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人的诞生
我生于1926年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这是农历丙寅年，所以属虎。出生地是芜湖还是上海，自己也弄不清楚，因为父母生前没有告诉我，也许告诉过又忘记了，至今后悔莫及。
我出生于一个企业家的大家庭，祖父兄弟三人没有分家，但在芜湖、上海、当涂都有产业，父母在这三个地方都曾住过，而且都把我带在身边。不过根据童年模糊记忆，二叔祖一家很早就定居上海，就近管理宝兴铁矿公司。祖父带领我们长房子孙留守芜湖益新面粉厂祖业。那时三叔祖还未成年，也与我们住在一起，和我大哥同吃同住同学，亲密俨若兄弟。不过每逢天灾人祸（如水灾、战争，还有一次火灾），则临时迁居上海法租界，多半是在霞飞路与金神父路。我出生之日正逢上北伐战争开始，江浙地区仍在军阀统治之下，由于害怕战祸殃及，全家（包括女仆与全部奶妈）避往上海，与二叔祖一家团聚。因为人口众多，原有房屋不够，父母临时在同福里租房居住。听老辈亲友说，我生下来很胖，有点逗人喜爱，所以被昵称为“同福里的小胖子”。这可能是我婴儿时期唯一亮点，其他乏善可陈。
中国人一重面子，二重名字，而名字与面子又往往联结在一起。我的兄弟姐妹都有意义深远的名字，有的甚至还记载着家族史上的某些辉煌。大哥是长房长孙，1919年出生时正逢曾祖父维藩公创办的宝兴铁矿公司与开滦煤矿公司筹议联合开采开平煤矿并就近建钢铁厂，所以便取名为开平，其后则有开明、开诚、开永、开运等，都寓有美德吉祥之意，这些名字全部是祖父亲自取的。由于父亲学海公是独子，祖父唯恐长房香烟断绝，所以特别重视男孩。但等到我出生时，他已经拥有好多孙儿，所以不再那么看重，加上又是兵荒马乱逃难在外，有点心不在焉，据说是翻开《康熙字典》随手一点，恰好就是“沅”字。沅本为湘西水名，《楚辞》云“湘有兰兮沅有芷”，但老爷子似乎没有这份雅兴，是随便给我取的名字，无非是辨认众多孙儿的一个符号，正如农村人家喊孩子“阿牛”“阿狗”一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没有意义的人”。
据母亲说，虽然我生下来很胖，但自幼体弱多病，有次患伤寒，瘦得连肠子都看得出来。童年时期，我在兄弟中间身材最矮，连小我一岁多的弟弟开永都比我高半个头。
我的兄弟辈个个相貌堂堂，特别是大哥和三哥，称得上是帅哥，成为城里亲友争相说亲的热门对象。只有我身材瘦小，又有点瘪嘴（俗称地包天），确实有点其貌不扬。但母亲却最怜爱我，可能是由于体弱多病，理应多给一点关心。不过那时母亲自己也常在病中，主要是因为生育太频密（前后生过十个孩子），产后“血崩”引发严重贫血与心悸、失眠等毛病。祖母（父亲的继母，但自己未曾生育）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主动照管三个孙儿（老三、老五、老六），其实主要还是靠奶妈照料。大哥是长房长孙，是预定的家族接班人，由祖父亲自带在身边教养。所以父母亲自照管的只有姐姐（老二）与我（老四）。姐姐是我们这一代唯一的女孩，长相酷似母亲，明眸皓齿，聪慧伶俐，堪称家中掌上明珠。我则由于体质太差，母亲不放心别人照管，唯恐过早丢失我这条小命。
我的童年是在几位女性的呵护下度过的。
首先是母亲，母亲与我接触最多，对我关爱最切，教诲最勤，影响最深。母亲伴我终身，尽管抗战期间隔绝八年，战后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而1956年她又过早病逝，但我仍时时感受到母爱的温馨，感受到她的个性与为人处事的风范对我的深刻影响。
其次是奶妈，即我的直接哺育者。
据母亲说，为我哺乳的恩娘来自皖北贫困农村，大概是逃荒出来谋生，撇下亲生骨肉为我喂奶，一直照顾我到4岁断奶才离去。老式家庭缺乏科学常识，认为我身体虚弱必须多吃人奶弥补，这样便剥夺了另外一个农家儿童本应享有的亲生母亲的怜爱。我实在想不起奶妈的模样，但至今内心仍对她怀有感激之情。这位朴实、健壮、勤劳、慈祥的农村妇女也有自己的感情生活，在我断奶后便与我家一位黄包车夫私奔了，此后始终不知去向。我很羡慕哥哥、姐姐、弟弟，因为他们经常有自己的奶妈来看望，有时还把亲生的孩子带来玩耍。特别是大哥的奶妈，家人尊称为“老奶妈”，几经战乱而联系不断，抗战胜利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先后照料过大哥的三个孩子，直到年迈被送回其家乡养老院。
我的奶妈接任者（说来真不好意思，4岁以后还有奶妈）姓陈，平常喊陈妈。她是芜湖城里一家杂货店小老板的妻子，可能是由于夫妻失和，赌气来我家帮工。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身材苗条，眉清目秀，穿着也比较讲究，不像其他女仆那样土里土气。父母对她很客气，从未粗声大气地要她做这做那。由于母亲病中需要静养，由她陪我睡在外边一间卧室。家庭纠纷使陈妈显得有点忧郁，经常寡言少语，但对我却是悉心照料。这时已无需喂奶，一日三餐自有厨工送来，我与大人们一起同桌吃饭。她的主要工作是照顾我日常起居与两间卧室的清洁卫生，家务活并不繁重。她与我母亲一样都有洁癖，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窗明几净，衣物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我有尿床毛病，晚上需要喊醒小便，但有时仍不免尿湿被褥，连她的内衣也未能幸免。但她从未厌烦或训斥，总是耐心地为我及时更换被褥与衣裤，第二天还要增添洗洗晒晒的活儿。她对儿童的体贴入微，以及于文静中略显矜持，都给童年的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与影响。
另外一位女性是我的姐姐，她的名字是开明，只比我大三岁，但懂事较早。由于我是她身边最亲近的弟弟，父母又经常要她照顾我，所以俨然成为我的守护者，有时宁可自己受委屈，也不让我受别人欺侮或父母呵斥。抗战期间我们同读国立九中，农村生活极其艰苦，又与父母失去联系。虽然男生女生分校，住处相距甚远，但她仍然扮演“姐妈”角色，如同家长一样关心我们三兄弟（老三、老四、老五）的生活与学习，有段时间连内衣与鞋子都是她和两位要好的女同学为我们缝制的。
童年时期得到几位女性无微不至的呵护与照料，这是我极大的幸福，但也造成我性格上的严重弱点。我不像一般男孩那样勇猛好斗、逞能要强，而是羞怯内向，甚至懦弱怕事。这些毛病直到远离家庭，在九中过集体生活，特别是经历流浪期间的严酷磨练，才慢慢有所改进。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青弋江边的家
解放前我没有固定的家。童年时期总是随着父母流转，时而上海，时而芜湖，时而苏州，时而凹山（今马鞍山），时而武汉，时而重庆。直到1938年秋天，父亲应好友贾伯涛邀请，前往赣南师管区（贾为司令）担任军需工作，母亲与他同行，我们姐弟四人（开明、开诚、开沅、开永）被送往江津乡下国立九中读书，遂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学生。但是对我这样家庭观念淡薄的无知少年来说，学校仿佛就是我的家，而且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管吃管住管学习，虽然相对艰苦，倒也衣食无愁。不过好景不长，1943年暑假被九中校方开除，我才真正产生无家可归的感觉。
抗战胜利以后，我终于回到芜湖老家，重新与祖父母、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众多家庭成员团聚。但我很快就到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经常住在学校，无非寒暑假抽空回家看望长辈而已，因此家庭观念仍然比较淡薄。1948年冬天从南京进入中原解放区，加入了革命大家庭，从此再未回过芜湖那个老家。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无力继续经营，祖父兄弟三人把芜湖面粉厂连同祖屋全部卖给国营粮食公司。祖父携大姑一家迁往南京，二叔祖夫妇从上海搬到苏州，潜心休养，闭门谢客，年龄最轻的三叔祖也在南京自立门户。从此，芜湖老家永远消逝，我终身任教的华中师大俨然成为我的又一个大家，直到1957年与怀玉结婚，这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家。
然而，芜湖老家留给我的印象毕竟难以磨灭，因为从曾祖父开始，那里住过我家四代人，而我的童年在那里也生活得最久。
老家在芜湖东门（原名金马门）外青弋江边，当时应属郊区，基本上是个农村，只有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通往县城，本地人自豪地称之为“十里长街”。我家孩子们上小学，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走过这条交通要道。我很喜欢这条路，因为铺路的青石板平整而又光滑，尽管那一条条独轮车碾压刻下的凹槽记录着百年以上的历史沧桑。离家不远处路的右侧有一家规模较大的杂货店，早上还卖豆浆和油条之类的点心。路的左侧是一个很大的水塘，种植莲藕并养鱼，夏季那满池红白相间的荷花赏心悦目，冬季又可以看到清塘后众多抓鱼的热闹场景。再往前走，路的两侧都是条条块块的水田与菜地，青石板路俨然成为大号田埂。途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几座密集的大石牌坊，记载着几个大户人家（包括李鸿章后代）的功名与节烈。历经岁月消磨，牌坊的浮雕与文字漫漶不清，但我每次放学回家经过，总不免要抚摸端详一番，当然这与考古和史学无涉，完全是出于童稚的好奇。
从牌坊群继续往城里走，还要经过一座高架铁路桥。我们最大的乐事便是观看长长的火车轰隆驶过。因为那些年城乡之间未通汽车，连黄包车与自行车都极少，与我们相伴而行的，除肩挑手提的菜贩以外，只有那运货或载人的吱吱呀呀的手推独轮车。对于我们这些乡间儿童来说，火车便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物，正如四川乡下人一样，直到抗战期间还把火车运行称为“洋房子搬家”。
走过这威风凛凛的铁桥，不久便到达我们长途跋涉的终点——襄垣小学。
我的老家实际上与面粉厂连成一体，不过工厂在最东头，住宅在最西头，中间隔着占地面积极大的百余号木质仓库与晒麦广场，所以家人感受不到粉尘污染，更听不见机器轰鸣。工厂连同住宅的外面有高大的青砖围墙环绕，东西南三面的外层建筑都是粮仓与公司办公楼，仿佛是城堡的外层，把我家与外面的世界隔开。
按照原来的设计，公司办公楼与住宅实际上也是一座连体建筑，都放在最东头，办公楼在外，住宅在内。进入公司大门便是大客厅与厅前的天井，周围都是大大小小的办公用房，其格局颇如北方的四合院。穿过客厅并以屏风遮掩，才是厂主私宅的大门，不过此门经常关闭。即使偶尔打开，也有另一座屏风遮隔，屏风上是父亲在红纸上书写的很大的福字，可能有福气不外泄的意思吧。住宅同样是四合院格局，主人住的是两层楼房，东西两侧都是平房，供仆人居住或是作储藏室。天井比公司办公楼更大，相当于一座篮球场。客人来我家，一般不走公司正门，而是从公司东西两个侧门绕道进来。因为住宅除直接面向办公楼的正门外，还有东西两个侧门。这并非出于什么礼仪考虑，而是因公司一进大门便是营业部，为顾客出入之所，员工也是来来往往，比较喧嚣嘈杂。听说特别尊贵的客人前来（如前两江总督周馥及府、县以上直接管辖的地方官员），公司便暂停营业部工作，让贵宾经由正门直接进入住宅客厅。不过，余生也晚，记忆中似乎从未见过如此盛况。
住宅也分东西两个单元，仿佛是连成一体的两座大四合院。祖父与姨太太及其子女住在东院，祖母与父母及我们兄弟姐妹住在西院。西院与公司大门及办公楼是原先的老式建筑，住宅全部是仓库改建的，地垄甚高，木质结构，高大然而阴暗。祖父虽然不在西院住，但楼上正厅供有历代祖先牌位与画像，显示出嫡系正房的身份。东院的地位虽然是侧室（不是住宅建筑群的主体），但却是一次火灾后重新修建的新式楼房，不仅采光甚好，而且装修更为讲究，宅前有宽大的草坪，两边有各色盆景与鱼池点缀，顶南头还有一座高大的花坛，四季都有鲜花盛开。祖父坐在办公桌边，透过大玻璃窗，满眼都是花草争妍，夏天青弋江涨水后还可以看见缓缓经过公司大门的帆船桅杆。
随同祖父住在东院的，还有庶出的小叔祖兆森（向荣）和他的养母（曾祖父的妾，蓄发在家修行，大家称之为“二老师太”），也许他们按传统礼俗以住侧室为宜。不过住东院与名分不大相称的，除作为一家之主的祖父外，还有他执意留在身边的我那大哥开平。他被安排与小叔祖向荣同住楼上一间卧室，由于年龄相近，和睦相处，往往被外人认为是兄弟，虽然两者之间相隔两辈。这样安排说明祖父还不是那么守旧刻板，但却引起我母亲的不满，因为剥夺了她亲自抚育长子的权利。
西院的主角当然是祖母，她独住坐北朝南的主卧室，隔壁房间则是三哥、五弟、六弟的集体宿舍。父母带着姐姐与我住在靠西边的两间卧室，中间与祖母相隔开的是一个大客厅，那是全家喜庆、祭祀、迎宾的中心地点，但平常则显得异常空旷冷清。大厅平时也是祖母、父母与我们兄弟姐妹的餐厅，中间摆一张很大的圆餐桌，可以容纳二十人同时进餐，但平时进餐者不超过十人，显得过分宽松。逢年过节祖父往往独自带着大哥过来与我们共进午餐或晚餐，这时就显露出明显的嫡庶之分。
西院的楼上没有住人，二楼正厅供奉众多祖宗牌位，他们的彩色画像平时收藏在壁柜里，只有每年春节前后才被“请”下楼正式供奉。所谓“请”祖宗，照例由父亲以长房长子身份，从楼上一摞一摞抱下来，然后按世代顺序，一张一张展开，再按既定的位置逐一挂在墙上。由于祖宗人数很多，墙壁几乎都挂满了。每逢“请”祖宗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父亲展开祖宗的画轴。父亲紧握画轴站立不动，我们则是轮流上阵，手执画轴末端缓缓后退，直至画卷全部展开。但这种活只有男性亲属干，女性则严禁触摸，这是重男轻女的表征之一。祖宗画像几乎人人都是神气活现的官员，冠带袍服，正襟危坐，近似现今大官们的标准照。其实除十二世节文公及其子孙三代有五六人担任过知县、知州乃至道台等官职外，其余大多为没有任何功名的白丁，只是后世荣显循例申请朝廷赏以相应封典，所以连同糟糠之妻都变成官太太了，正所谓光宗耀祖是也。对于这些翎顶辉煌的画像，我们很感兴趣，往往看了又看，但无非是如同看京戏与连环画那样的好奇，并没有任何血脉上的归属感。
楼上左侧的两间房，是祖母念经拜佛之所，供有如来、观音之类菩萨，还有邪门歪道的“大仙”牌位。“大仙”与香港的“黄大仙”同出一源，其实就是狐狸、黄鼠狼之类的“妖异”，谁也没有真正见过，但总认为不能得罪，唯恐它降祸酿灾，至少是鸡犬不宁。楼上西边两间房，主要是供藏书与保存珍贵衣物之用。图书是清一色的樟木箱收藏，排列得整整齐齐，但自从曾祖父维藩公过世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上楼认真阅读。衣服则是用清一色的大牛皮箱分别收藏，也排列得整整齐齐，其中主要是皮毛冬衣。每逢春秋两季晴好天气，祖母必定督率仆妇取出挂在天井里晾晒，那形形色色的皮毛也增添了我们兄弟观赏的乐趣。在我稍为记事的时候，西院楼上似乎从来无人居住。大概是由于几位姑奶奶（祖父的妹妹或堂妹）出嫁外地，而二叔祖则全家迁居上海，所以这些卧室便空出来了，为我们童年嬉戏增添了若干空间。
楼下客厅正面靠墙摆着一张长长的供桌，上面置有玉如意、拂尘、香炉、烛台和铜磬等礼器。墙上挂着松鹤延年之类大幅国画，对联是晚清陆润庠写的，但不知为什么下联却有“书赠学海”字样。我父亲是戊戌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当然不可能与这位资深状元公有什么交谊，大概是哪位长辈代为索求的。客厅东西两侧墙上挂满了三舅公（祖母之兄）亲笔书写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可能是作为祖父祖母新婚礼品送来的。他是前清举人，在南京财政部任秘书，所以书法是明显的馆阁体，方方正正，笔笔不苟，一如格言作者的精神风貌。当时我还很难理解格言深意，也从未有哪位长辈为我讲解过这么长篇大论的家训。只不过每到吃饭时间必定可以看到它，其中有些通俗话语逐渐留下印象，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等，此后都成为我身体力行的座右铭。只是朱老夫子说“三姑六婆，淫盗之媒”，祖母却视若无睹，经常与附近寺庙道观的尼姑、道姑来往，而且关起卧室房门亲密叙谈。我们也许是受朱老夫子影响，总觉得他们的行踪有些诡秘，因而就躲避得远远的。
西院正房楼下四间卧室，陈设都是大同小异。南面临窗摆一张红木方桌和四把椅子，两侧分别是梳妆台、书桌与书橱。里面靠墙是一张宁式雕花木床，床头置有五斗柜，对面则是一排大衣柜，床后有江南人家必备的红漆描金马桶，仿佛现今卧室的卫生间，同时又放若干杂物，兼具储藏室功能。我的卧室原来大概是父母结婚的新房，家具都是维藩公在城内创建的专业工厂制作，完全是宁波式样，衣柜一色黑漆雕花，而且都有很大的穿衣镜。我睡上床一眼便可看见这排穿衣镜，里面正好映现与其相对的五斗柜镜子，而五斗柜的镜内又映现穿衣镜……如此循环往复，常能引发我的童稚遐思，谈不上什么光学与哲学的原理，却逐渐形成模糊的“无限”概念。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但不乏想象与思索，常常对着镜子发呆，久久注视着那镜中重重叠叠的“无限”。由于孩子太多，没有任何人发现我的痴迷，除非正好碰上吃饭时间，才有女仆喊我出去。
吃饭的时候祖母居中就座，父母和儿女围成一圈，如众星拱月。背后照例站着几位女仆，我们真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但饭菜却单调之至，早餐照例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乳，外加两碟腌菜，主食长年只有稀饭而无面点。这样的早餐对于正在发育成长的儿童显然不宜，特别是我消化能力较强，每到中餐前往往饿得大口吐清水。可能还是由于孩子太多，我又爱独自躲在偏僻角落玩耍，所以没有任何大人发现我的悲惨状况。中晚饭菜也是大同小异，都是从东院小厨房（公司另有大厨房）做好送来，照例是六菜一汤，数量虽然不少，但可口食品实在不多。荤菜几乎一年到头都是黄豆芽烧肉（肉只是点缀而已），能够吃点鱼就算是美食。所以我们这些男孩特别口馋，连苋菜的红色汤汁都当作美味争相用来拌饭。进餐时气氛非常沉闷，祖母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孩子们埋头吃饭不敢有任何嬉笑。其实祖母患胃病，进餐无非虚应故事，她的床头一排大衣柜上，整整齐齐放着七八个青花瓷坛，里面装着各种零食供她“少吃多餐”。她最爱嗑瓜子，没事时一颗接一颗不断地嗑，神闲气定，优哉游哉，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她从不分给我们一点零食，我们也从未有过向她索取的念头。母亲评论说：“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大抵都是这样。”但当时我还不懂这话的含义。
由于是半个世纪以上的老房子，所以西院一切都显得比较陈旧，加上墙壁与天花板都漆成深褐色，雕花玻璃的采光很差，更显得有些阴暗。住宅周围都是人口稀少的田野，老鼠与黄鼠狼经常潜入乃至繁殖。楼上房间常年没有住人，晚间便成为这些小动物肆意游走的乐园，并且成群结队在楼板上跑出阵阵响声。祖母虽然养了好几只猫，然而由于过分娇养，太懒太胖，未能起任何震慑作用。祖母迷信而又胆小，竟把黄鼠狼当作狐仙，在楼上佛堂内供上不伦不类的“大仙”牌位，每逢初一、十五必定以水果糕点供奉。我们偶尔上楼游戏并偷食供品，她还感到非常欣慰，称赞“大仙真灵呀！”但我们也感到这楼上阴气太重，神秘而又阴森，只有白天才敢结伴上楼，晚上连黑洞洞的楼梯口都不敢进入。父母也严禁我们晚间上楼，唯恐孩子受惊生病。
但是西院的宽阔天井却是我们童年欢乐的泉源。天井主体地面用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笔直的纵横交错的石缝正好可供玩“跳房子”游戏，同时也是踢毽子、玩皮球、滚铁环的最佳场地。幸好天井特大，所以阴暗的老宅还拥有一大片明亮的天空。对于我们这些经常被关闭在阴暗老屋中的孩子来说，天空太可爱了，白昼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夜晚可以看见繁密星星。特别是在秋高气爽的季节，蓝天下有许多似烟似纱似絮的云朵不断游动，夜晚有灿烂的长长的银河横亘。夏季暴风雨前的天空，乌云翻滚，变幻莫测，展现多种多样的形状与色彩。及至倾盆大雨泼在青石板上溅起簇簇白雾，雨水顺着屋檐涌流而下，又仿佛许多小小的瀑布千姿百态。如果是严寒的冬天，融化的雪水又会在屋檐下结成一串串冰溜，在雪后放晴的阳光下辉映出绚丽的色彩。
天井东西两侧各有一块空地未铺石板，由于年深日久，泥土上已经长满青苔，却给这阴冷萧瑟的西院增添若干生命的鲜活。对于老宅中的孩子们来说，这两大片泥地简直是富饶的宝藏，捕捉蝴蝶、蜻蜓、金龟子，挖蚯蚓，都是百玩不厌的乐事。我最爱看蚂蚁搬家，一个个蚂蚁衔着食物，不疾不徐走成长长的行列，这进退有序的运输队伍连绵亘续，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偶尔还可以看蚁战，不同颜色与不同体型的蚁群相互咬斗，勇猛异常，往往可以吸引我蹲视大半天。
春天来了，母亲总爱为我们孵一大窝小鸡，母鸡带着小鸡到处啄啄扒扒，觅食中洋溢的亲情与生活气息，多少减退了这老屋的阴冷。天井南端左侧屋檐下，有木板制成的一大片鸽棚，栖息着上百只青灰与白色的鸽子。虽然夜晚那咕咕的鸣叫声扰人清梦，但白天看它们在屋顶上嬉戏、觅食，更多是在蓝天白云下盘旋翱翔，我们童稚的心灵仿佛也随之飞越这大院的樊篱。还有客厅天花板上靠近大吊灯底座的燕子窝，每年春天都有成双成对的燕子前来安居，不久便有啾啾鸣叫的雏燕出生，张开乳黄色的小嘴急不可待地争食老燕从远处叼来的虫蝇。此外还有那叽叽喳喳的麻雀，也常在屋顶瓦缝里筑巢繁衍，它们是不受怜惜的常客，也是唯一容许我们用弹弓射击的小动物。
