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东川十公里
从昭通去东川，在距离东川十公里的路边上，我看见一座巨大的采石场，只有一个女人在开采石头。我没有把她当成令人哭笑不得的愚公，只是好奇，这采石场里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而且，在她的四周堆满了开采下来还没有运走的石头，她一天的开采量少得可怜，甚至可能在一块巨大的顽石下面一无所获。
我走到她身边时，她正高举铁锤，卖力地击打整整一座悬崖。那些石头仿佛有意与她作对，以一座悬崖的身份俯视着她。她的发丛和脸上的皱纹里塞满了石屑，衣服上也扑满了石粉，青筋暴露的双手开了很多裂口，有些裂口还流着血。她转头看我时，那坚毅的目光里，夹杂着对一个陌生来客必有的警惕。
“这个采石场里没有其他人？”我的提问是明知故问，目的是找出对话的可能性。
“你只看见我一个人，我能看见好多好多的人。”她的回答，提供出来的信息正是我想要的，但还是让我顿时感到背上有一颗铁钉，正被铁锤打入骨梁。我没有再问她什么，她继续挥动着铁锤。当我重新返回到公路上，准备驱车离开时，看见她丢下铁锤，挥舞着双手，向我跑过来。
也许人们都会想，她肯定向我讲述了很多采石场的故事，特别是关于她眼中那好多好多人的去向。事实上，十公里的路程中，我们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她只是搭我的顺风车，到了东川郊外一个打造墓碑的地方，就下车了。
弑父
父亲一生没有出过远门，都是在村庄里绕圈子。但他从唱书人的口里知道了世界上有一个歌舞升平的蜀国，他决定在自己死之前，一定要去看一看。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他找不到可以咨询出行知识的人，就私底下按照古代的方法，买了一匹马，铸了一把剑，还把家里的宅基地卖了，将五万块钱在银饰铺换成了银两。一个暮秋的清晨，天上的星宿还在闪烁，田野里的稻穗和草叶上挂满了白露，父亲行囊里装着白银，背着沉重的铁剑，骑上马，出了村口，向着鸡叫声与狗吠声四起的北方出发了。
村庄里的傻子一宿没睡，坐在梨树丫上，一头白霜，笑嘻嘻地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蜀国。”只在夜里放牧的羊倌，赶着几头羊，从北方的黑夜里回来，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蜀国。”田野上的守夜人喝醉了，正在与想象中的鬼打架，见了他，停下挥舞的拳脚，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蜀国。”傻子、羊倌和守夜人都不知道蜀国在哪儿，只能愣愣地望着他骑马朝着北方走去。父亲骑在马上，凉风吹拂着他的衣衫，也吹拂着他常年没有洗涤的白发。对身后的村庄，他虽然多多少少有些不舍，但他的心里，那时候只装着一支支大军轮番争夺的壮丽的成都、一眼望不到边的川南平原、美丽的蜀国女子和油汪汪的蜀国美食。他也曾热血沸腾，幻想着能在某个蜀国将军的帐下当一个传令兵，扯着嗓门，号令千军万马。傻子还没傻去之前，是一个铁匠，他曾在傻子的铁匠铺里对傻子说，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穿着一身铁甲，走起路来，铁甲撞击有声，哐啷哐啷，像一个铁打的战神。
父亲向着蜀国走去的第二天下午，在昭通城做牛皮生意的儿子骑着摩托车回来了。摩托的屁股上牵着一根棕绳，棕绳的另一端系着一匹马，马背上坐着垂头丧气的父亲。傻子还坐在梨树上，夜牧的羊倌和守夜人则在家里沉沉大睡，村子里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老人咧着没牙的嘴巴在唱红歌，几个留守儿童在高声背诵课本上众所周知的古诗。儿子将摩托停在破败的家门前，熄了火，黑着脸，对着马背上的父亲，一声断喝：“下来！”父亲显然还没掌握骑马的技术，翻身下马时，心里一慌，双脚没沾地，人已滚落在地上，发出铁剑和白银击地的声响。这时候，母亲从家里走了出来，一边伸手去扶父亲，一边在嘴巴里责怪着父亲荒唐的行径。随后，围绕着宅基地的问题，家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儿子咆哮不休，父亲同样也在咆哮。咆哮的声音一直持续到黄昏。就在人们以为事态随着月亮的升起终将平息之时，只见儿子提着父亲的那把铁剑，追着父亲满村子疯跑，嘴巴里嚷着：“砍死你，我砍死你！”
