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范若恩
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两大源头。在此之外，学界近年开始日益关注西方现代文明在两希文化之外的第三个源头，即启蒙思想兴起的18世纪。正是在这一世纪中，英国桂冠诗人怀特黑德（William Whitehead）咏叹道：
希腊和罗马已经使人厌倦
两国魅力不再……
今夜的诗人乘着鹰翼，
为着崭新的真理，向着光之源头翱翔
直至中国的东土，勇敢地带回
孔夫子的教诲，让英国人聆听。
回眸历史，这一时期所产生的理性、科学、自由、民主等启蒙思想观念塑造了现代之西方。 然而， 作为时间概念的18世纪，其空间内涵已经急剧扩张， 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这一时期也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的世界观念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段。霍格森等学者认为世界体系出现于14世纪，在17世纪晚期之前，东方一直是这个体系的中心， 而欧洲反而只是它的边缘。 法国学者施瓦布（Raymond Schwab）在20世纪中期甚至认为，正是对东方的发现推动了西方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使得欧洲与非洲、亚洲、美洲一系列他者文明相遇，加速了西方对固有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的革新和启蒙思想的形成。他者的文明，尤其是东方的文明，并非仅仅作为西方的对立面或者器物层面的风尚而存在，而是深刻地融入到西方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后者学习借鉴的对象和反思构建自我的方式。这即杜克大学已故比较文学学者阿拉瓦穆登（Srinivas Aravamudan）提出的，世界并非从东西对立中产生，而是源于多种差异性、知识、认识与趋向，“世界文学发轫于在人类的探索中被置于一起的各种语言的语言学和文化解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18世纪欧亚文学交流互鉴研究”，研究团队于2021年组建，当年获准立项。本课题在18世纪世界体系建立的总体语境中思考欧亚文学交流的全貌。 作为其子课题，“长18世纪欧洲涉东方题材文学目录汇编和精选译注”着力发掘在18世纪欧亚文学交流中有影响的欧洲文学作品，进行目录编纂，并从中选择部分关键作品进行注释译介，以供国内学界和读者跨越语种进行快速阅读和研究。子课题选择文本的标准为：（1）覆盖18世纪文学主要体裁；（2）包括本课题所研究的英、法、德三大欧洲语种在内的作品；（3）具有高度的时代意义，能代表18世纪欧洲文学的东方意识演进的不同阶段。在前期研究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本子课题于2022年拟定翻译五部对18世纪欧亚文学交流互鉴研究具有关键性意义且无中译本的作品，包括英语作品两部、法语作品一部、阿拉伯语作品一部、多语种东方题材作品合集一部。其中多语种作品集辑录的篇目处于开放状态，将不断根据目录编纂及目录数据定量分析计算的成果吸纳当时传播力最广、对中国学者最重要的文本。18世纪欧亚交流的成果纷繁耀眼，我们希望这个译作系列未来会被不断扩充。
第一辑首先推出《迪亚卜行记》《世界公民》《环游世界（1772―1775）》三部作品。下面先就这三部作品做一个简介。
一
《迪亚卜行记》的作者汉纳·迪亚卜（?annā Diyāb）和法国东方学家加朗（Antoine Galland， 又译作迦兰）合作， 在18世纪初首次将《一千零一夜》译介到欧洲。对迪亚卜晚年撰写的《迪亚卜行记》的译介或许将推动我们部分重构18世纪世界文学历程。加朗对《一千零一夜》的翻译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其影响之于西方文学“犹如另一部东方故事集《圣经》对西方的影响”。 旅居巴黎的奥斯曼土耳其青年学者迪亚卜在1709年参与合译，并和加朗一起伪译了16个原本不存在于古代阿拉伯《一千零一夜》手稿中的故事，其中就包括最为核心且已家喻户晓的《阿拉丁》和《阿里巴巴》。 长期以来，加朗被认为主导了《一千零一夜》的翻译和伪译工作，他被认为对后者的口头语言和过于色情暴力的内容进行了雅化或删改，使之符合18世纪初法国人的阅读风尚。同时，他所伪译的《阿拉丁》《阿里巴巴》等故事富有欧洲特质，尤其是《阿拉丁》讲述主人公如何通过个人奋斗挑战出身，改变命运，是18世纪欧洲小说中耳熟能详的情节。而这一故事以“虚构的中国”为背景，传递了一个最终高度归约化的“东方”概念，并充满对来自非洲的魔法师和其精灵奴仆以及犹太人的歧视，折射出18世纪初兴起的西方对世界的野心。