但无论如何，对我们吸引力更大的毕竟还是高大厚实围墙外面的世界。除早晨上学、下午放学以外，祖父严禁我们私自出外，唯恐我们受到不良影响或被坏人伤害。但越是这样严控，我们就越想走出这阴暗刻板的老屋，有时便偷偷从西院侧门溜出去。门外河边是一大片晒场，每逢晴好天气，工人们便铺满篾席，从仓库搬出小麦翻晒，遍地金色灿烂，蔚为壮观。晒场前面是青弋江堤岸，江以水色清亮得名，乃长江一条支流。岸边有一行柳树，树干有粗大至难以合抱者，大概是维藩公那一代创业者种植。柳枝拂曳在水面上，引得游鱼群集，吮吸柳叶唧唧发声。我常爱坐在岸边树下，聆听游鱼细语，或看捕鱼人撒网扳罾。对岸（芜湖城里人称为河南）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每到春天，最耀眼的是菜花的遍地金黄。所以我在小学学画水彩，最爱用的就是嫩绿（柳叶）与金黄（菜花）二色。公司大门前有颇具气势的石砌码头，两侧有欧洲中世纪风格的路灯（不过已不用煤气，改为电灯），那是专为公司运送小麦、面粉的大木船设置的。
祖父三令五申不准我们下河玩水，母亲也唯恐孩子有所闪失，但那清亮的河水与美丽的南岸的吸引力实在太大。小叔祖与大哥等大孩子曾偷偷划小船到南岸（包括租界旧址）观光一次，引起全家巨大惊恐。我们这些小不点自然无此胆量，只有一个夏天，三哥约我偷偷溜到河边戏水，把内裤弄湿了。三哥住在祖母隔壁，老太太每天专心念经拜佛嗑瓜子，对孙辈不闻不问，所以从从容容回到了自己卧室更衣。我因为住在母亲隔壁，时刻处于监控之中，唯恐她用指甲在我腿上划出白痕（这是过去父母检查孩子是否偷偷游泳的简易方法），只好躲在一棵大柳树背后，把内裤晒干后才悄悄回家。
晒场西边是一大片简陋茅屋，那是部分面粉厂外来工人的住宅，也有少数邻近农民或手工业者杂居其间。这是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社区，与面粉厂的多层高楼及厂内的深宅大院形成鲜明反差。不过大院围墙内的孩子们是寂寞的，茅屋区的儿童则可以成群结队尽情玩耍。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们彻底分隔开来，即使偶然相遇，彼此也互不理睬。我从未进入任何一座土坯茅屋，很难想象其中贫困情景。只有在天寒岁暮，年号（一种类似唢呐的乐器）声在北风中摇曳，时时又听见茅屋中人为患病儿童“叫魂”的呼唤，我才模模糊糊感受到茅屋区的若干悲凉，而逃难到四川进入乡下中学以后，这种感受又逐渐转化成为比较清晰的社会学意义。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老师
九中不仅有一个好校长，而且有一大批好老师。
九中的前身是1906年创立于安庆的安徽师范学堂，1927年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以后因省会易地改名为“省立第二中学”。抗战爆发后，省二中北迁桐城，并与桐城及邻县几所中学合并，共同组成安徽省临时第二中学。1938年辗转西迁，并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在江津建立国立安徽第二中学，随即又改名为“国立第九中学”。九中集聚了安徽中等教育的精英，其中还有好多位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战争岁月，这些老师安于清贫，敬业乐教，以校为家，为我们这些难民学生的健康成长付出大量心血。
师恩难忘，但我已经难以一一介绍他们的姓名与业绩，只能寻拾若干零星而又粗略的印象。
在我的记忆中，高一分校的师资水平、图书资料与实验设备应属全校之冠，战争期间，地处乡村，能够维持这样完善的教学环境诚属不易。就读九中五年，有两位语文教师对我影响较深，他们都属高一分部。
一位是姚述隐先生，好像是河北人，教学深入浅出，声容并茂，讲元曲尤为精彩。他那抑扬顿挫的朗诵，顿时把我们引入“枯藤老树昏鸦”“断肠人在天涯”之类意境，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对中国文学史稍具常识，多半得益于述隐诸先生的循循善诱与引导有方。他对学生每篇作文都批改得非常认真，遇有佳句必用朱笔浓密圈点，挥洒飘逸，颇具豪气，学生亦以多得红圈为荣为乐。记得有次命学生以古文写李白小传，我的作文结尾是：“或曰白酒醉投江捞月而死，岂诗人之死亦须求一富于诗意之境欤？”姚师阅后大悦，密点频圈之余，批语曰：“出手不凡，天才横溢。”着实让我暗中乐滋滋好几天。有段时间我非常痴迷于李后主、李清照的词，也与老师朗诵的感染功力密切相关。我与姚老师没有私人接触，但每堂课我都能够从他那里汲取精神营养，从而增强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另一位老师是朱金声（笔名朱彤），南京人，从复旦大学毕业未久，但在重庆地区已小有名气。他把《红楼梦》改编为话剧《郁雷》，并由中国青年话剧团在重庆公演，一时颇为轰动。邓校长非常注重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放手发挥资深骨干老师的作用，一方面又亲自抓年轻英才的引进，为学校带来新的活力。他亲自到江津码头迎接朱彤的到来。同时聘请的还有阮朴，他是武昌艺专的高材生，以后成为著名美术评论家，解放后曾与我一度成为同事与邻居（住在昙华林华师博育室原址）。这些年轻老师大多风度翩翩，朝气蓬勃，并且带来许多新的文化信息。朱彤的父亲在复旦大学任教甚久，邓季宣亦曾一度在该校任职，所以对朱了解最深，期望最殷。邓校长被迫辞职后转任白沙女中校长，朱彤也随同前往，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朱彤虽然成名很早，但待人非常谦和，特别是对学生满腔热情。他不仅认真教学，还注意课堂以外的假日有益活动，曾带领我们参观吴芳吉故居等历史遗址。但使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步行到远处参观一个私营的小煤窑。看到那些瘦骨嶙峋的工人在黑暗且积水的窑洞中匍匐着挖煤运煤，尤其有一位工人两目已经失明却仍然弯腰背煤，才知道这校外的世界还有如此众多比我们更为困苦的人群，他们每日每时都挣扎在人间地狱。朱老师不仅把我们的文学兴趣从古代引向现代，而且促使我们这些昧于世事的青少年日益同情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他本身就同情弱者，看到我身材瘦小发育不良，常常悄悄叫我去他宿舍加食，一般都是非常便宜的煮熟红苕，偶尔撒几颗桂花，更加香甜可口。当然，悄悄为我加食的还有一位胖乎乎的姚老师（可惜忘了名字），她为了奖励我化学考试得到97分，课后把我带到卧室品尝她亲手做的红烧牛肉。由于单身宿舍没有炉灶，只好用酒精灯、玻璃烧杯等实验器材耐心烹煮。在蒸汽缭绕中，老师似乎已经化身为慈母，斗室中充满温馨的亲子之情，我们似乎相互在对方身上寻求各自思念的远方亲人。
我们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英语教师赵宝初（赵朴初的堂兄弟），毕业于南开大学外语系，具有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他不像朱彤那样激情奔放，课余与我们也没有任何交往（可能是因为住在校外），但课堂教学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精益求精。他的中西文学底蕴深厚，知识面较宽，讲课常能纵横比较，引人入胜。他的讲课仿佛缓缓流动的溪水，没有波澜，更没有潮汐，然而却能时时以知识清泉滋润着我们求知若渴的幼小心灵。正是由于他的循循善诱，我热衷于阅读英、法近代文学作品，增添了对于西方文学史的了解。课本中有许多名家的原著（有些是片段），如莎士比亚《李尔王》中主人公在高山上暴风雨中的愤世嫉俗自白等等，都曾使我们痴迷。英语不再仅仅是语言工具，已经逐渐变成美的追求，从意境直到结构、语句、节奏、韵律，处处都有无穷无尽的美值得探索。同时，他还经常教我们做语法图解练习，特别是着重解析比较复杂的句型，这几乎成为我课余不可缺少的消遣，使我以后虽在失学失业的流浪困境中仍然乐此不疲。这种练习不仅对于掌握英语很有好处，对于中文写作的句型改进也有所裨益。据说赵老师在南开求学时，曾是篮球校队“五虎将”之一，但在九中教书时已患胃病，身体渐形瘦弱，讲课与讲话都是低声细语。课余偶尔也哼几句京戏青衣，却是字正腔圆，曲折摇曳，后来才知道他的弟弟正是享誉已久的程派传人赵荣琛，兄弟两人都是由戏迷而成票友。不过弟弟因为痴迷难以自拔，遂干脆投身梨园，哥哥却只有向我们演示法语连绵音之美时才略显其歌喉音色。
在全校范围内，对学生关心最多，影响也最为广泛的，应数音乐老师瞿安华。他也是安庆人，瘦削然而精干，可能由于经常指挥养成习惯，头总是稍为左偏作倾听状。他不仅把抗日歌咏开展得如火如荼，还物色一批有音乐天分的男女学生组成合唱团。经过长时间强化训练，正式以四声部演唱赵元任的《海韵》，使我们听得如痴如醉，在江津城内也引起很大轰动。他最擅长的乐器是二胡，常在课余辅导我们练习，并指导我们自己动手制作简易二胡。好在满山都是竹林，琴筒、琴杆、琴弓的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琴筒外端需用蛇皮封闭，我们就捕蛇剥皮，蛇肉还可以加餐。弓弦需用马尾，我们就在附近歇息的运煤马屁股上摘取。摘取时又要仔细选择上好的马尾，又唯恐马儿惊觉蹽一后蹄，那真是够刺激的，而且多半会挨马夫一顿臭骂。从我读初二开始，校园内几乎是人手一琴，真正说得上是弦歌不绝，琴声盈耳。我对二胡也迷恋之至，刘天华的名曲，如《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乐谱已背得滚瓜烂熟，基本上可以上台演出，只是弓法尚有明显瑕疵，但积习难改，自娱自乐而已。
抗战时期的偏僻农村，连温饱都难以保证，怎能奢望广播、电影，只有群众性的自演自唱，为清贫而又单调的生活增添许多情趣与色彩。前些年已故的校友李德永（武大哲学系教授）曾为九中60周年校庆赋诗：“每到黄昏日已斜，琴声处处刘天华。《空山鸟语》今犹是，不见伊人叹落花。”堪称当年情景最佳写照。
离开九中后，我与瞿老师再无联络，但他那火一般的热情与对音乐及音乐教育的无限执着，都使我终身难忘。“文革”后，我曾在报上看到上海音乐学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二胡演奏专业的导师就是瞿安华教授。我想这是他理所当然的归宿，好人终究平安。九中同学中也有若干音乐家产生，如中央广播民族乐团作曲兼指挥彭修文，已成为大师级的民族音乐家。此外还有中国电影乐团一级指挥金正平，总政歌舞团一级歌唱演员方应暄等。在他们的艺术成长过程中，应该都曾受过瞿老师的精心培养。
美术老师孙澍兰教学效果很好，对我们影响亦大。他的书画俱佳，但用的是左手，据说是因幼时在农村被扇谷风车击伤右手致残，但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小儿麻痹症的恶果。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着重教我们铅笔素描，课余则教我们利用旧砚台练习雕刻。由于他因地制宜，循循善诱，我们全班大多数人都曾热衷于绘画或雕刻。我就曾为自己画了一幅漫画像，并且刻在旧砚台盖上，标题是：“章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没有想到以后在金陵大学时期竟因此童稚拙劣的作品引出祸殃。当时班上画得最好的是段开源，由于名字相近（谐音），我俩关系颇为亲密。孙老师经常夸奖他的习作，他也向九中附近的武昌艺专大学生学习，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经常披着宽大的外套，颇有画家派头。前些年听说他在暨南大学教书，但遍查美术等系教工名录都没有发现他的大名。最后竟然是从附属医院（后改为暨大医学院）找到他本人。当年我们一直认为他会成为大画家，却未想到他因婚姻与家庭关系转而习医。他的妻子是北伐名将张发奎的女儿。张发奎病故后，夫人滞留香港，小两口儿一直随侍在侧，并成为两岸争相欢迎老夫人定居养老的游说对象。孙老师如果生前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为之嗟叹不已。两个开源（开沅）半个多世纪以后重逢，畅述九中往昔，竟至忘记老之已至耄耋，真像是白头宫女共话天宝遗事。
还有一位教过我们语文的沈大荒老师也是书法名家。他在课余曾单独邀我到家里小坐，那是租住的一座江边独立小院，虽然也是竹篱茅舍，但由于主人的巧于布置，颇有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情趣。他除以茶点招待外，还出示一本装帧精美的篆刻作品结集。我自然不够资格给予评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卷首陈立夫的题词：“有雨漏迹，无斧凿痕。”作品与题词确实琳琅满目，唯独能牢记至今的只有这八个字，因为我对文学艺术也是崇尚自然，厌恶虚华。沈老师曾在教育部任职，居住条件与生活水平略优于其他老师，不知是否利用业余时间刻图章稍获补贴。但临别时，他却换个话题大谈武侠小说，并说曾经亲眼看到有一位武功高手，在轮船已离岸两三丈时猛然一跳便上了船。对此我当然颇感兴趣，但不知是否略有夸张。沈老师只教过我们一个学期，但他却使我增添了对于艺术的爱好。
除此以外，还有几位老师也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我到九中首先进初二分校，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吴惕生。他经常穿一件半旧绸衫，讲话慢条斯理，对人和蔼可亲。他课堂上不大说笑，但偶尔也幽默几句引发哄堂大笑，如说有人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上句加上“和尚”，下句加上“状元”等改诗的故事。课余也是这样，有次带领全班在山坡上种蚕豆，休息时我直起腰来，背着双手慢慢迈开僵直的双腿，仿佛是老派人物踱方步。吴老师笑眯眯地瞧着我说：“章开沅，你还真有点像个学者哇！”引起同学一片大笑，我却羞得满脸通红。我当时还不知道“学者”是何含义，是夸奖还是批评，这句话却牢牢记在心中。至少使我每逢体力劳动时自我警惕，千万别“像个学者”。升入高一分校后，我再未见过吴老师，只是听说邓校长被迫辞职就是由于他的陷害。还有人说九中教师分为安庆、合肥两派，吴老师是合肥派的头头，他很想当九中校长云云。但是这些大人们之间的是非恩怨，我们当时还不理解，也并不十分在意。我当然同情邓校长的不幸遭遇，但我也难忘启蒙老师两年半的抚育恩情。我12岁就离家住读，独立生活能力很差，能够经常受到这些师长的呵护与培育，确实是极大的幸福。
启蒙老师中还有数学老师吕能兴，他在初二分校也曾经担任过我的班主任。他与吴惕生老师个性差别很大，吴老师虽然爱护学生，但见面时很少交谈，面上表情也很少有变化，正如其名含义，使人有城府较深之感。吕老师则快人快语，一见学生就拉住问长问短，但又有点流于唠叨。我生性孤僻内向，最怕被他拉住交谈。他一开口总是“我是一匹老马呀，你们都是小马”，接着就恨不得把他的人生感悟全部灌输给我们。因此，我们偷偷给他取了一个绰号“老马”。他大约已经知道这个秘密，有个别同学在课堂上提问，竟把他喊作“马老师”，他也不以为忤，一笑置之。《西渡漫记》作者1945年才进入九中，他也回忆起吕老师这段故事，可见流传之广。及至我年岁渐长，为人师已久，“老马”一词的谐谑意味愈益淡化，崇敬的成分愈益增显。晚年的我也常爱向青年学生喋喋不休，苦口婆心，口干舌燥，大谈什么治学之道与为人处事，年轻人大多礼貌微笑听着，他们是否也有点厌烦我的啰嗦呢？“老马”的基因似乎已经遗传给我了。
有些老师虽然已经形象模糊，但个别特别精彩的课堂瞬间仍然永远定格在我心中。如教地理的张耀祖老师，长身玉立，江浙乡音，板书与绘图挥洒自如，大气磅礴。有次讲到华北某个地区，因为已经沦陷，他突然提高声调吟诵陆游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边吟诵边板书，吟毕书竟，龙飞凤舞，一气呵成！我的身材矮小，坐在最前排正中间，所以对于这一精彩瞬间全景摄入。课堂肃然无声，只见张老师略为间歇，端起按老习惯随身携带的大茶壶，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目光如炬，脸赤如火。这样的课堂教学，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才有可能出现。现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寻觅抗战老兵给以奖励并妥善安置，固属应有之举。但也不能忘记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在偏僻山村竹篱茅舍教室中，倾尽心血以如此激情感染学生。中国不可侮！中国不会亡！张老师的讲课仿佛岳母刺字一样，把“抗日救亡”四个大字刻在我们的心中，也成为我以后决心投笔从戎光复神州的前奏。
九中还有一位我虽无缘一见但却敬仰已久的老师，这就是颇有传奇色彩的国立九中总务处主任潘赞化，电视剧《画魂》传主潘玉良的丈夫。潘老师出生于官宦世家，安徽桐城人，1901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东京期间参加同盟会。回国后在陆军小学教授日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杀，潘亦逃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兽医。辛亥革命爆发后赶回安庆，在皖督柏文蔚部新军任教官，1912年出任芜湖海关监督。随后曾相继参与“二次革命”与讨袁战争，北伐期间任柏文蔚部副师长。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转任实业部专员。抗战爆发后避难入川，弃政从教，毅然以收容培育沦陷区流亡学生为己任。由此可见，他不仅是革命元老，而且志趣高洁，淡泊名利，是老朋友邓季宣主持九中校务最亲密的助手。
潘老师在芜湖海关任职期间，结识并迎娶名妓潘玉良，随即又送玉良先后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法国习画。玉良有绘画天赋且勤奋学习，很快便成为国际知名画家，而夫妻之间始终保持真挚爱情。这早已成为上海、芜湖等地广为流传的佳话，但我此前却一无所知。潘老师全心全意做好全校师生员工的后勤工作，但也曾在初一分校兼点语文课，可惜与我们初二分校相距甚远，未能亲见他的风采并聆听他的教诲。他对陈独秀父子的照顾也是有口皆碑，与邓氏兄弟共同关照这位落魄政治家，直至最后安葬并开追悼会，在当时那样复杂严酷的政治环境中，这种摒弃势利的古道热肠难能可贵，对广大学生更有示范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潘赞化与邓季宣均曾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但邓季宣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潘赞化目睹老友蒙难而无从相助，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1959年因病逝世。
此前，潘玉良由于抗战爆发滞留法国，赞化辗转入川且僻居农村，两人长期音信隔绝，直至1951年才经由上海美专老校长刘海粟帮助恢复联系。赞化鼓励玉良回国服务，玉良也积极作回国准备。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与政治审查，所谓“海外关系”亦属极大忌讳，像赞化这样历史复杂的长者，处境更为困难，遂逐渐减少给玉良写信。而玉良也因为很难知悉丈夫真实情况而犹豫不决，迟迟未能成行。直到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玉良向中国驻法使馆陈情求助，这才知道自己多年朝思暮想的夫君早已去世。
潘张之间的悲欢离合，已经成为流传海内外的又一“啼笑因缘”，但绝大多数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个凄美的故事与国立九中有所关联。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转学王家坪
说来令人好笑，到重庆乘坐的轮船竟是我下乡以后再一次接触的现代文明。那些年，德感坝既不通火车，又没有公路，水上交通主要靠木船，陆路主要靠骡马、滑竿与鸡公车（即传说中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实际上就是手推独轮车），而更多的是靠人们两条腿跋山涉水。轮船到达重庆后，背着行李攀登朝天门码头长而且陡的石阶，一级一级爬上江岸，终于又看到重庆这座雄伟山城，对我来说，就是从落后的乡野回到现代文明。那绕山盘旋的马路，来往奔驰的汽车，令人目眩的霓虹灯，使我感觉仿佛闯进另外一个世界。
求生的紧迫，使我无暇从容欣赏这个城市，便匆匆挤上公交汽车前往歌乐山，大哥就读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就在此山深处。大哥原来随文矿师到贵州，曾在遵义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习画，由于父亲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提供学费与昂贵的绘画材料开支，再则将来就业也不容易，只好劝他及早改学一门谋职较易的专业。大哥从小就痴迷绘画，而且还很有天分，但深知长子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遂毅然考进药专制药专业。这是一所国立大学，沦陷区学生可以享受“贷金”待遇，而且高级药剂师又是比较稀缺的人才。这是大哥为我们这些弟妹所作的牺牲，从艺术专业转入理工专业需要克服何等困难！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唯一担心的是如何向大哥交代被开除的原因，因为大哥比我年长七岁，我从小就对他存有敬畏之心。不过见面后这种疑虑立刻就消失了，我与大哥分别六年，他已长成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男子汉，虽然已改学制药三年，但仍然保持着艺术家气质。大哥见我平安到达，感到非常高兴，不仅没有任何责难，反而温言开导。最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问我被开除的原因，可能李老师与姐姐已经在信上做过说明，知道我的被迫辍学并非由于道德与学业方面的缺失，至少还不算辱及家门，因此便对这个顽劣幼弟免予追究吧。