暮秋的月亮升起在古老的天空上，泛着黄色的光。夜牧的羊倌赶着羊羔出了村，守夜人提着一瓶酒，边喝边往田野上走去，傻子从梨树上下来了，在一堆草垛里睡着了。年老的父亲被追杀自己的儿子逼到了梨树下，走投无路之时，体内竟然生出了傻子才有的爬树功夫，猴子似的，一眨眼，便蹿到了高高的梨树上。儿子挥舞着铁剑，一再地纵身去砍父亲，但始终够不着，想爬上梨树去，试了几次，却又怎么也爬不上去。村子里的老人和留守儿童都来到了梨树下，老人停止了唱歌，儿童也不再背诵古诗，他们像一群观众，沉默地看着眼前正在演出的戏剧：父亲在梨树上诅咒着，老泪纵横；儿子用铁剑砍伐着梨树，嘴巴里也在不停地诅咒。老人和孩子都知道，再粗的梨树总会在天亮之前被砍倒，但谁也没有力量去阻止，也阻止不了。后来，大家就散了，没人在意月光里响着的伐树的声音。
彩虹
一
时间一直在消灭生命，我们也站在被它消灭的队列里，我们却如此热爱它、珍惜它，向它一再地妥协，缴械投降。与那些被处以极刑的死囚有别，他们没有机会继续行使爱与恨的权利，否则，我们所保持的对时间的态度，就等于他们在死去后的漫长时光里，心怀畏惧却又痴迷地爱上了刽子手和其手中的屠刀。我们不曾与时间交火，也没有与它赛跑，令我们无比头疼的是，季节和年份的划分以及钟表制造，时间从来没有现身，都是我们单方面的行为，它仿佛是人们臆想出来并悬在自己头顶上的国王的宝剑，我们走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并把末日带到哪儿。它是不能反对的，它像圣徒们最后的晚餐，任何人都知道背叛意味着什么；它是鸟儿最后的天空，自由的飞翔一直存在着边界和终点；它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安插在生命流程中的死神的丧钟，左手想让它停止走动，右手则在帮它拧紧发条。
二
在镇雄县乌峰镇街边的一个猪脚米线摊上，呼吸着呛人的煤烟，我和几个外省诗人，一边讨论着尹马和王单单诗歌的空间问题，一边抱怨着初冬时节湿冷而又乌烟瘴气的鬼天气。
朱零说：“这猪脚有肉的味道，真香，我们一人再来一只猪脚和一钢化杯雨河酒？”时间已是午夜，街道上的行人都拖着自己或长或短的影子，他们多数是些醉了的酒徒，人和影子都在飘荡、挣扎、手舞足蹈，让人很难分清哪一个是人哪一个是影子。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或浮或沉的脚踩在泥泞中，溅起来的泥浆，落到了我们面前的木桌上和土碗里。其中一个，听见朱零的话，一屁股就坐到朱零旁边，摇晃着脑袋，大着舌头，对朱零说：“来，来，来，兄弟，我陪你，一定让你喝高兴！”朱零也不拒绝，猪脚和酒一上来，两人便称兄道弟地喝上了。
朱零问那人：“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很诧异地望着朱零：“什么？你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怎么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
朱零以为碰上了借酒撒疯的家伙，但还是耐着性子问他：“那我怎么称呼你？”
那人答：“人们都叫我麻风病。我的名字就叫麻风病。你就叫我麻风病就行了。”
我们没心没肺地坐在旁边看着，相信这近乎荒诞的酒局里有一张底牌，但谁都不知道这张底牌藏在哪儿。就我个人的审美和想象力来说，一群外省诗人出现在午夜的街边，这是合理的，一个自称名叫“麻风病”的酒鬼旁逸斜出，突然成为酒桌子上的主角，则显得十分诡异了。按照以往的叙事习惯，即使要在故事中的午夜的酒桌上安插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我喜欢选择蒙面人、梦游者、饿死鬼、盗墓贼和哑巴，他们中的任何一种人，都有助于文字空间的开拓，可以让我恣意汪洋的想象不拘于泥而又合乎逻辑。“麻风病”不在我的阅读和写作的经验范围内，1999年冬天，在世纪之交的鞭炮声里，阅读保罗?布兰德与菲利浦?