迪亚卜的作用则从2015年起才开始获得一定关注。 迪亚卜于1764年撰写旅欧行记，该行记于1945年被梵蒂冈图书馆收藏。 由于头十页已经遗失，该行记长期被当作无名手稿，20世纪90年代，才被鉴定为迪亚卜所著。近年，这一游记先后被翻译为多种欧洲文字。霍塔（Paulo Lemos Horta）已经将其和《阿拉丁》进行比较，开始展示出《阿拉丁》生成的另一条路径：一方面，这位东方人对欧洲文明满怀欣赏，他在旅法期间游览凡尔赛宫，观看城市盛大庆典，甚至遭遇了一个法国少年含冤被处决，这些都构成了《阿拉丁》的部分背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以中国人 / 东方人阿拉丁战胜西来魔法师为主要情节，实质上隐喻了自十字军东侵以来西方对东方的觊觎和东方对此的抵抗，也暗含着对中国参与抵抗的期望。他刻画了魔法师对魔戒精灵的奴役和阿拉丁受冤，其笔下的东方首都和阿拉丁的豪华宫殿从外观上看更像巴黎和凡尔赛宫，这些都对当时法国“自由的土地”的对外宣传和法王路易十四的专制与穷奢极欲形成了讽刺，并解构了18世纪开始盛行于西方的将东方等同于专制、奴役、奢靡的本质主义。而他的《阿里巴巴》所描述的阿里巴巴靠盗窃而实现的暴富和杀死复仇强盗的残忍，嘲讽了身边的法国人的发迹，产生了某种道德批评，谴责他们在东方的肆意搜刮。
同时，他描绘的东西往返之旅，覆盖了土耳其、北非、意大利、法国等多个欧亚著名国家和地区，并且，他和西方上至法王路易十四下至各地平民百姓的各阶层人物有广泛接触，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道出各地风貌以及18世纪东西交往的种种画面。游记文学多以西方人游历东方为主，这一记载18世纪东方人眼中的西方的游记极为可贵。
二
当代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认为，如果某一文化系统内部的作家仅凭自身作品难以推动系统变革，翻译则将变为他们使用的主要力量，甚至他们会选择以伪译的策略“掩护”其写作，以“免受攻击”或者“避免直接和主流诗学对抗”。具体到18世纪，当代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也认为：“地理大发现已经使人们无须再从已消逝的远古中寻找模式了。在乌托邦作家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启蒙运动的先觉者，如维柯、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卢梭。他们愈来愈常借用一个‘真实的’非欧洲为素材，从事密集的颠覆性写作，以攻击当时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英国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又译作戈德史密斯、 戈尔德史密斯）的《世界公民：中国哲人信札》（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Letters from a Chinese Philosopher, Residing in London, to His Friends in the East）就是这样的一部跨文化作品。17―18世纪，大量中国的器物（如瓷器、漆器、织物、墙纸）和它们的欧洲仿制品掀起了风靡欧洲的中国热。与此同时，欧洲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文化中更看到了自然、理性、道德等他们孜孜以求的理想精神。中国君主被伏尔泰等法国思想家视为柏拉图心目中的哲学王，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则被认为是道德和法律完美结合的化身。在英国，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早在17世纪末就称赞中国人在孔子教诲下，“学习并致力完善自然理性， 在一生所行中不会犯错或偏离自然理性”。 将遥远的异邦理想化，其目的是引入对本国的思考甚至批评。18世纪的欧洲文学就流行以一个来自异邦的旁观者的视角，借助后者外国人的身份，深入对比不同文化的差异，进而针砭时弊，以求推动自我的革新。意大利人马拉纳的《土耳其间谍》、法国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德·阿尔让的《中国人信札》等18世纪名著均为此类代表。在英国，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于1757年推出了《旅居伦敦的中国哲学家叔和致北京友人李安济书》（A Letter from Xo Ho, a Chinese Philosopher at London, to His Friend Lien Chi at Peking），借中国人叔和之口抨击英国政治和英国人的性格，这就直接启发了哥尔斯密创作出18世纪欧洲涉中国题材文学中最主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世界公民》。