但我的到来毕竟给大哥带来极大负担，因为他还差一年才能毕业，目前没有任何收入，而远在江西的父母也难以为我提供全部生活费用。幸好是暑假，大哥的同室级友徐国钧担任周太玄教授的助手，主动住进他的实验室，为我让出一张床。一日三餐在大食堂混食（现在叫作蹭饭）。药专的伙食比九中好得多，而且管理也不甚严，大哥的同学都很同情我，即使大哥出外，他们也会热心邀我一道用餐。当然也有尴尬之日。有个星期天食堂因修理炉灶停火一天，大家都各自设法分别到各种小餐馆进餐。大哥正好身上无钱，临时又找不到熟人可以借钱，只好带我捡梧桐树籽，用小电炉炒熟后聊以充饥。但捡到的桐籽不多，硬壳内的果仁很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下午幸好有本地回家的同学闻讯赶来，请我们各吃一碗热腾腾的汤面，这才混过艰难的一天。
在药专住了一个多月，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堂一样的生活。因为是新建的院校，宿舍教室宽敞明亮，电灯自来水一应俱全，进城还可以坐公共汽车。但我很少外出，因为前途茫茫，根本没有闲逛的兴致。大哥要我认真准备报考大学，但我有自己的难处：一是连高三上肄业证书都没有拿到，是个没有学籍的另类学生；二是没有高中课本可供复习，因为九中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提供借阅，学期结束时一律交回，而我自己又无钱购买课本。我自幼性格内向，虽然爱写点小文章，但却拙于语言，有难处也闷在心里，很少向别人求援。大哥由于准备毕业论文，整天都在实验室工作。此外，他还是学校话剧团的导演、演员与美工设计，连节日也难有余闲，所以也顾不上督促我认真备考。因此我每天待在空空荡荡的宿舍，不知如何复习，也干脆没有复习。幸好大哥有一架美术书刊可供消磨时光，其中有一套《中国绘画史》，印刷精美，插图丰富，引人入胜。我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一遍，从吴道子、顾恺之，到扬州八怪、岭南画派，都似懂非懂琢磨一番。宿舍后面是一大片菜地，每逢黄昏时分夕阳西下，我便去搜寻已经被厨工摘剩的小番茄，借以填充经常处于饥荒状态的肠胃。那些青色或黄色的没有成熟的果实，又酸又涩，吃多了就会反胃，有时甚至呕吐大滩黄水。以后很长时间我非常怕吃番茄，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在九中读的是春节始业班，所以我在1943年暑假只读完高中三年级上学期，即便不开除也拿不到毕业证书。我的同班级有好些人为了尽早就业，都办了肄业证书到重庆报考大学。他们没有忘记我，常有人远道赶来歌乐山看望我，有时也邀我到他们家中吃饭，这样就稍微消解若干寂寞与无聊。夏国彦同学还为我多办了一张他自己的肄业证书，换上我的照片，以便我冒名顶替报考。但我始终没有使用，因为如果这样做，我的姓名、籍贯永远都改换了。我受旧小说的影响太深，认为大丈夫必须坐不改姓立不改名，但对他这种深情厚谊，我至今仍然十分感激。
我的高考是无学业证明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加上没有任何准备，考试成绩很差，所以几所报考的大学发榜时都名落孙山。大哥也无可奈何，但他没有任何埋怨与斥责。后来不知道他找到哪位稍有地位的亲友长辈，为我办理一张沦陷区流亡学生的证明，报考直属教育部沦陷区学校救济委员会主办的“计政人员专修班”，两年学制，相当于职业专科。此类学校以救济与就业为主，分数线较低，我居然被录取了。大哥非常高兴，因为这不仅解决了我的食宿问题，而且将来还可以谋求一个银行或邮局之类待遇优厚而稳定的职业。考试的日子，他亲自送我进考场，唯恐我出什么差错，但我去计政班报到入学却是独自前往，因为路太远，车费较贵。
报到那天，我一上公共汽车就出了差错，因为人太挤，我又站在车门边，车门一关就夹住我的行李，车太旧，门又关不拢，行李就掉下去了。我急得大声呼唤，同车的大人也帮着叫停。好心的司机发觉后立即停车，让我下车把行李取回。行李虽然取回，但我已跑得满身大汗，幸好车上的热心长者为我让出一个座位，因为这是长途车，我要到青木关终点站。
坐定以后，车已走过了几站，车上的乘客也减少甚多，大家都有座位。我的心神略为松弛，便开始观察同车乘客。乘客男女老少都有，高矮胖瘦与贫富差别很大，我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可能是由于得到他们的同情与帮助，觉得人人都是慈眉善目，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甚至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汽车永远不停，让我长期生活在这个群体之中该有多好。”我竟然产生幸福感，并沉浸于这个幻觉之中，这就是当年我的虚幻世界——昼梦。
但车终于停在终点站青木关，站牌这三个大字赫然入目，直到人都下完了，我才提着行李慢慢离开我曾经暂时栖息的“和谐号”公交车。王家坪与青木关相距三十里。这是我第一次孤身步行这么远的山路。沿途风景秀美，但我哪有心思观赏风景，一路急行终于到达我的另一个栖息地——计政班。
王家坪是高山上的一块平坝，早晨甚至整个上午都有朵朵白云缭绕，行走在林间小路仿佛是仙境漫游。山脚有一条较大的溪河，清澈见底的溪水围绕着大山缓缓流淌。溪上还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从山顶石寨下去，走过石桥，便是一家小小的所谓餐馆，实际就是一间破旧的茅棚，里面摆着少许桌椅，卖点胡豆、白酒与汤面之类的食品，此乃本地唯一的商业中心，也是唯一可供消费的休闲场所。原来可能只有偶尔路过的人进来歇息，现在却不时有计政班的师生光顾，喝点小酒或吃碗清汤寡水的阳春面。
计政班是当地最高学府，就设在古老的山寨里，一色的竹篱茅舍，倒显出几分古朴幽雅。该校名义上分为会计、统计两个专业，但由于师资与图书设备不足，实际上只有一个课堂“一锅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读过的课程有会计学、货币学、簿计、统计与世界经济史，也许第二年还要学若干专业会计、统计，并出外实习。住校的专任老师极少，除几个青年助教（兼图书室工作）以外，只有一位杨荣国教授。不过当时他不教哲学，而是教世界经济史，也没有解放后那么出名。他教学非常认真，课余也很关心学生与学校事务，因此很受尊敬。其余的兼任老师上完课就回去了，课余很难见到。杨老师的家也在重庆市区，但他经常住在学校简陋的宿舍里，并且在学生食堂买饭回去吃。每逢周末，步行三十里到青木关乘公共汽车回家，星期一清晨又循同样的路线回校。他的教学任务不算很重，课余与学生接触也不多，可能主要为潜心治学与写作。他随身还带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可爱而又顽皮，好像是靠那几位年轻女助教代为照料。小孩还经常爬到我的床上（双人床上层）淘气，死乞白赖不肯回去。由于交通不便，杨老师并非每周都带他进城，就把孩子留在校园，好在大家都很喜欢他。
班主任是教育部一位官员兼任，河南口音，典型的国民党公务员派头，常常穿一套蓝布中山服，前额头发打理得干干净净。他似乎不常来校，偶尔来校也不与学生交谈，显得神秘兮兮。学生管理主要靠两位军训教官，一姓党，山西人；一姓杨，江苏人。党教官年龄较大，军衔也较高，人如其姓，满脸严肃，寡言少语，城府甚深。杨教官刚从军校毕业，由于年轻，比较热情活泼，欢喜与学生聊天，具有较多亲和力。我不知道这两位教官如何分工，反正杨教官出头露面时多，早晨起床号一响，他必定快步巡视各个寝室，大声催促学生起床集合做早操。上课时他也经常进课堂巡视，督促学生认真听讲。晚上9时再次巡视寝室，催促学生熄灯就寝。至于党教官整天干些什么，大家不清楚，也没人想打听。
学生成分复杂，有不少是颇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大多为混口饭谋个职而来。真正从中学转来而又有志于升学的并不多，而我又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可能由于班主任是河南人，所以豫籍学生人数最多而且很自然地抱成一团，仿佛有点优越感，成为学校中的主流派。有少数北方省籍（如天津、山东）学生，也与河南学生气味相投，结成一帮。其他南方省籍的学生，分别来自江、浙、皖、赣、鄂等省，人数都很少，很难形成像豫籍学生那样的地域群体。不过由于河南学生的强势专横，他们也很自然地增强了彼此联系，声息相通，互相关切，隐约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因而很容易产生大大小小的摩擦与冲突。也许班主任正需要这样的局面，以便于他的党化教育与思想统治。不过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此类政治问题。
由于省籍的原因，我自然归属于南派，在该校期间，很少与河南同学交谈，当然他们也从未主动找我聊天。他们大部分都住在一起，与我同寝室的则是河南以外省籍的人。南派人数不多，但其中藏龙卧虎，虽不如北方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却也不乏智勇兼备不畏强敌的豪杰。记得有位名叫罗翔的湖北人，原本是航校学员，且已进入单飞阶段，却由于毕业前想在女友面前露一手而毁了“翔程”。在一次飞行训练中，事先约定女友乘某班轮船渡江，观看他驾驶飞机从轮船侧面低飞掠过，满心指望女友可以近距离观赏其翱翔的英姿，却不料因角度有误，连人带机一头栽进江中。幸好他比较灵活，迅速爬出机舱，得以保全性命，但最终还是遭到开除军籍的严重处分。罗翔英姿飒爽，热心快肠，所以无形中成为南派头面人物。南派中可以与罗翔相提并论的还有两位，一位是罗翔的老乡，两人亲如手足。名字我早忘了，只记得他身材修长，仪态潇洒，社会阅历比较丰富，常常高谈阔论，显示见多识广。虽然不如罗翔那样沉稳大气，但常能以妙趣横生的胡侃吸引众多听众。其最大特点是放言无忌，因为已先后进过几次所谓“培训班”（即变相集中营，以“感化”思想偏激青年为主的拘留所），而且又确实查不出任何“异党”背景，随抓随放，反而破罐子破摔。另一位是上海人，只记得姓裔，因为这个姓少见，反而记住了。他原先是银行职员，着装整洁，浓眉大眼，一表人才。下巴总是刮得青青的，颇有西方绅士风度。因为口音相近，他常常爱找我闲聊，主要是谈京剧唱腔。我自幼受父亲影响，稍微能够听懂，因此成为裔兄的知音。他不仅是戏迷，而且还曾花钱拜师成为票友，最常吟唱的是《还珠吟》中那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程派唱腔摇曳婉转，特别富有感染力。
但与我关系更为密切的却是另外三个人，一是闻刚，南京人；一是秦邦文，四川人，冒籍沦陷区；另一个姓孙，江西人，名字忘了，年龄似乎已近三十。
闻刚与秦邦文结识在前，很快与我成为密友，可能因为年龄相近，又都来自中学，思想都比较单纯因而投缘吧。我们不仅上课时坐在一起，课余也常结伴休闲。闻刚个头比较高，是个英俊少年，由于父亲是国民党高官的司机，家庭经济情况稍佳，多少还有点零花钱，着装也比较整洁。我们经常在山林里夜游，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海阔天空，自得其乐。有时月光皎好，我们就坐在赭红色的石头寨墙上，由我演奏二胡，为秦邦文唱歌伴奏，而闻刚便成为唯一的听众。山林在银色的月光下特别幽静，没有犬吠，没有虫鸣，仿佛整个王家坪都沉睡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杜鹃凄楚的啼鸣。那漫山遍野的白色蔷薇与红色杜鹃花，在月光照耀下如同锦绣。我们充分享受这山林秀丽的夜色，很晚才回寝室。
山寨边缘有一座破旧古庙，由于位置偏僻而附近又没有什么人家，香火早已极为冷落。庙里只有两位年事已高的僧人，一人右腿已残，走路时总是先迈左腿，站稳后再抬起右脚，悬空环绕一圈后才能落地。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起阿基米德，仿佛他正在画几何图形，这个荒唐的想法，总也挥之不去，一直残留至今。两位老僧由于无力下山寻求布施，所以除早晚诵经拜佛外，还摆个小摊，卖点炒胡豆、米花糖之类廉价小吃，附带也为行人提供点茶水，借此维持生计。所谓茶水，其实就是四川乡镇常见的“老鹰茶”（谐音），用的并非真正的茶叶，而是以某种树叶晒制的代用品，一枚铜圆可以买一大碗，还可以续添开水。我们三人常来庙里小坐，一边嚼胡豆，一边漫无边际地胡聊，两位僧人一般都不应答，仿佛入定似的闭目养神，但双手照样捻动着佛珠。我们不知他们来自何处，更难想象他们未来的归宿，只看见他们已经在为自己准备棺木，白天偶尔还可以听见他们挥斧伐木的声音。但僧人圆寂应是无需棺木，他们为什么要在生命的终点回归世俗呢？
也许正是从老僧那里获得若干人生感悟，我开始思考生命的原始、归宿与人生的意义，而在此以前根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曾亲眼看见死亡，外婆还有两个弟弟都是在我面前缓缓死去，总觉得他们无非是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某一天又会回来，有时甚至做过与他们重新聚会的甜美的梦。在九中读书期间，每年暑假都会有同学在江中游泳不幸溺水而死，有一年一次溺死四人，尸体置于高一分校路边，我们游泳归来正好目睹惨景，但从未想过死亡也有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直到最后一个暑假，离开九中之前曾经独自到江中游泳，仰卧顺水漂流时，忽然听见岸上有啼哭声，原来是一对夫妻为溺水的儿子烧纸悼亡。我的心猛地一震，这才想起如果我也不幸淹死，爸妈将如何悲伤，因而奋力划过险恶的湍流，慌忙登岸回校。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自己也会死亡，想到战争给多少人带来死亡，乃至人们生老病死的痛苦与悲伤，终于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但这样深奥的问题绝非一个幼稚少年所能给出解释，也许这些想法与当时的年龄原本就太不相称，不想这些问题可能活得更加轻松。正因为如此，在被开除以后虽然依旧得到家人和同学的关切与照顾，但自己内心仍然潜藏着孤寂与苦闷。只有书籍可以解忧，阅读使我的求知欲得到某些满足，使我忘记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幸与困惑，把我引进一个虚幻但毕竟存在的精神世界中，让我充分享受思想自由飞翔的愉悦。
计政班的图书不多，大都是配合课程的教材与相关专著，但中外文学名著却为数不少，听说是由于杨荣国老师的建议，因为山间缺乏应有的文娱活动，休闲只能依靠阅读。但学生借阅图书者为数甚少，他们大多缺乏阅读习惯，得空宁可打扑克、闲聊、喝酒，甚至躲到偏僻的地方打麻将。所以我得以随意借阅自己喜欢的书籍，而且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看得较多的是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名著，如《战争与和平》《死魂灵》《猎人日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乃至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等。我之所以能够从容阅读长篇小说，是因为课程负担不重而教学管理甚松，老师上完课就走，而学生很多只是混张就业的文凭。计政班虽然在乡下，但毕竟属于重庆郊区，晚上有电灯照明，这就比在九中时优越多了。直到晚年我都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这代人是俄罗斯19世纪古典文学乳汁哺育长大的”，指的就是这大半年颇能使我感到满足与幸福的乡居时光。
与我有相同阅读兴趣的是那位姓孙的同学。我一直无法弄清他的实际年龄，由于面容比较苍老，看起来至少有二十七八岁。他似乎历经沧桑，早已不复幼稚与浮浅。他很少与别人交往，总是埋头读书或处理生活杂务。但不知为什么他唯独主动与我交好，可能由于我年龄在班上最小，他出于兄长情结而自然流露出关切，也可能因为我俩同样是班上仅有的虽隆冬仍穿草鞋的最贫寒的学生。他教我缝补衣服鞋袜，一个人如何独立洗涤、晒干直至上好棉被等生活技能。只要是温度不算太低的月夜，他必定邀我，而且也只邀我一人，前往山脚小溪游泳。他游泳技术很好，蛙泳很少溅出水花，有节奏地舒展手足徐徐前行。我虽然在江津江中游过好几年，自认为经历过许多风浪艰险，但姿势、速度、耐力都不及他。我特别欣赏他那悠然自得的神态，仿佛已与两岸山林及潺潺溪流融为一体。他从不停下来等我，也从不催促我紧跟，但自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力量，促使我始终不敢懈怠，坚持尾随他作漫长的遨游。我们往往游一两个小时，这是我们一天最快乐的时间，仿佛这星空，这明月，这山林，这溪流，乃至这宁静的夜晚，全都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很少讲话，只有他偶尔低声吟唱江西民间小调，几乎每句都以“哎呀来”开头。他的声音略带嘶哑，但曲调幽美且流露若干深沉的柔情。相知渐深以后，我才知道他来自赣南苏区，但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当时我对政治也没有任何感悟与兴趣，虽曾听他偶尔讲过若干苏区社会生活情况，但也如同东风过马耳，并未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我几乎同时保持与他以及闻刚、秦邦文的亲密友谊，但他与闻、秦却无任何交往，相遇如同陌生路人。闻、秦与南派许多同学关系比较亲密，而我与孙大哥都是若即若离的边缘人物。也幸好是这样，我俩才没有卷入南北两派之间的一场大型武斗。
那是在1944年年初寒假期间的一个晚上，不知为什么两派由口角而动起武来，开头只有少数人参与，继而双方都有十余人介入，而且打斗相当激烈。幸好尚未使用器械，只限于拳打脚踢，总算未酿成流血事件。北方同学虽然孔武有力，但南方颇多久经战阵的打斗老手，罗翔更有一身过硬的擒拿武术，一人可以对付好几个人。闻刚由于身材高大，自然成为主力，就连平常斯文一脉的裔同学，由于学习京剧练过武功，也大显一番身手。总的来说，双方旗鼓相当，都没有吃好多亏，也没有占什么便宜。战场在食堂，离宿舍较远，所以躺在床上沉迷于看长篇小说的孙大哥与我当时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吃早餐时，才听见闻刚与秦邦文谈论此事。这些斗士也真拿得起放得下，颇有江湖好汉风度。第二天居然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两派之间的嫌隙也没有从此消失。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川江运粮船
这年我刚满18岁。前此六年，尽管远离父母，但始终是在校园之内；计政班的情况尽管比九中复杂，但毕竟还是未出教育圈子。现在我真正是穷困潦倒，孤身进入社会，面对一个完全陌生而又略带神秘色彩的新环境，内心自然有些惶惶不安。
押运员由粮食部重庆仓库派遣，负责运送两船大米前往上游的泸州仓库。当时国民政府为保证战时粮食供应，实行所谓的“田赋征实”政策，即农业税征收实物，把大批粮食集中由政府统一调配。因此，江上运粮任务繁忙，川江上来来往往的都是大木船，令人想起清朝兴盛多时的漕运。
木船很大，桅杆甚高，前有桡，设桡工；后有舵，设驾长（舵手）。一般用船工二十人左右，顺水划桨，逆水拉纤；其中有一个专门领喊号子的，实际等于是领班。驾长掌握前行的方向与航线，辨风雨，识水文，因关系到航期长短与全船安危，所以工资最高，为一般船工的四倍。前桡比一般船桨更为长大，必须身强力壮者任之，如拉纤逆水上行，全靠桡舵前后密切配合，而过险滩窄峡，桡工间或还得换用竹篙左右撑拨，劳作更为艰苦，所以工资为一般船工的三倍。喊号子的实为划桨与拉纤的劳动组织者，以音乐感或节奏感极强的号子，协调众人的动作并不断鼓舞情绪，其地位也比较重要，故工资为一般船工的两倍，水平特高者甚至是三倍。据说有位高手，其号子上下可达二十里，船主争相以高薪罗致，因为号子也直接影响船速与航期。
在重庆仓库所属船队，押运员相当于科员级别，每人率木船一至三条不等。我所在的船队，除船工外还雇了两位助手，一人司会计，主管粮食财务收支账目；另一人是押运员真正的副手，协助管理全程押运安全事务。后者姓王，身材粗壮，肤色黝黑，已至中年。据说年轻时曾当过土匪，所以多少仍带点匪气，之所以请他帮忙，主要是利用其袍哥背景。因为在川江上行船，几乎没有人未曾与帮会打过交道，就连一般的船工很多也参加袍哥组织，当然级别很低，即所谓老幺之类。老王倒很憨厚，并不讳言曾经落草山寨那段辉煌岁月。他一见面就握住我的手臂端详一番，笑着说：“哎呀，简直瘦得像根芦柴，随便一拧就会折断。”起初我确曾对他有几分畏惧，但相处久了倒觉得他很仗义，很同情我这样落魄的读书人。他与押运员同在一船，此船始终航行在前，乃是船队的指挥中心。我与会计一条船，紧紧跟在后面。川江航道狭窄，水流大多湍急而且河床地形复杂，两条船难以并排前行，只有晚间泊岸才停靠在一起，所以我日常交往的无非是会计与同船水手。
会计也像个文弱书生，谦虚谨慎，寡言少语，与老王正好形成鲜明对照。他并非会计科班出身，连新式簿记都不会，只是记个账而已，但忠于职守，工作勤奋，待人也比较平和，从不大声呵责。由于我仓促上船，未带任何行李，所以头天晚上睡觉就成问题。一班船工都赤身露体挤着睡在铺着草席的船板上，一件破烂不堪的外衣便充当被子。我当然很难适应这样的睡眠环境，但又不好明说。会计看到我在犯难，主动邀我睡在船上唯一的竹床上，并且共用他的简单被褥。我们两人都比较瘦小，所以有足够的空间抵足而眠。川江行船有许多古老而又严格的习惯与忌讳，如吃饭时筷子只能横放，象征顺风顺水；“吃饱了”只能说“吃老了”，以免联想到溺水把肚皮撑大；此外，最忌讳说沉、翻、死等不吉利的话语，如有违反都会引起极大反感，甚至挨揍。会计很细心，一一为我道来，像兄长一样引导与呵护我，使我比较顺利地适应这个完全陌生的群体。