扬西合著的《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一书时，我看重的也是医生对希波克拉底精神的践行与思考，只是顺带着用目光扫描了一下具体的病症和具体的麻风病患者。该书认为，疼痛感是人类最卓越的特权之一，无人想要，可它一旦消失了，生命将会变得更加可怕。没有了疼痛，你可能会取自己的血去画画，你可能会毫不吝惜地剁掉自己被诅咒过的一只手臂。有很多的可能，都源于你患上了“无痛之症”，从而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一堆垃圾。在这本书的文字中间，一位印度病人用裸露在外的胫骨奔跑，白骨扎进土里，小石子和树枝则塞满了他的骨髓腔，他还为自己奔跑时的速度如此之快而自豪，对随之而来的截肢手术非常漠然。他一点儿也不痛，因为他是一个麻风病患者。
“麻风病”频频与朱零碰杯，不时也把目光转向我们，嘴巴里叫着：“喝，喝，你们干吗不喝？”说完，也不管别人喝不喝，自己就大大地喝上一口。看样子，他的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一脸的肉疙瘩，穿着一套很少有人穿的中山服，衣领和袖口都破了，鼓鼓囊囊的胸袋里似乎装着一包香烟和其他什么杂物。他双手握住猪脚往嘴巴里送的时候，我看见他的两只手掌总共只有六个指头。那一瞬间，我承认我的脑袋里有一只鞭炮炸响了，因为我意识到与我们同桌饮酒的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一个麻风病患者，至少他有过麻风病症史。当然，我没有愚笨到害怕就此感染上麻风病的地步，但忽然来临的恐惧促使我心生恶念，我决定试一下，看他还有没有痛感。《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一书中的布兰德医生，因为劳累导致脚跟神经过敏而丧失痛感，遂怀疑自己感染了麻风病。一天晚上，他把一根缝纫针狠狠地扎进了自己的脚跟。令他欣喜的是，当缝纫针扎进脚跟，“我从来未感觉到像疼痛那样鲜活、麻酥酥的快感……我祈祷，感谢上帝赐予的疼痛……”
手上没有任何尖锐的器物，我只好耐心地等着“麻风病”啃猪脚。当他把猪脚骨头扔到桌上，不等他又去与朱零干杯，我迅速抓过猪脚骨头，狠狠地就打在了他伸向酒杯的右手上，嘴巴还嚷着：“嘿，你看，骨上还有这么多肉，啃光掉，拿去，啃光掉！”令我心安并快乐的是，这一次击打，“麻风病”发出了一声尖叫，还一脸怒容地望着我。如果不是朱零及时端起杯来叫他喝酒，难说他不会站起身来，以酒鬼的方式向我大打出手。在镇雄街边长大的诗人王单单，在总结什么是“镇雄精神”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镇雄精神”，就是镇雄人“拿起笔杆子上得了庙堂，拿起枪杆子战死在沙场”。我很清楚，“麻风病”之所以因酒而克服了血性，为了与朱零斗酒而没有与我火并，主要是因为体内暗藏的那个酒坛子，闲置多年了，酒还没装满，酒精还没有被血液的火焰点燃。
散伙时，天都快亮了。我与“麻风病”约了下午在“古芒部”茶馆见面。他的醉态夸张，但在看我的时候，那一束冰冷的目光告诉我，他没有醉。
三
在乌蒙山中，有这么一个风俗：大年初三，人们都不能到野外的江河与溪流中取水，甚至水井里的水也不能碰，因为这一天，是属于麻风病人的。麻风病人也要过新年，初三日，传说中的“癞子之神”，他会从山洞中走出来，到水里去清洗自己满身的疮口和疤痕，天下之水都是脏的，谁一旦饮用或用这一天的水耕地和清洗衣物，谁就会患上麻风病。所以，初二的那天，人们不管是沉溺于喝酒，还是忙于赌钱，都会抽出时间，担水把水缸和木桶灌满，初三，除了家中之水而外，任何水都不敢沾手。把一年中最珍贵的日子之一，划拨给麻风病人，可以看出麻风病在这一区域的流传之广和染病人数之多，亦可发现人们心底隐藏着的巨大恐惧以及残存着的一点点慈善。在我的记忆中，听说过很多乡野中处置麻风病人的事件。有的麻风病人被儿女强行装进棺材活埋，有的被邻居放火烧死在家中，有的被人偷偷地装进特殊的器物抛弃在荒无人烟的山丘或山洞，有的则一生被家人关禁在屋底的地窖……死亡，需要足够多的体面与尊严，它不能是别人强行送来的礼物，更不能是别人体现集体意志的利器下的白骨，它的个人性只有上苍才能染指。因此，我听得最多的麻风病人之死，是自杀。自杀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被采用得最多的，还是跳进无底的山洞，自绝于世界。
