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49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其中，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在这一时期的考古活动及成就不仅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后来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考古学的兴起》详细呈现了史语所这段时期的考古活动和贡献：对史语所的成立背景和组织情况进行了介绍，为理解该机构的考古活动提供了背景资料；详细梳理了史语所在大陆21年的考古活动，将其划分为探索期、发展期、鼎盛期和延续期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活动和成果，包括发掘的遗址、采用的技术和方法、取得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等，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通过对其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综合分析，揭示了潜藏在历史深处的思想、学术与社会政治动因，深入探讨史语所的考古活动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和贡献。

男，山东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广西师大历旅学院教授、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考古学-华南与东南亚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已出版《华南与东南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生业经济与族群迁徙》《西江流域的铜鼓文化》。

◎ 目录

第一章 1928 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

一、20 世纪初期西方考古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二、新材料的扩充和甲骨学研究的意义

三、科学思想与田野方法的引入

四、传统学者对考古学的认识及其实践

五、李济与中国科学考古学的萌芽

六、1928 年前中国考古学的特点

第二章 史语所考古在思想与组织上的准备

一、傅斯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二、现代学术机构史语所的创立

三、史语所考古的思想入口

四、小结

第三章 史语所考古的探索期（1928—1929）——殷墟发掘的第一阶段

一、殷墟发掘的前奏

二、殷墟第一次试掘及其特点

三、第二次发掘以及方法上的改进

四、第三次发掘及其重大收获

五、中央和河南在考古活动上的政治博弈

六、小结

第四章 史语所考古的发展期（1930—1934）——从城子崖到殷墟第九次发掘

一、城子崖发掘与龙山文化的研究

二、殷墟第四次发掘和“殷墟漂没说”的解决

三、殷墟第五次发掘和后冈三叠层的发现

四、河南古迹研究会及其初期活动

五、殷墟第六至九次发掘及发掘方法的进步

六、类型学探索和考古学解释

七、小结

第五章 史语所考古的鼎盛期（1934—1937）——殷墟第十至十五次发掘

一、梁思永领导下的殷陵发掘及重大收获

二、殷墟第十三至十五次发掘和遗址发掘方法的成熟

三、山东古迹会的调查和两城镇发掘

四、河南古迹研究会在历史时期考古上的努力

五、史语所考古活动向安徽的延伸

六、田野考古技术和整理方法的逐步形成

七、小结

第六章 史语所考古的延续期（1937—1949）——全面抗战与解放战争期间的考古活动

一、吴金鼎与西南考古的开拓

二、夏鼐在西北地区的考古活动及成就

三、石璋如的田野活动和史语所的民族考古学探索

四、战争期间史语所的考古研究

五、小结

附论一 史语所早期考古人才队伍的构成及其命运

附论二 蒙特留斯考古类型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第七章 民国时期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基本特征与历史遗产

一、史语所考古的基本特征

二、科学考古学对学术与社会的影响

三、批评与反思

序

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工作，在中国开始很晚。地质学算是起步最早的一个学科，也不过百年；考古学是在地质学的影响下产生的，又晚了十来年。近代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做“有规模的系统研究”，也就是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近代以来，中国在科学研究上取得辉煌成就的两个学科——地质学和考古学，就是因为分别有了中国地质调查所（1916年成立）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成立，以下简称“史语所”）这两个专门的国家研究机构，才脱颖而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分别成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耀眼的明珠。

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始人丁文江先生说：“登山必到顶峰，调查不要代步。”史语所的创始人傅斯年先生也有一句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们都是强调自己动手，自己走路，去寻找真凭实据，而不要靠书本吃饭。史语所，就是秉承这样一种精神，在短短的21 年间（1928—1949），不仅十五次发掘殷墟，向世界展示了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非凡成就，还发现了城子崖、两城镇等龙山文化遗址，揭示了中国东部平原存在着一个灿烂的、跟商文化关系更密切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战争期间，史语所的同仁们，又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田野工作，修正了西方学者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和关系的某些结论，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史语所秉承的科学精神及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使它成为科学考古学在中国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史语所虽然在1949 年初南渡台湾，但它的研究人员却做了不同选择。本来为数不多的考古学家们，一部分随史语所迁到台湾岛，另外一部分则留在了大陆。曾经代傅斯年主持所务（1947年6月26日—1948年8月20日傅先生赴美治病期间）的夏鼐先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所长主持大陆考古凡35年。他开创的考古研究所的学术传统，实际上可以看作史语所传统的延续，虽然在很多方面又有不同。