我们船的驾长是个五十岁左右的老舵手，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古铜色的方脸蓄有八字胡，自然流露出庄严与威风。川江上的大木船，舵手是站在船尾舵桥上驾驭，因为必须登高才能望远，拥有较宽阔的视线。他必须随时看清前面的水纹变化，借以辨明河床地形并决定前行的航道。那时川江上的航标设施非常落后而且不完备，航道的判断完全靠驾长一双鹰隼般的锐眼，以及他脑袋中那幅以经验与记忆绘制而成的航线图。船舵既大又重，舵柄又很长，没有百把斤的臂力休想运作自如，如逢巨风骤雨，弄不好就是人坠船翻。老驾长知道自己的责任，更相信自己的能耐，手握舵柄巍然屹立于舵桥，目光炯炯专注于前方，真是威风凛凛，气度非凡。我在此次远航以后，才真正明白舵手二字的分量。
我有幸很快成为驾长的忘年交。木船行驶时他很少讲话，因为必须高度集中心志，目不转睛注视前方江面。他与船头的桡工都是老把式，配合非常默契，一个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即可传递重要信息，因此也很少话语交流。只有在晚间停泊以后，酒醉饭饱，沐浴已毕，老驾长悠然自得地吸一袋烟，这才招呼我过去陪他摆龙门阵，共度这川江上的月夜良宵。他已看出我不习惯与会计挤在一床，干脆建议会计匀出一条旧线毯，让我睡在后舱甲板上与他作伴。我上船时非常仓促，忘记带几本书，也没带纸笔之类文具，这对于一个读书作文成癖的少年来说，真是莫大的痛苦。船上除会计的账本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文字载体，我唯一能阅读的是两张不知是谁遗弃的旧报。这就是我整个航程中仅有的休闲读物，从正面看到反面，从新闻看到广告，反反复复不知看过多少遍，终于再也不想看它，这才交给伙夫作为引火之用。因此，与老驾长的舵桥夜话，不仅使我解除了寂寞，而且增长了许多社会生活知识，老驾长遂成为供我阅读的一本极为厚重的大书。晚间船工或者上岸寻求各自的乐趣，或者聚集在舱内抽烟、喝酒、打纸牌，只有我们一老一少坐在或者躺在船尾甲板上海阔天空地交谈。
其实也很难说是什么交谈，因为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说我听。驾长见多识广，拥有讲不完的各地风光、人情世故和趣闻轶事，间或也不经意地为我传授如何闯荡江湖的经验。他知道我两度被学校开除，便劝我以后千万要小心谨慎，尽量避免出头露面充好汉，那样容易引火烧身，甚至被小人利用或暗算。他告诫我，川江上怪事多，必须见怪不怪，才能避祸消灾。比如看见江上飘来一张床板，上面有人被捆在板上，甚至两手两脚伸开并被钉牢，千万不能前往救援。因为这人多半是严重触犯堂规，如出卖堂兄弟或与同伙的妻子通奸等，所以受到严刑处罚。如果有谁多管闲事给予救援，连自己都会遭受血光之灾。我通过读书从小就懂得应该伸张并维护正义，却不知道社会并非时时、事事、人人都容许你伸张正义。我不完全同意驾长的诚恳规劝，却为他所描述的社会深层的阴暗与险恶感到极端震惊。
逐渐相知以后，驾长也主动讲自己的故事。他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由于缺田少地而又家大口阔，很小就到川江上当船工。因身强力壮，聪明伶俐，很快便成为船主们争相雇用的船工，以后又从划桨、拉纤的一般船工，晋升为颇具身份的运舵高手。川江险恶，事故频发，船沉人亡之祸经常威胁着终年生活在江上的船工。船与江之间只隔着一层薄板，生死之间也只隔着一层纸，这就形成水手特殊的性格与心态。他们越是生活得艰辛，就越是珍惜生活的乐趣：白天划桨背纤，晚上酗酒赌博，乃至吸毒买春，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许多船工到死只拥有一件破长袍，乃是补丁加补丁名副其实的百衲衣。因为他们经常赤身露体劳动，原本不需要缝制新衣。青年时代的驾长，过的也是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直到幸运地遇到一位女船老板。这个女人的丈夫不幸早年病故，她就成为船主，独立支撑家业。她慕名高薪雇用了驾长，通过暗中观察，逐渐了解这位年轻驾长的才能与品质。两人在长期共事中滋生了爱情，并且隆重举办了婚礼。婚后的生活充满欢乐，虽然妻子比他大七八岁，但常年浪荡江湖的单身汉渴望一个家，需要年长的妻子如同母亲或姐姐那样贴心地疼爱。故事好像已有美好的结局，仿佛有些章回小说描述的那样，这对夫妻恩恩爱爱终将白头偕老。不料有天江上突然狂风暴雨，由于逆风逆水又正值驶入险滩，连纤绳都崩断了，船随急流撞沉在岩石边。夫妻两人都掉入江中并被湍流卷走。驾长凭着好水性从漩涡中心踩水挣扎出来，但妻子已被江水冲得很远很远。驾长眼睁睁地看着她挣扎，看着她无助地沉没在江底，连尸体都未能打捞出来。一个美丽而又浪漫的川江爱情故事，就这样以悲剧的结局告终。老驾长叹息一声便陷入了沉默。毕竟是多年以前的往事，讲述者略带感伤却无强烈的悲痛，川江上这样的悲惨往事太多太多。这是一个天高云淡的秋夜，满天星斗浓密处乃是银河，依稀可以辨认出牛郎织女的星座，但哪里是鹊桥呢，这辽阔而又神秘的天上人间！已是深秋季节，江风渐有凉意，这一晚我睡得不怎么踏实。
但是在我那个年龄，感伤并不是主旋律，老驾长的故事顶多只是引发了我对于“人生聚散无常”一语的共鸣。作为一个刚刚离开学校的孟浪少年，我对粮船上的一切都充满好奇。我已经食宿无虞，暂无饿殍之忧，闲暇又无书可读，只有睁大眼睛观赏周围的形形色色。
起碇之前，首先是粮食装舱。这无需船工出力，自有码头工人挑着一担一担的大米，灵巧地踏着狭窄的跳板陆续运上船来。但装舱大有学问，必须由富有经验的运粮老手亲临指挥，先从中舱码起，然后再均匀有序地往前后两头铺满堆高。据说，如码得不好，受到强大水力或风力的压迫，木船就容易倾翻乃至断裂。后来我在重庆仓库帮忙抄公文，常常看到“打炮”这样的字眼，指的就是沉船事故，而装舱不当常为海损事故的主要缘由。
粮船出发前，必定以香烛敬神并放鞭炮，祈求一路平安。“同船共渡皆是缘”，船上的人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一般都能和睦相处，虽偶尔也有争吵乃至斗殴，但终究不会伤和气。船工的性格比较直率爽朗，很少小心眼或生闷气。因为船工劳动强度特大，而粮船利润又很丰厚，所以老板显得比较大方，船上的伙食比国立九中好得多，一日三餐都是敞开管饱，菜的油水也较充分。过险滩或因故必须加速航行时，每天增为五次进餐，并且有大笼粉蒸肉供应，称之为“牙祭”。这样的伙食，对于我这样穷困潦倒的流浪者来说，真像在天堂一般幸福。我一上船就赶上开船大吉，虽然只有三餐饭，但午餐就供应了粉蒸肉，大碗添饭，大块吃肉，把我撑得胃满腹胀，连续几天都有点怕闻蒸饭气味。晚餐有酒供应，由于背纤常常跋涉于冰冷的江水之中，因此必须以酒水驱逐寒气并舒展筋骨。饮酒不用杯碗，而是在酒缸封口处插入几根芦管，大家轮流吮吸，那豪气真不亚于梁山好汉。不过酒精度并不甚高，浅量如我也能略饮几口，勉强凑凑热闹。
川江水流湍急，上水船主要靠拉纤逆水前行。纤绳不同于下江通用的棕绳，而是用粗篾绞成的竹缆，极为坚韧耐磨。纤工各自把厚实的背带系在缆上，相互之间保持均匀的距离。他们多半是在岸上行走，身躯前倾，两脚后蹬以便发力。有时江边无路，只能在崎岖的岩壁上匍匐前进，而有时又必须在齐腰的江水中奋力挣扎。川江夏季汛期从上流下来的水，大多来自高山上的融化冰雪，因此特别寒冷刺骨。拉纤的人们往往冻得嘴唇发乌，腿脚抽筋，这时能够抚慰受苦人心灵并且稍许可以缓释其劳累的，唯有那跌宕起伏的号子。喊号子的领班不仅要有清亮的嗓音，劳动的节奏感，还要有较多说唱艺术的天赋。一般情况是领班先唱一句，纤工们集体“杭哟”一声应和，然后大家一齐猛地往前迈进一步。领班唱的或是传统的戏曲小调，或是调节步伐、力度乃至队形的号令，或是触景生情的即兴咏叹。第三类号子最能体现领唱者的才艺水平。每当遇见岸边有两三位女性洗衣净菜而江流又比较平缓时，领唱者更加才思横溢，挑逗性的诙谐唱词脱口而出。这时纤工们的集体应和不再是“杭哟”，而代之以轻佻的“连锁儿”。这“连锁儿”一词我至今仍未弄清其真实含义，或许就是男女之间“心肝”“宝贝”之类挑逗性称呼吧！只有四川话的铿锵有力腔调——“连”字拖得较长，“锁儿”两字急促，才能充分体现调侃者的欢乐。四川话表情之丰富与语调之幽默堪称各省乡音之冠。“干人儿”（穷光蛋）无论处境多么困顿，都不会失去语言的滋润。
但是，川江的航行，特别是重庆到泸州这一段，大部分时间并非如此平顺欢悦。特别是过险滩遇风暴时，怪石突兀，江涛怒号，那号子便失去平常的韵味与谐和，发出的只是人们在与大自然威力生死搏斗时的悲怆吼叫，那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的惨烈，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味。我们的粮船刚航行过半路程时就曾发生一次极大险情。那是一个晴好的下午，虽然逆水，却是顺风，船上升起满帆，纤工们省了许多力气，号子声舒缓而愉悦。不料风云突变，驾长还来不及发出紧急号令，风向即已逆转。留在船上的人赶紧合力降帆，然而为时已晚，帆还未降一半，狂风猛卷，帆布竟把桅杆折断。更加危险的是纤绳由于绷得太紧也突然断裂，纤工们全部跌倒在地，断缆犹如巨蟒一样扭曲蜿蜒，滑入江中，船体迅急打横并随着江水向下游流淌。驾长与桡工合力好不容易才矫正了船体，暂时避免倾覆沉没之祸，却又面临更为艰难的“寡妇槽”闯关之险。那“寡妇槽”是一座横亘江中的巨大岩石，为便于来往船只循航道通行，不知何年何月已在岩石中部凿开一个缺口，因而呈凹字形，很像一个槽沟，是此次航行船工们最害怕的一处险滩。由于缺口狭窄而江流特急，稍一不慎就会船毁人亡。因为此处多有船工伤亡，所以民间称之为“寡妇槽”，寓意为死者已矣，留下寡妇孤儿依闾伫望。此时此刻，老驾长自然不敢掉以轻心，直挺挺地站立在舵桥上，紧握舵柄，调正船头，顺流而下直闯“寡妇槽”。由于槽口狭窄，船头大桡施展不开，桡工只有换用粗大并包有铁头的撑篙，或左或右奋力撑持，以免船身被坚硬而锋利的岩壁撞裂。船上的人几乎是屏止呼吸，直到船尾驶过槽口才喘过气来。驾长铁青的脸逐渐恢复血色，终于从紧闭已久的嘴唇中迸出铿锵有力的一句话：“格老子，险哇！”
我们的船终于平安到达泸州。停靠码头后稍事休息，便开始向仓库交卸粮食。交接方法相当落后，竟然是一斗一斗地验收，因此仓库派来的斗工便成为最显赫的贵宾，除了好烟好酒款待，还悄悄塞给红包。其中有位斗工声望甚高，据说只要他手下留情，倒进斗内的米粒都可以站立起来，以少充多；如果有所得罪，他只要轻轻一摇，斗里的米便全部睡倒，必须再增添一两升米才能满斗。这一立一倒便是交接中做手脚的大文章，因为量器用的是斛，每斛是两斗五升，进出之间差距就可多可少，有较大的伸缩空间。我曾慕名看他验收，只见他眼手腰腿动作协调，堪称运斛如飞，但米粒是站立抑或睡倒，却始终看不明白。此人修长精瘦，面黄微髭，两目炯炯有神，使我想起梁山好汉病关索杨雄。
没想到我也成为泸州仓库热情款待的人物，因为他们正在做季度账目上报，而我这个计政班出身的准会计正好派上用场。其实这些报表对于稍具会计簿记常识的人，简直是小菜一碟，但泸州仓库却连这样的职员都找不到，才让我意外风光一阵。仓库主任姓张，也是江浙一带迁川人士，所以对我特别亲热，亲自陪我吃午饭。泸州大曲虽然闻名遐迩，可惜我毫无酒量，只有那鱼香肉丝与油炸花生非常可口，比船上的大锅菜精致多了。但是他没有给我任何劳务费，我也没有这样的念头，因为摆明是作为押运员白送的人情。至于作为船老板的押运员获取何种回报，账目报表上那些数字是否准确可靠，我都一无可知，也没有任何追根究底的好奇。这是我被计政班开除以后，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会计业务实践，而且还受到仓库主任的称赞，已经心满意足。
圆满完成运粮任务，我们高高兴兴地走向归程。由于是顺流而下，虽逆风亦可借助划桨增速，顶多是遇有回流才下船拉纤，这样便大大减轻一般船工的劳动强度，船上的气氛也转为轻松活泼。喊号子揶揄岸边洗衣妇女的歌声明显增多，其中还夹杂若干船工的粗犷呼啸，似乎他们已经不屑于仅用“连锁儿”应和，早已不满于领班嗓音的轻柔绵软。晚间酒缸露底更快，上岸寻求乐趣者更多。因为粮食进仓完毕以后，押运员已经向船工发放一半工资，所以增添了他们寻欢作乐的豪兴。我不属正式船工，原先已说好只管吃住，所以依旧身无分文。上水航行时，我每晚都随驾长志愿守船，所以对沿途船工上岸的夜生活一无所知，但返程中却偶然得到一次参观机会。那恰好是路过江津的一个夜晚。
虽然在江津生活五年，但我对江津的历史与地理却知之甚少。过去我所熟悉的川江，实际上只是九中高一分校附近的那一小段，我此前常常回忆的“游到对岸”，无非是被称为“中坝”的一个面积较大的江心洲，与江津县城仍然有一水之隔。校友李德永的遗诗云：“不怕山高水流急，纵身好作少年游。顺流而下沙滩卧，日久天长晒黑头。”讲的就是同一个沙滩，沙滩的另一边还是川江，而江津县城的所在地才是我们德感坝真正的对岸。此时船过江津，应属旧地重游，文人雅士照例会感慨万千，且有即兴诗作。但当时我已被船工生活吸引，而前途依旧茫茫，所以对母校故地几乎毫无感觉，好像这一切已经与自己无关。
江津古称几江，以河道曲折如“几”字得名。《西渡漫记》有很形象的描述：“长江自江津县龙门镇脚下奔腾向东，咆哮着一路翻滚到五峰沱。抵此后水势陡然折而朝北，它浩浩荡荡地流过德感场到二沱，又滔滔不绝地旋转至东面，并从隔江对峙的县城和中渡街（似即中坝）之间一泻而过。然而，它又拐上一个直角大弯，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往正南。到了贾坝沱，这才掉过头来，沉雄地东逝而去。长江这一段昼夜不停、几经曲折的旅程，恰似一个‘几’，故而称之为‘几江’，受几江三面包围的县城，被称为‘几江镇’。”船工群体似乎不耐烦作如此繁琐的解析，他们简单明了地称之为“三抛河”，意即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必须大角度地拐三个弯，才能重新恢复“大江东去”的千古常态。据我当时的实际观察，这样或左或右的航行大拐弯，主要是由于川江走势使然，但也还有河床地形复杂而形成较大回流的影响。旧式木船不像机动轮船，对回流只能积极顺应而难以正面对抗，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航行难度。所以对船工来说，这一段江流的景色雄奇，反而意味着更为艰苦的冒险犯难，千百年来蕴含着多少悲惨与辛酸！
好不容易渡过“三抛河”，已是日落西山，夜色陡袭。当时川江船只一般不敢夜行，只能就近在一个偏僻的乡镇码头停泊，同时停泊的还有五六条船，排列成一字形。江边异常冷清，但船工们游兴仍浓，成群结队上岸玩耍，并热情邀请我同游，只留下驾长与老王守船。夜色甚浓，大家没有手电筒，也没有灯笼，都是就地取材，每人手执一段干枯竹缆，作为简易火把照明。这种火把不仅无需花钱，而且很好使用，即使全被风吹灭，摇晃几下又会冒出火焰。我们鱼贯而行，上岸后只见一座废圮已久的庙宇，门前正好有草台班唱戏。演员大多脸带烟色，嗓音嘶哑，戏服也破旧不堪，连锣鼓也打得有气无力。尽管有一盏煤气灯照明，仍然显得比较昏暗，台下的观众为数寥寥，仿佛兴趣索然。我稍为伫立观看，实在“惨不忍睹”，便随着同伴进入庙内，大殿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僧尼，更没有什么香火供奉，只有几座破烂菩萨在昏暗中孤零零地站立着。在浓密的夜色中，烟民横七竖八躺在草席上吞云吐雾。孤灯如豆，瘦躯横陈，真不知人间何世！我实在不愿在这里逗留，但又不敢独自摸黑回船，幸好邀我同行的船工已看出我的无奈，也说不该带我到这么倒霉的地方，于是两人结伴摸黑回船。
上船后，老王神色凝重地告诫我们：“晚上只管瞌睡，不管船外有任何响动，都不要吭声。”夜间我睡得很香甜，所以未听见任何响动。次日清晨走上码头，只见其他的船都划走了，只剩下我们这两条船并排停泊。我正疑惑不解，驾长轻声说：“昨晚出事了，那几条船都遭土匪抢劫，所以早早离岸回去了。我们的船由于有老王坐镇，而且事先已与码头上的袍哥有所联络，所以才平安无事。”原来此处码头虽小，但由于三抛河航行耗费时间甚多，许多船只只有在这里停泊过夜。盗匪熟悉航船规律，潜伏附近乘夜抢劫，因当地没有任何治安人员，不法之徒可为所欲为，直到此时我才真正了解老王的价值。
我们终于平安回到朝天门码头，船工们有几天休假，纷纷上岸探亲访友。我也随他们下船，刚走下跳板却被三哥开诚喊住。我从未想到竟然与他在这种尴尬状况下重逢。原来他已从九中毕业并考进药专，是大哥特地派他来寻找我的。我当时年轻混沌，从未想过自己悄然出走会使家人多么揪心，又会给在渝亲友带来多少麻烦。想必是大哥先找到刘忠诚，再去找周承超，最后才找到马肇新，从而获知我已去泸州并且落实了这条粮船回到朝天门码头的确切时间。我与三哥关系最为亲密，但两人已有多年未见，因为我在高一分校，他在高三分校，两个校区相隔甚远，平常就难得一遇，而我离开九中时也未曾向他告别。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大学生，而我却是一个头发脏乱、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我已记不清自己当时的落魄形象，因为从来也没有照过镜子，也没有镜子可照。季节已入深秋，我却依然穿着破烂汗衫，一条短裤连膝盖都遮不住。三哥见到我又高兴又难过，劝我先随他到药专，以后的事情听从大哥的安排。虽说是出门靠朋友，但终究还是兄弟亲，我顺从地随着三哥再次爬上那既高又陡的朝天门码头。当时我不通人情世故，下船时竟未想到需要向押运员道谢告辞，倒是他发现后气喘吁吁地追赶过来，并且塞给我几张崭新的一元钞票。他很诚恳地对我们说：“一路上照顾不周，出差费尚未向仓库报销，身上现钱不多，只能送点小意思。”我心中倒是千恩万谢，因为如果没有他的仗义相助，自己早已流落街头，而且上船前又说好不拿工资，但这些话我却说不出口。
药专在歌乐山高处，公共汽车不能直达，必须爬既陡又长的山路。途中遭逢大雨，我们又无雨伞，浑身湿透，冷得发抖。到药专后未见到大哥，因为他已经在城内找到一份临时工作，每天都要上班。三哥赶紧安排我洗澡、换衣、理发，晚上就睡在大哥的床上。自从上船以后，我从未睡过正式的床，盖过正式的被，这一夜睡眠的香甜，真是难以言说。
第二天上午，太阳已照进寝室，三哥才把我叫醒，要我立刻下山前往朝天门码头重庆仓库，说是大哥与小爷爷（祖父同父异母兄弟）在那里等我。于是我们又匆匆忙忙回朝天门，并且很快就找到粮食部的重庆仓库，因为当年主要利用长江航运，仓库总是与码头相邻。
我忐忑不安地与小爷爷、大哥见面。小爷爷与我已分别有六七年了。他比大哥只年长两岁，原来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今年因病辍学，在重庆一个汽车站工作并治疗。章家逃难到西南地区的四个男性成员，就是在这样奇特的情况下重新团聚，而祖父、父母等多数家人仍然分散在上海、大庾、芜湖等地，大家真有点悲喜交集。小爷爷与大哥曾经为我失踪而非常焦急，但会面时却没有任何斥责，只是反复劝我要改变火暴脾气，学会谦和忍耐，千万不要到处惹事；如果有什么难处，一定要及时告知他俩，千万不要独自在外面闯荡。好多年都未曾听见亲人这样诚挚的关切话语，我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小爷爷在汽车站收入比较丰厚，所以请我们到重庆市区比较有名的大三元餐厅吃饭，共庆首次团圆。为了让祖父母与父母安心，又到照相馆合影留念。我与开诚穿的是小爷爷的旧西服，所以显得相当宽大；因为没有像样的衬衣，便用他的羊毛围巾遮掩。那天特别暖和，只有我一人戴围巾，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这张照片小爷爷非常珍惜，在他逝世前一年特地加洗一张寄给我，成为难得的抗战岁月记忆。
他们已为我谋得一份工作，无非是顶替大哥的位置，在粮食部重庆仓库当临时雇员（编外），从事公文抄写工作。小爷爷年岁稍大，辈分也比我们高，所以他来重庆后能够联络一些原在芜湖比较熟的亲友。大哥的假期打工，就是靠一位叫谢永存的长辈帮忙。此人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原任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青岛沦陷后逃来重庆，被安排为政校校友会干事长闲职，但却可以支配一栋类似招待所的楼房，小爷爷就免费借住此处，吃住都很方便。大哥到重庆仓库，就是他托一位姓寿的政府要员介绍的，所以仓库主任对大哥与我都特别关切，每月都有一石米折算工资，这在当时来说已很难得。
大哥随即带我进入重庆仓库的大办公室，那是一个面积相当于足球场的特大房间，实即粮食仓库的底层，里面摆着一列列长方形办公桌，大约有一百余张，显得相当拥挤。大哥把我带到他原来的座位，桌上已经摆着好大一摞公文稿，指导我如何抄写。周围的职员好像都已知道大哥的工作将由我接手，而我又还是个小孩，所以只点头或微笑示意，没有任何人前来寒暄。也许仓库主任的大办公桌正好面对整个办公室，并且与我们这排办公桌同靠一面墙，使他随时可以观察每个职工的勤惰，所以大家不便在上班时间交谈吧。
从流浪川江到抄写公文，自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我却比较容易适应，因为抄写公文本身并不复杂，无非要求毛笔楷书，端正整齐，不得涂改。至于公文程式，原稿业已严格遵循，必须率由旧章，不必别出心裁。大哥从小就在祖父亲自督教下练习书法，他那笔赵（孟頫）体字用来抄公文真是有点大材小用。幸亏我在“爰居”随周承超练过几个月毛笔字，否则就会因为书法落差太大被炒鱿鱼。与川江运粮相比，仓库抄写真如一步登天，既无繁重体力劳动，又无船沉人亡的危险。但临时雇员也有自己的苦楚，因为这是地位很低的非正式职员，实际上是介乎职员与工友之间，所以仓库中任何正式职员都可以随时使唤你，而当时又没有任何劳动法与合同可以维护自身权益。大哥因为是临近毕业的大学生，而且仪表与才华均属上乘，所以同事不敢轻易欺侮。可是我却毫无社会经验，外貌与举止仍像一个少不更事的中学生，自然容易受到周围个别刁滑之徒的愚弄，而此人就坐在我的邻桌，每天都由他向我布置具体抄写任务，俨然成为我的顶头上司。