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采用书信体形式，借虚构旅英河南人李安济和友人、家人的通信，讽刺英国社会，介绍中国文化。当时英国著名的《绅士》杂志1756年1月卷刊登了一首中国乐曲的曲谱，作者化名A. B.，声称这首曲子是一位从葡萄牙辗转至伦敦的中国商人曾为其演奏的，“曲调简单，却有我国大多数乡村舞曲缺乏的勃勃生气”。这是中国音乐第一次在英国奏响。据考证，其演奏者名为林启（Loum Kiqua），曾与约翰逊博士会面。沃波尔和哥尔密斯有可能通过后者结识了这位中国商人，并将其名字转化为李安济。《世界公民》全集包括123封信件，涉及大量中国故事、寓言、语录、哲理，堪称面向18世纪读者的一部中国知识百科全书。哥尔斯密曾说：“如果一个作者弄不清楚什么是中国，什么不是中国，他完全可以聊以自慰，因为很少有读者能识别这是哄骗。”他笔下的李安济口吻、 言辞夸张， 让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他塑造出一个滑稽丑陋的东方主义他者甚至东方主义骗子（带有东方色彩的骗子）；但如果我们将其作品放入英国从艾迪生以来的讽刺传统中，则可看出李安济属于艾迪生、斯梯尔创造的旁观者俱乐部中如考弗莱爵士等目光独特、语言辛辣的批评者类型。哥尔斯密借这一人物，并非只是讽刺英国，更是表达了一种对于未来的世界的愿景。与李安济形影不离的是其英国好友黑衣人，他性情古怪，却在和李安济的交往中不时显露出率真善良的一面。他既是哥尔斯密的自我投射，又何尝不是作者在借外国人之眼光对国人百般讽刺之余，塑造的一个理想的英国人形象？而在小说的尾声，李安济之子和黑衣人的侄女历经患难而终成佳偶定居英国，李安济则和黑衣人周游列国，更直接表达了作者对于东西融合，创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愿景。
三
与世界的遭遇在18世纪促使西方不断发展着新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福斯特（Georg Forster）的《环游世界（1772―1775）》更是从德国人的视角记叙了18世纪英国著名的库克船长的南太平洋远征。福斯特十岁便跟随其父在俄罗斯长途考察，广泛收集生物标本。十八岁和父亲一起加入库克船长的第二次南太平洋探险。《环游世界（1772―1775）》先后以英德两种语言发表， 以优美的散文形式描绘了波利尼西亚等南太平洋地区的社会文化风貌。
《环游世界（1772―1775）》尤其体现了启蒙时代欧洲的东方观。福斯特秉持时代的世界主义和科学精神，并未将南太平洋文化刻画为时人热衷的“高贵的野蛮人”或者原始落后状态。他认为“地球上的各个民族都值得我以善意对待。我的赞誉和指责都不带任何民族偏见”。 他指出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有适合自身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即使不同文化发展程度的高低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艰苦程度决定的。
此书甫一问世，便轰动全欧，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福斯特由此在不满二十四岁时便被选入英国皇家协会，后又在其他国家获得此类殊荣。德国诗人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称赞这本书是18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 即使在今天，它仍是最重要的欧洲游记文学之一。这本书对德国文学、文化和科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参与形塑了亚历山大·冯·洪堡等科学家和后来的许多人类学家。阅读此书，无疑会丰富我们对18世纪欧洲东方观乃至启蒙思想整体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
19世纪的文学家吉卜林曾说：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极永远不会相遇。
这或许是19世纪欧洲人的心态。但18世纪初的歌德，在阅读《一千零一夜》后完成了他的《浮士德》第二卷，并顺手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一首诗，其中一部分为：
充分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人，
就不会忽略：
西方和东方，
不再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