正因为如此，要了解中国今日之考古学，是可以从史语所在大陆期间短短21 年的历史里发现线索的。比如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史学情结，中国考古学家重资料、轻理论的倾向，中国考古学界对追寻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持续不断的偏爱；又比如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慢慢开始的中外合作，在重要考古遗址建立工作站的做法，国家考古机构和地方政府及地方学术团体的矛盾等，都可以在史语所田野考古的实践中找到渊源。

史语所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的一个标志，研究史语所的考古活动，不仅是为新生的中国考古学画像，也是为近代以来蹒跚学步的中国科学画像。陈洪波博士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把史语所最初二十余年艰苦卓绝的考古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他不仅阅读已经出版的各种有关著作，还到台北南港的史语所查阅了大量档案，观摩了当年殷墟等遗址出土的各种遗物，在细心体会诸考古前辈筚路蓝缕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光荣和挫折的同时，又把他们放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里，对他们作“同情之了解”，因此不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持论公平，虽然他的观点并不一定都会被我们接受。

这部以史语所大陆时期考古工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把考古学史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在我读书的20 世纪80 年代末期，算是非常稀罕的，现在却已是寻常之事，虽然这方面的博士论文全部加起来也还凑不足两位数。而以有代表性的某一个考古研究群体的某一个时期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陈洪波博士的论文更是头一份，也可能还是唯一的一份。不过他现在看到的材料，比我当年看到的要多得多，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洪波的勤奋、聪明，加上这“形势比人强”的材料的累积，使这本著作形神兼备，异彩纷呈。相信读者会跟我一样，拿在手上，就会不忍释卷，一口气把它读完。

我跟洪波算是文字之交，现在他的大作出版在即，我有幸先睹为快，很高兴写几句话以志同声之欣悦。我相信，这本著作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史语所是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学兴起的一个标志，研究史语所的考古活动，不仅是为新生的中国考古学画像，也是为近代以来蹒跚学步的中国科学画像。

——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殷墟博物馆馆长）

★ 了解中国考古学史无法绕过的重要阶段

近年来，在总书记的强调与大众关注下，“考古学”呈现出“考古热”的趋势，21世纪以来，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随着考古资料的大量积累、科技考古手段的普遍应用以及各类学科交叉发展，我国考古学的发展确是突飞猛进。而回到最初的起点，考古学是如何在中国孕育而生的？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在这个过程中，由哪些人带领中国考古学走上了重建中国古史之旅与新学术之路？本书站在百年前考古学“国家队”的角度，试图通过梳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1949年在大陆期间所进行的考古活动，来呈现这一时期推动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范式形成的诸多来源，考察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历时性发展，厘清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传统的来源及其形成的始末缘由。

★ 83幅珍贵图像及档案材料还原史语所考古活动的丰富细节

图像照片、档案资料等将考古活动以最真实可触的形式呈现于大众面前。在民国时代，每一张图像都珍贵无比。为此，我们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买了一批原版图片，试图还原当年的现场细节，另外增补了一批史语所档案材料，出自《史语所旧档文书选辑》及作者访问台湾史语所期间复印的独家资料。通过照片与资料，尽可能呈现这些珍贵考古活动的诸多细节。看着这些照片，我们仿佛成了史语所考古工作中的一员，在一次次发掘与思想碰撞中，体味中国文化之绵厚、历史之辉煌。随作者乘上中国科学考古学（史）这艘大船，穿越时间长河的澎湃激流，遥望学术史夜空中的璀璨星辰，在对过去的回顾中展望中华文明的未来。