我所从属的是秘书室，最高负责人为主任秘书，相当于仓库主任的秘书长。其下属有科长、副科长和几位科员。每天给我下达任务的就是其中一位科员，大约三十岁，白净面孔，斯文一脉，对人也比较温和。起初，他可能低估了我的抄写能力，每天布置的任务我都能从容完成，稍后他不断增加抄写数量，使我从上班到下班必须不断地抄写，晚上还经常需要加班。我逐渐有点纳闷，因为其他科员们也有抄写任务，为什么偏偏拿这么多公文稿交给我抄？由于初来乍到，又不是正式职员，我不敢突然提出疑问，只是暗中观察而已。没过几天就发现一个秘密，原来他们下班时桌上总会留一摞未抄完的文件稿，我这才明白大哥临走时为什么也留下一摞未抄完的文件。仓库的考勤只计时不计量，只要我桌面上没有待抄的文稿，他们就会迅速“移交任务”，把未经别人抄写的文件搬到我的桌上。正因如此，我从早到黑不能停歇，有时连方便一下的时间都不可得，而他们却可以优哉游哉地喝茶、抽烟，或随意翻阅若干文件。有个装束入时的女职员，经常慢条斯理地修指甲，或左顾右盼卖弄风情。这大概就是所谓花瓶，可以装点门面，调剂气氛，故而能够得到更多的宽容。此后我也学得聪明一些，逐渐放慢抄写速度，除非特急件或急件，抄不完就压在办公桌上，决不晚上加班抄写。这样，我上班时也可以偶尔歇口气，喝杯茶，乃至舒展一下筋骨。
不过，这位“顶头上司”给我留下的恶劣印象并非布置任务的不公平，而是存心蒙骗我的工资。当我第一次领取工资时，满心欢喜打算买点换洗内衣与鞋袜。可是他却愁容满面地对我说，家里老人得了重病，要借点钱求医买药。我在困难时经常得到他人接济，因此认为人际互助乃是天经地义，所以爽快地答应了。他也毫不客气，只给我留点零花钱，便把我的大部分工资拿走了。他原说过了一个月便还，但到期并无归还之意。我面皮太薄，不好意思催问，他却若无其事只字不提，这才使我感到受了欺骗。
因此，我很害怕与这些年长同事来往，觉得不如与那些贫苦船工相处更加舒坦。反正上班时就埋头抄写，等于是练习书法，下班后回到宿舍看书作文，倒也自由自在。现在回想起来，到仓库工作以后，个人生活确实大有改善，每月工资以一石大米折算，当时粮价飞涨，粮食部门的薪津得天独厚。因为无家可归，我一日三餐吃包伙，由于像我这样的单身职工极少，往往只有一两桌人进餐，中晚两餐均有四菜一汤，不仅有鱼有肉，而且米饭洁白喷香，更胜粮船一筹。虽说远离亲人，但却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那就是仓库为我免费提供的简易宿舍。宿舍是竹木结构，类似湘鄂西土家族民居的吊脚楼，悬空建立在江边崖壁上。楼上有四间大卧室，但是只有我一人独住。我的卧室窗户正好临江，可以看见对岸的山峦与来往的船只，还可以听到熟悉的号子声。卧室内有两张竹床和一张简易桌子。由于另一张床空着，正好放置衣物、书报及其他生活用品。吊脚楼简陋至极，黄土糊的墙壁难以遮蔽风雨，江风略大时整个竹楼都摇摇晃晃，仿佛仍然睡在船上。但最大的优点是有电灯和自来水，正好让我静心读书写作。
我的业余兴趣仍然偏好文学，觉得自己的少年时代有点像高尔基，因此写一些川江流浪的见闻与感触。我有一个日记本，所记除根据记忆重写的几篇高中时期的得意作文（如《春的礼赞》）外，大多是离开学校以后的经历，并且取了一个略显苍老的名字——《昼梦录》。因为几经挫折以后产生了悲观情绪——一是觉得社会上的丑恶与不公平太多，与书上写的、与我所想象的美好世界相距甚远；二是觉得抗战前途不明，胜利遥遥无期；三是觉得自己软弱无力，难以掌握命运——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而且还远远不及罗亭。罗亭诚然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我却连话都说不好，更没有他那样崇高的理想与非凡的个人魅力。罗亭最后终于参加巴黎公社起义，手执红旗战死在弹雨丛集的街垒，而我却从来不敢公开向反动权势挑战。我开始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甚至自认为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此外，我自幼体弱多病，性格乖僻，亲友长辈多有不祥预感，有些人甚至断言我活不到二十岁。市人言虎，众口铄金，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理压力，自己也预感必将夭折。我在九中时曾写过一首长诗，自喻为一颗无名的小流星，愿以生命的陨落划破天空的黑暗。
但我从来没想过自杀，并非由于怕死，而是因为亲情难舍。想到父母远在赣南，必定经常依闾期望游子归来，想到世间有众多好人对我的同情与关爱，我确实不忍薄情离他们而去。我仍然热爱这个祖国，热爱现实生活，至少我还可以在阅读中徜徉于一个高尚而美好的精神世界，那个世界的真善美如同春天的雨露一样不断滋润着我的枯萎心灵。离仓库不远有一座新开的大书店，我常利用晚间和整个星期天前往看书，当时并没有任何预订目标与计划，无非是随兴所之的闲阅，在阅读中享受几分闲适与若干情趣。由于工资自给有余，我也曾买几本新书回去从容品尝，如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等。除文学书籍外，我在计政班又养成阅读社会科学书籍的习惯，在书店也曾站着翻阅过若干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尽管是似懂非懂，但也觉兴味盎然。年轻人的求知欲总是无止无尽，而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也许求知本身就是一种愉悦。独居吊楼，夜深人静，江月入窗，一卷在手，细品慢咽，快何如之！
社会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一本无字然而更为丰富且纷繁的大书。粮船是个小世界，仓库是个稍大一点的世界，两者都是当时中国粮食运转流程中的小小环节。最先引发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在粮船和仓库吃的都是上好白米，而先前在九中吃的却是霉变的“八宝饭”？在粮船上，我亲眼看见最初入舱的确实是纯净的白米，而在运输途中也未曾发现有任何人往米中掺杂砂石稻壳之类。但令我惊讶的是负责运输者见雨则喜，并且不大注意防雨防潮。到达泸州后，交粮时发现受潮米体积有所增大，经过斗工巧妙操作，粒粒都可“站立”起来，仅此一项就可以让押运员获得很多好处。当然押运员都是这个行当的老手，深知米的湿度应保持一定限度，否则就会在舱内发热乃至霉变，明显影响大米成色。所以在运输途中，遇有晴好天气还得翻晒通风。在泸州交接过程中，双方可能有一定默契。当时检验大米质量全靠经手者的感觉，包括眼观、鼻嗅、牙咬、舌舔、手摸等等，舞弊的空间虽大，但至少尚需顾全双方的颜面。及至泸州仓库再出售给粮商，中间环节更多，几经周转不可避免要发生霉变，掺和砂石杂物亦属司空见惯。
历史也真是这样巧合，半个世纪以后，在南京参加一个民国史的国际研讨会，有位学者专门研究国民政府抗战期间的“田赋征实”政策，引用大量官方档案，溢美之词甚多，我则不以为然，指出不应完全以政府文件为依据。试问，在当时社会风气极坏而官方又极腐败的情势下，先把各地粮食逐级收上来集中管理，然后又逐级分送下去，然后再进入粮食市场，中间环节太多，手续又层次繁杂，严重影响粮食流通效率，又怎么可能避免弊窦丛生？回想粮食部重庆仓库偌大办公室那黑压压一大片职员，也使人叹为观止。因为仓库主任之下分设各处、室，各处、室有处长或主任，其下又有许多科长、科员，当然要满满当当坐一大屋子。每办一件公文，或上呈或下达，都需要逐级循序流传，旧式公文中“等因奉此”一词每多反复出现，有多至七八处乃至十多处者，正反映出这种官僚机构的层次繁杂与重叠。作为一个小小的临时雇员，我有幸参与并见证了这种周而复始的公文旅行流程。在计政班时，我只能从报纸与他人议论中得知政府的腐败无能，到重庆仓库以后才从亲身经历中得到验证。
然而这种平顺而舒适的日子也没有延续多久。有天黄昏，一个瘦瘦长长的男孩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起初我以为是乞丐，因为他衣衫褴褛，连那双布鞋都露出脚趾。但他突然喊“四哥”，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五弟开永，依然瘦长的脸，小眼睛，黝黑的皮肤。我们进九中时，他因为年纪小，未能与我们一起入学。后来父母去大庾，怕耽误他读书，便送来德感坝读九中女子分部的附小。我离开九中时，他已进入初中，但不久姐姐因为患哮喘，远去大庾疗养，三哥开诚又来重庆读药专，只有他孤零零地留在德感坝，真正举目无亲。他个头长得快，棉衣紧绷得无法再穿，连鞋袜都破烂不堪。好心的李玉屏老师也感到爱莫能助，因为她的工资微薄，还要供给两个儿女读书，只有买了一张船票要他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找我。他比我更拙于言辞，兄弟久别重逢，悲喜交集而又默默相对。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难童啊！我赶紧照顾他洗澡、换衣、吃饭，并向仓库借了一条棉被，正好睡我卧室那张空床。夜间看着他那瘦削而又疲乏的脸，在月光映照下垂覆的黑长的睫毛，我眼泪只能向肚内流，因为我已经开始明确兄长应尽的责任，正如大哥两次对我的及时援助。
弟弟与我一起吃仓库的包伙，比九中的饭菜自然改进甚多，不久脸色就逐渐增添了红润，心情也明显开朗一些。我还为他添置了内衣和鞋袜，但实在无钱购买冬衣。天气一天一天转冷，由于雾气潮湿，重庆的冬天也特别难熬。宿舍里的棉被非常单薄，又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江边寒风凛冽，弟弟常常冷得瑟瑟发抖，我们夜间往往冻得难以入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度过这个寒冬，因为这点工资确实难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其时连我自己的棉袍也小得不能再穿了。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就读金陵大学
1946年秋季，回家没过多久，我又前往南京，正式就读于金陵大学，生活从此揭开新的一页。
我之所以选定金大，有两个原因：一是金大农经系颇负盛名，我早就有志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并投身农业改良工作。二是离家较近，看望父母比较方便，两个堂叔父（学濂、学澄）也都曾就读于金大，因而对这所大学更有亲近感。因此，我与陈翘邦第一志愿都报的是农经系，第二志愿是农艺系或园艺系。但入学经过简易测试后，翘邦如愿进入农经系，我却被莫名其妙地招进历史系。经过连续两次失学失业之痛，我已经养成随遇而安的习性，只要是有饭可吃，有书可读，便心满意足。因此，我没有要求转系，高高兴兴到历史系报到，从此与历史学科结下不解之缘。
金陵大学虽然位于南京市区，但地处鼓楼、玄武湖、紫金山之间，山光水色，环境相当幽美。一进校门就是大片绿油油的草坪，迎面就是矗立于高坡上的北大楼，其下两排是一色中西合璧的高大教学楼房，布局疏密有致，园林之美亦属上乘。对于我这个多年在四川穷乡僻壤竹篱茅舍中苦读的土包子来说，简直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新世界。但是第一学期我却未能定下心来认真读书，一是由于适应正规大学学习本来就需要一个过程；二是过去患难中结交的好友邀请聚会太多，占了大部分课余时间。
开学不久，王正炳与小倪结伴来访，依然是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相映成趣。他们辞别军营，重操故业，老王回原来的印刷厂整天排字，小倪仍在公共汽车上卖票。他们那浓重的南京口音充满友情，很快就驱散了我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南京人，而南京人就是他们，朴实厚重，安居乐业，和善可亲。当然，现实中的南京人并非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他们非常珍惜铜梁那一段患难之交，经常利用休假引导我游览这六朝古都的各处名胜。
与我交往更为密切的，还是闻刚与秦邦文。董务民远去北京，与我只能保持书信联系；陈翘邦与我虽然住同一宿舍，但因不在一个院系，已经各有各的密友圈，老友彼此反而疏远了。闻刚从计政班毕业后，已在新疆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任职，秦邦文则在海军一个下属仓库当会计。他们都没有成家，甚至连正式的恋爱对象也未见踪影，所以常在周末邀我去看电影或到夫子庙吃茶听戏。他们虽然工资不高，但都单身一人无需养家，倒也吃喝不愁。从四川偏僻小城镇突然进入纸醉金迷的大都会，年轻人难免需要享受一下。夫子庙是普通市民吃喝玩乐的首选，这里的茶馆与四川小城镇的大不相同，陈设和茶具都较高雅，除品茶外还有许多可口小吃可选，我们最喜爱的是鲜汤干丝和萝卜丝饼。大一点的茶楼都有演艺助兴，主要是相声、评弹、大鼓与京剧清唱。演员中不乏俊秀人才，唱腔虽然未能绕梁三日，但亦有回肠荡气的片段，使人流连忘返。夜深人静，乘马车披着月色回校，马路上行人已稀，只有马蹄声声，催人入眠。这是当年南京大学生夜间休闲之一种，当然前提是闻、秦两位好友囊中尚有余钱。
吴天牧已回复旦大学中文系继续就读，每月也有一两个周末邀我作长夜谈，除文学、人生外，也常议论时局国事，当时大学生多数是满腹牢骚。他来南京借住在表妹家，房间比较宽大而又邻近金大，表妹的父母都在较远外地工作，所以只留下读高中的表妹一人独居。表妹似乎害过小儿麻痹症，行走稍有不便，但温顺勤快，热情待人，每次去都是由她沏茶做饭。1948年时局更为紧张，表妹又面临毕业、高考，天牧大概是忙于课余打工维持学业，无法每月回来探视表妹，所以便委托我就地关照，适当指点她补习功课。我受好友重托，自然不会敷衍了事，曾利用好几个星期天辅导她复习。但后来由于学运活动频繁，连星期天也难以休息，逐渐就疏远了，有负好友重托。但我相信，表妹的亲生父母绝不会弃病弱幼女于不顾。
其实我在南京还真有一个家，周末并非只与三朋四友在外面游荡。这个家离金大不远，就在成贤街中央大学校门附近。这是另一个堂叔父学溥租住的一栋两层楼房。楼下作为诊所，楼上是家用住房，倒也非常宽敞幽静。溥叔原来学医，抗战爆发后随校迁往贵州，毕业后一直在贵阳卫生院工作，随后升任院长。而溥婶就是他共事较久的护士长，现在则为“章学溥大医师诊所”的护士兼挂号与司药。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叔祖母与婶子（学濂之妻），婶子是助产士，所以屋顶上也有“×××助产士”的招牌，与溥叔的招牌并列。叔祖母原住上海法租界，生活优哉游哉，现在则靠自食其力的儿女供养，很多家务必须自己料理，亦可见我那个家族逐渐名存实亡。溥叔夫妇主要是为邻近的中央大学师生及其亲属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医术较精且态度和蔼，前来就医者颇多，收入尚属丰厚。濂婶作为受过正规教育且已注册的助产士，很得这一带居民的信任，接生业务也很兴隆。所以他们一家老小十余口人，尚能维持中等以上生活水平。叔祖母（我们按老辈排行称二奶）原来住芜湖时，因同情我父亲自幼丧母，故视若亲生子女。她对我母亲感情更深，比对自己的儿媳还更为怜惜。她知道我在金大读书，便经常命我回家吃午饭，有时还购买大闸蟹等时令佳肴为我加餐。我不会吃螃蟹，她就帮我一点一点把蟹肉剔出来，加上醋与姜丝，让我从容品尝，最后还把已拆散的蟹壳拼拢，让年幼的堂弟妹观赏。因为溥叔夫妇工作较忙，星期天照常营业，而二奶又有午睡的习惯，所以午饭以后濂婶就邀我到她房间小坐，与年幼堂弟（开胜）、堂妹（开智、开鸣）做伴，她自己边织毛衣边轻声吟唱。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家人团聚的温馨，与芜湖老家那种陈旧礼仪束缚下的冷漠与疏远，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然，这和和美美的家庭生活中也并非没有缺陷。长期在交通部驻香港机构工作的濂叔，由于已有外遇很少回家，即使回南京也住在旅馆。濂婶是叔祖母娘家的侄女，由于父母不幸被上海黑道人物杀害，自幼寄居在我们大家庭，与濂叔青梅竹马终成感情甚笃的夫妇。未想到中年以后却产生如此变故。每次与堂弟妹相伴玩耍，偶尔看见濂婶幽怨的眼神，我总不免产生若干伤感。战争使人们妻离子散，但有些人散而复聚，有些人则既散而难以弥合。尽管抗战早已结束，但战争衍生的灾害仍然笼罩着我们。
我就是这样松松垮垮地读完了金大的第一学期，然后回到芜湖扎扎实实过了一个农历年，这也是我1938年以来在家中过的第一个春节。
大年初一，祖父依然像抗战前一样，站在堂屋中间，背后挂满祖宗画像，接受全家跪拜贺年，随后又率领全体成年男性成员，在堂屋厅前站成一排，接待家中仆役、公司员工与外来拜年的亲友。东西两院依然是张灯结彩，爆竹声声盈耳，但热闹中已经隐含若干凄凉。除家族庞大产业已经掏空外，还有好多亲人逝去，包括外婆、疯子舅舅（母亲的大哥）、六弟开运、出生不久的民贵，还有留在芜湖看守老宅的五奶（祖父堂弟夫人），连过去每年抢在前面贺节的金、钱两位老者也仙逝多年了。不过，从四川回到芜湖以后，也只过了这么一个像模像样的春节。第二年的春节，由于祖母突然病逝，家中发丧致哀，也就谈不上什么过年了。
这一年祖父的情绪比较平稳，对我们这些外地归来的孙儿似乎还增添了几分关切。寒假结束，他亲自派人为我们买好车票，送我与三哥到南京上学。八年离散似乎已是消失的梦境，全家人都在强颜欢度春节中减轻了颠沛流离与相互思念之苦。
整个寒假我都在芜湖的乡下度过，对外界情况一无所知，也不大急于有所知，完全沉浸在全家团圆的欢悦之中。到校以后，才知道寒假留校同学已经为“沈崇事件”举行过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随即又爆发了“反美抗日”游行示威。复员后校园的暂时平静已经不复存在，更大规模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按照我的个性与既往经历，我应该是很快投入进步学运，但我回校以后却未能及时表明政治态度。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入学不久，对周围情况不大了解，也没有进步同学主动与我联络，寒假又完全与外界隔绝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青年军联谊会”这个组织对我有所约束。寒假期间，预备军官管理局曾经给所有青年军复员学生发出通知，要求立即成立各高校“青年军联谊会”的分会，但并未告知成立办法与会务领导候选人。回校以后，我发现分会已经成立，并选出王昆山等五人组成干事会，王被一致推选为干事长。王昆山是皖北人，退伍前是宪兵，不属于青年军系统，所以大家对他很不熟悉。说老实话，在旧军队，多
数士兵与基层军官都很讨厌宪兵，仿佛司机之仇视警察。但是，大家为什么偏偏选这个宪兵来当头头呢？据知情同学说，此人好像原来就与预备军官管理局有过联系，是管理局指定由他召集开会成立分会的。他较有社会经验，能说会道，办事麻利，所以大家就一致选他担任干事长。我们复员青年军来自全国各地，很多都互不相识，向预备军官管理局报到并领取补贴（学费已经免除），由于都是由个人自行办理，因此很不方便。金大联谊会成立以后，首先就把这些事务统一办理，由联谊会领取后一并交学校伙食团。当然，这正是预备军官管理局对青年军复员学生加强约束的重要措施，而王昆山便成为他们的重要依靠。
第一学期，由于金大刚从成都迁回不久，部分宿舍尚未修复，我们这些青年军新生大致有五六十人，都挤住在一栋宿舍顶层两间面对面的大房间里，清一色双层铺，除每人有一个床头柜放杂物外，别无其他任何桌椅。我与王昆山恰好同屋，不过我住在近门处双层床的下铺，出入比较方便；他却住在最里面，并且睡在上层。他似乎有意选的这个床位，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室，我们的一举一动便都在他的视线注视之中。我与他从未交谈过，说不上对他有什么成见或不敬之处，但有件小事却引起他对我的不满。我原先在九中时曾用旧砚台背面雕刻过一幅自画像，自认为是一幅比较满意的标准像。那砚台早就遗失了，但我进入金大后却未能忘情旧作，根据记忆用铅笔重新画了一幅自画像，并且贴上硬纸加固，放在床头。这本来是私人生活小事，但我却自谑式地写了一句跋语：“章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也无非是聊以自求多福之意。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家谱上说章姜同源，姜太公有个儿子封邑于鄣，遂以章为姓。我小时候爱看《封神榜》，特别崇拜姜子牙这个神通广大的老祖宗，题词意在祈求吉祥，避祸免灾。不料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竟然引发这位职业宪兵的猜疑。有天晚上，我刚回宿舍，他就躺在床上，仿佛是对全室大声宣告：“你们知道武则天叫什么？她自称武瞾，瞾就是目空一切。”当时大家不以为意，我也没有任何联想，但有位也是来自皖北的好心室友告诉我：“王昆山那些话是针对你说的，他看过你的自画像，认为你太狂妄了。”我付之一笑，认为没有必要为此事做任何说明，只当没有任何觉察算了。但我内心也觉得王昆山过多猜疑，不好相处。幸好第二学期宿舍会有所调整，我与翘邦搬到楼下四人一间且有桌椅的正规寝室，远离退伍军人聚集之地，减少了不少无谓争执。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初访美利坚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较早对外发行，提高了学校在海外的知名度，而辛亥革命史大型学术专著的编撰，更引起北美、日本和中国港台地区民国史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正是有此契机，我有幸成为“文革”后中外学术交流的先驱者之一。
1978年，在根据中美学术交流协议来华的第一批高级访问学者中，拉特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慕轲（Michael Gaster）自己要求到华师与我合作研究辛亥革命。他对中国文化与历史兴趣甚浓，曾经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简称“中研院”近史所）进修并促进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福特基金会之间的交流。
