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当麦克卢汉于１９６４年提出“媒介即信息”时,“媒介”一词才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只不过当时麦克卢汉并不是从严格的概念意义上去指称“媒介”,而仅仅将它视为一种隐喻,他希望人们从“人体延伸”的角度去“理解媒介”。６０年一个甲子一晃而过,时间再次证明了麦克卢汉是一个了不起的预言家。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仅出现了能代替人手、人脚、人眼、人耳的机器智能,而且还诞生了能替代人类思维的ChatGPT、Sora等各类数字智能,人体借助媒介已经延伸到了人类甚至都不那么情愿的地步,猜疑、恐慌情绪四处蔓延,争议之声不断。本辑核心话题“媒介新思维”既是针对这种情况做出的回应,也是为了纪念“媒介”一词走进公众生活６０年,给学者们提供一个跨学科反思媒介的平台。
姜宇辉的论文从“Persona”一词入手,梳理了其从古希腊的面具,到近代哲学的人格,再到现代文学作者的内涵变化,它是“化身”也是“人设”,是人与人交往的重要媒介,而情感逐渐成为其中的核心和要点,由此导向了基于“友爱”的共同体建构,这为我们思考当前数字生活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批判性视角;张柠老师的文章结合自己的写作、阅读以及大学教育的经验,立足于“创意写作教育”,强调AI写作尽管具备各种优势,却无法做到无中生有,由此也就无法比拟人脑的创造力,人脑的尊严最终得以维系,这体现了张柠老师作为一名文科专业教授坚定的人文信念;由芳、付倩文的文章对智能体的韧性和人类的心理韧性进行了阐释,为人机协同共生韧性系统提供了机制分析,旨在深化对人类和智能体在交互环境下韧性增强属性的理解,这既为人机共生社会中的风险消解与韧性提高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实质也是为人类未来在人机共生社会中如何自处提供了预防思路;核心话题的最后一篇文章《睡眠如何成为一个媒介研究问题》十分有趣,作者陈荣通过对睡眠研究的历史梳理,发现人类社会对睡眠的态度始终伴随着社会结构而变化,而当数字媒介成为一种宏观社会环境后,“深度无聊”嵌入其中,二者间不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一体化的连续性过程,人类进而获得了真空的、沉思的机会,这样的“媒介新思维”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且贴合当下媒介变迁带来的人类境遇,扩展了我们对媒介的认识与理解。
本辑“新媒介学理”栏目的首篇文章《媒介事件、摄影观测与科学启蒙》聚焦十九世纪两次“金星凌日”观测的天文事件,当时也是各国新闻报刊竞相报道的媒介事件,这对处于晚清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是一次难得的科学普及机会,作者闫爱华教授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与阐释,揭示了此次事件所折射出来的西方科技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遭遇时展开的观念冲突和文化选择,深刻表明早期现代性在中国的展开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同样昭示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必然充满艰辛;《空间转译与意义争夺:洗浴中心的传播型构与媒介实践》一文的作者黄皓宇还只是一个硕士研究生,但她通过分析老年群体对沈阳洗浴中心的使用,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具备特定功能性的公共场所,有可能实现老年社区的构建与社交关系延展,进而揭示了深度媒介化时代行动者、媒介与空间交往实践带来的新的传播型构;董丽雪、周维《探寻地方:基于人—媒介—地方关系的城市空间情感想象及发展路径研究》一文则聚焦短视频中的东北早市,分析其对城市空间情感想象的建构角色及意义,讨论如何让东北从早市出圈到城市出圈,这与黄皓宇的文章相互呼应,让我们从媒介的角度对东北有了不一样的了解。
本辑最后隆重推出《晚清民初“辱华电影”的视觉表征与话语冲突(１８９１—１９２７)》一文,作者陈希洋以详尽的影片资料分析,并结合“辱华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指出伴随着中西双方“看”与“被看”现代性视觉力量的对抗与博弈,以及中国电影自我表述的无力。指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东西方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乃至视觉暴力,使得西方影像媒介向晚清中国的输入,天然带有了“侮辱”的文化基因,而这样的文化基因在话语评论场域里却是接受与抵制并存的混杂状态。这样的史料挖掘与阐释弥足珍贵,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文写作时,巴黎奥运盛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我们为国旗在西方中心冉冉升起而骄傲的同时,更需要不忘国耻,更应该为那些仍处于被欺凌与被侮辱境地的国人发声。耻辱不仅仅是外在的,它深埋于内心,时间久了,以致不自觉地成了一种潜意识,中国社会启蒙的重任远未完成。《媒介批评》虽然是一本学术性的期刊,但绝不是精英们蜷缩在学术高墙内自娱自乐的工具甚至玩具,我们永远立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愉快地、小心地、艰难地、痛苦地走着……????