四
开你家门，
打你家狗，
跟你家要碗老甜酒。
你不给，
我不走，
一直守在你家大门口。
这是一首镇雄儿歌。当它由一副沙哑、低沉的中年男人的嗓音唱出来，它已经不再是儿歌。歌声甫一结束，我听见茶馆的服务员开始用尖厉的声音，驱赶着一个上门乞讨的人。那人似乎在哀求，服务员不为所动：“滚开，你再不滚开，我要喊人了！”
“喊人？你喊啊，喊来把老子杀了？”上门乞讨的人嗓门突然高了起来，“老子正愁着死不掉呢，今天倒要看看你能喊来什么人，看他敢不敢把老子杀了，老子今天哪儿也不去了，非死在这茶馆门口不可！”随后，双方陷入了漫长的寂静，我大抵能想象出两张狰狞的脸，四只怒目，僵持住了，谁都不让谁，同时又都在想下一步该如何开口，都在盼着最好有一个人及时出现，表象上调解，实际上做自己暗中的支持者。他们谁也没再说话，代表第三方的人也没从地下冒出来。我合上手中的书，喝着茶，静候着，看这场声音的戏剧该怎么收场。有一阵，我也觉得自己应该走出包厢，到茶馆门口去，分别把他们拉开，可我一直没有站起来，心里甚至希望他们不要戛然而止，应该把自己最犀利的足以让对方胆寒的话全部喊出来。事实上，最终的结果也许是双方都咽了一口唾沫，分别收起脸上的怒容，各做各的事去了，我想象中定格下来的对峙画面，像闪电那样仅仅存在了一瞬间。
茶馆的楼下就是街道，两边尽是杂货店、小餐馆和服装店。这些铺面的门口又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地摊，地摊前人来人往，汽车和电动车在人流里拼命地响着喇叭。我坐在窗口，百无聊赖地数着穿白衣服的人数，我想，等数到一百个，我就去数穿黑衣服的人数，黑衣服的人数到一百，我接着数穿红衣服的人。如果数累了或不想数了，我就接着读书，直到街上的人散去，茶馆关门。这次随身带着的书，是一本《横江匪事集》，出自一个寂寂无名的乡村写作者之手。与众多的志办图书有所不同，这书全部是土匪临死前的口述，没有舆论导向，也不讲究叙事策略，清一色的信口开河，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许多故事或突然横空出世，或在节骨眼上急刹车，让人一看就知道，那些讲述者尽管有所保留，但目的只在于借这个机会把心里的话一说了之。在这些故事中，暗探、带头大哥、贩夫走卒、戏子、地痞、游击队员、和尚、懒汉和不明身份的人，死去或活着，互相穿插，张冠李戴，乱七八糟地组合成了一个穷途末路而又活力四射的旧社会。从一个个口述者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向往秩序井然、克己复礼的生活环境，他们就喜欢在一个没有底线和约束的烂江湖里鬼混。书中的一个故事，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一群四川宜宾的妓女乘船逆江而上，探访一个个土匪窝，动员大家有劲别在女人肚皮上施展，是男人就得去参加长沙保卫战。多数土匪窝的人取笑她们，强奸她们，但她们并不气馁，穿上衣服，花枝招展地又去了另外的土匪窝。最后，在一个土匪窝里，这群妓女豪气干云，与一群土匪喝喜酒，拜天地，发誓夫唱妇随扛起枪杆去与鬼子拼命。结局却很不幸，他们乘船顺江而下，行至自贡地界，船翻了，只有几个水性好的人侥幸逃生。
书中也收入了一则关于麻风病患者的故事。一个匪首，为了与民国云南省政府组建的滇东护路大队抗衡，夺取中原入滇之路的控制权，下了血本在川滇交界区域招兵买马，恶狠狠地抢占道路两边的关塞和山头。在他的队伍中，有一个中队叫“麻风决死队”，队员全是早期麻风病患者，在与滇东护路大队的一次次交火中，这个中队总是让对方闻风丧胆。他们不怕死，打断了他们的手和脚，他们仍然不会倒下，还能继续搏命……
茶馆关门，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我出门时，终于看见了那个唱儿歌的乞讨者，他就坐在茶馆的门外，还在低声唱着那首儿歌。“麻风病”没有出现，我决定再去夜市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碰上他。
五
墨西哥有句民间谚语：“他们试图把我们埋了，但不知道我们其实是种子。”可对于天坑底部麻风村里的人们来说，他们真的一度被埋葬了，而且他们不是种子。