同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狭间直树教授与东京中国研究所北山康夫教授先后来访，就辛亥革命研究交流心得，并且都正式热情邀请我访问日本。稍后，北山康夫还托中国科学院访日代表团为我捎来他珍藏多年的宫崎滔天主编的《革命评论》杂志。
也是在这一年秋冬之交，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教授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与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柯白（Robert Kapp）也先后来访，而且都提出邀请访美的建议。弗里曼也是美国第一批高访学者，原来在华北农村研究人民公社，但他对辛亥革命曾有潜心研究，已出版过学术专著《回归革命——中华革命党》。柯白正在研究四川军阀并担任北美《亚洲研究》杂志主编。他们两人在此前后都曾为我出访热心操劳。
其实，1978年初北美亚洲学会已经正式来函邀请我与武汉大学萧致治参加其年会，并商定由陈志让（加拿大）、高慕轲（美国）、张朋园（台北）负责接待。学校及时申报，但手续相当复杂，需要经过好几层审查，最后还得由教育部与外交部会签，呈报国务院批准。及至正式批文下达学校，第二天亚洲学会即将开会，怎么样也来不及出行。我们啼笑皆非，只有发电报致歉并祝贺大会圆满成功。
经过此次失败教训，柯白等抓紧联络美国10所著名大学，由其中国（或亚洲）研究中心再次邀请我们作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因为我们早已通过几层审查，所以此次批复甚快，终于在1979年9月底得以走出国门。那时出国留学者渐多，但学者个人出访仍难，一般都是组团出访，如钱锺书等著名学者首次出访都是参加中国科学院访美代表团。我们只有两人，很难说什么组团。向教育部请示如何作行前学习准备（一般都需要三五天政治学习），负责接待的高教司司长倒很开明。他刚从国外访问归来，笑着说；“两个人不必集中学习吧，相信你们能够正确应对各种情况。我们过去老是强调依靠组织，到国外怎么依靠？不能一去就找使领馆，使别人怀疑你有什么特别身份。在国外主要是依靠接待单位，有难处多与他们商量，他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他的话不多，但毫无官腔，颇能使我们开窍。我们就这样信心满满地踏上海外旅程。
9月29日上午乘民航从北京出发，中午到达东京成田机场，巧遇美中友协代表团，受热情包围。下午换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波音飞机飞西雅图。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国，又是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是外国的大型客机，所以一切都觉得新奇。
登机以后，我的邻座是一个美国渔民，利用假期回家探亲，彼此叙谈甚欢。但晚间入睡后，醒来却发现他已移至他处，并向我招手示意已经与别人换位。新来的邻座是一位中国台湾年轻女士，去美国探视姐姐，并且谋求职业，她见我已醒，就主动攀谈。我座位后排有姐弟两人，他们已在美国读书并就业，也热情参与交谈。我这才发现这架航班是从台湾起飞的，所以中国人很多，但都是台湾同胞，来自大陆的只有我与萧致治。我们新做的西服是八级老师傅裁剪的，他们习惯为苏联专家做西服，所以比较老式而且宽大，因此很容易被判断为大陆出访者。看来我们也成为新奇，被台湾同机者暗中关注了。谈话主要是交流两岸社会生活情况，因为隔绝太久，误解甚多，如人民公社是否仍旧存在？是否还有家庭？布票够不够用？等等。他们都很想到大陆看看，但也有很多疑虑，不过毕竟是年轻学生，态度友好，坦率真诚。正说话间，又有一位泰国青年，身材修长，衣着整齐，好像是位外交官，自称是泰国华裔，专门为我送冰水来，并且热情介绍国际旅游经验。
9月29日（美国西部时间），上午到达西雅图，柯白夫妇开车来接，入住大学宾馆。晚间在柯白家餐叙，住宅为海边屋船，1970年以一万元美金购置，价廉物美，每月仅付港口东主租金（码头船位）一百余美元，堪称节省到家。室内现代家居一应俱全，布置简朴典雅。屋船数量极多，排列整齐，间隔合理，已成一极大社区。教授常年住在船上，有人甚至住在私人游艇上，假期可以自己驾驶漫游世界，亦为美洲新大陆特异风光。
华盛顿大学做了充分准备。10月1日首先参观东亚图书馆，入口处触目可见我的著作目录，以及馆藏辛亥革命论著目录，办公室墙上有大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馆长正在中国访问，由副馆长吴燕美陪同参观，并参与整个访问接待。她是台中大里人，但出生于北京燕京大学校园并以此命名。另有助手金太太，亦来自中国台湾，见面同样亲切。馆藏相当丰富，如洛克文库（Rock Collection）收有中国西南地方志颇多，伍献子私人档案全宗，还有本校中国学生捐赠的大量“保钓”原始资料等等，美不胜收。
下午经由燕美介绍，与台湾地区留学生黄俊杰交流，其办公室亦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其论文题为《孟学源流考》，侧重探讨民本思想、忧患意识与乡愁情愫，颇多新创意，似与台湾处境有关。又关注台湾史学界情况，特别是学术转型及世代交替，均有鲜明见解。这是与我面对面正式学术交流的台湾学者，意气颇为相投。
晚上，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部主任杜敬柯（Dull）夫妇在家中宴请，柯白夫妇与汉赋专家康达维（David R. Knechiges）作陪。康妻亦来，名张台平，原籍河北保定，随父母迁台，专门研究甲骨文，笑称：“台平归国”，并且热心打听中国相关专业人才短缺情况。席间认真讨论今后加强学术交流，我归纳为人员、成果、资料三个方面，并且主张“专业对口，直接联系”，批评全由两国官方“一揽子”安排。大家都表示赞同，认为应该以民间为主，大学自由交流。
10月2日上午柯白介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情况，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等于为我们上了一节课。午餐继续交流，除康达维、柯白、杜敬柯、张台平外，还有刚从欧洲返校的地理系张教授以及严复孙女严绮云（中文系教授）。名为午餐，实为一个小型学术讨论会。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工作午餐（或称午餐会）。
10月3日上午继续参观远东图书馆藏书，着重了解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历年出版相关著作及历史文献。中午与西雅图华人协会主席臧先生及陆坤权、杨莹等大陆留学生共进午餐。杨莹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之女，母亲是英国人，因此英语特别流利，热情大方，自称是“老知青”，曾下放工厂劳动多年，现在华盛顿大学自费攻读。
晚间，柯白在海上屋船举办家庭聚会，主菜为就地购买的一条刚钓出的大沙门鱼，白水清煮一刻钟，置于特大瓷盘，缀有鲜花绿叶，佐以奶酪等调料，颇有风味。酒会本地客人除吴燕美外，全部为白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电视台的女主播，特意穿红色T恤，以示对新中国友好，据说当晚她在荧幕出现就是这身装束。另有两男士比较活跃健谈，一是新闻记者，一是电影制作人，后者打算拍一部介绍中国的影片，与我叙谈甚多。在此之前，柯白曾陪我拜会西雅图市市长罗易（Mayor Rower）。罗易本人原来就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因此竞选时得票最多，他刚访问中国回来，所以特别热情，叙谈甚欢并赠金钥匙与精美画册《西雅图——美国的最美城市》。柯白家酒会嘉宾多为媒体人，可能是罗易的授意。
10月4日上午会见华盛顿大学副教务长（vice provost）加非亚（Gar?a）、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拜尔（Pyle）、历史系主任屈爱果（Trealdgold），正式讨论今后加强交流问题。中午与原该校访华团部分成员共进午餐，畅叙中国印象。下午为研究中国之师生演讲，题目是《大陆辛亥革命研究之现状与趋向》。严绮云亲任翻译，中国前辈学者萧公权已退休多年，亦赶来参加。学生反应热烈，并提出许多问题讨论。这是我首次在国外作学术讲演。
10月5日上午专程访问波音公司747型号飞机的总装车间，车间规模宏大，全部密封，自动化程度极高。柯白有意拍摄照片甚多，说是可供大陆飞机制造业者借鉴，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陈纳德“飞虎队”的战机，与其合影留念。
下午与部分研究生晤谈，讨论问题更多，如何谓“古为今用”？如何看待“影射史学”？史学怎样才能体现客观性？对社会学派（指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如何评价？大陆能否与台湾学术交流？等等，会场气氛极为活跃。最感人的是一台湾女生，原读中文系，当场表明决心改学历史，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根据严绮云的倡议，晚间与座谈学生在一家中国餐馆餐叙，共度中秋佳节。饭后出外到海边赏月，大海无边无际，月光映照波涛。念忆王韬浪迹海外诗句：“异国山川同日月”。此情此景，久久难忘。
10月6日上午偕柯白夫妇游海洋动物园。下午3时乘飞机去旧金山，华盛顿大学之旅圆满结束。柯白是我们首次访美的整体策划者与组织者，在第一站西雅图，他把两个中国普通学者的访问办成一次隆重且充满国庆兼中秋节日欢庆色彩的大型友好学术交流，树立了一个亲切周到而又讲究实效的样板。其后访问的学校，承办者大多通过电话向西雅图取经，而且越来越周到，柯白的活动能力与筹划细密，可谓上乘。但柯白的学术生涯并非顺畅，他已决定于10月1日就任华盛顿州对华友好交流委员会（Washington State China Relation Council）专职秘书长，从此离开学校，成为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终生为促进美中友好奔走，我们之间的诚挚友谊也一直保持到现在。
有关此次访美，我已将日记全部公开，所以不必一一缕述，只介绍开头和结尾，即西雅图（头）与芝加哥（尾）。
不知何故，柯白原来组织的联会邀请偏偏遗漏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原定访问日程为一个月，路线由西往东。9月29日至10月6日访问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10月6日至10月9日访问斯坦福大学，10月10日至 10月12日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0月13日至10月16日访问威斯康星大学，10月17日至10月19日访问密歇根大学，10月20日至10月23日访问哥伦比亚大学，10月24日至10月25日访问普林斯顿大学，10月26日至10月28日访问马里兰大学，10月29日至10月30日访问耶鲁大学，10月31日至11月2日访问哈佛大学。在斯坦福大学初识陈明、范斯立（Lyman P. Vanlyke）、康教授（Harold Kahu），还有正在该校访问的日本学者中村义，这也是我与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成员的首次会晤。在伯克利加州大学由杜维明负责接待（代表魏斐德[Fredrik Wakman]，因魏已去中国访问），并会晤斯卡那平诺（Scalapino），与东亚图书馆馆长汤乃文交流甚多。在威斯康星大学住弗里曼家，并与周策纵、林毓生、赵冈、王正义等结识。在密歇根大学主要由费维恺（Albert Feurwerker）接待，与东亚图书馆万文英馆长交谈最多。张春树教授且在家中举办大型酒会，加州地区许多外校华人学者都赶来参加，此外与杨教授（Enerst Young）就辛亥革命研究颇多交流。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教授已经退休，由曾小萍（Madeleine Zelin）主持接待，但接触更为密切的是已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的唐德刚，以及在联合国工作的一批华裔学者如邵子平、吴章铨、龚忠武等，而黎安友（Adrew J. Nathan）亦从此成为好友。在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与我都曾有教会大学背景，所以一见如故，宾至如归；陈大端更是我金陵大学的同学，两人除热情照拂外，还给我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在马里兰大学受到薛君度、黄德华家庭式的亲切接待，并举办新英格兰地区政治学者关心中国研究会之学术报告会，各地学者约三十人参加。正是在这次会上与国会图书馆远东部居蜜结识，从此成为终生知交。在耶鲁大学主要由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接待，经过多次详谈，该会主席石达（John B. Star）决定与华中师院恢复过去的长期密切合作关系。正是在他的促成下，我与费景汉、余英时开始结识，并且相见恨晚，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此外，与东亚图书馆副馆长也成为好友，以后为我提供许多学术交流方便。哈佛大学的访问排在最后，然而收获却是多方面的。费正清虽已退休，但其继任者孔飞力（Philip Kuhn）仍然萧规曹随，极其重视中美学术交流，与柯保安（Paul A. Cohen）、王国斌、吴文津、吴秀良乃至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都从此结交。此外还与台湾南港学者王家俭畅谈，交流两岸情况。吴秀良教授几乎全程奉陪，除校内外，还在波士顿各处参观。最后又亲自开车分别送萧致治回国，送我乘机前往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主要接待者是邹谠与何炳棣，他们得知我已来美后，立即向校方建议抓紧发出正式邀请信，据说连我的签证延期也是校长亲自出面催办的。我于11月2日晚间到达，机场之大与航班之多，使我为之头晕目眩。幸好芝大派谢文孙、钱新祖两位中年教授来接，得以顺利至宾馆投宿。
日程排得很紧，次日上午就上讨论课，由我主讲，何炳棣等参加，谢文孙担任翻译。相互自我介绍后，我做报告，随即展开热烈讨论，丝毫没有陌生做客之感。下午谢、钱抓紧与我交流。谢已有专著批判孙中山研究中的正统观（包括海峡两岸），现正研究珠江三角洲的丝织业。钱则研究欧洲不同社会主义流派（俗称“西马”），所以共同话题亦多。钱家与南通张謇家族有世谊，与我一见如故，并出示其家藏沈寿苏绣等珍贵文物。
晚间何炳棣家宴，何夫人亲自下厨，邹谠夫妇携酒出席，钱、谢等亦来作陪。邹谠主要介绍“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内部有关中美建交的复杂争议，作为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能够超越党派成见，以政治学家的科学眼光看待与处理当前中美关系，确实令人敬佩。他执教已久，出色学生甚多，所以有“邹氏王朝”美誉。近10时，邹氏夫妇以血压微升提前告退，而剩下的主宾话兴仍浓。其实也是由何老师主讲，从国内北大清华之争延伸到美国芝大与哈佛之争，颇多文字所未记载的亲身见闻，大家都洗耳恭听，不知不觉已近凌晨4时。老爷子仍然神采飞扬，滔滔不绝，我则已近半睡眠状态。幸好何夫人察觉，连忙说：“反正已是一宿无眠，不如吃了早餐再走。”她把我们江浙人最爱吃的小馄饨，从晚宴点心改充美味早餐，大家果然赞不绝口，尽兴而归。据说何炳棣生活素有规律，此次竟因我的拜访而破例，可见海外赤子同胞情深。以后我那早已定居美国的舅母喻耕葆，就是从何先生闲谈中得知我的下落，遂有1985年回湖北探亲之行。
由于连日奔波各地，疲累已极，回宾馆连沐浴都顾不上，倒床便呼呼大睡。直至第二天红日高照，已近正午才蓦地醒来，并想起谢文孙原已通知今天中午与吴相湘先生共进午餐。但我已记不清是哪家餐馆，不知如何前往？幸好谢文孙及时打来电话，说是上午10时许曾驱车来宾馆接我，看我酣睡未醒不忍惊动，已代为向吴先生致歉并取消餐叙之约。由于晚间我另有应酬，吴老只有怅然归去。相湘先生是民国史大家，为我平素所景仰之同行前辈，此次失约颇觉内疚。听说他也很失望，并怀疑是否有政治原因，以致迟迟未能返乡探亲。这一误会直至1990年我长期旅美并向他当面解释之后才完全消除。他退休已多年，在美国亦闲居女儿家，毕竟是心胸开阔之大学者，对我的严重失礼丝毫未有芥蒂，此后经常通过电话畅叙，且曾回国探亲，并为大陆学者设奖学金鼓励孙中山研究。
11月4日晚间，芝大中国研究计划负责人白立西（William L. Parish，社会学家）与邹谠两对夫妇联合举办家庭酒会，除谢文孙等同行师生外，何炳棣夫妇准时赶来，据云又是“史无前例”，因他向来不愿晚间做客。
原金陵大学舍监芮陶菴牧师之长子大卫（David T. Roy）亦闻讯偕妻来访。大卫已成汉学家，为芝大东方语言系主任，谦称系主任无非是“走狗”（running dog），并与我畅谈金陵往事，其实他那时还小，我们常逗他玩。其妻说：“大卫这些年心情不佳，经常牢骚满腹，难得今晚有说有笑，令我非常惊喜。”大卫的弟弟詹姆士（James T. Roy，中文名芮效俭），在中美恢复邦交后曾任美国驻华大使。这家人对中国都比较友好。
11月5日上午谢文孙又来畅谈，彼此相知更深。下午拜会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主任入江昭（日本人），是费正清最为赏识的弟子之一，以后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随后由印登（Inden）教授陪同参观印度史研究中心，这是国际上著名的印度研究机构。我与印登讨论比较深入，对世界上印度史研究现状有所了解，因为华师历史系对印度史已做大量翻译工作，正在筹设印度史研究中心。印登非常热情，许诺首先接受华师派人来芝大学习梵文，然后再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入江昭虽然是专攻中美关系史，但作为历史系主任，也表示全力支持印登的交流方案，并且谋求两校与两系之间的更多交流合作。据说他是美中建交文件的起草人之一。
芝加哥是此次访美最后一站，堪称为首次访美画一圆满的句号。11月6日晨谢文孙特意邀著名学者、作家张系国（台北“中研院”研究员，现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电脑中心实验室主任），驱车送我至机场，并共进早餐畅叙，主要是听取系国叙谈海外见闻。据云：10月21日伯克利曾举行中国台湾学者、学生座谈会，主题为“近三十年的中国”，有二百余人参加，包括张系国、杜维明等知名人士。
谢文孙说，他本想追随邹谠到芝大正式任教，但阻碍甚多，所以他将仍回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且已在密苏里购一古堡式旧屋，有三十多间房。共三层，是当地富豪迁走后弃置，所以很便宜。首付30%，其余为银行贷款，20年还清，每月只付四五百元，比租房便宜得多。打算三楼用以藏书，二楼住人，一楼客厅甚大，可开学术会议。决心继续在美国谋求发展，并致力于中美两国与海峡两岸之间学术友好交流，这座大屋正好可以用于接待来往客人。
拳拳赤子心，绵绵故国情。我就在这样的温馨氛围中结束了美国之行。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兼容并包与不拘一格
其实，华中师院的改革与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已经发端，老党委的老领导们并非毫无作为，只不过是被校内外派性因素困扰，难以大有作为而已。他们也在不断反思，而且反思得更为深刻也更为全面，因此更能提纲挈领，切中要害。
他们的改革虽然没有发诸文字与声音，然而确实是在认真推行。师范院校首先要从教育理念改起。他们决心根据中国国情与当代国际新潮流寻求改革的道路，而当务之急便是组织教育系骨干教师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并且通过研究陶行知教育理念，与凯洛夫《教育学》彻底告别。及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禁锢解除，华师教师所编《陶行知全集》及时公开问世，而华师教育系遂成为学术界研究陶行知的先锋，华师王道俊等编撰的《教育学》成为教育部审定的全国通用教材，几十年来累经修订再版，可谓长盛不衰。杨葆锟教授创办教育经济学，也是开风气之先，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回顾既往，我不能不重提往事，并且深深感激老校长们这些被遗忘的功德。
