提醒和“诘难”，在与我自身的思考碰撞后激发出众多崭新的洞见，并帮助我完善了文本的逻辑结构，弥补了许多漏洞。我对他们怀着真挚的感激。我在这里还想表达我对邓广铭、漆侠、陈振、张邦炜、虞云国、李华瑞、程民生、王瑞来、刘成国以及龙登高、陈国灿、刘守刚等一大批前辈和同辈学人的敬意和谢意。我在写作本书时参考了他们大量的专著和论文，
获得了许多有益启发。特别是我在本文开头已经说过，我非历史专业出身，在宋史专业知识领域的基本功是不扎实的，对古籍文献的阅读和掌握也相当有限，对辽、夏、金、蒙尤其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这些学者常年耕耘于宋史及古代经济财政史专业领域，将许多对我的写作来说非常重要的原始材料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梳理出来，帮助我节省了大量时间精力，少走了很多弯路，也避免了不少错误。
当然，正因为我在专业方面的先天不足，本书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诸多不当及讹误，甚至严重的“硬伤”。我热切地期待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教诲。
本书初稿完成，在 2023 年清明前后。前一年这个时候封控在家，无法给父母扫墓。2022 年年底和 2023 年年初又正好是父亲去世十周年、母亲去世五周年。这年给父母上坟时，我特地向他们报告，过去一年变故甚多，但我没有完全虚度，埋头写了一本书，有 50 多万字，是父亲喜欢的历史题材。父亲生前是高中语文老师，兼做过历史老师。他是民国时代的中学生、20 世纪 50 年代的大学生，文史基础非常好。在他的熏陶下，我还没上小学时就已经会背不少唐宋诗词，并且从小就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的事迹有着无限景仰。其实父亲一直不希望我以文科为专业，但我后来做了新闻工作，这大概是他最不想看到的。
不管怎样，这本书也算是对父亲对我的家庭教育的一种报答。只是父亲虽然熟读历史，但像中国大多数历史爱好者一样，对于经济和财政问题并不十分了解和感兴趣，因此未必能对本书主题产生特别强的共鸣。记得我小时候，他经常眉飞色舞地跟我讲一些唐宋文人的趣闻逸事。印象较深的如这段笔记 ：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东坡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
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又如 ：
东坡有小妹善词赋，敏慧多辩，其额广而凸。东坡尝戏之曰：“莲步未离香阁下，梅妆先露画屏前。”妹即答云 ：“欲叩齿牙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以东坡多髯。《两山墨谈》所记相戏之语又不同，坡戏妹曰：“足迹未出香房内，额头先到画堂前。” 以其凸额也。妹答坡云 ：“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嘴边。” 以坡面长戏之。
这类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我尽量挑了一些与主题有联系的插入书中，希望能让本书更精彩生动，以迎合和吸引像父亲那样的读者。不知我的才智和努力能不能满足这样的期盼？
2024 年 4 月 29 日—5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