“麻风病”说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这不是谎言，麻风村里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过名字，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出生的。他们没有床位，没有编号，也没有医生和护士按时来给他们进行检查、督促他们吃药，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或儿女，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或死神。在他们记忆的源头上，那是一个近乎混沌未开的时空，当人们发现他们可以用快刀剁下自己的手指以供别人取乐，而且他们身体的很多部位正在腐烂而他们一点也不在意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洞察到他们的心灵已经死了，像用钉锤从木头中取出生锈的铁钉那样，他们就被医生和民政干部从火热的生活现场，连根带蔓地剔剥出来了。把他们安顿在什么地方才不至于把病症传染给别人？飞地、禁地和山洞都已经住满了革命者和躲避革命的人，悬置在空中的阁楼尚未建成，通往月亮和火星的栈桥还只存在于诗歌作品中，人们一时想不出来，应该把他们送到哪儿去。最先想到天坑的那一个人，其实他最初想到的是火焰和天堂。他在办公室里拍脑袋，长吁短叹，急得团团乱转，最后才自言自语地说：“唉，真想把他们一把火烧了，直接送到天堂去！”没想到，“天堂”这两个邪劲十足的字，从他的舌头上慢慢滑出的一瞬，这位仁兄突然眼前一亮，迅速想到了天坑。天堂和天坑都是没人亲身去过的地方，天堂不知道在哪儿，天坑则就在距县城不远的乱山丛里。
当年运送麻风病人的人，要么死了，要么继续保持着沉默。可以想象，由于担心传染，这些麻风病人差不多是被锁进棺材一样的器物里，从不同的乡镇，以不同的运输工具，很快就被运送到天坑旁边。人们先是往天坑里扔石头，确认天坑是有底部的，不是无底洞，特别是当他们扔下去的石头还惊起了一群群飞鸟，他们就往天坑里扔下了玉米、水稻、土豆和各种蔬菜的种子，同时也扔下去了一批农具和很多的阿司匹林及一些止痛与消炎的药。然后，他们把麻风病人装进了竹箩筐，又再把竹箩筐系到一根根长绳子上，这才轻轻地，慢慢地，把竹箩筐垂直地放进了天坑里。开始的那几年，有人按时来到天坑边，像天女散花那样，往天坑里撒放药物，后来，见天坑里无声无息了，人们慢慢地也就把天坑和天坑里的人们忘记了。天坑里升起的炊烟，没有人看到，看到的人们也装着没有看到。那些年头，人们忙着名目繁多的各种运动，天坑之上，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人们的每一块肉、每一根骨头、每一个大脑里的想法，全都被放到熔炉里和照妖镜里，一一地进行锤炼和甄别，有很多人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变成了自绝于人民的垃圾，也有很多人百炼成钢，成为时代的中流砥柱。
时间和时代，它们忘记了天坑。天坑里风平浪静。天坑上面的人，谁也没有想到，天坑里有一个溶洞，里面不仅吹出清风，还有一泓溪水流出来，浇灌着天坑里的一片沃土。这些遭到鬼神诅咒，被世界彻底抛弃的人们，本能地搭起一座座窝棚，开始用露出白骨的双手垦荒种地，顽强地把残肢断体存活了下来。一个未解的谜团也因此出现了，这些有着扁平的鼻子、没有双眉和时刻都可能失明的人们，除了早期服食从天而降的简单药物之外，没接受过二苯胺化砜之类的任何药物治疗，但他们的病症竟然奇迹般的不治而愈。医疗与人道问题变成了八卦问题，当他们在天坑里组成家庭，生儿育女，或以家庭的方式静候着病症的消亡，或以天伦的快乐化解着天坑里的孤独，时间与生命的对峙关系，也迅速地幻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并上升为上苍对他们的体恤与恩赐，停止下来的时间让他们避开了更多的苦难。所以，当天坑之上的世界稍稍平静，他们便从天坑的底部，凿石筑基，于绝壁之上修了一条小路，通到了世界上。他们没想过一定要向世界重新报到，更没想过要以道义和弱者的身份占领人性世界的制高点，就连重拾做一个常人的尊严他们也未必想过，他们只想让自己的子女有一间上学的教室，但当他们的头颅从天坑里冒出来，他们还是把世界吓了一跳。世界没有饶过他们，时间和疾病却把砍向他们的刀剑收了起来。