及至我接任院长，开拓创新已经蔚然成风。物理系勇闯核物理难关，历史系通过一书（《辛亥革命史》）一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而为天下知，化学系一剂新农药救活一个厂（仙桃农药厂），地理系率先进军城市规划，生物系陈曲侯在昆虫病理及细胞培养研究方面取得进展，数学系廖晓昕的《微分方程运动稳定性理论的代数方法》亦产生重大影响，如此等等，不胜缕述。作为学生人数最多、师资队伍最强的中文系，更是佳绩累累，也更能显示出兼容并包理念的功效。“文革”以前，中文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已经崭露头角，并且受到中宣部的高度肯定。“文革”后这个学科依然兵强马壮，硕果甚多，并且聘请冯牧为顾问。与此同时，我们又聘请湖北三位文学大佬徐迟、碧野、姚雪垠为兼职教授。著名诗人曾卓亦为历届“一二·九”诗歌大赛的主要支持者。这些文学前辈都建树卓越，但文学理念与风格则多有差异，甚至相互对立。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尽量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其中最卖力的是徐迟，他担任《外国文学研究》主编，在周乐群协助下把刊物办得有声有色。我虽已当校长，徐迟仍视我为同乡小弟，直言无隐，毫不客气。我们平素交往甚多，他与师母感情甚笃，师母病逝，他悲痛至极，曾邀我长夜倾诉，借以舒缓哀痛。曾卓与我更是意气相投，经常在画家李寿昆画廊把酒畅述。对《李自成》创作颇有墨守“高大全”之嫌的姚雪垠，我也非常尊敬，尽量为他的创作提供史事咨询。丁玲来校演讲，慕名听讲的学生人山人海，我对她执礼甚恭，把她与冰心视为我自幼心仪已久的两位女神。长期研究历史已经使我习惯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给予理解的同情。丁玲非常高兴，亲笔题书赠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回北京后又命陈明给我写热情的感谢信。
“文革”以后，经过又一次思想解放，思想上主要是清除“四人帮”的遗毒与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我每周有一个上午与博士生共同学习《〈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着重讨论史学研究的认识规律与方法论。课堂就设在家中，清茶一杯，家常之至。当时马敏、桑兵、韩明、莫世祥正好同在一班，算是正式选修的学生，轮流充当主题发言人，大家自由讨论，最后由我总结。其他研究生对此有兴趣者亦可自由参加，反正我的书房面积较大。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这篇并非很长的著作，是因为他非常强调从个别到一般，认为这是认识的出发点。但认识的过程并非到此为止，因为它还要向更高阶段发展，即另一层次的从一般到个别，从抽象到具体。历史规律性的探索固然以事实为基础与出发点，但更多的却是运用于一般观察具体事物的逻辑思维。马克思非常形象地用“蒸发”和“再现”两个词来说明上述科学认识的两个阶段，并且把前者叫作“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后者则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我正是通过这些细微之处，阐发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义，启发学生摒弃教条主义与意识形态的长期禁锢。
实际上我的“试点”并非孤军作战，许多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也在为此奔走呼号，借以扩大声势。1983年8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共同举办“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根据黎澍建议，此次会议重在讨论交流而无需提交正式论文，参与者只要交个提纲就可以了，论文可以在会后撰写。会议果然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而又据理力争。我也积极参与讨论，并且发表意见。会后，我把这些意见，结合我们平素讨论的心得，写成《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分别就概念、模式、类型、布局等重要问题抒发己见，并且把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典型，深入给以阐析。我并非拘泥，选择马克思、列宁也不是因为他们是“伟大领袖”，而是视其为极好的学问家来发挥其精义。所以我在文章的开头就说：“每当我阅读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版序言，总是被他那永远不知满足的科学追求精神所感动。”这也并非套话，而是我的内心独白，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此文随后经由《历史研究》刊发，在学界颇获好评，有些院校曾采用作为博士研究生指定参考教材。
在“文革”后学术拨乱反正方面，过去中外学界比较重视我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的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其实我为《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花费的心血更多，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也更为艰苦。可惜当今很多年轻学者，热衷于搬取外国学者的学术模式与范畴，却不重视通过自己的活学实践摸索真正属于自己的门径与理路，因此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乃至削足适履，敷衍成章，徒然制造学术赝品。
我对博士生的挑选也是不拘一格，看重的不是考试成绩，而是其总体素质与学术禀赋。例如何建明与郭国灿原来是攻读哲学史的，张富强原来攻读世界古代史，毕业论文更是有关地中海考古，与中国近代史相距甚远，我都看好其各自潜在优势，优先给予录取。何建明为萧萐父的硕士生，受过良好的哲学史训练，其师亲自推荐从我攻读博士。哲学史重总体把握，但容易流入空疏，他来华师后在考据实证上狠下功夫，所以对中国近代佛、道两教的历史研究很快就崭露头角。国灿是我亲自指导的年龄最小的学生，但天资聪颖，又有哲学理论的底蕴，所以在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也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可惜他分配到深圳以后却被省市政府看中，并委派负责驻港办事处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港通。最后又担任深业集团党委副书记。但他虽厕身商海，仍继续撰写关于香港研究的著作。张富强在学科转换方面跨度更大，他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未久，就被安排到哲学所担任所长助理之类职务，不久又奉命筹建法学所，从此转入法学界，但也做得有声有色。我把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才俊汇聚在一起，虽说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研究生，但同学之间已形成多学科的经常交流，相互碰撞、融会、补益，更有利于他们的专业知识增长乃至就业的多元适应性。张謇有一个侄子（似名慎武），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大学执教数十年，他对我们不拘一格选英才就很称赞，说美国无论是本科转系或就业换行都属司空见惯，他自己执教专业就交换过四次。
学生中比较奇特的一个是何燕生，他出身于佛教徒家庭，父亲作为居士长期在汉阳归元寺协助昌明长老做文字工作。燕生曾经出家，作为幼僧在中国佛学院学习并被选往日本佛教大学深造，回国后担任过赵朴初的助手。但他俗缘未尽，放弃追随朴老献身佛教的大好机会。他想从事学术研究，亦经由萧萐父的介绍，破格录取，随我攻读中国近代史，接受初步史学训练。随后又到日本随著名佛学学者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日本大学担任教授，现已成为日本佛教史的大家。我与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并经由其父介绍与佛学界也有若干交往。
我还很注意在社会底层发现才俊。如陕西下乡知青张应超，对当地辛亥革命历史人物井勿幕等很有兴趣，曾经写过几篇文章并通过《光明日报》向我请教。我利用到成都开会的时机，途中在西安下车前往探视。当时他与妻、子一家三口，租住郊区农家一间小房，好像不到十平方米，土炕就占了大部分空间，只能靠一台缝纫机当作方桌，连椅子都放不下。好在住房面对一座牛棚，倒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白天牛下田耕作，他得空就在牛棚下摆张折叠小桌，坐在小凳上埋头写作。我看了非常感动，戏称为“牛棚作家”。以后我们经常书信往还，帮助他修改论文。198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隆重举行，他的处女作《辛亥革命时期井勿幕的活动》居然经过评审入选，而参与此会的学者只有他与唐文权不是大学与研究所的专业历史学者。由于陕西全省只有应超一人能够参与此次规格极高的盛会，会后被西北大学历史系破格录取（与王岐山同班），毕业后分配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多年勤奋工作，在道教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曾担任该所所长。唐文权当时尚在苏州市立一中任教，是“文革”后期与我经常就章太炎研究通信探讨结识的。
文权的“西行求法”，起意于1980年初，其时我从上海到苏州档案馆查阅相关文献，本来托他代订旅馆，但他却执意安排住在其家。那是中学教工宿舍，离档案馆很近，一日三餐比较舒适方便。但房间却并非宽敞，一家四口挤住在二楼一个长条形卧室里，靠楼梯口是他们夫妇的“主卧”，临街是两个儿子的住处，能够待客的只有过街楼那面所谓“书房”。由于时间比较紧迫，我也不好推辞，只有增加他们很多麻烦。通过朝夕相处，叙谈甚多，彼此都增加了解。临别时，他表示很想从我继续研究章太炎学术思想，我当即满口答应。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提交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佛学思想》，获得许多中外知名学者的极大关注，因为他对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从早年的“不能深”“不甚好”，到中年以后的“乃达大乘深趣”，乃至其后提倡建立“以唯识为宗”的新佛教，并与无政府主义及老庄思想汇合形成的浓重虚无主义，做了全面系统的条分缕析，自成一家之说，显示功力极深。这样更增添了我引进这位青年才俊的底气，第二年便正式向学校提出建议。学校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发出商调函，但由于是隔省商调必须经过省市教育厅（局），苏州市教育局欣然同意，但湖北省教育厅却多方留难，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文权没有大学本科文凭。我们虽然再三申辩，但也无可奈何。幸好1983年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到武汉检查我校工作，临走时特别邀见张舜徽教授与我，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我脱口而出，改革开放已有好几年，为什么到现在还只重文凭不重水平，并且特别以引进唐文权受阻为例。舜徽先生本身就是自学成才，当即愤然起立，大声说：“我连中学毕业文凭都没有。”当时，司长也觉得有些离谱，他明确答复：“我个人完全同意你们调入唐文权，但部属院校在组织人事方面仍归省教育厅管辖，隔省商调还得他们出面，我可以与他们认真沟通一下。”毕竟，教育部是教育厅的上级，没过几天商调函便正式发出，文权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武汉，夫人就在华师一附中教英语，两个孩子读华师一附中，彼此皆大欢喜。文权来华师历史所后，很快取得诸多研究成果，可惜仅同事十年就英年早逝。
1984年担任院长以后，引进人才方面更趋宽松，有许多事根本无须经过教育部（厅），只要经过校务会议或党委常委会通过就可迅速办成。例如教育系引进谢小庆就轻而易举。小庆因为父亲曾被划为“胡风集团”成员，下放内蒙古牧区劳动多年。“文革”结束后，在北师大教育系毕业并留校工作，教学与科研均属上乘，可惜因家庭纠纷引发刑事问题，无法继续在本单位工作，后经熟人介绍来我校任教。此事好像未经过我正式批准，只是由保卫处处长朱斌向我通报，因为小庆有“前科”，照例由保卫处“内控”。朱斌作为保卫处处长当属“另类”，思想颇为解放，且能顺应改革潮流，特别是关心引进新人，经常向我提供有益建议。他说我应该与小庆面谈一次，既是考察也是鼓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怀疑，他带我到小庆宿舍会晤。
当时教工宿舍非常紧张，连来校好几年的音乐、美术两系年轻教师，也只能住在已被弃置的破旧老招待所里，没有公用厨房，就在走廊里做饭。所以小庆这些刚刚报到的年轻教工，只能住在临时借用的大教室里，比本科生宿舍还要拥挤。谢小庆拥有的空间就是一张双层床，下铺睡觉兼座椅，上铺放置衣箱与书籍杂物，还有床前一张小课桌。我一进房便见他床架上贴张纸条，“谈话不要超过五分钟”。我笑问：“我们现在的交谈也只能是五分钟以内吗？”他抱歉说：“由于有些不相干的人好奇，常来不着边际地闲聊，所以才贴这张纸条，免得浪费宝贵光阴。”我点头称是，开门见山就与他讨论今后的教学与科研设想。小庆个头不大，尽管在内蒙古放牧多年，完全没有那种牧马人的剽悍风度，仍然保持着斯文一脉的本色。我们一见如故，他也宾至如归，很快就成为我谋求改革与发展的学术骨干，并且较早经过学委会评审提升为副教授。
小庆与我交往较多，但始终没有向我谈家庭情况，我怕引起他的不愉快回忆，也从未询问。直到他父亲谢韬平反并恢复原来职务，为华夏研究院（民办）在武汉筹建分院，首先找金陵大学武汉校友会（我是会长）合作，我才知道他是在成都时期就读金大的学长。所以我对小庆的赏识与关切完全是出于公心，并无任何私人请托。我与谢韬意气相投，一见如故，那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追求，与小庆在华师工作也毫无关联。小庆从来也没有以所谓“红二代”“官二代”自居，敬业乐群，不仅努力做好工作，而且非常关心华师的发展。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追踪樱花之旅
2006年中日两国关系明显有所改善，民间交流更趋频繁。暑假期间，我专程到关西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华师的池田大作研究所正式运行，并且在10月中旬举办了池田思想的研讨会，会后还出版了论文集。同时，湖北省举办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日本学界老友以外，还有涩泽雅英与宫崎蕗苳母子都作为日本友好人士后裔参加。会后雅英又亲自参加了涩泽荣一研究中心的揭幕。这一年我正好80岁，颇有迟暮之感，曾经偶然流露过遗憾，因为我虽然经常访问日本，可惜却错过樱花盛开季节。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创价学会前来开会的代表立刻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池田。池田非常重视，提议按照过去惯例，对话录正式出版后必请国外对话者到日本与池田再正式会晤一次，可以由创价大学邀请章先生参加春季开学典礼。雅英得知后，也表示可以联合邀请，让章先生在有生之年把樱花看个够！华师领导当然乐观其成，当即决定委托外事处经办此项活动。
这就是我们自称的“追踪樱花之旅”。
创价大学为我们做了精心准备，连开学典礼时间都选定在樱花最为盛开的一天。我与怀玉在曾支农（华师校友，毕业于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已定居日本）陪同下，于2006年3月30日早晨出发，11时到达上海。上海校友有专人来接，乘磁悬浮快车至浦东干部培训学院，餐叙并参观校园。下午2时许又乘磁悬浮至国际机场，东京时间晚8点25分到达成田机场。创价学会、第三文明社代表偕李俄宪（正在创价大学访学）来接，若江老校长代表池田在王子饭店大厅迎候，并朗读池田欢迎词，盛情感人。
3月31日上午，支农、俄宪陪同出游，樱花大道沿途花朵浓密似云。至靖国神社，游人更多，有各色小摊（全国各地前来），并有民间歌舞表演。中日友协亦设有摊位，售卖其出版书刊、画报。摊主为该区日中友协事务局局长，热情款待并赠送周恩来纪念刊及其他相关图片。此乃樱花之旅的开始。
当天下午，与第三文明社大岛社长、平木滋编集长商讨对话录结集出版事宜，拟于明年分12期连载完毕。第一章已译中文稿，交我审阅。晚上创价学会驻北京代表高桥以和式料理宴请，老友相聚，叙谈甚欢。
4月11日上午，阅对话录第一章中文译稿，11时久保田文次夫妇来，邀至附近“京办怀石”餐叙，详叙最新资料收获及宫崎家藏文献出版事宜。下午第三文明社专访并制作录像，主题仍为对话问题。晚餐品尝鹿儿岛牛肉火锅，并品评西乡隆盛及西南战争，谈兴甚浓，深夜始散。
4月2日去八王子，在啼莺庵午餐。园内外樱花灿烂，菜肴精美，尽显日本料理之风雅。餐后在创价大学行政楼小憩。下午2时至演讲大厅，参加开学典礼，另一对话人是巴西哲学家，亦被授予哲学荣誉博士学位。池田亲自为新生讲演，亲切如同家人，师生互动异常热烈。会后池田夫人与怀玉单独晤谈家常，以姐妹相称。随即参观校园内之东京富士美术博物馆，主题为“文豪视野与印象派画展”。晚上由高桥等陪同至昭和馆（森林饭馆）品日式中华料理，共同庆祝新学期开始。
以下是我在创价大学所作的春季开学祝词：
我对樱花情有独钟，特别是希望有机会在日本亲眼观赏樱花节的盛况，非常感谢创价大学与第三文明社为我与内人提供此次良机。
曾经在名古屋大学进修过的李雪梅女士，以诗一般的语言吐露自己观樱的感悟：“樱的海洋是由一朵朵的花、一片片的瓣所组成，而一个个的日本人，从一朵朵的樱花里、一片片的花瓣上，潜意识地、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自己，因而从内心的深处，萌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认同和共鸣。在樱花盛开的季节里，日本人会成群结队去看樱、去赏樱；人的潮、花的海，那花就是人，那人就是花。让人很难说清哪里是花，哪里是人。”（《日本，日本人，日本文化》）
李女士认为日本人与樱花之间有一种“绊”，即血缘一般的纽带与情结。我理解这种诠释，不懂樱花就不懂日本人。
记得抗战胜利后，我从中国军队退伍回到老家。由于老家房子既大又多，战时曾被日军强占作为营房，战败匆匆撤走之际在仓库中遗留一些乱七八糟的废弃物品。有一天，我的弟弟好奇，居然翻检出一台唱机与几张唱片。唱片已经旧损不堪，但有一张是李香兰大约在南京慰劳军队唱的歌，总算能听得清楚。歌词早已记不全了，只有一句却始终嵌入我的心中：“生命如落花，睁开眼在战场，梦里回了家。”因为这一句反复出现好几遍，而且音色略显凄凉，具有较大的感染力。尽管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但作为也是退伍军人的我，对于日本士兵这种思乡之情与无奈之感，多少能够有所理解，而且确信那“落花”一定就是樱花。
樱花盛开固然是美，落英缤纷同样也是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美。据说周恩来总理在中日恢复正常关系以后，曾想到日本观赏樱花但终于未能如愿。随后由邓颖超女士代表他实现遗愿，可能到日本时已错过樱花的盛期，但她却对遍地厚积的樱花赞不绝口，“壮美”两字正好点明了樱花的精魂。
在我的记忆中，晚清诗人对“落花”之壮美最为赞叹的当数龚自珍。
其佳作《西郊落花歌》一扫惜春伤逝之类陈词滥调，以雄奇昂扬的诗句赞美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今河南叶县，以昆水之北得名。公元23年，刘秀歼灭王莽主力军于此）战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泼胭脂。”诗人瞑目观照，神驰“落花深四寸”的西方净土，并且引吭高歌：“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见过樱花，但我认为这首绝妙好诗最适合于咏叹樱花。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他在《己亥杂诗》中尚有佳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已经是从生命意志或生命冲动的角度，把落花的壮美提升到更高的思想境界。
我们也难以忘记，池田大作先生在第二届特别文化讲座《谈革命作家鲁迅》的精彩开场白：“‘寒凝大地发春华’，这是鲁迅先生的诗句。经受了冻结大地的严寒，春花怒放。人生、社会也如此。跨越重重考验，青年一代绽开胜利之花，灿烂馥郁。阳春三月，对于我们是特殊的月份。在可爱的创价大学、创价女子短期大学及创价学园接受熏陶的年轻英才们茁壮成长，3月份毕业，振翅起飞。”
当然，阳春三月作为特殊的月份，也因为新生是在此时入学。我和你们一样，一进校门便看见创价大学的美丽校园，特别是那满山遍野的灿烂樱花，到处都洋溢着人性的温馨，蕴含着生命的意义。到创价大学就是接受人本教育，就是寻求生命的意义，这与我之服务终身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宗旨正好相同。
同学们，希望你们珍惜在校学习时间，不仅学知识、学技能，更重要的是学做人。你们仿佛是雏鹰，抓紧锻炼自己的身心，养精蓄锐，蓄势待发，我们和在座的所有老师们一样，期待着你们未来的振翅高飞。
祝创价大学兴旺发达，成为覆盖全球的一流大学。
