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近现代社会的一位卓越企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一生创办大生集团、天生港电厂等50多家企业、40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以及教育、慈善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书稿以南通市档案馆所藏大生沪所档案为基础,结合征集到的其他相关档案,力图通过原始档案,图文并茂的来揭示张謇、南通与上海之间的联系。本书稿为学者提供了研究张謇和上海地方史的直接线索。
南通市档案馆是南通市委、市政府直属正处级事业机构。南通市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内容丰富、史料珍贵。这些档案资料全面记载了南通地区社会发展的历程。
目录
“上海一部分事最繁重”——设立沪所
“沪地为万国竞争之场、商战之冲”——借道沪上
“对于国家可以挽利权,对于一群可以收公益”——开辟航线
“多一学堂,未始无益”——助学申城
“七旬千纸落江湖”——鬻字善举
“吴淞为吾国第一口岸”——开发吴淞
“值得亲自去看一下‘中国人间天堂’的实例”——吸引关注
“皆有公牍私函可据”——积累档案
前言
南通市档案馆馆藏的近万卷大生档案,吸引了众多境内外的学者来查阅和研究。大生档案是比较系统地反映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以及以棉纺织业为核心,开办盐垦、交通、金融、贸易等企业,并在企业获利基础上,通过自身捐助和倡导社会资金投入,在南通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历史记录。其中“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于2022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张謇在南通探索早期现代化的实践,引起了社会的瞩目,南通一度有模范城市的美誉。
大生档案就其形成的主体而言,主要是大生驻沪办事机构(由于名称多次变更,一般称之为大生沪所)形成的档案。大生沪所创立于1896年,彼时大生纱厂尚在筹备之中,初名为大生上海公所,负责采购机器物料、汇兑银洋、报税领照、与江海关交涉等事宜。1897年下半年,大生上海公所迁出暂寓的广丰洋行,搬入天主堂街31号的春裕成,并改称大生沪帐房。1907年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将大生沪帐房改名为大生驻沪事务所,取得与会计、考工、营业、庶务等四所同等的地位。
大生沪所是张謇将大生纱厂,以及之后创办的一系列企事业单位与上海紧密联系起来的纽带。随着南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生沪所甚至成为南通在上海的窗口。大生沪所有效地加强了南通与上海之间的资金、人才、信息的交流,这对于南通接受上海的辐射,充分依托上海这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承接来自上海的先进生产方式,汲取沪上的先进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张謇在上海开辟码头,开通沪通之间定期的轮船航班。在张謇多年的奔走下,天生港自开商埠,江海关在南通设立分关,极大地便利了南通及周边地区的商贸活动。这些举措使得南通与上海之间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
上海同时也是张謇的一所社会学校。机器生产、新式教育都是新生事物,从传统科举中走出来的张謇,对此能够驾轻就熟,除了天生对新事物敏感外,勤于观察、学习,又善于吸收、融合是主要原因。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为张謇提供了很多范本。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厂,毁于大火的上海机器织布厂后来重建为华盛纺织总厂。华盛纺织总厂是张謇筹备大生纱厂时期主要的学习和借鉴对象,连企业的合同、工资标准都愿意提供给大生纱厂参考。
南洋公学由盛宣怀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第二年南洋公学师范院正式开学上课,揭开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序幕。南洋公学还设有译书院,1903年曾请官方颁布版权保护的告示。南洋公学的首任总理何嗣焜是张謇多年的密友,译书院首任院长张元济跟张謇志同道合,他们对于张謇日后兴办教育、开设翰墨林书局应该有启迪作用。
上海中西交汇的特点,决定了张謇得到的启示是多元的。慈善是张謇在南通着力布局的公益事业,上海开埠之后,不仅慈善组织迅速增多,而且也出现一些与中国传统慈善运作方式不同的模式,这些特色对张謇是有启发作用的。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叶澄衷创办的怀德堂,是对企业困难员工进行抚恤的内部互助性慈善机构,经费来源一方面是叶澄衷旗下各商号共同筹集的洋2万元,另一方面是企业员工捐助——每人每天献出一文钱,多助不限。张謇对此大为赞赏,认为怀德堂的善举值得记录和流传下去,让更多人知晓。张謇在南通倡议设立的新育婴堂,充分吸收了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的土山湾孤儿院教养结合的方法,在育婴堂建筑上也吸取了土山湾孤儿院的经验。
张謇探索现代化的思想,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形成并演进的,上海无疑也是张謇现代化思想的孵化地和催生地。还是以慈善为例,1901年张謇所作《上海怀德堂记》是研究其慈善思想形成的重要文献。张謇引用《诗经·小雅》“伐木丁丁,鸟鸣嘤嘤”,紧跟这句的是“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张謇认为天下没有人能不依靠别人的帮助而成事,得到别人的帮助事成后,只能与人共苦,不能与人同甘,也就是不能让别人分享成果,不得人心。在阐述了人与人之间互助、知恩图报的必要性后,张謇以《周礼》为例,认为中国的礼制中很早就对孤独鳏寡人群有抚恤制度。再谈到欧洲,凡是为国效力致残的,国家会给予终身补助;而为国捐躯的,国家会赡养其遗孀和孩子,以鼓舞士气。张謇认为,其实中国的古训里也有这样的思想,而叶澄衷对欧洲的有关抚恤的情况比较了解, 借鉴了欧洲的有关做法,在致富之后,设立怀德堂,有与员工同甘共苦之意。
如果说南通是张謇探索富强之道的小舞台的话,那么上海无疑就是张謇展示家国情怀的大舞台。立宪运动、南北议和,张謇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张謇主持吴淞开埠,入股《申报》,支持复旦公学、震旦学院、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江苏省立水产学校、中国公学等学校,在上海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本书以南通市档案馆馆藏大生档案为基础,结合征集到的相关档案,试图透过档案人的视角,通过档案来展示编者心目中的张謇与上海之间的联系。由于档案无法覆盖所有的方面,所以本书只能就着现有的档案展开,因此有很多地方无法涉及,或者无法深入。如果把张謇与上海这个课题视作一本厚重的史书,那么本书只不过是翻开了扉页。我们的本意是为研究者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提供帮助。
张謇与上海这个既有历史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话题,某种意义上讲,探讨的是近代南通与上海的关系。晚清民初南通的迅速崛起,无疑是由于张謇的主导和引领,但依托的是当时的经济中心上海。上海的技术转移、资金流入、人才支持、物料输入,是张謇在南通探索早期现代化的核心支撑。张謇时代的南通,在经济和文化上主动接轨上海,其经验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当下,依然有其借鉴意义。在厘清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探究沪通融合的缘由、方式和进程,摸索沪通两地之间互动的规律,有助于南通在上海这个龙头的带动下,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南通市档案馆所藏的近万卷大生档案,吸引了众多境内外的学者来查阅和研究。其中“大生纱厂创办初期档案(1896—1907)”于2022年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开发、研究、出版这些档案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1924年9月29日,71岁高龄的张謇终于放下鬻字之笔,并作诗一首纪念鬻字告终:“大热何尝困老夫,七旬千纸落江湖。墨池径寸蛟龙泽,满眼良苗济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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