一个从天坑里背着书包上来的少年，向我描述过他第一次看见彩虹时的情形：“我以前只知道天空是个窟窿，太阳和月亮总是一闪而过。我不知道天上还有这么美丽的彩桥，第一次从天坑里出来就看见了它，我向它疯狂地跑去，结果自己不小心撞在了一棵树上……”这个少年，我视其为时间的孩子，他从母亲的子宫里平移到时间的小腹中，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期。他对高山、大河、田野、云朵、彩虹、地平线和市集，有着天生的朝圣之感，这是上苍给他的基本人权，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明白，如果他的父母以及邻居没有被扔进时间的黑洞，继而躲过了焚毁之厄，对他来说，他所看见的一切都会是子虚乌有。所谓时间的孩子，也只能是一个想象中的人物。
六
把一群人死里逃生的福报，归功于游离于时代之外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让很多人拒绝忏悔，甚至会让那些具体的执行者感到自己才是这群人的恩人。在《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一书中，苏格兰医生罗伯特?洛克兰把防治麻风病的斗争核心确定为“一场宗教运动”，发起了“一场反对流行日久的社会对麻风病患者施以污名的运动”，他雇用两位麻风病患者在他家里工作，一个做他的私人厨师，另一个做花匠。同样，有着“麻风病学之父”称号的挪威医生丹尼尔?科尔内留斯?丹尼尔森，为了实验，他将麻风病媒介物分枝杆菌，通过皮下注射注入到自己和四个同事身上，结果发现他们五个都没有染上麻风病。与之相反的是，到了1985年，《疼痛：无人想要的礼物》一书的作者保罗?布兰德来到中国南京，发现大多数医生出于害怕仍然不敢医治麻风病。当中国医生看到布兰德拥抱麻风病人时，忍不住“倒吸了一口气”，人们坚决不相信布兰德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曾经染上麻风病的人。麻风病的“污名”仍然像乌云一样笼罩在中国大陆的上空。
时间替一些人开脱了罪责，让有罪之身获得了一颗安稳之心。但从那个自称“麻风病”的人拒绝与我再次面谈这一事件上可以看出，时间延至2014年秋天，“天坑事件”仍然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谈论的话题。三不朽人物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们的心中仍然还有破不了的贼，这有承担不起的麻风病的污名之累，亦存在着对某些暴行和心头之病的掩盖与讳疾忌医。在从镇雄辗转贵州毕节乘飞机返回昆明的途中，我一直在想，当总是以扼杀我们为荣的时间终于对我们网开一面，既给了麻风病人度过死亡之劫的天赐之机，又给了我们审查和修正自己行为的巨大空间，我们有什么理由仍然把天坑视为死亡的深渊？它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桃花源和乌托邦，那些时间的孩子，他们的未来不该继续在午夜的街头放浪形骸，也不该仅仅颤抖于大自然的彩虹之下，他们也许一时难以娶一个医生的女儿为妻，但人性与世道的彩虹，再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他们。
日落渡
在大江掉头的地方，往往都会形成滩头，滩头上往往也会有一个个古老的村镇。金沙江劈山剁岭，但也有臣服于乌蒙山或凉山的时候，甚至在狮子山这座小山的脚下，它也难以击垮铜墙铁壁般的石崖，只好掉头向南。因此，在狮子山的对岸就有了芭蕉滩，芭蕉滩上就有了一个名叫日落渡的村庄。
村庄叫作日落渡，不是说这儿是太阳落下的地方。村庄以前没名字，抗战时西南联大偏安昆明，学校曾遣派了一批学生到乌蒙山地区搞田野调查。其中一位，只身来到日落渡，见这儿四面崇山阻隔，金沙江水急，远听不见战乱的炮声和啼哭，近看不见邻村的炊烟和半个人影，几十户人家或耕或渔或猎，芭蕉和竹林丛中，过的是与世无争的生活。所谓田野调查，听一些操着晋地方言的老人说来说去，除了祖上搬迁之路的迢遥艰辛有些意思外，其他就平平无奇，这人心想，就此作文，必然有仿制《桃花源记》之嫌，且新意全无，便没了著文之心，整日与村民饮酒、唱歌、跳舞。逢到他唱歌时，就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部图书局印行的初等小学乐歌教科书上的《击壤歌》一唱再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唱得多了，村民就知道“日入”即“日落”，有太阳回家的意思，晋人流落边地，内心思故土，一伙人酒桌上议过，就把村庄取名日落渡。