祝我们两校之间与两国之间永远和睦相处，友谊长青。
让我们共同努力，实现陶行知先生与创价大学三任会长的共同愿望：爱满人间。
4月3日，晨起，烟雨蒙蒙，山林如洗。为池田与创价题词：“大雪无痕，大道无形。上善若水，泽润众生。”“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11时离开昭和馆，大雨中驱车过浓密森林，别有一番豪情。下午去创价女子大学，学生列队热烈欢迎，又复开大会为怀玉授最高荣誉奖，表彰怀玉为教育与家庭的勤劳奉献。学生年轻可爱，携手为怀玉76岁生日齐唱“Happy birthday to you”。怀玉致谢，并勉励女生自强独立，乘风破浪，勇于进取。颇得师生认同，长时间热烈鼓掌。
授奖仪式结束，回京王饭店稍事休息，晚上又为怀玉在中餐馆举办“生日会”。创价学会新任理事长、女校校长，第三文明社编辑长与高桥等出席，无蛋糕而代以面制精美寿桃，怀玉简单致辞答谢，并将田彤精心制作的《金婚吟》纪念卡分赠日本友人。池田夫妇亦托理事长代赠其伉俪合影。
4月4日上午在宾馆休整，下午专程去女性会馆参观。此馆乃池田为夫人所建，借以表彰其终身勤劳仁慈，陈列文物、照片甚多。随即访问民主音乐协会，亦为池田所建，富丽堂皇，可以举办大型音乐会。楼上有钢琴博物馆，从最原始的简易钢琴到百余年来世界各地各种名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北京中央电视台正在此馆拍摄纪录片，当场也对我们进行访谈。馆长亲自讲解，非常希望与中国友好交流，特别是期盼与华师音乐系对口交流。参观结束恰逢大风雨并明显降温，只好在车站附近“信州”荞麦面老字号避雨御寒，每人一大碗鸭汤荞麦面，热气腾腾，全身舒泰。
4月5日上午，怀玉、俄宪用电脑整理近日大批照片，我独自检阅池田所赠各种书刊。下午3时，池田派人来做对话电视，会谈1时许，一气呵成，因已有文字交流基础，并非即兴发言。晚上创价又在宾馆44层楼以正统法国菜宴请饯行，因明日即改由涩泽财团接待。
4月6日上午整理行李，中午创价协会理事长一行前来送行，若江老校长又亲自宣读池田告别词。午餐后又派车送至赤坂王子饭店，这是最老的王子饭店，凭山而建，气势雄伟，是涩泽雅英为我精心安排的住所。下午与怀玉出外到御河边散步，樱花犹盛，杜鹃嫣红，两相辉映，景色绝佳。4月7日上午逛电器超市，下午休息。晚至御河边小街香港饭店食泡菜、皮蛋凉拌豆腐、清炒竹叶菜等清淡菜肴，略变换口味。归途毛毛雨，持伞徐行，御河边花径曲折，樱花夜景更美。
4月7日，中国使馆教育处吴明（原华师外事处人员），邀至其家午餐并游览市容。回宾馆晚饭后，又复去御河边散步，尽情享受樱花夜景，颇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之诗意。
4月9日上午，雅英偕小松、木村、井上、于成来访，在王子饭店老馆客厅正式会谈。商讨共办学术讲座，翻译《涩泽荣一年谱长编》等事甚详。雅英对“涩泽荣一学术讲座”期望甚高，并愿亲自出面，邀请世界各国一流学者演讲，地点在关西与华师两所大学轮流举办，希望能成为共同维护亚洲和平并建立亚洲共同体的平台。旧馆为昭和年代建筑，古旧典雅，环境亦较新馆幽静。但入住率低，不如新馆熙熙攘攘，可能价格差异使然。雅英乃世家子弟，怀旧显阔常不惜工本。中午又是正统法式午餐，精美量少，聊以果腹，但服务规格则一应俱全。下午支农陪同去上野公园，樱花盛期已过，但残樱依然壮观，且多贵重品种，如八重樱、垂樱等，依然缤纷灿烂。惜春寒料峭，未能畅游。
4月10日，天气晴好，上午驱车直奔飞鸟山公园，此地原为涩泽家旧宅。与雅英、小松、井上等商讨联合巡回展览计划。地点初步确定为密苏里、关西、华师三所大学，南通博物院与南京大学商学院，以人物为主，社会背景为辅，涩泽荣一为主轴，辅之以各地历史人物（如张謇、张之洞等），经费共同分摊。并推华师为大陆各地协调，5月在武汉正式讨论，然后涩泽财团派专人去南通、南京等地考察。7月在东京召开一次各参展单位承办人会议，商谈结束，由井上馆长亲自陪同参观涩泽荣一纪念馆、青渊文库（藏书楼）、晚香庐（荣一住宅，取自“菊花晚节香”诗句）。园林青葱、八重樱盛开怒放，雅英自豪云：“飞鸟山樱花不逊于上野。”
4月11日，晨起至千代田区附近街道散步，樱花尚未落尽，杜鹃、丁香接踵盛开，树林苍翠欲滴。忽见巍峨山坡上的大久保利通悼念碑，盖此地近皇宫，大久保就是在这里遇刺身亡。区教育局有文字说明立碑意义。下午支农参与迎接温家宝总理访日，系使馆安排，作为旅日华人青年代表。飞机到达时大雨骤至，天昏地暗，故电视报道亦不多。想必中日关系依然乍暖还寒，破冰不易，融冰更难。晚间井上开车来，把我们接至地铁站附近“吉祥”牛肉馆，在建筑最高层，可俯览东京市区夜景。涩泽夫妇迎候，行传统跪拜礼。怀玉反应敏捷，回礼如仪，我则膝盖僵硬，跪下几乎倾倒。菜肴精美，岩手牛肉尤柔嫩，下锅略涮即食，胜于东来顺多矣，可见农业改良空间之大，仅牛肉即有神户、岩手诸精品，据说最佳应属鹿儿岛。席间，支农匆匆从机场赶来，衣履尽湿，似已饿极，边进餐边谈接温盛况（可惜大雨倾盆）。涩泽谈兴甚浓，谈日本官本位，官强民弱，腐败已成痼疾。他曾在美国执教多年，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解颇深，希望华师、关西等校加强研究，所言深得我心。怀玉赠涩泽夫人南京织锦，上有古代建筑、儿童嬉戏图像。夫人仔细欣赏，爱不释手，她正习工笔画，可资琢磨也。涩泽赠我荣一手书《论语》木刻本，亦属上乘。夜深告别，依依不舍，此为东游最温馨之夜。
4月12日，支农驱车，游东京湾人工岛，工程甚大，形如舰船，布局井然，多依功能分区。午餐为和式定制盒饭，颇精致，价廉物美，方便顾客。登高望远，可见八幡制炼铁所双高炉。撞祈福钟，为太平洋两岸儿孙祷祝平安。流连忘返，近暮始归。晚上日本经团联在王子饭店老馆举办盛大宴会，欢迎温家宝总理一行。周围戒备甚严，但宾馆内外自由通行，丝毫不影响市民与外来旅客之正常生活。少数几辆右翼宣传车呼喊反华口号，但行人毫无理睬。我们出宾馆到附近小街晚餐，又见新大谷饭店（温家宝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住所）门前高架桥下，有二十余名中年妇女聚众叫喊但无人理睬，很像是被日本右翼分子临时雇用。回宾馆看电视，温家宝在国会演讲，大方得体，情理并重，受到热烈欢呼。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平易近人，生动活泼，特别是参与棒球等体育运动，俨然投球老手，更喜得日本青年的喜爱。看来中日破冰已经在望。
4月13日，晨起偕怀玉登40层（顶层）进早餐，视野开阔，东京美景尽收眼底。早餐为和欧合璧，异常讲究。上午收检行李，支农来介绍温家宝近日活动细节。午餐后离开王子饭店，迁居AI City宾馆，车站附近，便于开始长途旅行。关西大学校长河田悌一托友人送其新著《本の風景》，系鉴赏中国书法的散文集，居然把我去年草写的“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李白诗）收入，涂鸦拙品，贻笑大方矣。
4月14日，上午8时许，俄宪陪同至指定车站集合，9时乘游览车从SunRiseTr.（保朝日旅行社）出发。同行共31人，大多为华人，且多来自大陆的游客。导游内田江章，曾在北师大习汉语两年，发音堪称字正腔圆，沿途讲解老到。天气特好，云淡风轻，车流络绎，高速不速，正好风景如画，可以从容欣赏。车程约一时许，即可见富士山顶峰。随即进入山口，富士依偎身边。车从静冈穿过长距离隧道，直达山梨，真正是绕富士环行，前后左右、上上下下，一览无余。惜五合目以上仍然冰雪封路，只能在四合目下车游览。富士高峰，冰清玉洁，空气清新，顿觉超凡出世。午后下山，又复经原路绕富士环行，多处仍可饱览富士山倩容。随后在山脚乡村野店进餐，茅草木屋，长条桌凳，粗陶餐具，尽显原始纯朴，并有热腾腾火锅宽面条佐餐，正好疗饥休息。此处亦属富士山区景点，名字为“富士箱根国立公园河口湖畔‘河口湖庄’”。山区高寒，东京樱谢几尽，本地山樱仍然怒绽，蔚然可观，山光湖色，别有情趣。随后又至“忍野八海”景点观光并购土产，游人如织，商品亦丰富多彩。摊贩日妇多习商业简单汉语，盛情兜售，但举止合度，并非强求。下午4时至圣山中湖温泉“红富士の汤”，是为开放式温泉，露天泡浴，且可观富士山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5时乘车离去，沿途又有富士倩影时时显现。近7时抵新宿，游客过半下车，7时半抵达终点东京站，正式解散，游客与导游司机郑重行礼惜别，直至8时始回到住处。今日之游快哉！
4月15日全日休整，俄宪电脑演示全部照片，量大且多佳品。下午旧友袁玉英从三重赶来。叙往事甚久，怀玉赠以湖州丝巾。晚间俄宪介绍涩泽交流项目细节，以及关西大学从两所合作发展为两校合作的建议。
4月16日早餐后俄宪辞别，回创价大学工作，支农亦回旅行社料理业务，派日籍职员高田早苗陪我们去浅草。雨渐大，但游客仍多，惜民间工艺品已不如1993年暑假丰富。下午大雨降温，急乘地铁至三田，转出租车回Jal City，起步价而已，早苗导游之功也。晚，陶德民电话，为关西大学申报科研基地落实事（文部省指定我为终审），又复商讨涩泽18日会晤事宜。
4月17日，小雨，上午写备忘录，准备与涩泽晤谈。怀玉为北海道旅行做准备，中午早苗陪我们去另一条小街吃快餐，有A、B、C三种套餐选择，店面甚小，顾客蜂拥而至，连楼梯过道都站满人，而秩序井然，进餐简便，流动率甚高。食品无非一主菜，一沙拉，一酱汤，但可口且量足，价廉物美。一切皆为顾客方便，节省时间、精力与金钱，是以生意火爆，享誉于外。饭后闲逛，早苗仔细解说，对了解日本基层民情颇有收获。下午休息。赵军夫妇先后冒雨赶来探视，晚上在二楼龙门餐厅吃坐桌自助餐，无需起立取菜，点击电脑即可送来，亦为一种便民措施。此为淮系中华料理，清淡雅致。怀玉胃口大开，谈兴尤浓，深夜始散。
4月18日，上午驱车一小时至西池袋宫崎故宅，黄石出迎，蕗苳门口伫候，情挚意深。他们已为检阅文物作充分准备，取出许多以前未曾看过的珍品，希望能在中国完整出版，让世人共享。黄石夫人不断送来精致茶点，神态一如往常，惟第三代（一子一女）均已工作，家务业已轻松。儿子在电视台担任记者，成为“空中飞人”，孙女幼时极为可爱，现已在国土资源厅上班，因此两人均未能与我们见面。12时半兴辞，陶德民开车接至上野公园“东方红”中华料理店进餐，樱花已残，园内人稀安静，据说樱花盛时一座难求。德民主要是通报关西大学向文部省申报COE项目（相当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与人才培育基地）进展情况。我因为教科书问题批评日本文部省数十年，但文部省却同意我为最后终审的两位资深学者（referee）之一，总算比较开明。下午2时40分，与雅英、小松、木村等在宏敞的车站咖啡厅商谈布展与交流诸事，依依惜别。
4月19日怀玉偕早苗又去上野游览并购物，我整日审阅关西大学申报材料，严谨、扎实、细密，体现名牌私立大学的优良学风与管理资质。该校提出“文化交涉学”的理论框架与本校特色，相当于中国过去的中西交通史，从“1对1”已发展成为“N对N”的文化交流（多元交流），特别强调交流过程与社会效应的复杂性与互动性，确有可能开辟一片学术新天地。团队成员大多学养丰富，各有成名专著，且有国外一流学者参与。最可喜者，首席科学家并非日人，而是众望所归的陶德民，可见关西的国际化眼光胜于关东。
4月20日上午，怀玉整理远行衣物，我草拟COE项目终审参考资料评估意见，字斟句酌，无一字不落实处，自觉大气得体，颇具全球视野。下午去椿山庄（原山县有朋府邸），正式宴请野泽丰，感谢他对华师与我们个人的关怀与帮助。随后支农陪怀玉买最新一代手提电脑（秋叶原电器商店，规模极大，品种齐全），7时许满载而归。
4月21日上午，行李装箱，邮寄书刊。12时吴明开车来送去机场，下午2时20分起飞，4时40分到达札幌机场后又乘车，车行约一小时到达札幌万丽酒店（Renaissance Sapporo Hotel），宽敞明洁，不逊东京。司机为日本人，华语娴熟，曾在北京新大谷分店工作16年，沿途热情讲解。老友藤冈喜太郎偕祖丽菲娅·买买提在大厅迎候。买买提来自新疆农业大学，已在北海道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平时与藤冈较熟，义务充当翻译。晚上到市区著名海鲜餐馆，品尝以清蒸大蟹为主菜的北海道大餐，蟹之体量极大，置于米饭上（类似文昌鸡饭）蒸，鲜汁融入洁白米饭，晶莹喷香。餐具备有大型剪、钳，亦体现北海道人之豪迈大气。深夜始回餐馆，顾客以华人居多，故服务员多能华语交流，华人尤以新疆来者居多。
这是初来日本北部边疆的第一个夜晚，企望已久的北海道之旅就此起步。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把学问写在大地上
我最早萌生隐退之意是在1987年，当时我已年过花甲，按照离休政策可以回原籍养老。我的原籍是浙江，连女儿也自认为是浙江人，次女雪梅还自己选择考进浙江大学光仪系，父女心思相通。
其实，我之前没有去过祖籍吴兴（今湖州），在章氏聚居的荻港没有任何近亲，连“坟亲”（守墓人）解放后也完全失去联系。但我落叶归根时，仍把荻港视为首选之地，因为童年时代所受的家庭教育就是如此定位。虽然家人迁徙外地已逾五代，但始终被视为浙商，而我们几代人都保持浙人风俗习惯，连写字都必须师赵（赵孟頫），把寓地视为侨居，没有任何归宿感。因此，我决心离开湖北，回到荻港安度晚年。
正好这年暑假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在南京举办全国“陶行知研究骨干培训班”，学员有两三百人。我与胡国枢都是“陶研”会副会长，所以再次聚会。他与我同乡又同行，所以早已成为知心朋友。他一直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并且任所长多年，又是高级民主人士胡愈之的侄儿，所以与浙江省的党政领导都有所交往。他理解我的内心隐秘，决心促成此事。南京会后他亲自陪同我去荻港寻根，同时也向省政协王主席汇报，希望能对我有适当安排。
那时荻港仍属于菱湖镇，经济、文化发展仍很缓慢，但也正因如此，保持原来风貌也就更多，连汽车都难以通行，从外地到荻港，主要是靠机帆船在密密麻麻的芦苇荡中缓缓通行。在菱湖镇镇长的关怀下，我们很快找到一位热心帮助章氏家族从外地回来寻根的邮递员。他自己绘制了一张荻港简图，并且按图索骥，很容易就找到两位族人，都是“宗”字辈，十六世，与我父亲同辈，而且已退休回乡。他们热心引导我们游览全村，并且讲述许多有趣的故事，但是使我触目惊心的是荻港已失去过去的繁荣，整个村落已陷于贫穷，连接待外地游客的“荻港大饭店”也显得破烂不堪。
我这才领会到近乡情怯，这就是清末民初曾经经济繁荣、教育发达、人才辈出的荻港吗？我想起自己的曾祖父维藩公，他虽然生于太原，长于兰州，少年从戎，在左宗棠率领下转战新疆各地，活脱脱一条西北汉子，但甲午以后却急流勇退，弃仕经商，在事业有成的晚年热心于认祖归宗，并且在诗文中流露出浓郁的乡愁。其遗著《铁髯诗草》收有《北固山人寄赠西湖图帐檐赋此以谢》诗句：“一幅吴绫远寄将，龙眠妙笔胜倪黄。知余时作思乡梦，为画湖山旧草堂。”“相约蒹葭白露天，六桥三筑共留连。何修结得犹龙侣，杖履追随亦是仙。”“同官同志早悬车，更得同骑湖上驴。四世同堂同叙乐，两家佳话有谁如？”“我家昔住圣湖东，烽火频惊草阁空。愿构孤山三架屋，四时常作主人翁。”诗中提到四世同堂，实指我大哥开平（曾长孙）生于1919年，而维藩公卒于1921年，可知此诗应当写于1920年左右。维藩公归隐故乡的愿望未能实现，只有其骸骨安葬于杭州保俶塔下的章家园墓地。他遗留有13枚图章，其中一方为“苕溪渔隐”，至今仍保存在故乡美丽如画的荻港渔庄附设的历史文化博物馆中。
当时我确实很想在有生之年为曾祖父实现他的归隐故乡之梦，正好省政协王主席求贤若渴，立即与教育厅商定，初步方案是让我接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并且委托一位统战部副部长请我吃饭，正式告知我即将向湖北省政府发商调函。我立即答应，决定一回武汉就正式辞去华师校长职务。但这个美好愿望终于未能实现，湖北省乃至教育部都不批准我辞职，只得继续坚守岗位，直到1990年，终于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并且远去北美访学，因而谈不上服务乡梓。
但是故乡并未忘记我这个流落在外的老乡亲。2000年秋天，湖州市举办首届以“笔墨江南”命名的文化节，各项活动内容丰富而又精彩，其中“湖笔文化高级论坛”还邀集若干外地乡亲，包括金庸、吴小莉等。我应邀发表《湖笔文化与章氏家族》讲演，这可以说是我首次在家乡公开亮相。湖州市委副秘书长劳红武负责全程安排我的活动，她是湖州师院的校友，因此对我这个师范大学校长特别关切。会后，我专程回荻港拜会乡亲，菱湖区委书记倪玲妹亲自接待。她虽然是村干部出身，但经过多年磨练，已经成为一位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与政治头脑的优秀干部。她在菱湖地区工作多年，从村到镇到区，摸爬滚打，对荻港非常熟悉，特别珍重章氏家族的辉煌历史。尽管菱湖依然贫穷落后，她却非常注意古建筑及相关文物的保护，几乎是全部封存原有村落，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均妥善保存，不容许任何眼光短浅的开发。湖州文化节以后，市领导已明确以历史文化节为重中之重。我的回乡真是如鱼得水，正好可以在文化城建与历史旅游方面发挥咨询作用。何况倪玲妹高瞻远瞩，且具足够胆识，所以一见如故，决心共同把荻港建设成为现代化而又古色古香的文明古村，并且以民国历史文化为特色，构建文化历史旅游为脱贫的突破口。她把我安排在虚有其名的“荻港大饭店”，并且邀集村委主要干部与我共进午餐。“大饭店”虽已破旧，但家乡的菜肴却非常可口。玲妹一入席就笑问：“章校长大概是第一次与村官吃农家饭吧？”我却故意叹口气：“但我过去却有好些年想见村官而未能呀！”我坦陈自己以往那些落魄岁月，顿时化解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隔阂，而乡情迅速让我融入荻港人当中。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我就是荻溪章氏第十七世的一个村民。正是以此为起点，村委书记吴瑞春与副书记章金财就成为我生死不渝的知交与战友。
倪玲妹慧眼识珠，她还刻意培养一位青年创业典型（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称号）徐敏利。这是一个只读过高中的小村姑，她与妹妹弟弟携手合作，勤劳致富。最早是随潮流经营石油加工，后因污染严重，政府断然禁止，并且多方面资助他们转行。倪玲妹把环保与历史文化旅游结合起来，鼓励徐敏利从事美化荻港的旅游业，除提供两百亩水田外，还在融资上提供方便，村干部更是大力支持。他们共同努力，精心设计，终于很快就创建了一个诗情画意的“荻港渔庄”。由于离上海很近，那些逛腻了周庄之类老景的游客，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保持更多传统文化与村野风光的新去处。经过舒乙等文化名人的品题，吸引了许多京沪名人前来度假。当然，我们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所经常利用假期旅游、开国际研讨会等方式，不断扩大荻港在国内外的影响。荻港渔庄借用了“荻港渔隐”的历史文化遗存，把维藩公的“苕溪渔隐”图章存列于附设的博物馆，并且请我在风景绝美的一个餐厅包间书写“清芬堂”名，陈英士等海外后裔很多都曾来此寻根。荻港渔庄一举成名，敏利迅速从一个多少有点害羞的小村姑成长为一个勇于开拓的智慧型企业家。她不随波逐流，追求庸俗的时髦与西化，而是扎根于本土文化，把室内现代化设施与传统的园林建筑结合起来，特别刻意保存桑基鱼塘，并申报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一举成功，更使这处景点声名远扬。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在此举办国际会议，推广桑基鱼塘的稻植、养鱼与蚕桑之间的良性循环，认为可以在第三世界后起国家大力推广。渔庄重视科技改良，设有二十余人的“院士专家工作站”，覆盖农林养殖乃至食品加工许多学科，这更提高了渔庄的水平与效益。
湖州文化节揭幕以后，倪玲妹很快就被提升为副市长，聪明才智有了更大的挥洒空间。她利用荻港章氏的历史资源，通过十七世罗伯特·章的牵线，率团前往瑞典访问一座城市（即罗伯特·章的老亲王继父的昔日封地），并把该市与湖州结成姐妹城市，在经济、文化上加强交流。玲妹此行由湖州市外办副主任张建智陪同，此人系湖州奇才，原习中医，但酷爱文史，又善于交际。进外办以前，曾历任湖州市驻杭州与上海办事处主任，与当地文化名人多有交往。他醉心于红学研究，与当代红学专家颇多交流，而对当代文学（特别是诗歌）也有独到见解。他与我结识最早，对发掘荻溪章氏家族历史大有建树，所以成为玲妹得力助手，而荻港村受惠最大。他参与到日本访求嘉业堂藏书，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合编《沈家本全集》，以及为著名诗人徐迟建纪念馆开研讨会，都可以说是大手笔。他对民国湖州史研究最为关切，促成湖州市民国文化陈列馆与民国史研究院的建立，同时还以德清县图书馆为依托，业余创办了一个以红学研究为主体的同仁刊物，受到许多海峡两岸同行学者的赞誉。
正是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关心与帮助下，荻港这些年蒸蒸日上。正如章金财2019年新春来信所述：“最近荻港家乡由湖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湖州南浔节第十届鱼文化节，领导、专家、新闻媒体及参与村民、各方游客，有数千人，热闹非凡。进行多场桑基文化论坛、讲座，整个渔庄都是浓浓的鱼文化气息，祭鱼神的歌舞，鱼的菜肴，鱼的书画。大家参观荻港的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桑基鱼塘，已获联合国粮农组织评审通过，湖州与荻港荣获第一张世界级名片。”而2017年清明节前后，荻港又正式成立乡贤会，由老书记吴瑞春与我担任名誉会长，家乡在村治方面也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而且赢得海内外众多乡亲的眷念与支持。
——摘自章开沅著《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