史语所早期考古人才队伍的构成及其命运（节选）

经过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群体，在1938 年的长沙，在战争压力下却面临解体。这时候，殷墟的工作才刚刚进入正轨，全国性考古活动刚刚起步，大量的材料都没有整理，中国田野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势头戛然而止。

这一幕是在长沙一个有名的饭店“清溪阁”发生的。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个掌故叙述出来，是因为它拥有太多的历史含义，特别是中国考古学和考古人的爱国情和民族恨，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无须解释的根源，任何其他辩解与分析，在这活生生的历史事实面前，都会陷于苍白无力。民族情怀在中国考古人的血脉中流动，在血与火的民族战争中得以永固。

1937 年12 月12 日，南京沦陷，然后发生了大屠杀，举国陷入震惊与悲愤之中。长沙很快成为日军下一步进攻的目标，史语所在没有找到新的搬迁地之前，为了同仁安全决定疏散。个人去留的先决原则是：家乡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乡沦陷的话，跟着史语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所走，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考古组商量的结果是，三个高级委员，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是不能动的，要跟所走，“十兄弟”则各奔东西。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乡未沦陷，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洛阳人，家乡还在中国军队控制下，也要回家；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乡未沦陷，但他是考古组的古物管理员，不能走；老四刘燿是河南滑县人，去延安投奔他的哥哥参加抗战，后来改名尹达；祁延霈是山东济南人，家乡沦陷，去重庆投奔教书的父亲，后来也去了延安；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没有沦陷，但他决定跟着长沙的一些大学生去抗战；老九高去寻，河北保定人，家乡沦陷，随所走；老十潘悫，获派押运古物到重庆，也没有走。这样，“十兄弟”只留下了四个，有六个离开了史语所，都是考古组的主力成员。

据石璋如回忆，大家商量好以后，就去了“清溪阁”。参加的人除了“十兄弟”，李、董、梁三先生，还有几位常年跟随考古组的技工：胡占奎、王文林、魏善臣、李连春。当时大家志气都很激昂，喝酒比较爽快。大家先说“中华民国万岁”，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史语所万岁”，第四杯是“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是“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第七杯是“河南古迹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兄弟健康”。一路喝将下来，满座大醉。醉后是惨然的离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从此之后再未见面。

“十兄弟”中离开的六个人，后来际遇颇为不同。石璋如经过一番漂荡，幸运地又回到考古组，之后再未离开。b 尹焕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从事考古工作，卓有成就。刘燿成为职业的革命家。祁延霈抗战期间病逝于新疆哈密。李景聃抗战胜利不久后病逝。王湘则终生脱离了考古。战争期间，史语所和中国其他学术机关一样，面临极端严重的困难，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这期间队伍很不稳定，除了上述人员之外，考古组的骨干人物，如吴金鼎、郭宝钧以及胡厚宣，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了史语所。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对于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考古队伍受到的战争摧残极为悲痛和愤怒。在1940 年夏即已编竣、历尽艰辛在1947 年3 月才得以出版的《中国考古学报》（即原来的《田野考古学报》）第二册的《前言》中，李济悲愤地写道：

试看这个统计：六篇报告的作者，已死了两位，改业的又有两位；只有石璋如、高去寻两君抱残守阙到了现在，但他们的健康，已被战事折磨了大半。至于去世的，是祁延霈君和李景聃君，本期附有二君的传略。这种损失在将来的和会上是否可以列入赔偿的要求？假如可以列入，赔偿可以抵补这种损失么？不过无论麦克阿瑟将军所主持的盟军总部对于此类损失作何打算，我们仍希望负责计算中国在战争中文化损失的主持人不要忘了这一项的道义的和法律的意义。

……

田野考古工作的恢复，在最近的将来是一点希望没有，但考古组的工作却不能不继续。田野工作人员从此在屋内读读书，除写作未完成的报告外，再多写点靠背椅子的考古文章，也许对考古学可以有更新的贡献。

麦克阿瑟等人也许并不在意中国考古学的这点损失，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考古人造成的伤害，就像他们给全体中国人带来的伤害一样，是永远不会被轻易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