日落渡至今也没通公路，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天，急匆匆来了一群人，又是人口普查登记，又是访贫问苦，又是村庄的发展规划，弄得日落渡沸腾了好久，差点难以重归平静。这群人走后半年，又来了一些人，放下斧头、砖刀、锯子和墨斗，就号召全村人去山外背水泥和砖头。水泥和砖头背回来，根据那群人的头头的命令，全村人又摆渡过江，上了狮子山，取石的取石，伐木的伐木，弄回了无数的石头和圆原木。最后，经过一个月的繁忙施工，在村子中央的平地上，建起了一幢砖混结构的大房子。房子落成，一阵鞭炮，匾上的红布掀开，上面的文字是：日落渡供销社。之所以要在此设这个机构，头头说，日落渡还处在封建社会时期，必须让它一夜之间进入社会主义。
有了供销社，彝人李海明也因此从县供销社被派到了日落渡来当售货员。那时的日落渡属边远地区，为防止不良势力的渗透，组织上还专门给猎人出身的李海明配了一支老式步枪。有些乡下人到城里工作了，如果组织上想让他再回到乡下去，不给个官职，那肯定很难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李海明不一样，他把县城当监狱，一听让他来日落渡，高兴得向供销社主任又是敬烟又是鞠躬，嘴里千恩万谢。从小在山水间成长、狩猎、喝酒、游荡，山水是他的生死场啊。于是，调令一下，经过短时间的扫盲班培训，李海明扛着步枪，神采飞扬地就来到了日落渡。他一来，组织上安排，盐巴、散装白酒、煤油、香烟、布匹等一系列日用和农用物资，也随着人背马驮，源源不断地运抵日落渡。这些东西在货柜上一陈列，流光溢彩，日落渡人便排着队来参观，李海明便得意扬扬地向人们讲解手电筒、刮须刀和香皂牙刷等稀罕之物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听到人们啧啧有声，他就从坛子里打出几斤白酒，叫人们尽情地喝。人们喝醉了，就在供销社的门前倒头便睡或又唱又跳，醒了，又接着喝，无休无止，比过年还兴奋，还热闹。
这种生活正是李海明想要的。到县供销社工作以前，他本来是乌蒙山上的一个猎人，无羁无绊，自在得像一朵封建社会时代的白云。有一天，他在山上发现了一只虎，便一路跟踪，几次想射杀，都不是良机。没想到，这只老虎路过一座村寨的时候，村边的山路上，迎面就碰上了两个刚到村里来搞宣传的工作队员，两个人吓得浑身瘫软，老虎一跃而上，将其中一个咬成重伤，叼起另一个就往山林里走。老虎的身子刚刚进入林中，李海明的枪响了，虎头开花，一击毙命，嘴上叼着的人掉在地上半天才苏醒过来。为此，李海明被授予“打虎英雄”称号，还出席了在昆明召开的一个表彰大会。摘掉胸前的大红花，猎人李海明摇身一变，成了县供销社的保卫干部。那时候，同村的人都替他自豪，他的一个小阿妹，还特意亲手给他缝了一套新衣服，山一程，水一程，送到县城来，而他似乎也从人们的掌声和笑脸中，感受到了一份别样的生活的滋味。特别是给他授奖的那位身材高大的老领导，听说是位将军，拍着他的肩，亲切地跟他说：“你这个小鬼，是当代武松啊，比我年轻时强多了，我只是杀了几个人，你却把老虎杀死了，好好努力，继续为人民杀老虎，如果杀得多，我亲自来看你，继续给你发奖状……”一席话听得李海明热血沸腾，还以为到供销社工作，任务就是继续杀老虎。杀老虎，每月又定期可以领钱领粮票，何乐而不为？殊不知，到单位一报到，领导说，他的任务不仅仅是杀老虎，平常就是坐在大门边的值班室，有人来，就问问，防止有坏人破坏正常的革命秩序，当然，如果供运科要往边远的基层供销社送货物，他就去护送，护送途中如果遇到老虎，杀上几只也不是不行。可是，几年下来，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值班室。供运科送货，叫的人工都是些与他同样出身的人，根本用不着他去护送。他想去，那些人晃晃手里的猎枪，说不用，他也就不好再坚持。
请日落渡的人喝酒，第一个月，工资领下来，李海明便如数结清了。几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国家的财产是国家的，只有国家一定要给他的，那才是他可以自主支配的。而且，开始的时候，热情好客的日落渡人请他去家中做客，不管吃好吃坏，他都按政策规定执意要付相应的费用，有的人家勉强收下了，有的人家，男主人红着脸，大声地吼：“李同志，如果你要这样整，老子以后再也不去供销社，也请你从老子家的门洞滚远点！”李海明隐隐觉得他妈的政策规定也太不讲人情了，而且也不符合乌蒙山千年不变的山规，不像老子李海明行事的风格，于是，同样红着脸：“你吼个啥，不收就不收，你以后去供销社，饼干、花生下酒，老子也免费！”胸脯咚咚咚地拍，豪气干云。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也果然像李海明自己所言，村里人到供销社去，饼干、花生下酒，统统免费，供销社成了日落渡人的公共场所，大事小事几乎都要在供销社的酒会上议过才算事。村里有个人叫刘高，上过几年学，有次与李海明讨论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海明酒多了，说共产主义就是说，国家的也就是人民的，人民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刘高就说，比如酒、红糖、白布，都可以拿了就走？李海明点头称是。
那时候的管理工作据说比较严格，但在山高皇帝远的日落渡，很多事就不一定了。再说供销社的任务不仅仅是销售，李海明的另一个任务是把销售回笼的资金，用来收购各种山货药材和土特产。有时候人们甚至可以在相同的价位上，登记后，以物换物。也就是说，在日落渡供销社，李海明的任务是将源源不断地送来的日用品售出，然后回收干竹笋、茶叶、葵花子、鱼干、杜仲之类，收支是否平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账目清楚就可以了。在扫盲班上，李海明学过一些账目方面的知识，但远远不够用，他想过请刘高来帮自己，刘高也曾毛遂自荐，不过，他还是决定自己的事就由自己做，就算做得像天书也不麻烦别人。事实上，李海明的账本也果然做得像天书，比结绳记事强不到哪儿去，更过分的是，记一段时间，记烦了，他干脆就不记了。有人来买布，说家里老人死了，等着做寿衣，但钱要等春茶上市，他挥挥手，叫那人记得一定要还上；有人来买针线之类的小玩意，说赊着，他更是不以为意，一杯酒下肚，谁买谁赊，脑袋里全变成一团乱麻，哪还记得清楚。不过，民风并不油滑的日落渡，绝大部分的人，赊的账，总是会还上的，还的时候一般还会对李海明深谢有加。要命的是，每天都有人聚集到供销社，酒一喝起来，就没完没了，喝到兴奋处，岂止饼干花生，很难卖出去的各种罐头，收购进来的鱼干、葵花子、火腿，什么都可以拿来下酒。地上的花生壳、糖果纸、葵花子壳堆了一层又一层，脚踩上去，软绵绵的，有下沉之感。半年后，县供销社终于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发了那么多货过去，没有返款，回收的山货也少得可怜，就叫了一个干部到日落渡来看看。日落渡不通电话，那人上了门，半醉半醒的李海明才知道单位上来人了，心头一虚，操起床边的步枪，就把那人逼到了门外。
坐在供销社的门前，可以看见白光闪闪的金沙江。这条大江的上游寺庙林立，由此被人们称为翻卷着经卷的大江。可是，在日落渡一带，岸边没有寺庙，没有小和尚黄色的队伍，江只是流水的漕道，岸只是石头、竹子、芭蕉、庄稼和荒草，密实而又漫漶地遮蔽着的土地。李海明把县上来的人逼出来，突然把枪一丢，对着大江跪了下去。县上来的人，胸前没了枪管，发白的脸庞渐生红色，但还是一个转身，跌跌撞撞地走了，回县上去了。李海明跪了一阵，站起身来，供销社的门都没关，就去找刘高。他想让刘高帮帮他，把供销社里的东西全部分给日落渡的人们。刘高不敢帮他，他就一个人干，认真地将东西分成几十份，当天夜里，散发到了每户人家的门口。第二天，县供销社和公安局的人都来到了日落渡，供销社却人去楼空。李海明散发的东西，人们一一交还回来，李海明和步枪却下落不明。多年后，有人说在乌蒙山上看见过这个人，狩猎为生；也有人说这人去了凉山；最可靠的说法，那晚的后半夜，金沙江边上传来了一声枪响，李海明肯定是自杀了，被江水冲到大海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